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次踏足維也納，乃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從貝爾格勒搭火車去。出火車站不遠，我找到一間昏暗骯髒的「旅館」。我這輩子沒住過那麼糟糕的旅館，可怕程度連塞維爾的工人平價旅社都比不上，房間裡臭蟲、蟑螂橫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間旅館。其他垂頭喪氣的房客，帶著以粗繩捆紮的卡紙板手提箱，來來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則住了很久，因為我在隔壁街認識了一個好心的當地人，可以去他那裡喝湯吃麵包打發三餐，有時，大概每隔幾天，我還會犒賞自己一杯澀味白酒。
一六八三年，整整兩百八十個夏天前，前來圍攻維也納的奧圖曼大軍，就在那個地點紮營。那是歷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一五二九年秋，第一次圍攻時，他們就來過那裡。當然，一九六三年時，已沒有蛛絲馬跡或回憶可追溯那兩場惡戰，而我也幾乎未聽人談起它們。能見到的，就只是更晚近一場攻擊留下的痕跡。一九四五年，蘇聯第三烏克蘭戰線部隊與納粹武裝黨衛軍打了十二天的巷戰，最後於四月十三日拿下維也納。十八年後，我仍可在一長條公寓大樓的正立面高處，見到當時留下的累累彈痕。
在那幾個月前，我在馬德里人文學院後面停車場牆上，見到一樣的痕跡；在我們上課的那些房子裡，共和派曾拼死奮戰，逐樓撤退，最終擊退佛朗哥將軍非洲兵團的進擊。那是一九三六年初冬的事。在維也納見到那些彈痕，立即叫我一陣戰慄：我知道它們的來歷。雖然距當時那麼遙遠，此刻沉浸在生機勃勃的維也納飲食、藝術、音樂、文化中，當下的感覺也與一般人無異，但我還有種不安，對戰爭、暴力、生死搏鬥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奧匈帝國子民，對一九○八年之前的事，懷有浪漫回憶。十八歲時的我，滿懷祖母所灌輸給我的那些回憶，覺得維也納既迷人且叫人有點失望。但那些彈痕累累的牆——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張醜陋的大麻臉——卻在我腦海徘徊不去。第二次來時，我至少對一六八三年土耳其人圍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約翰．史托耶的《維也納攻防戰》是我的旅遊指南，當時才出版（一九六四）不久。我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在市中心穿街過巷，試圖將一六八三年所發生的事與矗立在該區的建築串連在一塊。城裡大部分地方，街道布局和一六八三年時大同小異，但這時（還未列為「世界遺產」之時），已沒有標記或牌匾可訴說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
我很快設立了自己的地標：一家販賣美味新鮮香腸、外加一碟泡菜、一份油亮亮馬鈴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間供應平價好葡萄酒（九、十月時最佳）的破舊酒吧。後來，我搭電車到城外格林欽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車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隱修院附近的酒館，找到遠遠更好喝的葡萄酒。但接下來幾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漸漸消失，雖然不像其他歐洲城市裡消失得那麼快。一九八○年代地鐵的建造，標誌著一九一四年前舊世界的終結；那是自一個世紀前拆除舊城牆、建造環城大道之後，維也納最浩大的營建工程。
或許表面上看來是如此。事實上，那反倒促成舊世界的重見天日。原據認已拆掉的舊城牆和稜堡，其實仍存在於這座十九、二十世紀新城表面底下，至少仍存在痕跡和基礎。完成這本書之前幾個月，我告訴一友人，在國家劇院附近見到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辦公大樓，結果挖出像是舊拱頂的東西。牆與瓦礫的顏色古怪，很淡，我不確定是磚造還是石造。他說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維也納城牆。一八五○年代起，環城大道工人將城牆一塊一塊拆下，拆到地面下一點點時就停手，以便為這道路工程留下堅實的路基。因此，維也納城牆，或至少該城牆的殘餘，仍在原處，一如俄羅斯人進攻該城所留下的痕跡，在一九六三年時仍在原處一樣，如果你知道去哪裡找的話。
知道歷史事件在哪裡發生，很重要。四處走覽是不錯的點子，但地理景觀往往已不復原貌。不過，在這段歷史於筆下漸漸成形且筋肉日趨壯大時，我另外去了一些戰場和其他可憑弔歷史的遺址。事實上，那些地方多是歷史湮沒不明之地。在那裡，沒有人知道遭遺忘已久的戰役曾在哪裡開打，甚至沒有人講得出那地名。有時我運氣較好。在現今奧地利、匈牙利交界上，大約在莫格斯多夫村附近，聖哥達之役的遺址上頭，有座小丘俯瞰戰場。當地一位熱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蓋了座小型紀念館。那場戰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那紀念館所記錄的，只是漫長複雜歷史裡的一刻，從歷史割離開來，而看不出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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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不是段容易理解的歷史。由於某種和恐懼（我主要的研究課題）一樣短暫且難以捉摸的東西作祟，我不清楚什麼東西會是重要或有用。後來，因為研究奧圖曼匈牙利史卓然有成的史學家帕爾．佛多爾指點，我才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有天，在布達佩斯，走出科學院時，他告訴我，對於在奧圖曼匈牙利境內發生的許多可怕之事，我們知之甚詳。我們可能知道某種暴行在哪裡發生；甚至可能知道誰受害或知道他們的遭遇。但這些可怕之事，都未能創造出適用於所有類似情況的一般概念，一貫說法。每件事都是獨一無二，除非我們能切實提出那事的普遍之處。歷史一團亂，通常叫我們吃驚。
