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的香港書展，繼《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為我出版了《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兩書在內容和性質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相似是兩書都是圍繞香港的民生問題來討論，包括自己對社會變遷的觀察；不同之處，是《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從政策層面入手，分析的是政府歷年有關民生的政策，學術味較濃；《真實的貧窮面貌》記述的是自己個人的經歷，及參與公共事務時的所見所聞，反映的是貧窮的面貌，但也算是市民生活變遷的寫照。
《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出版後，我覺得意猶未盡，畢竟貧窮涉及的，多是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觸及的社會變遷，必然有所限制，難窺不同階層人士的面貌；那時正值港人因政制改革問題鬧得如火如荼，社會出現嚴重撕裂，加上後來的「佔領行動」，我想是時候就我過去思考很久──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這一問題，另外多寫一本書。
我當時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港人在一些共同關心的議題上無法達成共識？為什麼一些關乎眾人福祉的事，社會上總有不同的意見？為什麼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市民卻常走極端，拒絕接納別人的不同意見？我知道，除非在極權社會，民眾有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但現今的香港社會，不同聲音卻不會在討論後有共識，更不會得到共同認可的解決辦法。為什麼香港弄得如斯分裂？香港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從事公共服務，計算起來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參與公共服務的人士，差不多沒有一位是「理想主義者」（perfectionist）；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事情順利進行，各方都必須讓步，絕對不可堅持己見，否則事情只會一拍兩散。舉個例子：上世紀八十年代間，我聯同幾位工會領袖建議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最初提出的是社會保險形式的退休金計劃，但後來我們發覺「危機分擔」（pooling of risks）的概念不為香港打工仔接受，於是我們改變方向，推動個人儲蓄形式的公積金計劃；我們知道公積金計劃並不理想，但我們願意讓步，因為知道若然堅持自己的理想，社會無法在退休保障上達成共識。
我並不否定個人應該有理想，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公共事務的領域裏，事情許多時並沒有黑白之分。在其後完成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我講過：不應輕易把社會事件提升至「公義」的層面，因一旦事情變成公義與不公義之爭，答案就只有對或錯，完全缺乏妥協的空間，通俗一點來說，就是：「唔係你死，就係我亡」。若然不想這種情況出現，對立雙方必須留有兩手，在爭取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之時，也必須考量什麼是自己可以放棄的。這樣，爭議的事才會有結果，若一意孤行，也不見得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至今我仍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過去港人願意在爭議的事情上讓步，今天卻好像只會各走各路，對立的事沒有轉圜餘地？更諷刺的是：當政府和政黨都強調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時，共識卻離我們愈來愈遠，甚至遙不可及。那麼，為什麼以前可以「有商有量」，今天卻是「寸步不讓」？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我嘗試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尋找答案：當港人仍是難民的時候，港人的共同目標是在香港生存下去，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飽，他們不惜紆尊降貴，不再計較自己過去的成就，用今天的術語，就是「放下身段」，但求有一口飯吃，工資足夠養活家人，懶理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願望，總之全家安安樂樂生活下去就可以了。在這種氛圍下，社會雖有紛爭，人與人之間也難免有摩擦，但說到底，大家都是為了生活，又何必固執己見？
