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吧，去吧，去吧，鳥兒說：人類
不大能承受得了事實。
──《四個四重奏》，艾略特（T.S. Eliot）
心理學家金巴多（Philip Zimbardo）五歲的時候，因為雙肺炎及百日咳進了紐約的維拉派克醫院。
他提到：「醫院裡滿滿的都是病危的小孩，早上起床時，我們會問『查理呢？』護士總是回答『他回家了』，然後我們會說『太棒了，查理回家了！』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回家』的孩子其實都死了。」重點是，只有否定事實，才能保有希望。
金巴多跟他的病友們都選擇視而不見，否定太過殘酷、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大家都如此，長大後也一樣，當我們一再否定讓人不悅但卻必須被承認、討論、解決和改變的事實，問題就來了。大部分的犯罪都不是發生在看不見的暗處，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只是很多人都選擇視而不見，在天主教堂、證券交易委員會、納粹德國、馬多夫基金、英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伊拉克的軍隊、狗咬狗的次級房貸，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看得見的傷害，而是許多人選擇忽視所造成的傷害。
我在看安隆弊案的執行長史基林（Jeffrey Skilling）和董事長雷伊（Kenneth Lay）的審理記錄時，首次發現所謂的「視而不見」，法官雷克（Simeon Lake）在他的總結中指示陪審團：
你們應當了解，當被告刻意忽視明顯的事實，代表被告知悉事實的存在，因此可以推斷，被告是刻意隱瞞事實。
雷克法官引用了視而不見刻意隱瞞這個法律觀念：你必須對於自己應該知道、必須知道但是刻意忽視的事負責。在安隆案中，史基林和雷伊都應該、也有機會知道公司腐敗的程度，兩人表示不知情並不能讓他們脫罪，因為他們應該要知道，而且要對此負責。
在我發現視而不見這個想法之後，我便開始注意到它其實無所不在。在婚姻中：她為什麼從來不過問出差的事？在醫院裡：為什麼他沒有回診？為什麼她開始抽菸？在會議室中更是司空見慣：為什麼沒有人質疑那椿註定失敗的交易？
當我跟各行各業的朋友和同事提起故意視而不見時，每個人都眼睛發亮：他們完全了解。政客回憶起他們明知沒有用卻強行通過的法案；醫生訴說他們依病患要求提供不必要的治療；律師講述他們盡力迴避客戶不應該提供的資訊；產品設計師為了公司明顯錯估形勢而發怒。當我跟會計師或稽核員談到視而不見，他們會用最高機密的口吻，提起客戶的道德灰色地帶，而公司的高層，無論是多小的公司，則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他們真的很難掌握公司實際的狀況。此外，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到伊拉克戰爭和全球暖化：由於不願面對讓人不安的真相，而造成或擴大的問題。
故意視而不見誔生於十九世紀的法律界，根據Regina v. Sleep的一項判決，被告不能被控侵佔公有財產，除非陪審團確信被告知道貨物是來自政府機關，或是「故意忽視這個事實」，之後，英國法院將這種「故意忽視事實」稱之為「不作為」或「推定知悉」，漸漸地，又發展出許多名詞，如刻意或故意忽略、刻意隱瞞、故意漠視，然而這些說法的共通點就是規避知悉的機會以及告知的責任。時至今日，這條法律大多是用在洗錢以及運毒：有人付一大筆錢要你運送一只行李箱，如果你不檢查裡面是什麼，就是故意視而不見。
法律上的視而不見最受到爭議的一點就是，不需要是刻意隱瞞事實，法律不在乎你為什麼忽視，只在乎你是否忽視。而我有興趣的則是為什麼我們選擇視而不見，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無視於近在眼前的風險？為什麼我們看不見忽視風險只會更危險、造成更大的損害？為什麼在遭遇過重大的挫敗或災難後，我們總是會發現早有人預見危險，而且已提出過警告，只是無人理會這些警告？無論是個人、公司或國家，為什麼會不斷地對著鏡子咆哮：我們竟然沒看到？
於是我深入探討故意視而不見的原因和模式，從日常生活到全球性大企業中，都不乏題材，我原本打算只侷限在企業界，結果我很訝異地發現，硬要將工作和個人生活劃清界線是導致在工作上視而不見的一個原因。員工是由一群個體所組成，這些個體在被雇用之前便已經形成了各自的行為及習慣，無論是身為一個個體或身處在群體中，都很容易視而不見，對公司或組織而言，差別只在於造成的損失可能更大。
