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臺灣農民運動的起源與背景
知識環境
過去四百年，臺灣一直如強力磁石吸引先進世界文化登門，從而造就出豐富的受殖民歷史和獨特的海洋傳統。多種遺風和影響力熔於一爐，有助於刺激臺灣島民的想法，引導臺灣社會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蕩時期，可貼切說明此點。當時，許多見識不凡的臺灣人，主要透過日語的書籍、報紙、雜誌、電台和其他媒材，能掌握世界重要時事和流行觀念，例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威爾遜的自決原則、經濟大蕭條、民主與選舉權、馬克思主義。但由於此島的地理位置和東京加諸殖民地人民的限制，基本上由日本教育制度造就出來的臺籍菁英，成為他們日籍導師的新一批追隨者。幾乎所有的臺籍菁英，若非讀過日本大學，就是在臺灣上過正規中學，或者在這兩種學校裡都受過教育，這意味著其中某些人深受自由主義教育者和社會主義教授影響。於是，若要全面瞭解一九二○、三○年代臺灣的社會運動，就有必要探明那些運動在日本本土的根源。
在殖民地治理上，日本人從歐洲列強，特別是從印尼的荷蘭人那兒，吸取了一些教訓。平定叛亂和異議分子之後，日本人開始逐步擴大臺灣灌溉、防洪、港口、鐵公路工程等方面的投資和基礎建設。在這同時，臺灣總督府課重稅、收取資本服務費、利用徭役、操縱農產品價格，以管理這個殖民地。日本從臺灣輸入高級木材和農產品（特別是糖和米），向臺灣輸出工業產品。因此，島上的殖民政府未催生出強大的臺籍實業家─資本家階級，使臺灣成為日本的經濟附庸。
文化上，殖民地政府的最終目標乃是同化臺灣人，使他們成為日本天皇的忠貞子民，使島民認同神道教天照大神。為了用日本精神培育臺灣人，殖民地政府於一九一九年開始讓臺籍學生就讀公學校。於是，對臺灣人來說，教育機會變多，尤其是實用的職業訓練、教書、行醫方面。例如，完全免學費的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開始招收優秀的臺籍學生。然後，在台中和台南，設立了以培養小學師資為宗旨的類似機構。更早時，設立台北第一中學校這個五年制中學教育機構，主要招收日籍學生。但隨著新的社會形勢（包括暴增的城市人口和上升的識字率）激發出臺籍中產階級子弟上完小學繼續受中等教育的趨勢，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開辦第二家中學。台北第一中學校招收的大多是日籍學生，台北第二中學校則著眼於兼收日、臺籍學生。一如師範學校的情況，五年制中學校也在臺灣各大城設立。除了公立中學的必修科目（包括語言、歷史、數學、自然科學），每週一早上，這些學校的師生得一起朝東京的皇宮方向鞠躬，儘管那位在數千公里外。這些中學校也按日本傳統行事曆過節放假，包括二月十一日過建國祭（又稱紀元節），慶祝傳說中西元前六六○年大和國的創立，以及九月二十四日過秋季皇靈祭（日本人在秋分祭祀儀式中獻上壽司）。
二次大戰前那段時期，日本教育通常遵循歐洲教育制度，也就是從中學畢業後，想讀大學的學生得讀完預備學校，才能進入專門學院或大學，接受再三年的高等教育。於是，一九二五年，殖民地政府開辦台北高等學校（今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訓練優秀的中學畢業生。但招生時大大偏袒日本人。一九四○年，島上有將近五百七十萬臺灣人和三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名日本人，但只有八十七名臺灣人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相對的，就讀的日本人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九四一年，全部學生為三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和一百零四名臺灣人。台北高等學校被視為臺灣島上英才的薈萃之地，該校學生會看政府喉舌《臺灣日日新報》，攻讀日本神話、歷史、古詩、古典文學、當代小說。但透過在西方留過學的教授之口，學生也接觸到較自由主義、較世界性的觀念。這些學生也能拿到《阿拉伯勞倫斯的生平》、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岩波書店翻譯、出版）之類書籍，以及康德哲學論著、歌德《浮士德》的譯本一讀。
配合這所預備學校的創立，一九二八年殖民地政府創立台北帝國大學（今日國立臺灣大學前身）。它基本上是個研究機構，以滿足日本的殖民事業需求為宗旨，其主要課程集中於熱帶醫學、熱帶農業和華南、東南亞的亞熱帶地區。因此，根據該大學的檔案，一九三九年時全校有教學、研究人員七百零八名，學生卻只有三百七十三人（日人兩百八十三名、台人九十名）。就讀這所全台唯一道地大學的臺籍學生，大部分選擇讀醫。