到港人自認為市民的年代，想法和理念離不開香港變得更好，這樣，住屋不再只求有瓦遮頭，最好是各有獨立的門戶，進而擁有自己的居所，這樣香港才真正是自己的「家」。其次，子女必須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已不足夠，因為家長都知道，要出人頭地，單是中學畢業並非進入專業人士的階梯，所以就算節衣縮食，也必須給子女「放洋留學」，這是確保子女從基層轉為中產的途徑。
到香港前途問題出現的時候，港人的生活又起了變化。港人其實並不熱衷政治，我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提到港人對政治議題，心裏其實多有恐懼，甚至厭惡。但「九七」問題出現，港人就算不理政治，政治總會找上門來；原先人人想着如何「發財」的社會，剎那間變成人人都必須為了政治而計劃自己的未來，移民或留下成為熱門話題，港人不再有共同的目標和願望。《基本法》頒佈後，港人對前途的慌張暫且降温，況且要移民的都走了，留下來的大多數也必須面對現實，盡力保護自己擁有的，以防到了「九七」，香港一旦出現混亂，自己只能坐以待斃。
回歸後，港人恐懼的改變並沒有出現，一切真的如《基本法》所規定的保持原有的面貌；港人還是如過往的「搵銀至上」，但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可以如過往般與中國保持距離嗎？在英國管治的年代，國家的觀念從來沒有在港人心裏扎根，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那些自認為中國人的，中國只是一個稱號，港人不會想到為國家作出貢獻，更不會為了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或許為了自己的同胞，港人願意伸出援助，如1992年的華東水災，港人送去的物資和金錢，連內地官員也深受感動，但國家觀念卻無法引起港人的共鳴，國家好像從來不屬於他們。
回顧香港經過的歲月，我想起香港電台拍攝的劇集《獅子山下》，其中主題曲講到港人走過的路，是歡笑多，還是唏噓多？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的七十年裏，港人嘗過的艱苦日子數之不盡，但歡笑的時刻也是有的。什麼是港人經歷的唏噓和歡笑？我想沒有準確的答案，人的感覺隨時代而改變，也視乎我們的期望和要求；所以，要明白港人的唏噓和歡笑，首先得回到港人當時所處的環境。在這書裏，我希望透過這個懷舊旅程，重新把港人走過的路，如實的顯現在港人面前，雖然只是吉光片羽，個人的感受也難有什麼微言大義，但只要是港人的真實故事，箇中必有你和我的苦與樂。
全書共有三章，也是三個時代的記述。第一個時代，從1945年到1967年，是港人求活的時代；第二個從1967年至1984年，是無軌跡可尋的混亂時代；第三個從1984年至2016年，是一個漫長的過渡時代，這個時代到今天還未終結。記述的事件是多層次的，除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外，還涉及港人的家庭生活、經濟活動、個人的消閒喜好。
完成這本書，我對過去的回憶，全都寫下了。但願《真實的貧窮面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和《我們有過的歡笑和唏噓》，能成為香港社會的歷史見證。
第一章 1945－1967：求活時代中的喜樂與憂傷
艱難日子裏的苦與樂
二次大戰結束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整整二十年，香港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居民的生活十分辛苦。在這段時間裏，港人有數不盡憂傷的事：擔心今天有飯開，明天卻沒有飯開；擔心在大陸的親人，今天平安無事，明天卻遭受政治運動的折磨；擔心子女今年有書讀，明年要輟學出來工作；擔心社會今年沒有騷亂，明年有人興風作浪。
在艱難的日子裏，港人也有他們歡樂的時刻：開心的是家人可以整整齊齊的吃一頓飯，雖無佳餚美酒，但溫飽已感到滿足；開心的是無風無浪又過一天，只要當天沒有突發的令人傷心的事，心裏已非常高興；開心的是年年難過年年過，生活稍微有些好轉，人就得感謝；開心的是在紛擾的時代中，自己不用顛沛流離，香港仍算是一片福土。
以上描述，概括了二次大戰後二十年裏香港居民的心態，若要逐年記述發生的事，可參考香港政府每年發表的《香港年報》（Hong Kong Yearbook），從箇中不難發現香港經歷的轉變。回說本書寫作的目的，記述的並不是《香港年報》所載的「硬」資料，而是我從生活的體驗及對周圍發生的事物，所得的印象和感想；我希望把這些感想和印象總結起來，藉此反映每個時代香港居民的心態：什麼令他們歡笑？什麼令他們唏噓？在這章首先出現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情況。
對英國皇室的印象
我十分幸運，和平後才出生，沒有經歷戰爭的痛苦。戰後最初幾年的情況，我年紀還小，沒有什麼印象；記憶中，那時的房屋都是破破爛爛，尤其在我住的灣仔，因曾受盟軍轟炸，破落得特別厲害。1953年，我是一名小學一年級生。那年，香港的宗主國英國，伊利沙伯二世登基，軒尼詩道蓋搭了看台，沿途張燈結綵，慶祝伊利沙伯二世成為國君；我是長大後才知道，英女皇其實沒有實權，所謂最高統領只有象徵意義，但那時七歲的我，覺得英女皇儼如中國以前的皇帝，高高在上，香港正是這位年輕女皇管轄的地方。