無論是個人或群體，視而不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而非單一原因。人類的天性使然，我們都會因為小事也會因為大事而屈服，我們不可能全知全能，大腦的認知功能有其先天的限制，因此，我們必須過濾及篩選進入大腦的資訊，所以，什麼被留下來、什麼被過濾掉了，便是關鍵。大部分時候，我們會接受讓人自我感覺良好的資訊，會傷害到我們脆弱自尊與重要信念的，則可以不假思索地過濾掉。大家都知道愛情是盲目的，只是我們通常不是那麼清楚在愛情中我們究竟對多少事實視而不見，堅強的思想和意識型態讓相信的人對於最明顯、危險和荒謬的事視而不見，甚至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方向，害怕衝突和改變讓我們無力跳脫，無意識地（更多是不願承認）順從保護我們免於面對衝突，群體為我們的惰性提供了便利的藉口，金錢可以讓人盲目，包括我們良善的一面也可能無法免疫。
當然，視而不見也不全然只有壞處，它也可以是人際關係的潤滑油，像是故意忽略別人領帶上的污漬、女朋友臉上的青春痘，或是鄰居的髒亂；忽略政治立場的不同可以換得辦公室的安寧；在很多國際危機當中，視而不見也能發揮正面的效用，在倫敦，二次大戰遭受德國大轟炸期間，舞會和派對比憂心未來更能提振民心士氣，就像維拉派克醫院的小孩一樣，對於每天都在眼前發生的死亡視而不見，才能繼續保持樂觀與活力。
也許是太多時候都需要視而不見派上用場而讓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看似無害又方便，但是，這種視而不見的機制也會置我們於險境。在家暴陰影下的小孩，因為長期被否定，長大後會感到混亂和焦慮；思想家若拒絕接受與自己的理論相悖的資料和情況，終將遭到淘汰；騙子因為我們被慾望蒙蔽而得逞；員工滿意度低落的公司繼續一意孤行，終將無力回天。因為一直沒有人願意正視這些風險，於是它們才有機會茁壯，變得愈來愈危險。
視而不見雖然無所不在，但不代表無可避免，本書中提及的那些最能啟發人心的人，都是有勇氣面對、有決心正視的人，他們並非特別博學、有權有勢或天賦異秉，他們不是英雄，只是凡人，但他們和視而不見正面對決的勇氣讓我們了解了很重要的事實：我們以為視而不見是一種保護，實則是讓自己曝露在危險當中而無力反擊，反之，當我們正視事實和恐懼，將獲得足以促成改變的力量。
（精彩內文摘錄）
危險的定見
「葛林斯班的選擇性盲目很驚人，」法蘭克．帕特諾伊（Frank Partnoy）說，「他對於市場行為的看法相當簡單，他發自內心深處相信，市場會自我修正，金融模型可以有效預測風險。」帕特諾伊對於這位美國前聯準會主席的批評毫不手軟，他並不是站在安全距離觀察這些金融騙局的人，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五年，他在華爾街銷售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親眼目睹這些騙局多麼錯綜複雜、奸詐、黑暗和危險。後來，他對這些騙局徹底失望，離開了這個行業，但是，他在華爾街的日子讓他親身體驗，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是怎麼一回事。帕特諾伊現在是聖地牙哥大學的法律與金融教授，離開華爾街後，他仍持續地觀察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場，他的挫折感日益加深，對於人稱「大師」的葛林斯班沒有任何作為感到不可置信。
「市場上太多事是葛林斯班無法了解的，因為那些與他的世界觀不符，」帕特諾伊說，「這完全就是在告訴我們，死守某個固定不變的世界觀，不願接受證明自己的世界觀是錯誤的任何證據，直到一切都來不及了，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葛林斯班的世界觀大部分是在他二十歲後期到三十歲初期形成的，當時他是美國小說家和經濟自由主義學者安．蘭德（Ayn Rand）虔誠的追隨者，他放棄了在一個大樂團巡迴演出咆勃爵士樂的工作，轉而投入經濟領域，還放下沒有完成的哥倫比亞博士學位，創立了顧問公司，與蘭德和她的客觀主義門徒發展出深厚的交情，以及慷慨激昂的知識交流。蘭德對於世人有著謎樣的吸引力：一名通姦者、來自革命中的俄國的潦倒劇作家，又似乎是企業巨擘和經濟大師的繆思。她對於市場運作的了解，源自她在革命時期的俄國所遭遇的創傷，當時她的家庭失去了一切，但是她從未接受過任何關於經濟的教育，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生意，經常發表描寫極度醜惡但又難以理解的文章，並被歸類為哲學。葛林斯班對於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受到的抨擊暴跳如雷，他自己對於小說的評論是，「正義是不容妥協的，創新的個人、堅定的目標和理性帶來快樂和滿足，漫無目的寄生蟲應該被消滅。」葛林斯班無法想像這樣的一本書可能有其缺陷。