想讀大學但出於某個原因既未讀台北高等學校、也未讀台北帝國大學的有錢臺籍青年，總能找到辦法入讀日本境內的其他高等學校或大學。於是，一九二○年代那十年，赴海外上大學的臺籍青年愈來愈多，出現許多被公認為臺灣先驅性知識分子的臺籍作家和律師。一次大戰爆發時，約有三百名臺籍學生就讀日本數所大學，到了一九二二年更增加為超過兩千四百人。中國民族主義於一九二○年代高漲之後，在北京、天津、上海、廈門求學的一些臺籍學生組成團體，推動台人自決。但他們的活動侷限於寫文章、演說、辦群眾大會。但日本自由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無疑對數個海外臺灣人組織的形成和活動，施加了不可否認的影響。
一次大戰結束時，為將日本境內所有臺籍有志之士聚於一堂，臺灣慈善家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和行動家蔡惠如（一八八一～一九二九）決定將在日臺籍學生組織成新民會（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以改革日本在台總督府、出版既能讓日本民眾瞭解臺灣真實情況且能開拓臺灣人眼界的雜誌、爭取中國人民支持為目標。新民會於一九二○年七月出版其第一期月刊《臺灣青年》，主編為蔡培火（林獻堂的個人秘書和日語翻譯）。接下來十年，直至一九三七年，不管是在臺灣島內還是島外，《臺灣青年》一直是受過教育的臺灣人最喜愛的刊物。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的林獻堂，透過王學潛（一八六八～一九二七）的介紹，結識板垣退助伯爵（一八三七～一九一九）。板垣原是四國島南部的土佐藩武士，日本最早政黨自由黨的創辦人，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思想家之一。林獻堂邀自由派的板垣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訪台，以遏制臺灣的殖民政府，使日人、台人間嚴重的不平等廣為周知。在台時，板垣告訴林獻堂的臺灣同胞，他支持台人擁有自由和人權。他公開促請日本人將臺灣人當成平等的夥伴予以同化，因為他堅信沒有平等的對待，不可能合為一體。板垣在演說和著作中指出，臺灣除了具有經濟、商業價值，還能在日本的海洋防禦上扮演吃重角色。他深信由於臺灣扼守臺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地理位置重要，要建立新東亞秩序，絕不能將臺灣排除在外。
從更廣的視角來看，一九二○年代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上漲的民族主義在世界某些地方擅場的時代。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部分由於板垣等日本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激勵，林獻堂、蔣渭水醫師（一八九一～一九三一）和一小群受過教育的臺灣人組成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一九三○）。臺灣文協的目標，乃是發揚臺灣本土文化，把某種民族主義灌輸進所有島民腦海裡。約兩百八十名創會會員中，有幾名地主，但大部分是學校教師、律師、醫生。在這同時，一九二三年新民會改名，重組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新民會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向日本帝國議會總共提出十五次請願，要求帝國議會裡有臺灣民選代表，要求設置由島上所有居民（日本人和臺灣人）普選出的臺灣議會。臺灣議會的權力將包含制訂法律和批准臺灣總督府預算。
接下來數年，由於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有一部分兼有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成員的身分，臺灣文協在全島各地主辦了一連串公開演講，在林獻堂的霧峰家開辦了夏季講習會。臺灣文協也四處分發小冊子，舉辦群眾大會，以宣揚島民選出代表成立民選議會的主張，要求讓臺灣人享有愛爾蘭式自治。一九二四年時有七十一人簽署請願書，到了一九三二年增加為兩千六百八十四人。臺灣文協、《臺灣青年》、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帶頭促成臺灣民族覺醒，有助於將民族意識灌輸到島民心裡。最後，這兩個組織更加受到深具見識的島民歡迎，原因之一是它們分布甚廣，得以贏得許多贊成民主象徵、平等主義、社會立法、民族解放的臺灣人支持。
