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
第一節 法律與道德
道德亦為社會生活規範之一，其目的亦在乎維持社會秩序，而指示人類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然其與法律之關係，究竟如何？學者間議論紛紜，懸案不決。有謂道德即是法律，法律即是道德，並無區別者；有謂道德與法律純屬截然兩事，不可同日而語者；又有謂道德與法律容有若干方面之差異，但本質上究屬相同，因而二者實具有密切關係者。後說較為折衷，吾人見解亦應如是，茲就二者之異同及其關係說明如下：
(一)法律與道德之異點
(1)作用不同：法律之作用，在乎拘束人類外部行為，而道德之作用，乃在支配人類內在之心機。因此凡不表現於外部，而僅係內在之心理作用，雖其居心不良，法律輒不能過問；而道德則嘗誅及人之內心，凡人一生邪念，則道德之制裁隨之。語云：「孝字論心不論事，論事萬年無孝子；淫字論事不論心，論心千古無完人」。差堪借為道德制裁與法律制裁有所不同之說明。同時道德既屬誅心，則能弭患於未然之前，可謂之治本；法律既係論事，則僅能制裁於已然之後，應謂之治標。或曰：法律亦何嘗不過問內心，例如我國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於科刑時應審酌犯罪之動機，以定其輕重。然此不過遇有行動表現於外時，在法律評價上，一併檢討而已，初不能將此內心動機，單獨作為法律問題而處理也。
(2)觀念不同：道德祇講義務，而不講權利；法律則權利與義務輒相伴而生。詳言之，在道德，縱令某一行為，可與人以利益，亦祇有義務人之存在，而無所謂權利人，例如：孝親、報恩、救災、卹憐等無一而非道德之表現，但受之者既無請求權，而施之者亦無權要求代價。在法律則不然，義務與權利常相對待，例如：買賣，一法律行為也，買受人支付價金可以要求出賣人交付標的物；出賣人交付標的物亦有權請求買受人支付價金，權利義務對待不爽。又如贈與亦一法律行為也，贈與人雖不能向對方取得代價，但既允贈於人，則受贈人自有請求其履行之權利，而贈與人亦有交付贈與物之義務，權利義務仍屬相伴，故一言法律則權利義務之觀念頓起，而道德則否。
(3)產生不同：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公布、施行；而道德之產生，則無此程序，僅由於人類社會意識確信無形中而產生，並無任何機關，在主持制定。
(4)制裁不同：違反法律或道德，雖同受制裁，但以制裁主體之不同，致制裁力之強弱亦異。法律制裁之主體為國家，其制裁力非常切實而有效；道德制裁之主體為個人之良心或社會之清議，其制裁力自然薄弱而渺茫。或曰：孔子之作春秋也，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道德之制裁力何嘗不強？然此施諸特殊人物或有效，加諸一般人未見有何影響。
(二)法律與道德之同點
(1)目的相同：法律之目的是在保障群眾安寧，及維持社會秩序，前已言之。道德之鵠的固不免懸之過高，但其結論，亦不外謀人類之向善，社會之和諧而已，與法律之目的祇有程度之參差，尚無本質之差異，亦可謂為殊途而同歸。
(2)內容相同：法律嘗以道德之內容為內容，例如：殺人為道德所不容，同時亦為法律所禁止；誠實信用為道德所期許，同時亦為法律所要求（民法第一四八條第二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可見二者在內容上亦無差異。
(三)法律與道德之關係
法律與道德異而復同，則其關係當然密切。其關係若何？一言以蔽之曰：相輔相成而已。蓋道德秩序賴法律而確保；法律之效力有道德始可濟其窮。良以人心惟危，人情亦險，倘無道德防範於惡念初動之時，而無形中消滅其犯罪，則法律將不勝其制裁矣；反之窮凶極醜之輩，狡黠奸獪者流，倘無法律予以嚴厲之制裁，勢必毫無忌憚，恣意妄為，社會秩序將不堪設想矣，道德云乎哉！可見道德為先鋒，法律為後盾，二者相輔相成。
第二節 法律與宗教
宗教亦為社會規範之一，其與法律之區別約如左述：
(1)產生不同：宗教多假神意而產生，法律則由於國家而制定。
(2)作用不同：宗教主迷信，以因果報應，籠絡人類良心，使之向善；法律主強制，以國家權力，支配人類行為，使不敢為惡，其作用較宗教為現實。
(3)範圍不同：宗教力量僅能及於教徒，非教徒固無服從其教條之義務，故宗教之範圍小；法律則普及於全國，凡屬國民均須受其國法之支配，故其範圍大。且宗教之信仰與否，個人有其自由；但法律則無論誰何，均須服從。
以上各點，係就法律與宗教之不同處而言，若論其目的，固皆在維持社會之秩序。宗教之所戒，亦嘗為法律之所禁者有之；宗教之所勸，亦嘗為法律之所命者有之。前者如宗教戒人污衊神靈，法律則禁人褻瀆祀典（刑法第十八章）；後者如宗教勸人孝親（摩西十誡之第五誡，現在天主教列為第四誡），法律則規定人子有孝敬父母之義務（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然則二者仍保有關聯也。
第三節 法律與禮儀
欲知法與禮之關係，須先知何謂禮。禮乃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特有之一種社會規範，在西方各國幾無跡象可尋，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之人性論，重視國民道德生活及教化力量，雖稍放禮治之色彩，但其後此類思想，竟屬罕見。因而西方社會形成之要素，不外宗教信仰，法律政治與經濟生產三種。宗教保障個人尊嚴，法律保障個人安全，經濟保障個人福利。中國社會則不如此，雖亦有宗教，但宗教並非形成中國社會之要素，以佛教而言，中國在其傳入之前，與已傳入之後，社會上並無多大變化，同時中國歷史上從無宗教戰爭，可見宗教於中國社會不發生多大影響。其次，法律亦非中國社會形成之要素，因為窮鄉僻壤之人民，根本不知法律；而知識份子又多鄙視法律，可見法律在中國社會上亦無多大影響。至於經濟尤非形成中國社會之要素，因為中國根本無所謂依經濟而分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什麼共產主義社會。中國社會形成之唯一要素即上述之「禮」是也。