葛林斯班對於蘭德的崇拜近乎宗教狂熱，他相信，只要能從政府的法規和限制獲得解放，民眾就可以獲得更崇高的自由、創造力和財富。
蘭德表示，「我反對各種形式的控制，支持絕對自由放任、沒有任何限制的經濟，支持國家與經濟分割。」
在蘭德的世界中，努力的人如果從所有的限制中解放之後，便可以充分地展現能力，獲得快樂和滿足，而那些沒有能力的寄生蟲，將會被淘汰。這是種浪漫動人的想法，如果你是站在成功的那一邊。
葛林斯班並沒有愛上蘭德，他愛上的是她的思想，這些思想主宰了他的所作所為，他在自傳《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中，將她描述為是自己生命中一股「穩定的力量」，自己則是皈依者，很顯然地，葛林斯班很敬畏蘭德，並對於自己「大部分的時候都能跟上她的腳步」而感到自豪。一九七四年，當葛林斯班宣誓就任福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蘭德就站在他身邊，直到一九八七年八月，葛林斯班接掌聯準會，他的思想一點都沒有改變，這個堅信法規是惡魔的人現在接管了金庫。
「我當然有一套思想體系，」葛林斯班告訴國會，「根據我的研判，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目前為止維持經濟體系最好的方法。」
「他極盡所能想要解除對於市場的管制，」深入研究葛林斯班多年的帕特諾伊說，「但是他的作法很聰明，並沒有對於廢除格拉斯─史蒂格法案直接施壓，而是透過一系列的小改變一步步進逼，這讓我想到瑞士起司：先挖幾個小洞，再多挖幾個，最後就什麼起司都不剩了！他真心地相信，對於市場的管制愈少，大家都會過得更好，隨著解除管制的市場愈來愈大，便會到達應許之地。」
令人驚訝的是，就在葛林斯班長期蠶食法規的同時，市場已經被一連串的警示震顫所撼動，出現了強烈的證據，預告著最不受法規管制的那個板塊，也就是葛林斯班最急於擴大的市場，可能會摧毀一切。
一九九四年，當葛林斯班將利率從百分之三調升到百分之三點二五，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假設利率會維持在低檔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當利率反而調升時，一切都跟著崩解。大衛．阿斯金（David Askin）是當時最活躍的複雜房貸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人，他所擁有的六億美元資金，在數週內化為烏有，並於四月七日聲請破產。五天後，吉卜森賀卡（Gibson Greetings）、亞普（Air Products）、戴爾（Dell Computer）、美德（Mead Corporation）和寶僑（P&G）都公開宣布，他們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上虧損數十億美元，有很多甚至是內部財務人員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國會因此召開聽證會，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作證提到，「太多例子了，有些例子的複雜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即使是最有經驗的投資人可能都無法全盤了解。」
到了五月，葛林斯班的聯準會銀行再度將利息調升百分之零點五，華爾街哀鴻遍野，產物和意外保險公司的損失高於他們在一九九二年安德魯颶風所支付的金額，避險基金、銀行、證券公司和人身保險產業損失了數十億美元。帕特諾伊指出，幾乎各行各業、各個經濟板塊，都遭受龐大的損失。