事實上，在一九二五年簡吉等人將臺灣農民組成組合時，就有幾名臺灣文協成員也積極支持該組合的計畫，參與了一連串全島演說（後面會詳談此事）。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心懷整合之念，能容忍散發請願書、簽名聯署的活動，但針對上漲的臺灣民族意識和自治要求，卻有計畫的設置障礙予以阻撓。他們唯一的目標，乃是使該島成為日本帝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二六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若槻禮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九）宣布，臺灣人還未準備好參與任何種類或形式的自治。要到二次大戰末期，裕仁天皇才終於同意指定四名臺灣人進入帝國議會，象徵性代表他殖民地的民意。
自由派日本人和知識分子將現代觀念、技術、醫學、公共衛生帶給他們眼中落後的受殖民島民，但未帶給他們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殖民地當局一方面阻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自由往來，一方面普遍來講尊重臺灣人的習俗和本土傳統，不干預臺灣人的社會制度（家庭、婚姻、宗教習俗）。這一不干預的社會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使本土島民對異族支配的怨恨降到最低。但殖民地統治的確找到辦法根除臺灣人吸鴉片、纏足的習俗，也內化、改良保甲制度，將它改造為日本新的殖民地控制機制，藉此修改傳統的鄰里互助制。這一重獲啟用的制度，精心選出甲長、保正予以培訓，與日警密切合作，最終形成某學者所謂的「殖民地治理集團的第四級」，使日本人得以比明清中國更深入臺灣本地村里。保甲長負責維持治安，提供義務性的修路勞力，清理水溝，以及替政府收稅和收規費。保甲長也得協助警察監視罪犯、未登記的鴉片吸食者和保甲裡不服管教者。此外，保甲長招募十七至五十歲的男子加入地方民兵組織「壯丁團」，並協助推動村里服務計畫，例如瘧疾防治。到了一九○三年，全島已有四千八百一十五個保和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個甲，還有一千零五十八個壯丁團，團員十三萬四千六百名。
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籍青年和臺籍學生都碰上形形色色的制度與觀念，因為日本知識分子和作家常讓人摸不清楚其真正立場，針對生與死、信仰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救贖、國家與帝國提出相抵觸的看法。為日本殖民主義辯護的代表性人物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一至一九○三年任臺灣「糖務局長」，後來主講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講座」，主張人道對待殖民地人民。新渡戶留學美國，娶了一名威斯康新州的女子，成為貴格會教徒。新渡戶擁有三個博士學位，身為貴族院議員和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常呼籲其日本同胞要成為具有世界主義胸懷的「世界公民」，要揚棄狹隘的日本特殊主義。新渡戶思慮深、真誠、正派，始終關心大眾的福祉，而非他自己一人的福祉。在一九三二年初，社交媒體尚未問世的時代，新渡戶於某場記者會上宣布，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兩股勢力。難怪日本右派把新渡戶稱作「不忠」、「不愛國」、「叛國」的日本知識分子。但有許多臺籍青年才俊，包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一九二三～），深受新渡戶的世界主義觀啟發。
