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越南夢
西貢，空氣中瀰漫著溫暖的濕氣。我站在路旁，看著一群裸露上身的男人搬運土石，油亮的古銅色肌膚上布滿中國古老民俗療法拔罐的痕跡。
我正在找名叫「湯米」的導遊唐先生，是輾轉由一位曾經來越南談生意的朋友推薦的；手裡握著當時草草書寫在信封背面的名字與西貢路線圖，想起準備出發前那陣子慌亂的心情，忙著採買碘酒藥片，補送之前遺忘的年節禮物。
此刻，我站在街角的魚販攤子旁邊，看著女人俐落地扭掉青蛙的頭，想著「湯米」，彷彿他是個失散多年的兄弟。湯米成了這趟未知旅程的關鍵，或是一個繞過大半個地球把我帶來這裡的夢：讓我從西貢走到河內，這條千里長的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
突然，尋找唐帶給我的焦慮，遠超過未來旅程可能發生的其他問題。
尋找導遊
我手邊的字條潦草地寫著，「先找辜立克，納福客旅社前的三輪車夫」，朋友告訴我他認識「湯米」，他會帶我到「湯米」的住處。我鼓起勇氣，跌跌撞撞地走進混亂漩渦中。
納福客旅社外停著一排白色棚子的三輪車，彷彿一道圍牆；看到我走近，車夫們憑著第六感，知道生意上門，全打起了精神，猶如獵犬嗅到獵物般。他們一下子拉高聲音，滔滔不絕地誇耀坐三輪車觀光的優點，建議我走一趟中國老街，尤其是市中心的劇院更是不可錯過的景點；或者到遠處的寺廟上柱香，那座寺廟整個是以玉石建造。當我拿出破爛的小紙條時，他們臉上露出明顯的失望表情，但仍然仔細地看一看。車夫們沾染尼古丁的手拿著我的字條，一面低聲喃喃自語。其中一位比較有想像力，他突然眼睛一亮，大叫「辜立克」，並從小吃攤後面拉出破舊的三輪車，斜看旅社門口一眼，隨後示意要我快點上車。車子嘎嘎作響，掉落一些好似馬毛的填充物，就這樣，我們離開納福客旅社。
做生意的男男女女盤據東胡街（Dong Ho Avenue）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他們的貨物散落一地，我看到烤狗肉、雞（死活都有）、二手簽字筆、單張出售的紙。除此之外，到處可見醉漢在排水溝嘔吐，狗兒不經意地聞一聞老鼠腐屍；不久，我們的三輪車轉進一條越來越狹窄的街道，然後進入另一條曲折蜿蜒的巷弄，三輪車就像擠牙膏一樣勉強擠過，結果嚇跑一群老太太，撞倒一個老神檀，神檀還冒著氤氳的香煙。
辜立克躺在兩塊木板上，打著呼，吐出昨晚的啤酒氣味。他蹣跚地起身，笑一笑，露出一排爛牙，然後到附近的抽水機，轉動開關取水。水從這條巷弄專用的蓄水槽流出，經過塑膠水管，引導至洗手台。辜立克拿起牙刷，刷著那滿是褐色齒垢的牙，我站在汲水器旁，十分訝異地看著海藻植物沿著水槽旁攀爬到抽水機口。一陣木屐聲，打開抽水機後出現吸力的聲音，植物不見了。辜立克漱漱口，把牙刷放回可樂罐製成的架子上，比著手勢要我到外頭他那輛生鏽的三輪車上。
我爬上車。那些老太太在我們弄倒神檀之後，不吭一聲地拾起散落的香。
辜立克像一隻鸛鳥直立在我身後，他的膝蓋上下移動，穿著橡膠拖鞋的腳歪斜地踩著踏板，我們的三輪車在幾無縫隙的車陣中四處鑽動。他說，「我啊，號稱高速子彈，沒人比我辜立克更快了。」我們衝到十字路口，這裡匯集三方來車，橫衝直撞根本無所謂交通規則，視人命為無物。我坐在三輪車上，與各種車子擦身而過，一輛卡車經過，我的腳暫時消失在卡車保險桿下；卡車走了，來了一輛載貨叫賣的手推車，我的腳正好撞上外緣的雞蛋。辜立克大笑，繼續往前衝刺，趕赴與死神的約會，而我偷偷地擦拭「銳跑」（Reebok）球鞋上的蛋黃。
我們一轉入路旁的巷子，原本在玩球的小孩停下來，指指點點，問東問西。辜立克帶來一個不平常的「貨物」：高挑的金髮白種女人，這消息像漣漪一樣不斷往外傳播，穿過九拐十八彎的巷弄和陰溝。我們來到唐的家門口，唐急忙跑出來招呼我們，皮帶沒繫好，臉上還有午睡時印著草蓆的紋痕，不過他還是精神奕奕地伸出手，帶著無邪的笑容；見到我，他似乎很高興，像我高興見到他一樣。
