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國一週年那天，我午後起床，確定一下自己身在台北，開始了應該沒有什麼發生的一天：沒有要做的事，沒有想做的事，沒有約會，沒有壓力，沒有對自己或他人的承諾。心情，說不上好壞，沒有事情可以影響我的心情，在我悉心安排下，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就算發生什麼，我也不在乎。到了這個境界，我承認是我的一項成就，幾乎用了一生才換回來的自由。晚飯後，我發覺自己被送往醫院，說不定有生命危險。本來，這樣的時刻正好證明我一生的安排是對的，無牽無掛，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最合適隨時死亡。可是，白天的時候，我想到一個主意，頗自鳴得意，只需要回香港一次花兩天時間就辦好。可是，現在沒來得及安排就出狀況，那主意卻在我腦中，不肯消失。加上倒在地上的時候，突然想起兩件瑣事（我的七百瓶紅酒和六隻鑲鑽黃金表），我發覺我的人生安排不如自己想像中乾淨，說不上是遺憾，甚至算不上是未了願，只是，本來可以乾乾淨淨的死亡，為了一個不錯的主意，和兩件未處理的瑣事，令意識尚未完全消失的腦海沒有辦法安靜。
我有過兩次接近死亡的經驗。第一次其實不會死，但當時年紀小，在沒有旁人指導下，我以為我會死。第二次在非洲奈及利亞，是真的會死，那子彈是衝著我的頭而來，還是故意射不中，我永遠不會知道。事情發生太快，死原來可以很突然，也可以很突然知道自己活著，要的是一線之差。兩次的經驗，並沒有讓我學會死亡，我完全被不錯主意和兩件瑣事控制，它們在我快消失的意識中轉來轉去，像一群盯上了我的蒼蠅，繞著我耳朵打圈。
就算像我這樣一個在香港長大、並不算特殊的香港人，也總有些事情，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好像那個不錯主意和兩件瑣事，要交代得稍有紋路，就得回到十幾年前，甚至更早。若要完全說清楚，那根本不可能。若要找一個時間上的切入點，我會選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一年。那聲明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一般人習慣用一些事件來標誌日期。和我有關的是一包黃糖，沖咖啡用的那種。
我同父異母的妹妹寶怡喝的是即沖咖啡，放的是三顆太古白方糖。我記得是八四年夏天，從我身上穿的亞曼尼上裝，應知道我不可能是一個行船的，不過在寶怡小時候，我告訴她我是水手，而我也確實在太古船上待過三年，所以，寶怡一直以為我之所以經常不在香港，是行船去了。那天我回到家（寶怡和我叫那地方做宿舍），我左手綁了繃帶，滲出乾血跡，看上去聯想到操勞工作如絞鐵鍊之類，一種水手受的傷。我開門進宿舍，寶怡正準備出門，是往啟德機場坐飛機。她在旅行社做導遊，經常帶團外出。她問我從什麼地方回來，我說西非，她點頭說收到我的明信片，現在趕時間馬上要走，這回去埃及。我說，去吧，我自己搞定。她就走了，連我的手傷都沒有過問，一點不囉嗦，硬邦邦，像男孩一樣俐落、乏味。寶怡是香港女孩子的某種典型，我記得自己想過。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把我的古奇手提過夜袋放在床腳，再把同牌子的西裝皮套袋小心的擱在手提袋上。光是兩件名貴行李，已跟陳舊簡陋的房間不配襯。我為什麼還要回到這裡，我應該住進五星酒店去。