一九三○年代，新渡戶在東大的位置由另一位信基督教的反戰人士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接掌。矢內原曾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九二九年，根據遊歷臺灣期間對臺灣人民的調查，出版了《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岩波書店）一書，主張原住民自決。但臺灣總督府宣布此書違反出版規則，予以查禁。矢內原是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以個人風範啟發了他的學生，且不久就成為那種風範的典範。除了論經濟學和殖民問題的著作，他論述的主題還包括日本現代化和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一八六八年四月明治天皇宣布的「御誓文」，把「破除舊有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與「大振皇國之基業」相連結。頂尖教育家矢內原寫道，日本要現代化，就「必須引進並消化歐美制度、技術與文化。簡而言之，那就等於是要把日本的社會與文化西化……但日本社會變得和西方社會一模一樣，並非世間的正道。」
事實上，日本的確引進多種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將其改造以適應日本國情，其中某些混合日西文化的習俗未被時代淘汰，倖存下來。婦女解放是其中之一。婦女解放由平塚明（一八八六～一九七一）開始推動，她於一九一一年成立了青鞜社。隨著她的文學刊物《青鞜》鼓勵女人如英格蘭女孩那般穿著青鞜（藍襪），發掘自己潛藏的才幹，這個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女性組織，在全國各地吸引愈來愈多人加入，為此後一連串婦女團體的誕生打下了有利條件。曾是東京一位論派教會之傳道師的鈴木文治（一八八五～一九四六），創辦友愛會以在社會裡推廣和解精神。鈴木於一九一五年出席了美國勞動聯盟大會，根據美國勞工領袖撒繆爾．龔伯斯（Samuel Gompers，一八五○～一九二四）的教誨，一九一九年創立了日本勞動總同盟。鈴木繼續為公平、正義奮鬥，力促讓全國成年男性享有選舉權，然後在一九二五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通選舉法後實現。
從西方引進的其他觀念也對日本人和臺灣人產生無法抹滅的影響，著名例子包括武者小路實篤（一八八五～一九七六）與有島武郎（一八七八～一九二三）創辦的公社與合作農場。攻讀過德國哲學的武者小路、在美國待過頗長時間的有島、以及一群熱愛詩、小說、美學的人文主義者，一九一○年四月創立白樺社。武者小路後來於一九一八年在宮崎創立公社，有島則在北海道買下一座農場，免費租給六十九家農戶。白樺社成員大部分畢業自「華族學校」，代表日本的上層貴族。白樺社成員，猶如美國的比爾．蓋茲，提倡人的自我實現和個人才幹的盡情發揮。他們的文學刊物《白樺》常引介、傳播俄羅斯托爾斯泰、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等人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自然主義觀念。
為釋放社會各階層的潛力，確保經濟資源更公平分配於人民，早期明治政府想打破日本既有的等級制度，但未能如願。這一等級制度歧視部落民、阿伊努人、沖繩人、在日朝鮮人。部落民，又稱「穢多」，由從事「污穢」行業者構成，包括喪事承辦人、劊子手、屠夫、製革工、挖水溝者、薩滿僧等。部落民是遭社會排斥的賤民，因而被污名化為「下人」。阿伊努人是居住在蝦夷區域（北海道）的原住民，俄羅斯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上也有阿伊努人。國家的「民族平等」政策，目的無疑是提升下等人的地位，使現代日本成為更寬容的社會，但這些賤民大部分繼續在都市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偏遠地方找到安身之地。在這一背景下，水平社這個追求平等的團體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創立，以消除等級制度和解放受社會歧視之人為目標。水平社成員為人道主義者，深信在像日本這樣的現代社會裡，對自己同胞存有偏見、歧視乃是滔天惡行。顧名思義，水平社主張日本社會應如水平面那般平等、平滑。一九二七年三月赴臺替一群遭關押的臺灣農民在法庭上辯護者，乃是布施辰治。他擁有明治大學法學位，是水平社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布施與臺灣農民運動關係深厚，第三章會深入探討這點。