禮初起於商朝之祭儀，至周而燦然大備，後經儒家之提倡，遂愈放異彩，竟成為支配中國社會之唯一重要規範，舉凡國政之紀綱，乃至天時、人事，無不納入禮之範疇。禮記：「夫禮所以定親疏，法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足徵禮也者，已通於人己，群我，天地萬物為一體，其內涵非常博大。但約而言之，乃是以人格尊嚴為本位，由敬字出發，敬人敬己，敬己必先敬人，因而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之間，均以敬字相處，行見一團和氣，自無摩擦對立之虞，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即指此而言。
禮在中國社會上既發生前述之大功用，故法律遂退處於不重要之地位，充其量亦不過為禮之輔而已。孔子云：「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韓愈原道：「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皆為禮法關係孰先孰後之最好說明。時至今日，中國已應世界潮流而進入法治，致數千年來中國特有之社會規範禮，幾有被抹殺之勢，殊堪注意。然所幸者吾國現所採取之立法原則，係遵奉 國父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除包容新時代之精神外，仍集我固有文化精華之大成。據此為原則之立法，當然已將禮之精神，潛移默化於其中。例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禮也，而現行法律即有親屬間拒絕證言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八○條）；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現行法律即有搜索婦女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二三條），可見禮已多變為法之內容矣。
第四節 法律與政治
何謂政治？其說不一：有謂政治者，國家權力之活動也。依此說離開國家即無政治，將國家與政治混為一談，未見其當。有謂政治者，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之武器也。此乃唯物史觀者之邪說，殊不足採。良以一國之中，形式上雖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然絕非兩階級對立。蓋因民權運用之結果，人人皆為治者，同時亦為被治者，二者變動不居，實無階級之可言。故關於政治之解釋，均不若 國父之說為允當。 國父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此一解釋，明白而中肯，吾人自不必標奇立異，徒事旁求。
政治與法律之關係，約有二說：①政治領導法律。所據之理由為：法律之成立，多先由行政機關制定草案，提經立法機關通過，再由行政機關公布施行，此各國之通例也。而政黨政治盛行之今日，主持行政者固為競選獲勝之政黨，即立法機關內，對法案之通過具有最大影響力者，亦莫不為與行政機關同一競選而獲勝之政黨；政黨自以其政綱政策為一切準繩，施政以之，立法亦以之，孰謂法律不為政治所領導？況法律既為社會生活規範，當然由於社會需要而產生，亦當然隨社會生活之變遷而變遷；競選獲勝之政黨，必其政綱政策為當時社會所需要，因而當選。可見社會所需要之事，須先於政治上表現，然後始能據以制定法律，故政治之領導法律，乃勢有必至，應勿庸疑。②法律領導政治。其所據之理由為：於今法治之聲，風靡一世，法治者依法而治也。不惟依法審判，尤須依法行政，否則如無法律根據，施政者不得擅行限制人民之權利，或漫課以義務，然則政治受法律之控制，情形豈不顯然？
二說雖各言之成理，但吾人以為法律與政治並非主從關係，談不上何者領導，何者被領導之問題。二者乃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互有影響，並行不悖，政治不清明，法律固等於具文；法律不確立，政治亦難免脫軌，可見二者實非車頭與車廂之關係也。
以上係就法律與政治本質之關係而言，若由形式上觀察，則亦有左列之區別：
(1)形態不同：法律有有形之法典，形態較為固定；政治則為無形之作用，形態常變動不居。
(2)產生方法不同：法律之制定須經立法程序，其修正廢止亦莫不依法定程序為之；政治之設施或變更則無一定嚴格之程序。
(3)產生機關不同：法律由立法機關制定；政治由行政機關推行。現我國最高立法機關為立法院；而政治之總樞紐，則為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
第五節 法律與經濟
人類社會生活，應分兩種，一為精神生活，一為物質生活，所謂經濟即物質生活也。其與法律之關係若何？說者亦有如政治之於法律，不曰法律依附於經濟；即曰經濟全為法律所支配。但吾人之見解卻認為二者之關係，為聯立的，而非本末的，茲申述之：
