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生平與年代背景
1711年，大衛‧休姆（David Hume）出生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家族世居貝里克郡的寧威爾區（鄰近英格蘭邊界），在地方小有名望，但家境不算特別富裕。根據記錄顯示，家族姓氏原本正確拼寫是Home，蘇格蘭語發音和Hume相同，中文譯音都近似「休姆」（[hjum]）。但是，當時地方戶政較為鬆散，所以也有部分人家登記為Hoom、Hum，以及許多其他相近寫法的變體字。雖然，早在12世紀，宗親族人就已落戶貝里克郡，但直系祖先則到了15世紀之後，才定居寧威爾區。1713年，休姆兩歲，父親約瑟夫去世，由寡母凱瑟琳獨力撫養他和一兄、一姊。《大衛‧休姆的人生》（The Life of David Hume）傳記作者莫斯納（Ernest Mossner）寫道：
休姆家族在宗教方面，信奉蘇格蘭國教長老教會，在政治方面，則追隨輝格黨，堅定支持1688年光榮革命，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共主聯邦制度，1714年漢諾瓦王朝入主蘇格蘭，並且強烈反對詹姆士黨的各種流派。
（Mossner 1980: 32）
1722年，休姆十一歲，和兄長約翰同時進入愛丁堡大學就讀，這並不代表他特別早慧，因為當時學童多半十一歲上下就進入大學就讀，照現前的學制，約莫就是念中學的年齡。大學核心課程包括：拉丁文、希臘文、邏輯、形上學、自然哲學（亦即物理），另可選修數學和歷史等科目。1726年前後，休姆輟學，這在當時頗為平常，只留下甚少的在校學業記錄。在〈我的人生〉（My Own Life）一文，他只簡略記下「我順利通過教育學普通課程」（1980: 40）。
關於未完成大學學業，他寫道是在家庭經濟壓力下，只好中輟離校投入法律相關職業，並且開始自學法律，這方面的知識，
算是相當紮實……這讓他有機會在1746年受委聘，出任遠征軍的隨行法務參議，再者也讓他在有生之年，陸續撰寫諸多類型的法律文件，以及提供法務專家評論見解。
（Mossner 1980: 55）
雖然，他形容自己「年少篤信教義」，但是在這段年歲前後，他下定決心，和宗教分道揚鑣。箇中緣由或許可從他後來對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說法窺見一班：「我渴望從西塞羅著作，尋找建立美德條目的源泉，而不再取法自幼篤信的宗教讀本《人的完全責任》（Whole Duty of Man）」（1980: 64）。此一階段，堪稱休姆學思能量突飛猛進的時期，到了1729年間，他就已經登上思想洞見初綻的入門峰頂，奠定了日後博大精深哲學體系的基礎。
在大量研讀與反思此一[新材料，藉此可望奠立真理的基礎]，終於在我18歲上下的年紀，似乎敞開了思想的新天地，把我轉渡向無可估量的遠方，讓我發諸少年人自然的孺慕之心，毅然決然拋開一切尋歡作樂或其他志業，全心全意貫注其中。法律，我本該認命追尋的志業，似乎只讓我滿心作噁，我無法設想，除了學者和哲學家之外，這世上還有其他我應該去努力追尋的前途。
（Mossner 1980: 65）
1729至34年間，休姆全神貫注探索「思想的新天地」，身心健康大受影響，飽受憂鬱之苦，還染上敗血症之類的生理病症。醫生給他開了偏方，建議每天喝一品特的紅葡萄酒，外加適量運動。後來，休姆自己也歸結，療癒心病的良方就是棄筆從商，暫時擱置嚴肅的學思志業。於是，他前往港滬商城布里斯托，找到一家糖業進口商行，做起營業員的工作。這期間，因為蘇格蘭姓氏「Home」（蘇格蘭發音[hjum]）老是被英格蘭人錯念成「霍姆」（英格蘭發音[hom]），讓他不勝其擾，最後索性改寫成「Hume」（蘇格蘭、英格蘭發音同為[hjum]），比較不會被念錯。不過，他這從商之路也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工作的時候，他老愛糾正老闆的文法和書寫風格，有一回，老闆被惹得火冒三丈，當場就把他解僱了。