在日本，一九一○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其實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這一崇高的理想主義的確啟發了一位臺籍年輕學生。此人名叫林呈祿（一八八六～一九六八），明治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矢內原忠雄，於是他開始呼應矢內原的觀念，把反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掛鉤。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半月刊《臺灣民報》出現在東京的台僑社群裡。它的發行人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黃呈聰（一八八六～一九六三），總編是林呈祿。黃和林都是新民會會員和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由於讀者和訂戶大部分是臺籍學生和一些來自大陸的中國學生，這一新刊物裡的文章和報導大多以漢文撰寫，但偶爾夾雜日文。兩年後，《臺灣民報》改為週刊性報紙，因為它也承擔左右台人輿論的角色。原本遭臺灣總督府禁止在台流通的《臺灣民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獲准在台北發行。該報的台北分社社長是王敏川（一八八八～一九四二），同樣畢業自早稻田大學，擁有政治學學位。林呈祿兩度因違反出版規則入獄，但他寫的社論大力提倡成立臺灣民選議會、臺灣自治、成立農民組合。王敏川則派他的職員和記者，包括蔣渭水的助理謝春木（一九○二～一九六九），赴全島各地採訪新聞和重要時事。每個農民組合支部的創立典禮和臺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大會、在台中舉行的每場年度會議，謝春木都沒錯過。他掌握各地農民組合的最新計畫和最新目標，報導農民集會、被捕、受審之事和組合領導人、行動家遭監禁的消息。後來謝春木移居上海，改名謝南光，一九三五年遭中國國民黨政權逮捕，遭指控是「日本間諜和共產黨員」。
此外，這份由臺灣人經營的最重要報紙，常將著名日籍學者、政治人物、組合領袖的文章和演說稿翻譯成中文，包括在思想、行動方面很有影響力的日本人，例如吉野作造（一八七八～一九三三）、福田德三（一八七四～一九三○）、大山郁夫（一八八○～一九三○）、福本和夫（一八九四～一九八三）、山川均、麻生久、矢內原忠雄、古屋貞雄。此報也刊出簡吉、蔡孝乾（一九○八～一九八二）、蔣渭水等重要農民組合成員所寫的文章。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一日，《臺灣民報》察覺到戰事的升高和當局必會加緊對所有報紙的事前審查，不得不改名為《興南新聞》，從此轉而為日本軍國主義張揚。
在一九二○、三○年代這些重要日本知識分子中，曾留學英美、後來在母校東京帝國大學當政治學教授的吉野作造，常撰文探討在沿襲傳統帝制的國家施行西式民主的難題。吉野主張民本主義，即民治、民享的民主政體。福田德三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大學，在慶應義塾大學教經濟學，主張社會福利國體制，力促施行社會改造以因應日本工業經濟裡的快速變遷。大山郁夫就讀過芝加哥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目睹頻繁的勞資糾紛和地主剝削佃農之事，提倡解放日本工農大眾。為主辦巡迴公開演說，以便向日本大眾合法宣揚他們的理念，這三位來自三所頂尖大學的人氣教授（吉野、福田、大山）組成黎明會。在講究靈活變通與折衷的傳統文化裡，在極注重密切社會關係、而非注重西方科學精神與個人主義的社會裡，這些在西方留過學的學者受到他們的學生和青年愛戴與崇拜，被他們視為令人耳目一新、現代、進步的先驅。吉野被視為自由主義者，但福田和大山公開表明其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關係。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西化通常被人與殖民主義畫上等號，福田、大山之類左派作家得證明日本現代化和反殖民主義兩者並行不悖，才能說服臺籍學生接受他們的觀念。
但一九三○年代也是法西斯主義或軍國主義的時代，民主主義失敗和國際聯盟所構想的新世界秩序瓦解是那個時代的特色。有些主張保護本土文化的日本小說家和詩人，憂心西方文化腐蝕人心。對西方文化的信任減少──若考慮到西方既有的帝國主義、種族歧視制度，這堪稱勢所必然──絕非小事，因為追求亞洲新秩序不是小事。在經濟大蕭條和軍國主義興起的推波助瀾下，泛亞洲主義這個新學說，變成取代一九二○年代「大正民主」之脆弱議會政黨政治的口號。泛亞洲主義暗示要由日本領導中國、滿洲、蒙古之類鄰邦的改革運動，暗示日本也能將英、法、荷、美之類西方強權逐離東南亞。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政府加強壓制日本和其殖民地境內的革命左派。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日本政府祭出一九二五年的治安維持法，逮捕、關押了約三百名日本共產黨員。依據該法，凡是提倡改變日本國體或提倡廢除私有財產的團體，都不得成立。於是，在日本境內，各種左派幾乎絕跡，在它的殖民地亦然。福田於一九三○年去世，大山於一九三三年逃到美國。誠如後面幾章會討論的，臺籍左派人士與他們的日籍老師、顧問的密切關係，與臺灣新興農民組合的密切關係，到了一九三四年也已被打斷。