七十歲的加州橘郡財務長羅伯特．希傳（Robert Citron）將兩百億美元的政府資金投入美林證券銷售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橘郡聲請破產，而且這不是個案，還有十幾個較小的市府，從聖地牙哥到喬治亞到緬因到蒙大拿，除了公營事業股票、市立大學和退休基金，也都投資了抵押債券（CMO）和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虧損了數百萬美元。
一九九四年，寶僑因為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巨額損失而控告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原告提出電話錄音，揭發這些銀行是多麼巧妙地存心誤導公司。一度，衍生性金融商品這個「黑市」，曾被微弱的光探照出它那見不得人、無法無天的一面，就在當時，金融公司吉德皮巴第（Kidder Peabody）發現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虧損，同時間，傳奇人物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領導的奇異（General Electric），竟然沒有人真正了解公司的交易員在做什麼，報告顯示虧損的該季度是公司五十二季以來，營收首次低於前一年同期。在這樣的重傷害後，唯一催生的立法反而讓未來更多的受害人更加難過，美國國會在一九九五年立法約束證券訴訟。
帕特諾伊將整個崩解的過程作成編年史，從一九八七年出現的「零號病人」，到二〇〇二年的安隆案，一直到二十年後的金融危機。「這真的非常愚蠢，」他寫道，「只因為牽涉到大公司而不是個人，就解除對市場的管制。由來已久的經濟原則告訴我們，當市場上出現重大、複雜的資訊鴻溝，便無法正常運作，這樣的市場愈大，大家就愈難監控風險。」
每一次的災難都只是在重複同一個教訓：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一個「黑市」。沒有人知道交易情形，因為沒有法令規定要呈報任何東西，即使是交易的當事人也經常不知道自己擁有什麼，如果有一些規範，至少那些投入最多資金的人能多少了解自己握有哪些商品。反之，什麼都不需要報告的自由，就代表政府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任何人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所有人都一樣盲目。
這種情況能夠延續只有一種可能，因為有太多人都贊同葛林斯班的思想，《金融時報》的記者吉理安．泰特（Gillian Tett）將這種盲目的信心比喻為中世紀的教會。
「如果這是一種宗教，葛林斯班就是教宗，」泰特說，「他給予衍生性金融商品祝福，大主教在祭壇上，用信徒無法了解的金融拉丁文，將祝福傳遞下去，教宗說，這是美好的神蹟，低廉的房貸是降臨在大家身上的祝福。」
（精彩內文摘錄）
競爭與從眾
在商業界，公司會製造競爭，因為他們認為競爭可以讓人拿出最佳表現，並且將不同的人編成一組，這樣多元的組合所作出的決策會比單一的個人更好，但是，這種團隊合作的問題在於，個人會互相影響，抵消了原本的期望，這在公司文化中是很難避免的。大部分的公司文化在享受從眾的優點之餘，也對於風險視而不見。
「在雷曼，如果你無法融入，便不存在。」這家已經不存在的公司的前員工布萊德．路德曼（Brad Ruderman）回憶，「這就是那裡的企業文化，不照他們的規矩就準備出局。」
路德曼坐在洛杉磯的猶太教堂裡，穿著海灘鞋、短褲和T恤，四十六歲，典型的美國人帥氣的外表，頭髮才剛剛開始轉白，舉止優雅，但是跟帕夫羅一樣，都帶著淡淡的哀愁，微妙地引人同情。他謙卑地訴說他在投資銀行的日子，夾雜著懷念與不解。
「我進去的時候就像一張白紙。」他回憶，「我在投資銀行工作，有一天，我遇到樓下的業務及交易部門的朋友，當我走進他那層樓時，眼前的光景讓人不可置信：每個人都意氣風發，活力和能量滿點，我從沒見過這種驚人的景象，我脫口而出，『這裡是怎麼了？』。他幫我跟樓下的總經理牽上線，於是我加入了他們，一路往上爬。」
路德曼在加州長大，父親在證券業很成功，但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屬於頂尖的一群，他念的學校不是哈佛或華頓，而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因此，加入雷曼之後，他覺得必須努力證明自己。
