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僅政治、經濟、法律、社會以及各種物質建設大抵學習西方國家；連文化、文學的發展也大都借鏡西洋各國，再逐步發展成為具有日本特色的成果。
特別以文學的發展而言，從表面的抄襲、模仿到建構獨自的文學理論；從而培養讀書人口，成立指標性的出版單位，建立便捷有效的與圖書發行系統，在良性的文化產業成長中，寫作人才大量湧現，成為社會上高所得的階層，同時也成為社會上菁英的代表。一個世紀以來，傑出作家多如天上繁星；他們的作品不斷出現，其中大部分已成為日本文學的新古典。在東方各國，近代文化發展成績如此燦爛豐碩的，幾乎是絕無僅有。
本文擬將日本近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加以扼要地介紹，供關心或喜好日本文學的讀者參考。
接軌西洋、揚帆出發
自十七世紀開始進行所謂「鎖國」的日本，由於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司令培理強迫日本開港，因而引起間隔二百餘年，日本也主動派遣使節前往美國（一八五九年）。
所幸，因閉關自守而造成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頹勢，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全面開放下被打消了，取代的是，日本人開始積極向西方探索。
在文學作品方面，最先出現的是《西洋道中膝栗毛》、《安愚樂鍋》，乃是一八七○年代，帶有西洋味道的舊體小說。不久，後來成為明治文學巨擘的森鷗外、夏目漱石分別於一八九○年、一九○○年前往德國及英國取經。前此，在一八八五年，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為最大成就的坪內逍遙就發表了《小說神髓》，為往後日本文學發展點上了一盞明燈。
嶄新的文學發展洪流中，尾崎紅葉、幸田露伴、北村透谷、二葉亭四迷、泉鏡花、德富蘆花、田山花袋、島崎藤村……等錚錚多士，分別發表各種流派的小說，各自在氣象一新的日本文壇，綻放令人眼花撩亂的花朵。從此以後，日本文學作家已成為專職寫作者，豐厚的收入使他們衣食無憂，也一躍成為社會上的新興階級，綿延不斷。即使一百多年來經歷幾次規模大小不同的戰爭，日本文學發展也不曾遭遇太大的破壞性影響。
養尊處優、獨樹一幟
英、法作家的收入，在十九世紀以前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狄更斯、莫泊桑雖早年困頓，在成名以後，已不必為柴米油鹽而愁苦。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年）在青年時代擔任過教師，從事寫作以後，接受朝日新聞社的贊助而走向專職寫作的路。島崎藤村（一八七二～一九四三年）成名前向人借貸而自費出版了代表作《破戒》；不久，情況大為改善，源源而來的版稅不僅可以過一般日子，更不斷置產，也可以輕鬆安排外國旅遊。
接下來，如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文人收入已逐漸制度化；菊池寬更是日本少有的文人企業家，為文人製造無限的附加價值。
到了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前後，職業作家幾乎都在避暑勝地（輕井澤）擁有別墅；許多人也出入銀座的酒吧。這兩項特權乃是當時日本最高所得者的指標。
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爆發性的多產，自然為他們帶來挖掘不完似的金礦。在兩名作家去世後，家人運用版稅而打造的紀念館之宏偉，就不難想像他們收入是多麼可觀。
如日中天的當紅作家村上春樹、赤川次郎等人，每年依然在日本全國納稅名單中獨占鰲頭，這足以令全世界文人為之欣羨不已。
出版文化、良好環境
「日出江花紅勝火」，日本近現化文學的出發的燦爛多采，其背後是隨著文化的蓬勃發展而相繼成立了高水準的出版社；重要者如中央公論社（一八八六年）、新潮社（一九○四年）、講談社（一九一一年）、岩波書店（一九一三年）、平凡社（一九一四年）、小學館（一九二二年）、集英社（一九二六年）、河出書房 （一九三三年）、筑摩書房（一九四○年）、角川書店（一九四五年）。不消說，這些出版社提供了小說創作者最有力的園地；也有效地開拓廣大的讀者群，形成共存共榮的美好局面。