1734至37年，休姆旅居法國，開始投入寫作《人性論》。其實，他心中理想的居住地點是巴黎，但礙於一年家裡只能給他50英鎊，難以支應當地的生活開銷，退而求其次，只好選擇落腳安茹省的拉弗萊什（La Fleche, Anjou）。除了住宿便宜之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當地有一所相當不錯的耶穌教會學校（Jesuit College），圖書館藏甚為豐富，笛卡兒曾在此就讀。
休姆回到倫敦之後，找了一家出版社，一直待到1739年初。1739年一月，John Noon出版《人性論》第一卷、第二卷；1740年，Thomas Longman出版第三卷。他依循慣例採用匿名出版，只有過世後出版的作品，才正式列印出自己的姓名。他還特別刪除了其中爭議性最大的章節〈論奇蹟〉，希望能夠避開「狂熱之士」的怒焰，以免波及他在書中神學觀點賴以建立的主要理論基礎。
後來，休姆自覺，如此委曲求全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他改編了教宗的弔唁，自嘲：「甫從印刷機落地就夭折，還沒來得及讓世人看清楚，甚至在狂熱分子當中也沒能激起一聲半響。」不過，更多證據顯示恰好相反。發行初期，銷量固然不熱絡，但不久之後，充滿敵意的反撲勢力就如野火燎原，猶待啟航的學術生涯岌岌可危，終其一生，飽受各方人馬對其人格攻擊，還有對他論著曲解汙衊。除了極少數圈內行家，包括教會「溫和派」之外，他淪為眾人眼中的「叛教異端休姆」，而不再是「溫良大衛」。
初期批評聲浪一面倒：（1）幾乎完全聚焦第一卷；（2）嚴重誤解該卷旨意；（3）語氣充滿敵意，用詞遣字極盡羞辱。沒有任何公開回應來自有能力理解者，諸如：柏克萊或哈奇森。為了扭轉此一情勢，休姆於是決定出版一份《文摘》（Abstract），摘錄《人性論》第一卷的主要論述，但此舉也沒能發揮預期效果。失望之餘，他轉而嘗試以散文形式改寫，希望能將理念有效傳達給一般大眾。於是在1741年，他完成了《道德與政治散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普遍反應頗佳。不過，甚至時隔二十數載之後的1766年，休姆還是迭有怨言：
反對我的群書和簡冊，擺滿諾大廳堂的地板，我不可能照單全收，沒一本我想投注絲毫心血去回覆，這不是出於鄙視（其中有些作者，我心存敬重），只是渴望安心、平靜。
（Mossner 1980: 286）
第一位出書嚴肅看待休姆哲學體系的是，格拉斯哥大學邏輯講座教授，湯瑪斯‧里德（Thomas Reid），休姆也應徵過此一講座，不過沒能成功。里德的《人類心靈研究，論共通感原則》（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出版於1764年，時隔《人性論》初問世已過了二十又五個年頭。不過，連他似乎也沒能確當把握休姆旨意，沒有看出兩人在許多重要地方，所見並無二致。
休姆在世時，批評他最有名的就是詹姆士‧貝帝（James Beattie），馬修學院（Marischal College）的道德哲學與邏輯教授，該校位於蘇格蘭東北部的亞伯丁（Aberdeen）。1770年，貝帝的《真理本質與不可變性：反詭辯術和懷疑論》（Essay on the Nature and Immutability of Truth: in opposition to Sophistry and Skepticism），甫上市旋即大受歡迎，在1776年，休姆辭世之前，狂銷五版，但時至今日哲學評價不高。而貝帝身後也只留名於休姆的墓誌銘，「那個狂妄愚蠢的傢伙，貝帝」。雖然，休姆從未公開反駁貝帝，但是長年飽受窮追濫打肯定也讓他受夠了，後來還給未來出版的著作寫了前所未聞的書序「廣告」，自我貶斥《人性論》是輕佻草率的不成熟之作。不過，如此評斷目前少有人認同就是。
1745年，休姆申請愛丁堡大學倫理學與精神哲學（Pneumatical Philosophy）講座教授。這英文「Pneumatics」不是現今所指的氣體動力學，而是涵蓋自然神學、證明上帝不朽，以及研究非物質存有，感官無從覺知的「幽微實體」。休姆怨嘆道：「異端邪說、自然神論、懷疑論、無神論，不足為外人道的指控罵名，開始朝我步步進逼；但城內的好夥伴，在當權勢力壓制下，始終緘默無聞」（198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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