我在無意間走進一塊遼闊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領域。關於十五、十六世紀，已有大量優秀作品問世，關於十七世紀，少得多，關於十八世紀，則幾乎沒有。因此，我把焦點放在這段較晚的時期，以一六八三年維也納城攻防戰為核心，直到哈布斯堡和奧圖曼土耳其這兩大帝國衝突的最後時期為止。為使本書不致龐雜失控，我不得不略而不提這場對抗奧圖曼帝國的戰爭中其他的參與者，不得不捨棄有關維也納之角色與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島嶼、地中海所發生之戰役的資料。有關克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往東擴張、最終將勢力伸入中亞諸汗國的資料，也有很大部分不得不割棄。我不得不百般不捨地擱置我對中國的冗長補論。
就奧圖曼、哈布斯堡後期的軍事對抗來說，最晚近的原始資料，仍是那些寫於十九世紀的資料。這場聖戰曾占據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許久，但老實說，到了聖戰晚期，該聖戰已跌出歷史重心的舞台。第一次到維也納之後的幾年裡，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十七世紀的軍事史，而是十九、二十世紀的軍事史。檔案室裡的爬梳，重點放在奧地利於國際武器買賣裡的角色，我在小鎮施泰爾，埋首於當時的航海日誌和存貨清單，度過快樂的幾個星期。我從那裡去了維也納戰爭檔案館的密室數次。但一直以來，在許多史料裡，都潛藏著某種未明言的恐懼：恐懼競爭者或對手會取代奧匈君主國；恐懼未做好準備，恐懼科技落後，技不如人。最後，當我轉而探討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題時，仍察覺到這股幾乎未曾消失的隱隱焦慮。那焦慮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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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書籍需要在正文開始前預為解說。首先，我得益於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就是說，我的想法承襲自某些學者。我想寫這本書想了很久，但若沒有羅德斯．默菲的《奧圖曼戰爭，一五○○至一七○○》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卡洛琳．芬克爾《奧斯曼的夢想：奧圖曼帝國一三○○至一九二三年史話》在二○○五年出版，這本書不可能寫成。當代出版品對於「土耳其人」那種根深蒂固的負面看法，我從來不信。我可以說明這些負面觀點如何透過書籍、小冊子、繪畫、版畫、甚至茶杯和瓷磚，在西方世界一個接一個滋生，但我提不出另一種看法。默菲和芬克爾摒除了某些刻板觀點，但更重要的，他們也縮小了雙方在戰場作為上實際的差距。西方作家認為「土耳其人」的行徑超乎人類正常範疇——殘酷、好色、受盲目信仰不斷的驅策，因此，在他們筆下，土耳其人無異於人格變態的民族，奧圖曼帝國幾乎不可能有別的行徑，例如人道行徑。但這一形象根本與實情不符，從法醫學角度得到的證據，均一再顯示那些刻板看法不實，令人不安。
另一位對我思想有所啟蒙者，乃是奧地利社會人類學家安德烈．金格里奇。大部分資料，還有我對歷史事件的較深入研究，都不適用於任何思想架構。金格里奇將對西歐以東地區所發展出來的觀念——從該地區的民族和文化發展出來的觀念，稱作「邊境東方主義」（frontier Orientalism）。我嘗試以這概念去解讀我的資料——那些資料前後涵蓋的時期，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時間更長得多。結果管用。這概念給了我一個基本模板，讓我可將一個個證據像拼圖一樣拼出完整面貌。我想未來史學家會發現「邊境東方主義」是個無限好用的觀念。
本書並非根據原始手稿寫成（只有一兩處例子用到原始手稿），而是根據十六到十八世紀出版的資料寫成，當時人對那些事件的了解，想必大部分得自那些資料。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幾年、至今仍在研究的資料。如今，我仍在發掘遭湮沒的歷史，且也正在改變對已研究過之資料的看法。偶爾，我們無法得知人如何形成其看法，但我們可以了解資料如何呈現在他們眼前。自十五世紀迄今，情況改變不大。一如你手上這本書，有人決定將其出版，希望從中獲利。有些書、小冊子的印刷出版，出於別的動機，但我所用過的資料，大部分清楚屬於營利性質。它們是待賣的產品，而印刷業者（當時的出版商）努力使它們盡可能為潛在顧客所買走。促銷的關鍵手法之一，乃是替它們配上雕版畫、木刻版畫插圖。在識字率較低的年代，這特別管用。