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森鷗外而言，其「全集」、「選集」除了曾由「鷗外全集刊行會」發行過以外，分別由：岩波書店、創元社、東京堂、改造社、筑摩書房、角川書店、河出書房、寶文館出版。
文學刊物更是創作者不可或缺的舞臺。《中央公論》在一八八六年就率先問世。其它如：《早稻田文學》（一八九一年）、《文學界》（一八九三年）、《三田文學》（一九○九年）、《白樺》（一九一○年）、《文藝春秋》（一九二三年）也相繼投入文學國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公論》及《文藝春秋》仍在發行中；而《早稻田文學》及《三田文學》乃是兩大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發行的刊物。
加以在出版物發行方面，一百年前，日本便訂定了按訂價販售，絕不打折的常規，避免無謂的惡性競爭；而「日販」、「東販」的巨大發行網，也提供了暢通全國的發行系統。一個世紀以來，成為日本出版業背後的最大支撐力量。
精采的芥川獎、直木獎
世界各國的文學獎項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文學的發展，如法國的龔固爾獎，英國的曼布克獎、柑橘獎。但這些獎項的影響力似乎不及日本的芥川獎、直木獎。
設立於一九三五年的芥川獎、直木獎乃是日本文壇健將菊池寬的最大貢獻。當初設立了這兩個獎項是為了紀念好友芥川龍之介、直木三十五。而芥川獎獎勵對象是純文學、直木獎則為通俗文學；不過有時兩者不易明白區隔。
自第一屆得獎者石川達三、川口松太郎以來，日本現代重要作家幾乎都是芥川獎得主，如：尾崎一雄（一九三七年）、井上靖（一九四九年）、安部公房（一九五一年）、松本清張（一九五二年）、安岡章太郎（一九五三年）、遠藤周作（一九五五年）、石原慎太郎（一九五五年）、開高健（一九五七年）、大江健三郎（一九五八年）、三浦哲郎（一九六○年）、田邊聖子（一九六三年）、村上龍（一九七六年）；韓裔李恢成、李良枝亦曾獲得芥川獎，大陸作家楊逸則於二○○八年獲獎。
長期蓬勃發展的結果，芥川獎、直木獎成為晉身職業作家的臺階；而主辦單位的「文藝春秋社」和《文藝春秋》（月刊）往往也可以分享一部分榮耀。因為發表的那一期刊物可以銷售較多，而新進作家的作品也大多在「文藝春秋社」出版新書，形成了良性互動的有利局面。
日本文學獎項有數十種之多，但就影響力而言，自然非芥川獎、直木獎莫屬。除了二次大戰末期曾短暫中斷以外，七十年來，它對日本文壇提供的巨大貢獻簡直無法評估。
迻譯外文、吸收精華
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發展幾乎與西洋文學脫離不了關係，倒過來說，西洋文學提供了日本文學重要養分，也刺激了日本文學的發展。
自近代思想及文化啟蒙者福澤諭吉發表了《西洋事情》（一八六七年）、《勸學篇》（一八七二年）以來，日本人對於西方文化像大旱之渴望甘霖般的對西洋文化充滿期待。
具有帶領風氣之功的，如：夏目漱石之介紹英國文學、森鷗外之介紹德國文學、永井荷風之介紹法國文學、二葉亭四迷之介紹俄國文學。至於坪內逍遙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竟成為他畢生最大貢獻；連帶更促成他執教的早稻田大學設立了全國唯一的戲劇博物館（即坪內逍遙紀念館）。
一百餘年來，日本之全面性譯介西方文化、學術著作卓有成效，不僅內容可信，速度尤其迅速。其背後主要是翻譯人才輩出，另一方面，又能建立相對的學術地位，自然也能得到較高的酬勞。如「岩波文庫」（口袋本書），上自希臘、羅馬名著，下至馬克思主義書籍，均有完美翻譯本，文筆深入淺出，可供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人士閱讀。
文學翻譯本也是百花齊放，新潮社的文學系列、德間書店的推理小說、白水社的法國文學譯介都具有重要貢獻；法國文學研究者河盛好藏、英國文學譯介者德岡孝夫等都屬斯界重鎮。