聲勢日壯的日本社會主義和臺灣農民組合的萌芽
但有個舉足輕重的日本政治人物，以左派身分發跡，投身每個新興的日本勞動組合、農民組合，但後來立場轉右，提倡泛亞洲主義，支持日本軍國主義，贊同近衛文麿親王（一八九一～一九四五）的東亞共榮圈主張。此人就是麻生久。麻生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就讀東京帝大時主修法、俄文學，欣賞且敬佩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和托爾斯泰。從東大畢業後，麻生為《東京日日新報》短暫效力，撰文稱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這同時，他積極參與吉野教授之黎明會的事務。一九一九年，麻生加入鈴木文治的友愛會，試圖使這個組織激進化，以推動他的社會主義目標。一九二○年，麻生組織全日本礦夫總聯合會，親身參與數場銅礦、煤礦工人與礦場主的勞資糾紛，為此，麻生進出監獄數次。一九二五年，麻生成為日本勞動總同盟的政治部長，全心投入日本的無產階級政治運動。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歲的臺籍醫生李應章帶領約五十名二林蔗農（在今彰化縣）抗議一家日本人的製糖株式會社，升高了臺灣境內的農民運動。六個月後，初審期間，三十九名甘蔗工人被判犯了聚眾鬧事罪和毆打罪。日本勞動總同盟的黨綱要求「解放殖民地」、「勞工每日八工時」、「消除失業」、「獲得生產權利」，於是，麻生，身為這個有二十萬會員之政黨的政治部長，覺得他有義務出面替人在獄中的這些臺籍甘蔗工人辯護。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麻生久抵台。除了在台北的法庭上替被判有罪的三十九人大力辯護，麻生也冒著極濕熱的天氣巡迴臺灣，四處演說，鼓勵臺灣農民成立組合。麻生的本地嚮導，不是別人，就是簡吉。簡吉也充當麻生的翻譯。一九三二年十月，麻生久再度來台，但這時他的政治立場已變，他給臺灣農民運動的建議亦不同於以往。他在台的活動詳情，接下來幾章會有更深入探討。
一九二六年夏末返日之後，麻生久糾集他在日本農民組合（創立於一九二二年）裡的追隨者和左派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組成名叫日本勞農黨（Nihon Rōnōtō）的社會主義政黨。麻生獲選為此黨的主席，三輪壽壯（一八九四～一九五六）則被選為書記長。這個新政黨是一九二○年代日本的幾個無產階級政黨之一。在分裂的社會主義陣營裡，此黨代表中間立場，該黨黨徽與錘子和丁字鎬、紅星、地球儀、NRNT這四個字母，一起出現在盾牌上。此黨切斷與蘇聯所控制的共產國際的關係，卻自認為是革命性馬克思主義組織。事實上，此黨致力於動員勞動階級群眾進行司法鬥爭，同時反對日本介入中國，也致力於在朝鮮半島和臺灣幫忙成立農民組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至十二日，日本勞農黨在東京召開第二次年度代表大會。大會主席大山郁夫宣讀待議事項，包括念出帝國各地的同志和支持者寄給此次大會的賀文和賀電。會議第二天，星期日，日本勞農黨書記長報告，採行麻生指示且已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台中召開第一次全島會議的臺灣農民組合也發來賀電，「支持」此次大會。臺灣農民組合的法律顧問古屋貞雄也發來賀電，電文簡要：「恭賀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努力爭取我們所要的世界。貞雄。」古屋貞雄是山梨縣人，一九一九年自明治大學畢業，取得法學位。在這之前他參與朝鮮半島農民運動，從而在殖民地事務、農業事務上取得寶貴經驗。由於他的專門知識和法律素養，古屋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被派去臺灣，待到五月二十四日。他第一次訪台只待了二十天，但那之後他頻繁往來於臺灣、朝鮮半島之間，充當兩地農民組合運動的智囊。一九二八年春，古屋於募集到足夠的競選經費後返回山梨，代表日本勞農黨角逐眾議院議員席次，未能如願。他會以農民組合首席顧問的身分待在臺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後時期，古屋終於在改組後的日本眾議院拿下一個席位，且連任兩次。一九七六年他去世，時為日本社會黨的中央委員。接下來幾章會完整交待古屋在臺的足跡和留下的遺產。