「周遭的人都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常春藤名校畢業的，只有兩、三個人不是，我必須趕上他們！能夠和他們平起平坐是無上的光榮！知道自己在金錢上的成就，以及在聰明才智上晉身領先群俱樂部，這種滿足感是金錢買不到的。二十九歲時就擁有一支專線可以直通公司副總裁，你還能再要求什麼，簡直是集所有老梗之大成，對於一個自視甚低的人來說，這就是我的歸屬感。」
路德曼小時候是個很乖的男孩，崇拜自己的父親，努力讀書拿到好成績，從不惹麻煩，他說，他總是在尋求別人拍拍自己的背，認同自己，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接著，我進入雷曼，競爭非常激烈，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所有人都是佣金制，總經理辦公室的窗戶上，每天都會貼出所有人前一天的佣金，每天你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就會看到你的薪水公布在那裡，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激起原本就好鬥之士的鬥志呢？這正是公司的目的。對於像我這樣的人，如果不是爬到最頂端，後果不堪設想，你必須做些什麼，否則，你便什麼都不是。」
路德曼覺得自己每個月至少必須賺到十萬美元，做不到就是輸家，而且，如果七月做到十四萬，八月卻掉到十二萬以下，也是失敗。每個月的目標都必須往上堆高，才能保住他在群體中的地位。
「我極度渴望獲得認同，這不是貪心，我什麼都不需要，我已經有車子、房子，我不需要更多，這跟物質無關，而是我在這群人當中被打幾分。有時候，一個月只剩三天，我還沒有達到上個月的目標，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做出並非對我的客戶最有利的事。為了保住自己在這裡的地位，我抛棄了所有的倫理道德。」
他說，他到後來根本就不在乎客戶，只在乎自己能賺多少佣金。公司當然會說要以客戶的利益為先，但是在競爭這麼激烈的環境中，融入雷曼的文化才是優先考量。對外人來說，這間投資銀行的人最詭異的一個特點就是賭性堅強。
「走進廁所，你會在地上看到賽馬報，這就是他們每個人下班後做的事！沒有什麼好隱瞞的。除此之外，下班後還有撲克牌局，一個禮拜大概兩次，要有五萬美元的賭本才能上桌。而且只要會動的我們都賭，像是哪一個洗窗工人會先做完。每當你冒險時，就是在賭博。」
沉迷於撲克牌局的路德曼，必須加倍努力同時在兩個高度競爭的環境中求生存。當他回到加州創立自己的公司，他就像是小魚缸裡的大魚，獲得甲骨文執行長賴瑞．艾利森（Larry Ellison）和麥可‧米爾肯（Michael Milken）的弟弟羅威爾（Lowell）的資金挹注，CNNMoney網站甚至稱他為金融泡沫的權威：
「每個人都在泡沫裡，」位於加州比佛利山莊的對沖基金合夥人路德曼說，「錯過股市泡沫化的人，都一心想要算出下一次的泡沫化，幾乎每天都有人在談房市泡沫化，但是所有的房子只要一建好，馬上就有人搬進去，這算泡沫化嗎？」
為了在這個到處是富人和名人的地方看起來成功，路德曼動用了家人的關係介紹新客戶和新的資金，來成立他自己的基金，這些人大多跟他一樣：事業有成的專業人士，身處上流社會，受過良好的教育。
「躋身這群名流投資人之列真是莫大的榮耀，我成立了這個封閉型的基金，我的投資人會在他們的鄉村俱樂部裡說：『經濟很不景氣，但是我有路德曼幫我理財！』我也會四處宣傳自己幫哪些人理財，我們全都……散發出某種光芒！」
當市場開始蕭條，這種光芒也開始黯淡，路德曼沒辦法將投資報酬率維持在高檔，但是為了留在這個俱樂部當中，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實情，因此他開始捏造結果，期望透過賭博或樂透彩券等方式生出足夠的現金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已經無力回天了，二〇〇九年四月，證券交易委員會取得法院的命令，中止了他的對沖基金騙局。
「並不是我搞不清楚狀況，我很聰明，我只是無法想像自己過著別種生活，我只能繼續，因為……如果我不在這裡，我是誰？我還剩什麼？」
二〇一〇年，路德曼被判入監服刑一百二十一個月，他一直覺得如果無法融入就是一文不名，最後才發現自己是因為從眾才變得一無所有，只是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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