「我想去河內旅行，」我結結巴巴用越南話告訴唐。這時已經聚集一堆鄰居看著我們，「經過中央高地……」
他笑容不減地說，「沒問題！」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嗎？」
他那握著我的手緩慢下來，隨即又恢復，他答道，「當然！」
於是，旅程就此展開。
<第一章> 夢境
很久很久以前，我總是習慣聽著媽媽的非洲床邊故事入睡。我窩在被子裡，緊緊抱著枕頭，央求她再說一次菲菲的故事。菲菲是媽媽家裡養的狗，常常漫遊到莫古吉（Mkuzzi）河邊，有一天被鱷魚給吃了，聽媽媽說著她如何在咖啡田裡敲著鍋蓋大步前進，趕走成群的蝗蟲，免得牠們停下來吃作物；還有她那些瓦康巴（Wakamba）族的鄰居，炭和手指一般長短的昆蟲，又酥又脆、熱騰騰的，多美好的滋味！媽媽在尤占巴拉山（Uzambara Mountain）裡——也就是現在的坦尚尼亞——度過童年，來自德國的外祖父母在這裡經營農場和瓊麻田莊，至少三十年以上。媽媽說直到十二歲之前，她不曾穿過鞋子。這些故事成為我幻想的材料，與我的童年交織成一個在紐澤西的家，後院的橡樹、盆栽植物根本不算什麼。
離開非洲來到美國又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終於，媽媽得收拾行囊到英國寄宿學校讀書，接著到瑞士念大學，然後到波士頓。一路走來，媽媽學會幾種語言，取得醫學學位，找到一個丈夫，生了兩個小孩。
一再搬遷的日子
由於當時年紀太小，關於瑞士的記憶已漸模糊，但我還記得我們在家裡說著一種瑞士方言，在城郊學校求學及童年的友人則使用英語。我從來不嚮往歐洲，儘管有些記憶片段是那麼溫馨，像那年聖誕節媽媽做的麵包，後來被偷了，而我的腦海似乎還迴響著噹噹作響的鐘聲，許多當時的紀念物品，像是玻璃高腳杯，還散落在家中；儘管如此，我的想像早已充滿媽媽兒時農場的種種故事，那麼地鮮明，那麼地令我著迷。然而，非洲畢竟是一個遙遠的夢，紐澤西州才是生活的地方：這裡才是我注定生長的地方，念完大學，找一份工作，存錢買一棟房子，每個週末整理草坪。
十一歲那年，我們搬家了。波多黎各（Puerto Rico）在哪裡，我一點也不清楚，可是，當我看著媽媽打包行李，她臉上出現一種喜悅的表情，那正是當她陶醉在非洲記憶裡時臉上露出的喜悅表情，於是我相信，另一種生活，真實的生活即將展開。
生活真的開始了。在里約彼得拉斯（Rio Piedras）的市場裡，媽媽為了沾上一層塵土的蔬菜，用她剛剛學會的語言，和人討價還價；那個可以渡過發臭河流的平台上，停放著我們破舊的旅行車，用一個線頭鬆了、打了結的繩子繫住，使它免於沖到大海裡；在這裡我們學會浮潛，偶爾玩玩小把戲，騙騙別人，要對方摸摸我們戴在手指上好幾天、早就發臭的白頭翁（anemone，多年生植物，有一百五十種。遍布北溫帶和北極地區，花色白至黃、粉紅或藍色——譯注）。在學校，原先困惑我的語言漸漸為我所了解，我發現這兒的文化是如此溫暖而活潑，彷彿有一股溫暖的力量，熱情擁抱初來此地的異鄉人，這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受一種真切的生活，鮮活一如我腦海裡關於非洲的幻夢。
四年的時光過去了，一如我們匆匆地來，這回又得離開去澳洲。好幾個夏天，我都在澳洲中西部人煙稀少的牧場工作，要不然就去令人嘆為觀止的國家公園探險，我在這裡發現以前從未見過的花卉植物與動物。
對我而言，世界的範圍不斷地擴張，我開始讀《國家地理雜誌》，每個夜晚躲在被窩底下，口中喃喃念著如詩一般的地名，聽起來就像遙遠地方傳來奇特美麗的鼓聲。像布松布拉（Bujumbura，非洲蒲隆地共和國首都——譯注）。我覺得，書裡每一幅照片似乎都少了一項重要元素，那就是我：我和一位老先生在巴西的叢林裡抽著菸斗；我漫步在非洲草原上，把手輕鬆地放在獅子的鬃毛上；或是在阿拉伯單桅帆船的索上，一步一步往上攀爬。十七歲時，我偷偷申請加入和平工作隊，可是爸媽不准，我只好去念大學。