一九二七年日本勞農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有位叫村田的代表起身，提議表揚古屋貞雄在朝鮮半島和臺灣的成就。村田說：「顧問古屋的作為，代表我們所有人。他以我們日本勞農黨代表的身分，為朝鮮半島和臺灣受壓迫人民英勇日夜戰鬥（與會者鼓掌）。我們期望古屋先生代表我們積極解放兩千萬朝鮮人民，並提升臺灣農民的利益。我們必須進一步抗爭。因此，日本勞農黨代表大會應發電文給古屋，為他打氣！」主席大山就此動議詢問是否有人有異議。會場久久寂然無聲，這個動議隨之獲一致通過。將電文發給人在臺灣的古屋之前，書記於會上先朗讀了電文：「古屋您代表我們日本勞農黨，在前線為朝鮮、臺灣受壓迫人民的解放奮鬥。感謝您的英勇戰鬥，希望您會繼續發起新的鬥爭。發自日本勞農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由於有數名日本勞農黨黨員與共產黨員關係甚密，麻生久所領導的日本勞農黨建黨只兩年，就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遭解散。讀到這裡，可能會有讀者把日本勞農黨和勞農黨搞混。後者基本上由日本共產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創黨）控制，因此兩者的政治區隔很明確。從政治立場來看，中間派的日本勞農黨介於左翼的日本共黨和右翼的社會民主黨之間。因此，此黨常遭到來自其左右兩翼的批評，左翼把日本勞農黨稱作「小資產階級」，右翼則聲稱日本勞農黨正遭共黨利用。一九二八年，日本共黨試圖將日本勞農黨和勞農黨合為一體，但無法像在勞農黨內部那樣，在日本勞農黨內建立據點。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麻生的日本勞農黨與無產大眾黨、日本農民黨、四個地區性政黨合併為日本大眾黨。一九二八年十月，也問世了一個與無產大眾黨有關連的女性組織，即無產婦女同盟。
麻生所屬政黨的分裂、合併、轉換，說明了一九二○、三○年代日本一新政治現象的複雜和混亂。在一九三○年由麻生主持的日本大眾黨某場大會上，新興的臺灣農民運動成為關注重點。由於有數名臺灣農組領袖遭逮捕、定罪，該會一些與會代表認為該黨應立即著手解救他們的臺籍同志。但當有人提議擱置臺灣議題時，麻生避掉辯論、質問的正規會議程序，斷然宣布通過「動議，推遲臺灣議題討論」。支持臺灣人的代表激動萬分，大喊「麻生，你錯得離譜！臺灣問題不是小事，這個動議不應未經辯論就通過！」還有些人甚至高喊如果不把臺籍友人救出來，別想離開會場。大會頓時陷入混戰，警察被叫進場，逮捕了十九名與會代表。麻生久身陷混亂之中，無計可施，只能休會。
隨著麻生久的作風益發爭議性，他的敵人升高對他的批評與攻擊，痛斥他是「狡詐的機會主義者」、「冒牌貨」、「披著羊皮的狼」。一九三一年七月底，麻生帶領他的幾名黨工前去九州宣揚他的「愛國社會主義」主張時，在福岡遇上一大群敵視他的抗議者。數百名左派黨員、手持標語的工會成員、佃農、戲劇演員、詩人、青年、女人出來堵麻生一夥人，並公開譴責。他們高舉各種海報，向旁觀者分發印製的材料。有份小冊子指控麻生和他的黨羽於一九二九年以一萬三千圓的價錢，把日本大眾黨賣給田中義一將軍（一八六四～一九二九）和實業家久原房之助（一八六九～一九六五）。還有些指控說麻生有個過從甚密的盟友，一九三○年收受資本家三千圓，然後命令煤礦工人（麻生所屬政黨的黨員）取消原計畫對礦主發動的罷工。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田中將軍下令大規模逮捕日本共產黨員和他們的支持者，解散左派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久原房之助是礦業實業家，也是礦業鉅子鮎川義介的內弟。一如其他財閥，久原成為戰時日本軍國主義的右派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整個一九三○年代，甚至在與他黨合併為社會大眾黨之後，麻生在日本勞農黨聯盟內的派系，繼續以獨立小集團的形態運作。一九三六年，為進一步推動他仿自希特勒之國家社會主義的「愛國國家社會主義」，麻生久出馬角逐帝國議會東京都議員席位，如願當選。一九三七年再度競選，成功連任。麻生成立了「木曜會」，其會員主要是他的東大校友、貴族、右翼領袖。「木曜會」每週四晚上聚會（常選在麻生家），討論國家大事，並整合會員意見，爭取立法。一九四○年二月，他所屬的聯合政黨裡有些國會議員提議削減軍事預算。麻生和其小集團立即採取斷然的反制措施，將鈴木文治等反軍方的資深黨員逐出這個聯合政黨。這時，麻生構想的日本重建方案，乃是要將軍權與無產階級勢力整合為一，同時將天皇的權力與人民的權力結合在一塊。這時麻生之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乃是崇拜國家權力和頌揚天皇的神性。但一九四○年九月六日，麻生任職於近衛文麿的第二次內閣期間，死於心臟病發，享年四十九。
