習近平如何踢好中國改革的下半場
習近平是個標準的球迷。北京101中學是個足球氛圍濃厚的學校，少年時代的習近平在此就讀就喜愛上了足球。那時習近平作為足球隊的隊員和一些「紅二代」學生球員交過手。在擔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期間，習近平經常在週末回北京時讓好友圍棋國手聶衛平找足球票。1983年夏天，習近平與聶衛平在上海觀看中國隊和英甲亞軍沃特福德的比賽，中國隊後防線被打得七零八落，被沃特福德打進5球，二人憤憤離場。談及那場比賽，聶衛平透露，習近平雖然「看得傷心」，「但他一直很關注中國足球」。
1988年，習近平就曾在《提倡「經濟大合唱」》一文中，談到了足球賽給他的啟示——「經濟大合唱」就是要講協調，講配合……這好比一場足球賽，僅講個人技術水準恐怕已經不合潮流了，配合意識已經成為綠茵場上重要的戰術意識。一個地方的經濟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個整體。
因為深愛足球，所以，足球比賽的一些術語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人們比喻習近平領導中國改革的代名詞，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如何踢好改革的下半場」。
自1979年鄧小平成為中國改革的最高領導者之後，到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路程。這30多年，可以稱為中國改革的上半場。
中國改革的「上半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被世界公認為「中國崛起」或「中國奇跡」。
但「上半場」結束後，習近平面臨的形勢卻並不完全樂觀。
中國學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有這樣的描述：
「大家都知道，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把它叫作改革開放時期。現在回頭來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把一些事想得有點簡單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當時沒有想到。什麼意思呢？當時，我們腦子裡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從某個起點走向某個終點，起點是舊體制，終點是新體制。這個過程的結果會怎樣呢？按照當時的邏輯來說，我們只能想到兩種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如果最後走到終點，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改革就失敗了。
但是，其實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這是當初我們沒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時候，它不走了，不動了。它不但不動，還把這種狀態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
改革出現了一種停滯，「有人不願意往下走了」，換句話說，下半場有人不願意接著踢了。當然，這些還只是表象，中國改革深層次的問題顯然要嚴峻得多，對此，習近平有這樣的論述：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
2013年11月，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推進改革的形勢和困難作了這樣詳細的說明：
正是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高度，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反覆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當前，國內外環境都在發生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比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深化改革。
對如何踢好中國改革的「下半場」，習近平似乎已經胸有成竹。2014年，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相關研討會上發表了這樣的談話：
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打虎英雄」決心打破「腐敗魔咒」
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間，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決策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個常委會是由9名成員組成，分別代表党、人大、政府、政協、軍隊、紀檢監督、政法等八大領導機構，9名政治局常委各有分工，既分工又協作，形成中國特色的權力制衡體系。這一體系被中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稱為「集體總統制」。
胡鞍鋼教授認為，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集體」二字：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它的實際運行體現在五大機制：集體交班、接班機制;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學習機制;集體調研機制;集體決策機制。
熟悉中國政治歷程的人都知道，集體領導是為了糾正毛澤東時代個人權威淩駕於中央之上而設立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最高領導人獨斷專行，任意決策。
但是，一旦集體領導演變為「集體總統制」，將可能出現眾多權力機構互相制衡的格局，中國老百姓戲稱為「九龍治水」。
眾所周知，美國政治體制實行三權分立，華盛頓的政治生態有時也亂得不亦樂乎，如果形成「九權制衡」的局面，那將出現怎樣扯皮低效的亂象，人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
於是，在2010年前後，中國民間已經傳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評論，這就鮮明地說明，過分強調相互制衡的權力機制已經出現了低效、低能和內耗嚴重的問題。要是在中央最高層的權力體系中出現了個別成員的腐敗和變質，那對政治運行將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害，這是可以預計的，只是由於高層政治資訊的封閉，外界無從知曉細節而已。