一連串慶祝英女皇登基的活動，我最近才從舊照片中略知一二：當日有花車巡遊、舞龍舞獅，比香港1997年時回歸祖國更熱鬧。我稍有印象的，是學校分派給每名學生一隻金屬製造的水杯，杯上印上皇冠，鑄有ER兩個英文字母；這隻印上皇冠的水杯，放在家裏用上十多年，我不會用「皇恩浩瀚」來形容，卻使我對這位只在名義上管治香港的女皇多了一分感情。
我對英國皇室的印象，要到我就讀中學的時候再次加深。中學校舍在港島半山麥當奴道，我每天往返學校都要經過花園道（那時還沒有紅棉道），這裏是到港督府必經之路。有一次下課的時候，沿花園道走落中國銀行大廈乘搭電車回家，看見街道兩旁站滿了學生，揮動着英國國旗，歡迎從金鐘那邊駛過來坐在房車裏的「重要人物」（後來才知她是雅麗珊郡主），我放慢腳步，看到一位衣着華麗的女士在車內，旁邊的人都看不清楚，只知車隊正向港督府駛去。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皇室成員，雖不知道車裏坐的是郡主，印象還是十分良好。
再一次遇到皇室成員是二十年後的事。1986年，英女皇第二次訪問香港，那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公佈之後，我當時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主席，被邀代表福利界出席在港督府舉行的園遊會；被邀的嘉賓有數百人，我們被安排在固定位置，並且不可隨意走動。英女皇在港督和兩三位主要官員陪同下進場，分別與各人打招呼，整個氣氛十分拘謹，英女皇與嘉賓只是見見面，根本沒有交談的時間。我不知道園遊會的目的，但與會者皆覺得自己受到重視，有機會與殖民地的最高統領見面；雖然中國與英國已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也快將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但一日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一切傳統皇室禮儀，絕對不能馬虎。
殖民地色彩無處不在
英國撤離香港以前，殖民地的色彩濃厚嗎？我可以肯定的說：從戰後到1997年回歸中國，香港是徹頭徹尾的英國殖民地，一點不會假。1972年，麥理浩出任香港總督，在他以前，港督都是殖民地官員，多曾在其他英國殖民地積累經驗後才來港履新；他們熟悉的管治，離不開殖民地的一套，主要官員也是由英國人出任。應是六十年代末，有徐姓的華人政務官出任勞工處處長，當時傳媒大肆報道，好像終於有華人政務官出頭了。到了七十年代，開始有華人出任司級官員，如何鴻鑾、李福裘，這兩個都是香港名門望族的後人，他們能夠晉升到司級職位，自有他們的才能，但殖民地政府藉此籠絡社會上有影響力的華人家族，意圖十分明顯。回歸之前，重要的決策官員還多由英國人擔任，特別是保安司一職，到了1997年6月30日，仍由英國人把持，確保一切機密牢牢掌握在英國政府手裏。
毋疑，1966年和1967年的騷亂，迫使英國政府重估對香港的管治方式，但在此以前，香港殖民地的色彩可說無處不在。首先，香港不少地標、街道、政府建築物，都以皇室成員或總督的名字命名。孩童時，我從灣仔修頓球場步行到跑馬地景光街上課，途中經過摩利臣山道，街道兩頭立有三角形的石碑，碑上寫些什麼，因全是英文，我看不懂，相信是紀念與殖民地管治有關的事跡。到我中學的時候，常到兵頭花園（今稱動植物公園）遊玩，公園中間有英國國君的銅像。到了今日，香港市民最熟悉的皇室銅像，應是坐落在維多利亞公園正門入口處，頭戴皇冠、手握權杖的維多利亞女皇坐像。回歸後，有建議把維多利亞女皇銅像移到別處，理由是香港在維多利亞女皇在位時割讓給英國，怎可容忍她的坐像豎立在港島當眼之處？事件最後不了了之，也沒有人覺得有此必要。
回歸之前，伊利沙伯二世名義上是香港的元首，她的肖像隨處可見，如日常使用的硬幣，幣值從五仙到五元，都鑄上英女皇的樣貌。英女皇肖像還出現在市民常用的「士擔」（郵票）上角，到皇室成員有什麼喜慶日子時，如王子查理斯與戴安娜結婚，兩人的合照也印在郵票上面。皇室成員的婚禮重要嗎？我相信沒有多少市民會為他們的婚禮而高興，但英國政府仍很着意在香港宣傳皇室成員的一舉一動，我想最重要的作用，還是提醒市民香港仍由英國管治。我曾在政府任職公務員，政府用的公文袋都印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我還記得第一天上班時，上司吩咐茶房阿嬸送來奶茶，杯上印有皇冠的徽號，可見英國管治並不是說說的，象徵英國最高權力的英女皇實在隨處可見。
作為英國殖民地，市民感受到的，並不止於政府建築物上懸掛的英國國旗，或硬幣和郵票上的英女皇肖像，更具廣泛和深遠影響力的，是英語作為官方的唯一語言。有人或許會認為：英語是國際語言，管治香港的又是英國政府，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順理成章，怎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象徵？更有人說：正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語才會受到重視，香港才有條件成為國際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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