我念的是威廉斯（Williams）大學，小小的，很隱密地坐落在怡人的伯克郡（Berkshires）。整個學期，我焦慮地不斷透過電話和爸媽溝通之後，我決定向未來的行銷市場妥協而主修經濟。可是所有的選修課都以非洲和亞洲為主，再加上其他各式各樣的課程，從哲學到物理學，微積分到柯爾律奇（Coleridge，英國浪漫主義時期重要詩人——譯注），但我從未想過有一天可能需要用到學歷。
歐洲探險
大二即將結束，當時我哥哥正忙於準備面試，到一家極有聲望的機構實習，我決定自助旅行，橫跨整個歐洲。讓我驚訝的是，我的媽媽，那個非比常人的探險家、勇敢無懼的冒險者，突然搖身一變成了擔心這、擔心那的母親，她堅持道：「太危險了」。幾番爭執之後，我們達成共識，我應該找人同行。我詢問男友，他不假思索便說，「去歐洲挺好的，但我真的不想去。」話說完，我們馬上分手。我隻身前往英國。
媽媽對我說，「有一天，你會得到報應的，等你十七、八歲的女兒執意要做類似事情的時候。」
能夠從倫敦安全抵達馬其頓而沒有發生任何悲劇，真是小小的奇蹟。穿越歐洲時，我像個未見過世面的小孩，睜大雙眼東瞧西瞧。搭乘十二個小時的巴士之後，我跌跌撞撞地下車，發現自己身處與外界隔絕的南斯拉夫札布拉克鎮（Zablak），那兒沒有觀光旅店，而且夜晚將臨。這時，有位與我同車的年輕男子朝我走來，以手勢邀請我到他家。他的身材相當魁梧，六呎高，寬闊的肩膀，有一雙強壯的手臂，但又表現出害羞、想要取悅人的模樣。他在巴士上不像有些軍人那樣騷擾我，甚至表明家裡還有母親和妹妹等著他回家，我沒想過要回絕，當下就接受了。
過了兩個小時，我們仍舊走在一條羊腸小徑上。我一步步跟隨在年輕男子的身後，這一帶沒有任何人居的痕跡。在月光下，除了他寬厚肩膀的輪廓，我什麼也看不見；我的神智開始清楚：我真是個白癡。在我還來不及鼓起勇氣、盡快消失在黑夜中之前，我們抵達小山丘頂，遇見一位矮小、身體卻結實如樹幹的婦人。她大叫一聲，展開雙臂，緊緊抱住這位六呎高的青年，抱著他旋轉一圈才停下來。她就是男子的母親。接下來兩個星期，我學會如何揉十磅重的麵糰，如何在山邊採集野藍莓，他的家人對我的意義超過從義大利到英國的旅程中，我所記得的片刻、發生過的事。我領悟到，所謂國家，不過就是所有居民的總合；要認識一個國家，我得學習他們的語言，分享他們的生活。於是，大學畢業之後，我加入了和平工作隊。
和平工作隊與華爾街
這一次，我已經二十一歲了，而且一切準備就緒。至少我這麼認為。眼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心裡滿溢著理想，我捲起袖子，昂首闊步走向更美好的世界。在菲律賓，我以驚人的爆發力處理社會問題，深信自己了解什麼對每個居民最好；我負責的村莊即使不會成為全世界的模範，也會是整個菲律賓群島的模範。我搬進一個到處是違章建築的村莊，開始著手計畫，棕櫚樹附近的區域可以圍起來成為公園，在村莊廣場附近蓋一所學校，還有，拜託喔！有誰可以把豬綁起來，不要讓牠們四處覓食，瞧牠們把糞坑裡的黃金弄得一地啊。
如果說人常從失敗中學習，那麼，在這漫長的兩年中，我才學到前人這項充滿智慧的明訓。我種的番茄老是被寄居蟹（land Crabs）咬掉，井水枯竭了，稻秧迅速地成長，又大幅死亡，養的甲殼動物也被淹死。我不具慧眼，培養了一群心術不正的壞人，還錯過許多真正的領導人才。當時我陷入一種絕望沮喪，直到媽媽來看我才稍稍好轉。
我們打算去拜訪另一位自願加入和平部隊的年輕女子，她住在山中少數民族的村落裡。出發前一晚，我和媽媽都吃了一些不新鮮的魚，隔日早晨，媽媽發現我們得坐在巴士車頂時，顯得有些猶豫。
她問：「如果我想上廁所怎麼辦？」
我向她保證，「我會敲敲車頂，司機會停車，等妳上好廁所。」