欲了解某書是否大賣，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幾版，在市場上賣了多久。同樣的，如果某書出版了別種語言版本，那書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族群的讀者。我們慢慢查探這些網絡。有些書籍催生出為整個歐陸人民所信持的看法。英國人保羅．萊科特的著作，出版了好多版且譯成法文（兩次）、荷蘭文、德文、義大利文、波蘭文、俄文；維也納被圍期間一直住在城裡的律師約翰．彼得．馮．費爾克倫，寫了一本小書，一六八四年在布魯賽爾出了法語、拉丁語兩種版本；在林茨出了德語版；在維也納、威尼斯、那不勒斯出了義大利語版；在克拉科夫出了波蘭語版；在倫敦出了英語版。還有一些書只是剽竊已出版書籍的內容，掛上不同書名出版。手寫稿是最普見的傳播方式，但傳播範圍相當有限，而印刷書、木版畫或雕版畫、或小冊子，則是為了大規模銷售而問世的東西，是可買賣的商品。從這角度來看，後人所收藏之印刷書珍本上的記述，往往比大檔案館所收藏之手寫稿的內容，更能揭露大眾的態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發生的事？可以用華麗的「文明衝突（與失敗）」思想模式檢視那事，結果頭一次檢驗證據，那模式就不管用。可以審視「穆斯林衰落」這觀點：從中世初期幾場大勝之後，穆斯林就步上漫長的江河日下路程。但我也不覺得這觀點站得住腳。本書用了不同的措詞。我談（奧圖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奧圖曼帝國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但除了瀰漫奧圖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他們還有明確的突厥語族文化傳統。近來，史學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詞，原因是奧圖曼帝國認為「土耳其人」是鄉巴佬，覺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的確如此：但在這同時，他們也極自豪於自己的土耳其先祖和出身。再怎麼說，突厥語族認同，為凱末爾的新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提供了意識形態。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間成為奧圖曼帝國在西方長久的死對頭。波蘭人、匈牙利人也有各自一段與奧圖曼帝國衝突的歷史，那是與哈布斯堡、奧圖曼帝國衝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樣重要的歷史。但奧圖曼、哈布斯堡的對抗，是兩個「帝國」的對抗，雙方都想取得某種支配和管轄權。兩者共通之處較多。這兩個古老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滅亡，但在滅亡的許久以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競爭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認知、古老過時的儀式、十九世紀末期對他們老態龍鍾、看笑話式的包容，這些不只在一九○○年時不符事實，且還歪曲了他們的歷史。本書以兩者歷史開始合流之時為開頭，以兩者不再相互殺伐之時作結。戰爭能揭隱發微，診出弊病，就像具折射力的稜鏡，能將錯綜交織的問題分解為各自的基本組成。它幫助史學家提出（並回答）以下問題：奧圖曼政權為何落敗？怪的是，失敗的哈布斯堡政權，卻沒有受到以同樣問題如此追根究底的質問。本書不是部軍事史，重點其實在探索社會如何因應這主要挑戰。若欲了解那段歷史，套句約翰．基根那個震聾發聵的觀點，我們得了解奧圖曼帝國的「戰役之面」。
最後，有個麻煩的術語問題。同一個地方或事件，有時會有德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克羅埃西亞語或塞爾維亞語的不同名稱。從頭到尾使用其中某種名稱，不可避免會予人站在某一方的聯想。但為讀者閱讀方便，名稱不得不有所統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稱（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稱用捷克語或斯洛伐克語的說法，其他名稱用德語、匈牙利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克羅埃西語、或土耳其語的說法。對於國際知名事件，例如戰役或條約，對於在英語裡有不同拼法的當地地名（例如維也納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語說法。書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時，先名後姓，以避免對非匈牙利人造成困擾（譯按：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後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奧圖曼」，一如十七、十八世紀那麼自然的使用這兩字眼。拘謹的奧圖曼人，現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還是希望這不致冒犯到他們。

1683維也納攻防戰－哈布斯堡王朝與土耳其人...

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1683維也納攻防戰－哈布斯堡王朝與土耳其人的對決

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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