一九二○年代，愈來愈多日本青年心儀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若非被視為解決日本所有政治弊病的萬靈丹，就是被視為社會改革綱領，在這同時，許多臺籍學生開始研讀馬列主義，冀望為自己家鄉的更美好未來獻一份心力。臺灣農民運動源於殖民地剝削和意識形態的勃發，因有許多上述學生的加入而聲勢大振。日警─保甲制度和財閥壟斷臺灣經濟，令臺灣人民痛恨，使島民心中的民族意識更加濃烈。這些學生裡，值得一提的是蘇新（一九○七～一九八一，東京外國語學校）、陳來旺（成城學院）、林添進（日本大學）、何火炎（早稻田大學）。楊雲萍抵東京後不久，就積極參與臺灣青年會；後來楊雲萍成為該會附屬機構社會科學研究部一員。這一左派研究團體不久後脫離臺灣青年會，自立為組織嚴密的東京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兩位日籍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引介給臺籍學生上貢獻甚大，一是山川均，一是佐野學。山川是中學中輟生和記者，佐野是東大畢業生和早稻田大學經濟學教授。兩人參加了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日本共產黨的創黨大會。日本共產黨創黨頭幾年，山川是該黨的龍頭老大。佐野則獲選為該黨中央委員。任教於早稻田時，佐野不只把馬克思主義引介給他的日本學生，還積極招募臺籍學生加入他的左派運動。佐野擔任日本共產黨政治局書記時，掌管國際事務。擔任此職時，佐野吸收了臺灣人（包括陳來旺、林添進、林兌）入黨，在設立臺灣民族支部（日本共黨的地下分支）上出力甚多。他於一九二五年訪台，也為臺灣共黨半月刊《平平》寫了〈經過上海〉一文。佐野繼續下指示給臺籍共產黨員，直到一九三二年入獄為止。但與他的東大校友麻生久一樣，佐野後來在意識形態上一百八十度翻轉，棄絕共產主義，轉而擁抱「國家共同體」。著名的日本共黨創黨黨員鍋山貞親（一九○一～一九七九），政治立場也徹底翻轉。事實上，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本知識分子和作家常讓人摸不清楚其真正立場，在生與死、信仰與宗教、國家與愛國精神、政治意識形態、個人救贖方面，常提出自相矛盾的看法。
山川均在意識形態上未有這樣的翻轉，但他的政治生涯還是充滿轉折。從名校京都高等學校退學後，他曾因嘲笑日本皇太子的婚姻短暫入獄。後來山川效力於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後者將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譯成日文並於一九○四年出版。身為勞農派的創始會員，山川反對第三國際（詳情下一章會談），不贊成無產階級立即革命，主張採取直接的政治行動，加強與勞工運動的協同行動。由於這一路線，他批評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組成的極端派系領導的無政府主義團體。
但不久，一些預料之外的事件，令日本左派大為緊張。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苪式規模七．九的強震襲擊東京和其周邊地區，奪走超過十三萬條性命（大部分被燒死或被煙嗆死），損壞八分之一的基礎設施──這些統計數字不只駭人，還讓人覺得不祥。這個地震除了帶給日本人民無可估量的苦難，還嚴重破壞了日本的社會結構。這場人稱「關東大地震」的天災，震央距兩百萬人口的東京只八十公里。這一毀滅性的天災（以及二○一一年東北地震／海嘯和連帶發生的福島核電廠熔毀），迅即激起日本人對境內朝鮮人這個少數族群的種族敵視。東京、橫濱的朝鮮居民趁震災混亂之利洗劫日本家戶財物、縱火倉庫、在井水下毒的傳言甚囂塵上。於是，無家可歸、滿肚子火的日本人找到藉口屠殺在日朝鮮人，使約六千朝鮮人遇害，日本政府不得不宣布宵禁。然後，日本當局認定犯下這些滔天種族罪的惡徒，大部分是與極端工團主義者有密切關係的勞動者。就在當局仍在從可靠人士那兒收集書面證詞和證據之際，有個憲兵決定自行搞定此事，殺害了大杉榮（一八八五～一九二三，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領袖）、他的情婦和一名六歲的侄子。隨著大杉的遇害，無政府主義運動在日本政治界從此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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