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2000年那年，我一如以往，將自己的一些舊作交給了梁秉鈞先生，請他編輯成書並替我找出版社。這次他問，交給一家新出版社以示支持好不好？我同意了。這就成了指南針出版社在2001年替我出版的文集《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銷售量很低，很少人注意到。裏面，有一篇同名的文章，曾經在《明報》刊登，首次發表日期是1998年3月27日，回歸後不到一年。我在那篇也叫做「香港未完成的實驗」的文章裏寫下了這樣的一些句子：
「香港也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功實驗之一。」
「香港的實驗還有未完成的部份嗎？我們不是『甚麼都有』了嗎？作為戰後嬰兒潮代的一份子，我還有一種痛，而相信同代很多人會有同感。那就是民主。或者說，以市民普選出代議決策者和行政長官的制度。」
「我相信香港民主也會有改進，只是慢了一點，慢得有點荒謬。」
「民主是香港未完成的實驗，其他實驗的成果不會因為民主的成形而失敗，因為民主是整個實驗的一部份。有了民主，這一代人才完成任務。」
「要完成，就在這一代。」
這是在十五年前寫的。
今天，我想繼續講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香港未竟之業，這一代香港人未了的心願，早該完成的任務，必須達成的使命。
感謝香港書展給我這個機會，感謝大家來聽我演講。我們知道語言既是理性商討的重要工具，也可以包裝虛偽、蠱惑人心，說話是有後果的、要負責任的。作為香港人，我覺得有責任將我經過深思熟慮的一些意見完整的講出來，雖然這些意見很多人會不同意。首先我會先簡短的談香港幾個方面的未竟之業，然後專注談當前我們大家最關注的一些議題。我會談到香港與大陸，為甚麼我們要多交流，為甚麼不該互相羞辱；我會談到本土和自治，以及我們為甚麼不能不守基本法；我也會談到我對內地「對港班子」的看法，探討公民直接行動，還會提出我個人的普選方案。
香港不僅只有民主普選一項未完成的實驗。現在看來，回歸後香港很多方面亦令人失望。譬如以我們的經濟水準，我們的環保事業應做得比現在更好才對。我們在同性戀、少數族群等平權議題上顯得落後於很多同等發達的地區。我們的成熟社區繼續受地產發展威脅和政府發展主義政策的破壞，房價繼續在扼殺老店鋪及年輕人創業、安居的願望。以上世紀七○、八○年代社會政策的成效和路徑，我們的貧富差距怎麼竟會被容許再度拉開到近年的可恥地步？此外，本來以我們一城之力在本土文化上歷年來的出色表現，我們應以擁有自己的主體文化而自豪才對，但是為甚麼殖民地心態往往揮之不去而令我們的政府常常自我膨脹卻同時自我矮化？還有，以香港自由港、移民城市兼旅遊城市的百年傳統，怎麼還會有羞辱來客的行為？
我舉一事為例說一下。每年，特區政府都很樂意給美國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表揚說香港是世界自由經濟的模範生。但那個傳統基金會其實是一個很偏激的美國右翼鷹派組織，人家宗旨說得很清楚是為了擴充美國的國家利益，屢屢是美國霸權甚至侵略行為的號角手，經濟理念上奉行的是2007年後已經徹底破產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樣的一個偏激的外國組織，我們上一任的特首還滿心歡喜的年復一年的跟它唱和，自我膨脹的吹噓香港第一的同時，卻又自我矮化的拉着香港去替這樣的一個組織背書。其實，當香港被這個基金會摸頭的時候，我們應感到羞恥才對。反過來說，當它不再吹捧香港的時候，香港大概是做對了一些事情，譬如說正在重建公屋打擊地產霸權。
香港有一項大家樂道的成功實驗，就是從1948年開始經過長達半世紀、幾代人一再複習的清潔香港運動，漸漸香港減少了隨地亂扔垃圾的垃圾蟲。而一代接一代的小學公民科的教育，使不少香港人也不再在公共場所喧嘩，學會了排隊，學會了在公共空間彼此尊重。但我們要明白，這些都是香港人長年學習回來的新習慣，變成民風也是不太久以前的事情。
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很多香港人去了北美澳紐移民或旅行，當地人抱怨香港人(當然其實只是部份香港人)不守過馬路規則、開車超速，也有人說都是你們香港人財大氣粗抬高了房價。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話常以族群為單位，譬如說香港人如何如何，大陸人如何如何，這只是習慣，可以理解。有時候也不恰當，但情有可原。我只希望大家在公共領域和媒體包括社交媒體上多點自律，不要輕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要上升到族群的層面。
自律應該最嚴的是著書立說以及寫臉書的評論家們，即有公共影響力、有較多話語權的媒體人和公共知識份子。
也許有的寫評論的人會批評我說，這麼基本的常識你以為我們不懂嗎？我深信大家都懂，但既然是基本的常識為甚麼還是有人要上升到族群層面，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那豈不是在濫用社會公器，故意煽動或嘩眾取寵？