一小時後，車子快速駛過一畦又一畦新栽種的水田，剛剛從褐色土壤裡冒出來三吋高的新芽，努力往上抽長。媽媽用一種明顯收斂的口吻指出，四處看不見一棵樹，也沒有可以遮蔽的地方；於是我主動要求一位老婦人陪同媽媽，用她的裙子幫媽媽遮掩路過的偷窺眼光。我看著她們往前走去，突然了解，媽媽再也不是那個精通各種神奇事物的專家了。但她的故事曾經在我的生命旅程中陪伴著我。
最後，她搭機回家，而我也回到我的位置上，充電完畢，準備好好工作，深信只要再努力一些，一定可以成功。村民們以一種橡皮筋的彈力回應我的努力：一開始處處讓步配合，但漸漸產生抗拒，直到我再也沒有氣力，而他們又回到最初的生活模式。其實，一路走來，他們也給我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學習經驗，那是一種自我認識的學習，他們讓我看見不同的生命典範，沒有絕對的好壞對錯，只有生存方式的差異。
終於，輪到我搭機回家，那時，我才徹徹底底地覺悟，不再有一絲的懷疑，我知道自己再也不願意成為文明機器的一部分，我想要的不是這個，是別的東西。於是，我穿上絲襪，成為一名管理顧問。
我的薪水漲了四十倍。雖然我學過兩種艱澀的東方語言，而且朗朗上口，但現在根本用不上，放在一旁也就逐漸淡忘。如今，我養成記帳的好習慣，加入健身俱樂部，付出的費用相當於我在和平部隊裡的全部津貼，才能夠坐上腳踏車，不停地踩著踏板，卻哪裡也到不了；兩年後，我發現手指異常地疼痛，醫生告訴我，如果我繼續長時間使用電腦，有一天兩隻手都會無法使用；這種病叫慢性腕骨症候群及屈肌關節滑膜炎。手術花了一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我不停地懷疑華爾街運轉不歇的商業世界，薪水不斷膨脹，生活空洞乏味，還有那無可避免的胃潰瘍。
可是，如果生活不該如此，又該如何呢？我想過自己籌組公司，但代價太高，我不願付出。雖然這些年來，我的薪水不斷往上攀升，我的生活水準並未提高，現在我已經有足夠的儲蓄，如果我再回到過去和平部隊那時的生活模式，我的存款應該夠讓我維持幾年。
可是另一方面，我似乎應該在事業上努力衝刺，好實現我的退休計畫（padding my 401(k) retirement plan，一種為員工準備退休金的投資方式，也就是員工每個月繳納一部分錢給公司去投資，退休時可拿回全部的投資——譯注），並將該付的錢都付清，這才是我從小到大被灌輸的想法。無論如何，媽媽的故事已根深柢固地存在我的腦海裡，彷彿在我身上施了魔咒，無法破解。而且除了媽媽的故事，還有我自己親身的經歷；讓我縈繞於心的夢想不再是非洲，而是亞洲，我忘不了那片土地上色彩鮮艷的紙龍，身穿橘色長袍的僧侶，綠油油的稻田，身泥巴的士黃色水牛，希望我真的可以回去……
幾乎沒有人同意我的想法：我爸爸，從小在瑞士經歷正常的成長模式，他一直看著我在生涯發展上作出錯誤的決定，為我感到十分困惑，我的朋友，在事業上不斷往上發展，同時，一個接著一個傳來結婚的喜訊，期待著夏日的婚禮，快樂地找尋屬於兩人的窩；我的狗，要求不多，無非就是我的陪伴、一只飛盤，以及一個慵懶悠哉的午后罷了。還有我自己，過慣了優渥的生活，如果這回捨棄一切，也許將永遠失去。
話說回來，我二十九歲，沒有丈夫，沒有小孩，沒有貸款，如果不是現在，更待何時呢？
夢幻的神祕國度——越南
我決定了，而且目的地很清楚，就在東南亞核心深處，一個最近才向美國人開啟大門的神祕國度，令人無法忘懷的謎——越南。