「集體總統制」演變為「九龍治水」的局面，顯然與集體領導、高效決策的制度設計初衷相違背，這就必須對這一權力機制進行適當的改革與調整，以結束那種改革停滯不前、決策搖擺不定、政策執行力低下的困局，顯然，這一重大挑戰擺在了習近平面前。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曾指出：除非你嘗到過深谷的滋味，否則你就不可能真正領略險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觀，那麼你也不可能懂得一個領導人的動力來自何處。
政治家在面臨權力分配和調整時遭遇到的壓力之大，特別是清除權力最高層的腐敗行為時面臨的風險之大，是局外人無法瞭解的。中國過去有一句話叫：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就可以免除刑事處罰了，過去的高級官員即使觸犯了法律，處罰也多以貶職、降級、批評斥責為主，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面子」。
重組權力，改革弊政，正本清源，依法懲治腐敗高官，這些舉措被中國人形象地稱為「打老虎」。眾所周知，老虎是猛獸，一旦打不過它，是會被老虎吃掉的。因此，反腐敗的風險就如同獵人打虎，是極高風險的行為，一旦打虎失敗，獵人就有滅頂之災。因此，中國歷朝歷代在「打老虎」的問題上都是慎之又慎，決策者十之八九的時候是「睜隻眼閉隻眼」或者「繞著走」。
2012年歲末，當剛剛登上最高政治舞臺的習近平向中國民眾宣示「打鐵還需自身硬」「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時，國內的民眾是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的。但隨後習近平一系列打虎動作的出爐，讓老百姓看到了他的「實誠」——僅2014年一年間，中國就有四個特大型「老虎」被拿下，他們是周永康、徐才厚、令計畫、蘇榮。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書記，他是正國級的高官，出外訪問能享受首腦待遇，被外電稱為「政法王」；徐才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中央軍委原副主席，是副國級的高官，他主管軍隊的幹部、人事工作達10多年之久，徐在軍隊中的地位高於美國的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中國軍隊中舉足輕重的領導人；令計畫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案發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也屬於副國級高官。令計畫擔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比白宮辦公廳主任要更重要更敏感，被中國民間稱為「大內總管」；蘇榮擔任過多個省的省委書記，被抓時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是副國級的高官。另外，從中共十八大以來，先後接受調查處分的腐敗官員僅省部級以上的就超過100位，其中不乏位高權重的「大夫級」高官。
中國的年輕人在網路上給習近平畫了一幅漫畫像——習近平騎在「大老虎」背上，揮拳痛擊猛虎，這幅模仿打虎英雄武松設計的卡通形象，鮮明地說明了民眾已經很自然地認可習近平打擊腐敗的魄力和勇氣，中共的紀律檢查機關也是一個動真格、不怕事、不講情面的「鐵面閻王」形象。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到2012年，中國因為腐敗問題受到法律懲處的高級官員，總是停留在副總理、副委員長或者政治局委員這個級別，從來還沒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或者正國級官員被法律問責，以至於中國民間傳出了「反腐有上限」的說法，意思是到了政治局常委這樣的級別，就不再有腐敗問責的風險了，但這個延續了60多年的所謂「慣例」在習近平的鐵拳攻擊下，已經不復存在。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是第一例。今後，不管是誰，不管級別有多高，也不管權力有多大，一旦違反法律和中共的紀律，就得被問責。這條「高壓線」在習近平手裡被充上了電。
英國的阿克頓勳爵曾經深刻地指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萬古不易的鐵律。如何馴服權力？如何抑制權力導致的腐敗？又如何讓權力正確而高效地發揮作用？人類的探索充滿艱辛。一部人類政治史，就是一部人類探索正確駕馭權力的歷史。對此，習近平的政治探索是具有獨特意義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近13億6千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權力掌舵者是不可想像的。保持權力運行的統一高效和穩定，必須是第一追求。與此同時，如何防止強勢的權力發生蛻變和腐敗，使權力始終在清廉的軌道上運行，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曾經說過一個故事：2013年3月，他擔任中共中央紀委書記後不久，在北京見到了他的美國老朋友基辛格，當他介紹自己的職務和分管工作時，季辛吉點評說「這是一項偉大的工作」。王岐山後來笑談，我理解季辛吉博士說的「偉大的工作」，其真實的含義應當是「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理解他的話不像是好話，而是在調侃我——偉大的工作，是指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做不到，管不住……」
一個擁有8600多萬黨員的執政黨如何清除腐敗，保持高效廉潔，這被稱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實並不讓人奇怪。中國的電影早就有「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的臺詞。既要保持中國共產黨穩固的執政地位，又要防止權力滋生腐敗，這種打破「腐敗魔咒」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同樣擺在習近平面前。
對於這樣的質疑，習近平的回覆是「中國共產黨還真不信這個邪」。不信邪，就得拿出讓人信服的硬招來。從2012年末到2015年初，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習近平通過自己一系列的強勢表現，已經顯示了他具備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勇氣、智慧和政治謀略。如果在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封建專制傳統最長、官僚主義積弊最深的東方大國裡，實現政治清明，官員清廉，治理有效、民眾歡迎的政治新常態，那將毫無疑問是對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先前備受爭議的「中國道路」也將具有不容置疑的說服力。
目標直指2049年