寶怡和我從小並不親密，她在我生命中不重要，而我對她的影響，也只有一種可能：我行船的初期，偶然學別人樣，買了一張明信片，不知道寄給誰，突然想起當時仍在念初中的寶怡，就寄了給她。以後每次泊岸，都慣性的寄一張明信片給她，也等於通過她向家人交代了我的行蹤。後來我不再行船，又不想費唇舌說明我的新工作性質，反正還是到處走，就繼續寄明信片，所剩無幾的家人都以為我還在船上。她們從未回信，或請船公司轉信，這樣的極小化安排，很明顯是恰到好處。只是寶怡卻養成一個習慣，把明信片用鞋盒裝起，整整好幾盒，就放在衣櫃頂。後來寶怡做導遊，有可能是受了明信片的影響，她從未跟我說起，我從未問她。不過，我知道她是真的喜歡旅行，尋幽探祕，拍照留念，而我是不看風景不訪名勝，更沒興趣探險。每到地方，我做我專業的事，賺錢、住五星酒店、享受那邊世界能提供的最好美食、紅酒、女人，一切錢能買到的東西。
父親過世後，我才搬到現在這房間，好像領回自己的失物。我偶然才回香港，欲堅持占著大房，而繼母和寶怡只得擠在另一較小的房間。直到繼母去世，寶怡才有自己的房間。八四年那天我脫掉上裝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占有欲的荒謬，我那時候已經習慣把身邊所有事情安排到不放在心上，卻去留戀一間破房？我決定下次回港，應像去了陌生地一樣，住入五星酒店。我並決定把房子賣掉，與寶怡一人一半分家，從此乾乾淨淨。就那個時候我強烈地想喝好咖啡。我的哥倫比亞咖啡豆粉在手提袋內，過濾壺還在廚房，而正如所料，並沒有晶狀黃糖。
或許我真的太閒，願為了一杯咖啡的完美而奔走。我從加拿芬道轉堪富利士道，走到彌敦道的一家連鎖超級市場。那是個星期一的下午，顧客不多。我走到賣瓶裝即沖咖啡的位置，在貨物架的下方，找到咖啡黃糖。我彎腰去拿的時候，聽到架子的另一邊，一名女子在說話，雖然說的是廣東話，腔調卻不是香港的，一聽就知道是新從廣州來的。她字正腔圓、語調卻平和地說：六點正起床，連忙洗臉漱口，然後去燒水，父親六點半起來就要喝新鮮泡的茶，菲傭起來煮早餐，她就換衣服，六點五十分送小學二年級的姪女上體操特修班，因為學校太近，步行不到十分鐘，所以才要她親自送去。一個人回來，叫醒另一個念小四的侄子，等他吃早餐，送他去金巴利道坐學校包車。九點陪父母到公園散步，十點送二老回家，再由她負責去菜市場買菜，回來交給菲傭煮中飯，十二點十五分去接姪女回家吃飯，隔日兩點半陪父親去複診，四點半在金巴利道等侄子校車到，順便買新出爐的麵包，回家幫侄子補習到六點，吃晚飯後，全家人看電視，好像沒事幹，但就算躲在房間，家人也會熱心地叫她出去，說：快來看，劇情好精采呀、好緊張呀，一定要她去分享，如果不看，就得找理由，那又會引起關注，她也不想離群，每天晚上看完歡樂今宵，才與菲傭一起回房，她睡床上，菲傭睡在地上膠墊。既然家有菲傭，也不用洗燙打掃，旁人看起來她沒什麼事做，她也沒辦法三言兩語說清楚每天做什麼，但是一天的時間都給切得一段一段，中間的時間派不上用場，等於沒有了自己的時間，更談不上為自己安排。從廣州到香港後，每天就這樣過。
我聽她的聲音，估計她大概不會太年輕，應三十或以上。從貨架的縫中，我只看到部分的她，雖然穿了寬腰的素色連衣裙，仍可以感到她胸部應該很豐滿，而且是故意用內衣把胸部包得緊緊那種。
