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說毛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大權旁落；然而只有當毛對自己的絕對權力有極度的自信，他才敢於，也才能夠發動文革。這兩者不是正好相反嗎？
本文就從解答這個疑問開始。
一、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EE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五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譏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像史達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裏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藉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發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雪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嘛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嘛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嘛虎頭蛇尾，荒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祇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裏明文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祇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祇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祇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歐威爾的《動物農荘》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
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發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發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祇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從低谷到巔峰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麼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1949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革的本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饑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1961年就該召開九大。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饑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臺，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19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布公報或決議。整個會議媒體沒有一個字的報導，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獲得了巨大的聲望，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則降到中共七大以來的最低點。接下來，劉少奇等務實派又舉行了西樓會議和廣州會議，為1959年廬山會議後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開彭德懷等為首者）平反，商議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實行甄別，並準備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實行更寬鬆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19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臺不垮臺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得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臺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臺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因為三面紅旗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牢騷滿腹，怨氣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臺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這個犯罪團夥的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這裏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嘛，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整個一黨專制的瓦解；要嘛，它強詞奪理，將錯就錯，甚至變本加厲（如1959年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從而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因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黨，在內部，黨的利益至高無上，黨的權力至高無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則。有了這個第一原則，很多事就沒法講了。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非鞠躬下臺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臺不下臺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這樣說話，所以他們只好順著毛的邏輯極權主義的邏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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