從我家附近的圖書館所提供的簡短資料中，我讀到的越南歷史，始於一九六四年的東京灣事變（Tonkin Gulf incident，一九六四年美國驅逐艦在中南半島東京灣遭受北越攻擊的事件——譯注），終止於一九七五年，這段時間正是美國軍事介入越南的時期。而越南語好像不存在似的，我在外語書店只看到烏爾都語（Urdu，通行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語言——譯注）和威爾斯語（Welsh，威爾斯地區使用的一種凱爾特語，在一切法律活動和行政事務中都具有與英語同等的地位——譯注），中間像是遭到破壞，獨獨遺漏越南語。我開始搜尋越南餐廳，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位私人教師；翻閱整本電話簿，只要是越南名字，我絕不錯過。我也自己錄製語言帶，整天拖著一台攜帶不易的錄音機座，活像一隻不甘不願的小狗，門窗上、電視螢幕、馬桶對面的牆上，到處貼滿單字。最後我遇上一戶越南人家，他們同意教我，還拿出一本三十年之久，有點破舊、模糊的文法書，裡面寫滿各種字彙，如獵虎、女僕。
我詳細閱讀我所能取得的所有資料，也看一些影片，如〈天地〉（Heaven and Earth）及〈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坐在這戶越南人家的客廳裡，嘴裡吐出一些字，與其說是一個句子，不如說像是一首歌。我試著屏棄那些可怕景象：那地毯式轟炸的可怕夢魘，隆隆作響的機關槍聲，飽受烽火折騰的村落。我想著記憶中的亞洲，優雅的民眾，祥和的文化；這其中的矛盾，一點道理也沒有。
困惑的人不只我，每當我提到越南兩個字，一定會聽到迥然不同的故事。
曾經有一位獸醫，眼中帶著淚光對我說，「越南是我見過最美的地方，那兒有世界上最綠的綠，還有孩子甜美的笑容……」
另一位，咆哮地告訴我，「偷竊、陰險、骯髒，那些蠟黃的惡魔，看著你的眼神彷彿恨不得殺了你。」戰爭結束二十年了，他激烈的憤怒絲毫未減。
還有一位當地記者說，「越戰把越南帶回石器時代，再加上共產主義的統治，越南每年國民平均所得不超過兩百美元。」
我在一份商業通訊上讀到，「美商公司正渴望前往越南投資的機會，行動電話將是最熱門的新市場。」
似乎，每個人都相信，如果我自行前往越南，一定會出事。
一位曾經是美國海軍，身高六呎四吋的剽悍技工，向我保證，「你一定會被強暴」。說話時，用他手裡的鐵橇猛敲我車子的備胎，手臂的肌肉隨著一字一句晃動著，「那個地方到處有炸彈，瘧疾肆虐，草叢裡躲著蛇和共產黨。到時你不見了，誰也找不到你。」他拿下那個備胎。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那是一個佛教國家，人民善良，而且戰爭結束了。」
他突然停下工作，在我面前揮著鐵橇，像拿機關槍指著我，這是他第一次語帶憤怒地說，「蠢蛋！妳懂什麼？」
他是對的，我懂什麼？除了膽量和直覺，我什麼也不知道。真正的敵人是戰爭，不是共產黨，也不是美國；被放在那樣的處境，不管是誰，俄亥俄的農場男孩也好，河內的鞋匠也罷，人為了生存會不擇手段。我忍不住想像，美國大兵在那險惡陌生的土地上，窩在沼澤叢林裡，面對的是何種驚恐？但終究他們回到美國，恢復正常生活，成為溫柔的丈夫，慈藹的父親，忠貞的國民；越南士兵也一定回到家園耕種，繼續供奉祖先的靈位，陪伴在孩子的身邊。我已經準備好付出代價——我的健康、優勢，還有這位技工說的，我的生命，只為了賭一賭人性本善。然而，面對鐵橇下的指控，我的信念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我怯懦地問他，「如果我安全回來，甚至寫一本關於越南的書，你會讀嗎？」
「我不讀書。」
「那紀錄片如何？一種你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的影片？」
他丟開輪胎，停下來想了很久，「電影？」最後他回答，「好啊，也許吧。」
於是，出發前兩個星期，在最後一堂越語課和許多辦不完的差事中，我買了一架小型攝影機。臨走時，我把攝影機塞進背包，高興地揮別親友，登上飛機。
其實，我心裡恐慌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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