另一個女聲加入：你自己找節目嘛，星期六星期天自己去玩嘛。這個女的穿花裙，如果不留神的話幾乎聽不出她有口音，會以為她是在香港長大的。
素裙女說：週末才陰功（糟糕），父親身體不好，全家都自動地陪受罪，很少外出，由白天到晚上都看電視，這一生沒有像來了香港這一年看這麼多電視，再說，我一個人去得邊吖（我一個人能去哪）。
花裙女說：搵我嘛（找我嘛）。素裙女：小姐，重點要解決的不是週末去哪處玩，而是重新安排生活，不能這樣活下去，他們叫我唔好去打工，嚮屋企幫手，梗係更唔想我再嫁人，留在家中做百搭（叫我不要去打工，留在家幫忙，當然更不想我去嫁人，要我在家中做百搭）。
素裙女說到後來，有點激動。我移過身子，找到貨架的較大空隙，看到那穿花裙的，二十八、九歲的樣子，燙了蓬鬆鬈髮，化了濃妝，胸部平坦，整個人乾乾扁扁的。而素裙女則是直頭髮，沒有化妝。大概剛才激動，花裙女也接不上話，兩人無言對站，素裙女側著頭在收拾情緒。
那花裙女若無其事地把一瓶在架上的指甲油放進裙前口袋，再拿起一支唇膏，看兩眼，又放進口袋。這時候她看到我在看她，瞪著我，我若無其事地走開，等角度好的時候才回頭看那素裙女一眼，樣子只能說是乾乾淨淨，穿的連衫裙長度過時，有點土氣，不過我沒錯，身材算是豐滿，有胸有臀。那花裙女仍瞪著眼，我不予理會，轉頭去付我的黃糖錢。
排隊付錢時，我已注意到一個中年男人，穿白短袖襯衫，打花領帶，站在角落裡，眼睛盯著那兩個女人，我甚至可以聽到那男人粗急的呼吸聲。我預測我自己的行為，是會去警示那兩個女人，還是會作旁觀者讓她們當場被抓？我發覺無法預知自己不久以後的行為。我在付款櫃前，假裝選購口香糖，那兩個女人正朝我方向走來，花裙的那個在前面，留意看可以看出她的腳稍微有點長短，不過她裝走得滿正常。她們兩個走過我左身邊，並沒有停下來付錢的跡象，而白短袖襯衫男人已經箭步繞至付款櫃的另一端。我甚至看到他嘴角泛了一下自得的微笑。我上身如汽車由一波急轉二波，往前疾衝，側身越過那兩女人，拿著糖包的右手攔在她們前面，剛好在她們還沒越過付款櫃之前。兩女人滿臉不解。那穿白短袖襯衫的好像守門員作好姿勢去接球，而球卻在他面前被人攫走。我只說：俾錢（付錢）。
花裙女人反應很快，看了白襯衫一眼，然後把拳頭從裙袋抽出，像生蛋一般把指甲油和唇膏投在付款櫃上。我沒想過誰付錢的問題，花裙女並沒有表示，我才明白她沒錢。素裙女也很快領悟，她手裡拿著一個小女生的小零用錢包，打開一看，從她表情知道錢不多，她問花裙女：多少錢？我不等了，轉問收款員：多少錢？指一下指甲油、唇膏和黃糖，然後代付了錢。拿著小購物膠袋，三個人一言不發，走出超市。我沒有再看那穿白襯衫的，他一定很失望。
我把糖包從袋裡拿出來，把袋子交給花裙女，她沒有什麼表示就接過去，好像本來就是她的東西。事情可以這樣終結，我並不覺得剛才的事很光榮，我為什麼救她們，自己也解釋不了，不過如果她們不是女的，不是兩個有點姿色的大陸妹，我大概不會插一把手，雖然，當時我對那兩個女人並沒有特定期望。正要走，素裙女說：唔該晒（謝謝），神情頗誠懇，增加了我對她的好感，但不知如何接下去，莫名其妙說了一句：順手（順便而已）。花裙女終於開口，咁唔差在請我地飲杯咖啡（那不如再請我們去喝咖啡）。我心裡冒起一句英文：我又有何損失？
我決定帶她們去格蘭酒店的咖啡室，不太觸目，也不寒酸。我走在前，她們拉著手跟在後，花裙女不斷挨在素裙女身邊說話，大概在說我。坐下點了咖啡後，花裙女劈頭就問：你做什麼的？
我不想解釋，說：行船。