香港有很多傑出的寫政論時評的文字工作者，大家是不是可以多點互相勉勵，勇敢的拿出自己真與善的一面，讓語言和文字成為社會中真與善的守護者，而不是真與善的嘲諷者。
我們是否可以試着改進，減少為逞一時口舌之快，以情害意，至少保證不用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們是否可以不要為了煽情而故意以偏概全，或以本土優先之名作為歧視性言論的通行證。
我們不應誇大兩地差異，絕對化兩地民眾。動輒把兩地文化說成本質上的對立，這不僅是不道德的，還是實證上、理據上不成立的。
族群歧視的言論，除了在道德上可恥外，還損害香港的利益。港人的族群歧視言行若真的激惹了大陸的民眾，誰最高興？最高興的是那些不在乎香港未來好與不好，只希望挑起兩地民眾矛盾的人，以及那些想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人。他們會挑動說：看，港人抓住機會就羞辱、謾駡中國，現在大陸很多民眾對香港的亂象很擔憂，形勢要求我們必須用更有效的手段促進人心回歸，強化國家對特區的管控，這是有民意基礎的。
港人以族群為單位羞辱人，不單是香港之恥，恐怕還正是這些鷹派人士所樂見，事實上有助於兩地那些謀求早日改變一國兩制特區管治形態、溶解香港真自治的政治勢力。
香港從來不是以多麼熱情、好客或有禮貌著稱，世界上的確有比我們熱情好客有禮的地方，不過香港人也不特別排拒外來人，至少不會對外來人抱有敵意。香港人對陌生人不見得多麼和顏悅色，但是我們以前不會故意不禮貌以至傷害陌生人感情。作為百多年商業旅遊的自由港，我們也有過門就是客的觀念，知道不能趕客。
外來人到香港旅遊、公幹或討生活，都可以感到最基本的安全，能享有不受歧視的保障，這應是文明開放社會的起碼條件，是與自由法治一樣核心的價值觀、一樣值得堅守的香港傳統。
香港還有街坊觀念，即睦鄰的美德。坊眾不是家人，沒那麼親，更談不上愛，背後大家也會揭人之短，但見面客客氣氣，偶然串串門家長裏短，交換點小恩小惠，日子久了，相處中也生出彼此理解與感情。這未嘗不是功利，但沒有不好。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友善、好客、有禮貌，那當然更好。但至少要做到不羞辱陌生人、不恐嚇外來人。而何況我們也別無選擇，必須跟鄰區和睦相處。
如果以本土利益為名羞辱外來人，香港就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那麼，我們以為在維護本土，其實恰恰是毀掉了本土最珍貴的傳統。
我是一個移民，1956年才到香港，但我以香港作為故土。1980年我在《明報》發表過一篇叫〈香港人的香港？〉的文章，裏面寫了這麼一句：「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邀請香港人登上歷史的舞台。」
大概從1976年創辦《號外》雜誌開始，我就很有本土意識，做過現在叫建構香港本土主體性的文化和政治嘗試。
換言之，我是一個本土派。
但我始終自我期許的是，始於本土、立足本土，但不限於本土，時刻不忘記我們是活在一個開放社會，是需要包容差異、尊重多元，是要睦鄰，善待外來人、配備地球村世界公民的道德觀、配備自由社會公民的價值觀的。
本土主義一旦走到極端，就可能變成自我膨脹的地方沙文主義，成為一種排外的民族主義，甚至是一種極端的族群(種族)主義。極端者之間的語言和邏輯何其相似，皆視某一特定外間或新來的族群為假想敵，把別人能說成多不堪就說成多不堪，同一種自大心態、同一種漫駡式的語言，競相以自己最醜陋的面貌示人。這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邏輯，勇於內鬥上綱上線的暴力語言和亂扣帽子的誅心之論，販賣的只是廉價的怨和憎。
但我們不能因此放棄本土，我們的主場。我們要維護香港的主體性。我們要做個理智的、勇敢的本土派，一個支持多元開放社會的本土派，尊重自己本土，也尊重他人、尊重不同的多元文化。
香港與大陸一衣帶水，民間交流從未斷過，八○年代及後，交往日趨綿密，千絲萬縷。
首先是香港人往北飄流去到廣東各地開廠創業，帶旺了廣東經濟。是香港人先主動去融合粵港經濟、促進區域交流的。
及後更多港人北上，包括很多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深度介入，全方位參與大陸的改革開放，其中當然有賢有不肖，有正面也有負面的效應。
正面的看，更有不少有心的港人在各領域幫助了內地改革，為內地社會作出奉獻，協同建立了不少經濟、社會、文化以至政法的內地新規範。
三十多年下來，千萬種形態、千萬種個人的理由，兩地民間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經很大程度上形成一個經濟分工圈甚至一個社會文化生活生態的共同體。不少香港人已參與其中。甚至可以說，兩地民間已經是局部的共生共進化的。
叫本土香港人不要關注大陸，與大陸脫鉤，那等於是叫港人自己否定自己過去的三十年。
這樣的本土主義是脫離現實、目光如豆的狹隘本土主義，是腦筋膠化的本土主義──把自己的頭塞進地下還以為自己是在接地氣的本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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