遍布全國的文學館
近現代日本文學的蓬勃發展，如雨後春筍地不斷誕生傑出作家，留下傳世作品；在作家身後更設立了永久性紀念館，成為日本人的有形、無形文化財產。
僅僅以較為偏僻的北海道一地而言，目前就有：井上靖紀念館、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北海道立文學館（陳列有島武郎、石川啄木、渡邊淳一等人資料）、市立小樽文學館（陳列小林多喜二、伊藤整等人資料）、有島紀念館、函館市文學館（陳列龜井勝一郎、石川啄木等人資料）。
日本全國各地的文學館，除了東京、鎌倉、橫濱（神奈川）三大文學館具有帶頭作用以外，其它還有較具規模的七十三個文學館，其餘規模較小，或附設在其它文化單位陳列、展示設施不勝枚舉。
這其中，如：石川啄木紀念館（岩手縣）、齋藤茂吉紀念館（山形縣）、德富蘆花紀念館（群馬縣）、田山花袋紀念館（群馬縣）、吉川英治紀念館（東京）、大佛次郎紀念館（橫濱）、泉鏡花紀念館（石川縣）、藤村紀念館（岐阜縣）、堀辰雄紀念館（長野縣）、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大阪）、佐藤春夫紀念館（和歌山縣）、森鷗外紀念館（島根縣）、菊池寬紀念館（香川縣）、上林曉文學館（高知縣）、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張紀念館（福岡縣）……等，規模宏偉，資料豐富，又常搭配各種文化活動，運作靈活，使作家的文化生命不斷延長及擴散，乃是極有意義的措施。
筆者數度造訪東京的近代文學館、吉川英治紀念館；也曾遠赴岐阜山中的島崎藤村紀念館、九州的北原白秋紀念館；看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虔誠、謙虛地大量湧入這些文學聖堂參觀，實在令人敬佩又感嘆。
此外，散布日本全國各地的文學家紀念碑、句碑（詩碑）更是可觀；這也是文學滲透到民間的一個具體例證。
舊書聖地的神保町
東京神保町舊書街集中了一百二十家規模大小不同、販售書籍也各有特色的舊書店，這是全世界各大都市裡最大規模的舊書店區，遠超過倫敦的查林十字路或大英博物館旁的舊書店街。
神保町舊書店肇始於德川家康將當時幕府設在江戶（東京），此後，江戶不斷追隨京都發展文化；時至今日則凌駕了古都京都的規模。在這裡，有提供各大學圖書館的老字號「一誠堂」（它也培養了舊書業最重要人物﹕反町茂雄）；發行《古書通信》，又不斷出版與舊書業有關專書的「八木書店」；文史類最為豐富的「小宮山書店」；更有與魯迅建立友好關係的「內山書店」……等等。
東京不僅神保町有舊書店，其實在二十三區內共有三百家舊書店；這些舊書店和販售新書的書店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
舊書店最大功能大約就是為不同世代的讀者提供服務；就文學類書籍而言，經由舊書店系統，使不同版本正常流通；更使特製本、初版、簽名書、限定本……等發揮其不同效應，豐富了文學書的領域。
日本舊書店已有三個世紀的歷史，神保町舊書店大多由第三代以後的家人經營，在文本書籍不被看好的今日仍然一片繁榮景象。連舉辦了兩屆的香港舊書展售會也是由日本久雄堂主辦的。
綜觀日本一百餘年來的文學發展，最先肇始於先知者大力引介西方文學，從而建構了日本新文學理論，也不斷產生重要作品。隨著全國教育的普及，讀者層擴散到各階層；這期間高水準的出版社接連設立，又幸運地建立了合理的銷售制度；寫作者不僅收入豐厚，他們也成為日本人公認的社會菁英，文化的創造者。加以民間獎項如芥川獎、直木獎刺激新人不斷投入寫作行列，因此人才輩出。一百年前，「日出江花紅勝火」；如今的繁榮景象又如「春來江水綠如藍」。在亞洲國家之中，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日本相比較；就連歐、美各國，能凌駕日本的，恐怕也十分稀少。
【補充說明】：幼年在臺灣居住、後隨父定居日本的王震緒，以筆名「東山彰良」獲二○一四年直木獎。前此亦有邱永漢、陳舜臣獲得相同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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