花裙女大力拍了素裙女一下，好像給她猜對了什麼。當然她不可能猜到行船，而是在有錢沒錢之間，她猜我是沒錢，在高薪與普通打工之間，她猜我是做普通工作。如果我仍穿著亞曼尼上裝，她想法會不同。她和比她更晚到香港的素裙女，只看到我穿了馬球恤卡其褲，但不可能知道恤和褲是正牌雷夫羅倫，腳上是佐丹的夏天薄底鞋，我的IWC白金皮帶手表，在繃了帶的左手腕上，很顯眼，她們可能當成學生鋼表。我不作解釋，問了一句讓她們歸位的問題：你們來了香港多久？
素裙女很爽快地說：快一年。花裙女漫不經意地補：我來了好久──一副不想人家把她看成新移民的樣子。我說：我今天才到。她們都笑，氣氛好了一點。我自我介紹：我姓張。我沒有說全名，一般在風月場所都是只說姓什麼。素裙女說：我叫沈英潔。她的大方，令我有點不好意思。花裙女補一句：我叫桑雅。我故意問：Son……，她們齊接上：Ya。想不到她有這樣的外文名。沈英潔摟住桑雅說：她是舞蹈藝術家。桑雅立即反駁，用普通話說：你少來。再向我認真加一句：我唔係（我不是）。隨即報復似的指沈：她是大學生。沈也用普通話回敬桑雅：你少來。再對我說：我乜都唔係（我什麼都不是）。
我故意說：你不是每天六點就起來嗎？沈英潔迷惘了一下，桑雅說：他偷聽我們的講話。我看著手表說：二十五分鐘後要去金巴利道接侄子放學。沈英潔猛然看一下自己的表：差點唔記得（差點忘了）。倒是桑雅說：還早呢。跟著問我：你的手怎麼了？
我說：我們的貨船，到了拉各斯港，在西非奈及利亞，找不到卸貨工人，只能僱用警衛在船上保護貨物。果然有一個晚上海盜登船，我們跟他們火併，其中一個海盜在我五英尺外開了一槍，還好只傷了手的外皮。
這種事情在拉各斯的確發生過，不過不是在我身上，除了五英尺距離開槍把我打傷那部分是真的，其餘是我隨口編出來的。沈英潔問：吃這口飯有這麼危險嗎？我說：看你是哪一路，或應該說，是哪一水？
桑雅插嘴問重點：你結婚沒？我說：誰願意嫁給行船佬？桑雅笑著說：這倒也是。她見沈英潔不作聲，問：行船佬，愛唔愛呀（行船佬，要不要）？沈英潔吸一口氣說：不跟你們瘋了，我夠鐘啦（我時間到了）。我立即問沈：後天，同一時間，同一地方？桑雅說：後天沒空。我故意指一指沈英潔：我係問佢（我在問她）。桑雅說：好，你們兩個幽會吧。我望著沈英潔，她回答：後日，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我請你飲咖啡（後天，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我請你喝咖啡）。我說：一言為定。

香港回歸中國一週年那天，我午後起床，確定一下自己身在台北，開始了應該沒有什麼發生的一天：沒有要做的事，沒有想做的事，沒有約會，沒有壓力，沒有對自己或他人的承諾。心情，說不上好壞，沒有事情可以影響我的心情，在我悉心安排下，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就算發生什麼，我也不在乎。到了這個境界，我承認是我的一項成就，幾乎用了一生才換回來的自由。晚飯後，我發覺自己被送往醫院，說不定有生命危險。本來，這樣的時刻正好證明我一生的安排是對的，無牽無掛，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最合適隨時死亡。可是，白天的時候，我想到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