謂法律依附於經濟者，以經濟為本，法律為末，乃唯物史觀者之理論，彼輩認為法律係上層建築，經濟為下層建築，亦即經濟為法律之基礎，法律非理性產物，乃是經濟條件之背影，法律家幻想以為自己依先天法則而為裁判，其實此法則不過為經濟之反射而已。此種說法實過分渲染經濟作用，而混淆視聽，圖以經濟吞沒一切，以物質生活囊括人類社會生活之全部，而抹殺精神生活，影響所及，滅絕人性，自毀人類前途，識者當深惡痛絕。中國古時法家者流雖亦有「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知禮義」之論調，然而儒家亦正有「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路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之卓識，是足以證明經濟之權威，並非無上，而法律完全依附於經濟之說，亦非真理。
謂經濟全為法律所支配者，以法律為社會生活規範，其機能在乎定分止爭。緣人與人之糾紛，幾全由經濟行為所引起，故法律有關支配經濟之規定特多，如民法總則之社團，及債編、物權編、以至於民事特別法之公司、票據、海商、保險諸法，無一而非有關經濟之立法；甚且親屬法雖旨在規定身分關係，似與經濟無涉，但其中之夫妻財產制，扶養義務等仍與經濟息息相關。加以兩次世界大戰，影響於國民經濟生活者至鉅，各國為適合戰時非常目的之需要，曾制定甚多有關統制經濟之法規，於是經濟法大有於法律系統中獨樹一幟之勢，因此謂法律支配經濟，誰曰不宜？豈知此說亦屬偏見，蓋經濟生活不為法律所支配之處尚多，例如嫁女粧奩，飯館小賬，均不在法律規定之內，但行之若素，仍不失其為經濟行為也。
由此觀之，經濟與法律實無本末關係，然而卻不能無聯立關係，何耶？經濟生活既為社會生活之一部，而法律規範又為社會生活規範之一種，則經濟自嘗藉法律以規範其秩序，但不全為法律所規範，而法律亦嘗以經濟而充實其內容，但其內容亦不全為經濟所獨佔。換言之，二者除去關聯之部分外，尚各保有獨立部分，故為聯立關係，而非本末關係，不過現代經濟生活，日趨複雜，藉法律技術以釐訂其制度之處漸多，例如公司制度，保險制度等，於是法律與經濟之關聯部分日增，亦即互不相涉之部分相對日減，其關係當然愈臻緊密。
第六節 法律與實力
我國素有「勝者王侯敗者賊」之諺語，日本亦有「勝官軍、負賊軍」之同樣說法，而英國則有「實力就是權利」(might is right)之法諺，似乎實力高於一切。又唯物論者更明目張膽以法律為強者壓迫弱者之工具，混實力與法律為一談。其實上述說法均屬偏見，法律不惟不等於實力，而實力反因法律在，始不得逞其淫威。法家管子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爭，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群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君臣篇）；又古文大家柳宗元亦曰：「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築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鬥，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今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貞符篇）細繹兩氏之說，則可知實力所支配之社會，純係弱肉強食，黑暗悲慘，冷酷已極。然此種現象究與人類本性不合，蓋人類天性可分兩面，一面即上述之智者詐愚，強者凌弱之獸性；另一面尚有人性（狹義的），即孟子所說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諸美德是，人性不斷抵制獸性，使獸性消而人性長，於是人生之理想始現。法律之發現，亦屬人類邁往理想境域中所獲得之一條康莊大道。一有法律則「智者詐愚，強者凌弱」之實力狀態便為之歛跡；而「披披藉藉，草野塗血」之悲慘世界亦轉為化日光天，可見法律與實力兩相敵對。此種敵對情形不僅往昔如此，且因時代愈進步，人類愈自覺，而法律亦愈顯示其抑強扶弱之功能，例如契約自由原則，表面上已極盡平等之能事，但詳析人類之智力及財力之強弱，則可知若絕對貫徹此一原則，勢必造成甚多不平等，不正義之結果，事實亦的確如此，蓋此一原則嘗為智力財力之強者所利用以欺壓弱者故也。法律鑒乎此，乃對此原則進而加以限制，即以自己之一部力量，加諸弱者一方面，使之均衡，如團體協約法等勞動法令，即其明證。
法律雖然排斥實力，但不可不利用實力，何以故？因法律之目的，不徒宣告社會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而已，尚須以強制力使其所宣告者具體實現，不致落空；倘有人違反，則必立予扭轉，毫無寬假。例如：法律有保護所有權之規定，設有人妨害之，則權利所有人自可訴請法院予以除去，甚且有妨害之虞者，即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七六七條）是也。不寧惟是，法律有時唯恐其強制力於時間上緩不濟急，乃竟仍許私人以自力救濟者（民法第一五一條），亦不足怪異，是皆法律利用實力之適例。然則法律既排斥實力於前，復利用實力於後，何其自相矛盾耶？曰不然，法律所排斥之實力，暴力也；法律所利用之實力，權力也，若由物理上觀之，固均為實力，無所軒輊；然由其使用之目的上觀之，則大相逕庭，匪可等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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