習近平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這是習近平執政兩年多以來，國際政治評論家比較一致的評價。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評論很有代表性，鄭永年2014年10月在一次演講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一定要考慮長遠的目標。長遠的目標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數國家的多黨制只能考慮我當總統、總理任期之內的事情，超過任期就不考慮了。像新加坡的執政黨這樣的能為長遠考慮的黨也不多了，越來越少。
這是什麼概念呢？我覺得中國1949年以後，毛澤東三十年，鄧小平三十年，現在習近平將考慮後面的三十年，這個非常重要。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掌握政權是1949年。1949年以後他應該搞建設，搞制度建設。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義者，1949年以後還搞繼續革命，所以出現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轉向搞現代化建設的三十年。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江澤民、胡錦濤，他們的各十年都屬於鄧小平時代。現在真正進入後鄧小平時代。胡錦濤可以說是鄧小平時代向後鄧小平時代過渡的十年，現在正式進入了後鄧小平時期。習近平考慮的就是下面三十年的事情，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有人說毛澤東是第一代，鄧小平是第二代，那麼，習近平就是第三代。
鄭永年同時認為，習近平結束所謂的「集體總統制」的分權狀態，集中中央的權力推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從政治上，習近平上任以後最主要的就是結束了以前的分權狀態而向集權發展。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中國從鄧小平1978年改革以後，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權的，20世紀80年代是分權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也是分權的。中國的集權從朱鎔基當總理開始經濟上集權，但是整個胡溫時代是分權的。那個時代的分權不是說中央主動分下去，而是集不起來了的結果。現在為什麼要集權？習近平說，改革容易做的已經做了，不好做的沒做；肉吃完了，要啃骨頭了，啃骨頭就難一點了，所以要集權。這是第一個原因。
清華的胡鞍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說中國是集體總統，美國是一人總統，我們有9個總統，集體總統要比一個總統好。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集體總統到最後可能一個總統都沒有，集體負責到最後沒人負責，集體領導到最後沒有領導。這樣不行的。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誰負政治責任，9個常委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家就互相制衡，所以我有時候開玩笑說西方人講三權分立，中共黨內是九權分立。為什麼會出現周永康這樣的例子？是頂層設計出問題了，頂層設計就是九個常委分工負責，你管這一塊，他管那一塊，這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主義。周永康的事件很明確地說明這種分工的東西不行。實際上，我覺得，當時的領導層做不成，是因為大家互相否決，誰也不服誰。那個時代，老百姓都在抱怨不知道誰在負責。這樣的體制就使得很多情況下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反而出現像周永康這樣的事情。所以現在要集權。我覺得習近平的判斷很准。
鄭永年的判斷與中國民間百姓的觀感相當一致，現在的問題是，結束了「九龍治水」之後的習近平將怎樣佈局未來。
2014年6月16日，FT中文網刊登了《習近平的改革及其使命》一文，作者正是曾任世界銀行（WB）行長、美國貿易代表和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先生。佐利克的觀察可謂相當深入：
在上任大約一年之際，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執政方向日益清晰。他的首要任務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目前，中共正號召幹部觀看一部關於蘇聯解體的紀錄片，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也沒有被視為英雄。
習近平的自我批評及反腐運動既旨在淨化中共，同時也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控制權。他鞏固權力的速度比人們預期的更快：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居主導地位，還是中央軍委主席，新成立的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主席，以及領導經濟改革的多個黨內高級別領導小組的組長。
在把維護中共當作首要任務的前提下，他的改革應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經濟改革將不會伴隨著政治上的放開。與此相反，考慮到改革帶來的風險，他的信念是必須把政治置於控制之下。
改革將把關注點放在經濟治理和現代化上。對西方人來說，這些名詞看起來或許有些模棱兩可。不過，習近平的目標卻是，成為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三位領導人之一，與毛澤東和鄧小平齊名。這位中國國家主席的歷史任務是：為恢復世界大國地位的中國，構建現代經濟結構。
如果說佐利克先生偏重于觀察習近平的經濟改革藍圖的話，一些觀察家注意到習近平的整體改革方案已經呼之欲出。
其中，以香港《大公報》的評論文章最具代表性。2014年6月，就在佐利克先生發表上述文章的幾天後，《大公報》以《習近平深化改革「頂層設計師」身份漸顯》為題，再次深入分析了習近平的「棋局」：習近平以最高領導人身份循例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再加上其國安委主席、中央網信領導小組組長等職務，使其不僅執掌了憲法賦予的最高國家權力，更為重要的是，直接掌管了政治、國家安全、外事、社會管理等重要領域，便於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大幅提升了複雜利益博弈格局下的權力運行效率，為深化改革進行更加高效的頂層設計。至此，習近平作為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頂層設計師」的形象漸趨清晰，影響力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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