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歷史和政治之間
我從小愛好歷史。使我對歷史產生興趣的是小學時代的安田實老師。
安田老師是九州鹿兒島人，他認為自己是「熊襲」（日本古代傳說的種族名稱，居住於九州中南部）的後裔，以此自豪。他一臉連緦鬍子，身材魁梧。我當時年紀還小，不知道「熊襲」是什麼，感到很好奇。上課時常聽到老師提及「薩摩隼人」（對薩摩地方＝九州武士之美稱）和西鄉隆盛。
上台南一中後，教歷史的是現任慶應大學教授的前嶋信次老師。前嶋老師當時是台南地區的歷史權威，每次發現或發掘到石馬、石碑，報上一定登出前嶋老師的談話。
後來進台北高等學校，聽鹽見薰老師講授東洋史和日本史，深受感動。鹽見老師站在台灣人這一邊，經常批判總督府的作風。
他考試時出的題目，都是「人種與民族」或「試論元朝衰亡的原因」之類的大題目，我的分數通常接近滿分。很遺憾的是鹽見老師在三年前尚任奈良女子大學教授兼附設高中校長時去世。
戰後我從學生變成老師，在台南一中（前二中）教歷史和地理。教育處指定的教科書內容陳腐不堪，我只把它當作補充教材，自己擬訂授課計劃。
中國史主要參考《物語東洋史》（出版社不詳），地理則專門活用富山房的百科辭典。學生似乎很高興，現在還有許多人對此覺得懷念。
因此，一九五○年四月我復學再度進入東京大學時，一度很想從中國文學語學科轉到東洋史學科。
但一則礙於替我奔走使我能夠復學的倉石武四部教授的情面，二則根據搞戲劇運動的體驗感到有研究台灣話的必要，我打消了轉科的念頭。不過，只要時間許可，東洋史和日本史的課我都去聽。取得東洋史高中一級教員的資格，是我內心引為自豪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自費出版了《台灣語常用語彙》，作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概論中特闢「台灣殖民史」一節。我的台灣史觀在那時候已經建立了基本的假設。
《台灣青年》創刊後，我雄心勃勃想寫一本夠水準的台灣史。
台灣的獨立，本質上就是台灣人和中國人全面攤牌。由來於中國人的台灣人，為什麼不得不和中國人攤牌？無論如何必須追究原由。
我們的敵人經常指責我們「背叛祖宗」、「出賣民族」。這是足以令人感到畏縮，惡劣之至的罵人話。這種「道德上」的責難，具有跟人身攻擊含義不同的尖銳度。我們也許可以說：正因對這種責難未能準備有效而適當的反駁，獨立運動才陷入停滯。
「臨時政府」那些人有什麼歷史理論，我曾經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主張：「鄭氏時代是台灣人第一個王國，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第二個王國，現在的獨立運動是第三個王國復國運動。台灣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區別在於血統……」。我對此不能不產生全面的懷疑，但最初而且最大的疑問則是沒有談到歷史以前的極為單純的疑問。
許多台灣人對政治漠不關心，現在的獨立運動陷入停滯──這是過去曾經兩度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所應有的狀態嗎？亡國的民族所做的抵抗，應該不是這麼輕鬆的。試將朝鮮人強烈的對日反感和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加以比較即能明瞭。也可以說，正因台灣人一次也未曾擁有自己的國家，才不知道奴隸的悲慘。
說鄭氏政權是台灣人的國家，根本牛頭不對馬嘴。鄭氏高喊復明，想要反攻大陸。台灣人建立的國家怎麼可以是對大陸眷戀不捨的好戰國家！
至於台灣民主國，親共台灣人所做的奚落更令他們無言以對。親共台灣人知道唐景崧的獨立宣言中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等語，把它當作奚落的最佳材料。
而且「臨時政府」那些人逃避責任，未能說明台灣人建立的這些國家壽命短促的原因。記取亡國的教訓，使其有助於現在的「復國」運動，豈非指導者的責任和義務？
後來我向某幹部打聽他們真正的想法。他說：
台灣真正的歷史沒有人懂。我們只想到怎麼說對我們的宣傳比較有利。一般人常懾於權威或傳統。宣傳說台灣的獨立實際上有哪些成績，既冠冕堂皇，又能夠打氣。反正政治和學問是兩同事。
這是所謂吹牛皮嚇唬人，確實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即使有人會詆毀說我不是「政治上的人物」，我還是認為不可以吹牛皮嚇唬人。吹牛皮嚇唬人不但勞心傷神，而且時間一久會露出破綻。被騙的人一定會光火，造成反效果。
說實話，這種吹牛皮嚇唬人的宣傳，對他們的獨立運動究竟有什麼好處，令人懷疑。有多少台灣人感奮興起？有多少日本人表示敬意和同情？
訴諸事實的作法，就台灣人的歷史而言，正如我這次在書中所述，沒有任何地方可引以為榮，不如說只有一連串的恥辱，實在苦不堪言。
但正確的努力始於正確的認識。瞭解正確的努力方向，就是很微弱的力量也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４ 批判和反駁
根據這個認識，我開始研究台灣史。
我認為台灣史有幾個高潮。二二八、台灣民主國、清朝時代、鄭成功──這些都是有關台灣人和中國人的關係的項目。
我拿二二八做頭一個主題。二二八我身歷其境，而且家兄就是在那時被殺害的。我的熱情得到同志的合作，得以在《台灣青年》第六期發表「二二八特刊」，總算有了收穫。
在整體上，我從比較能駕輕就熟的人物評傳著手。從《台灣青年》創刊號開始連載的「匪寇列傳」（朱一貴、林爽文、郭光侯、余清芳）「拓殖列傳」（陳永華、吳沙、沈葆楨、金廣福）「能吏列傳」（陳永華、藍廷珍、劉銘傳、後藤新平）即屬於此。
最後的計劃是「先覺列傳」，預定寫辜顯榮、林獻堂、蔣渭水、謝雪紅、也做了準備，但因工作逐漸忙碌，未能寫成。
台灣民主國是繼二二八之後的主要目標。這個主題，資料不多不少，最適合研究。查資料的期間發現其中充滿謀略的味道，令人驚訝。看到來台灣的中國人，會懷疑他們到底懂不懂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這種中國人根本不可能在半個世紀多以前就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像丘逢甲這個重要角色，也有迹象顯示他曾藉口召募義勇，侵吞兵餉。
鄭成功這一部分，以前為了調查方言，讀過江日昇的《台灣外記》，當時的記憶幫了不少忙。在撰寫過程中，我一度進退維谷。
他在台灣人和日本人當中極有人緣，是象徵日台合作的最佳人選。「臨時政府」那些人拉他出來做招牌的構想，很有可取之處。
但鄭成功奉明正朔，自己只稱「藩主」，完完全全是明朝遺臣，毫無脫胎換骨做台灣人的蛛絲馬跡。鄭氏三代對移民的態度極為冷酷。
「破壞偶像」的勇氣，在讀到連溫卿（前文化協會會員）〈關於台灣民族性的研究〉一文中論及鄭成功之處時，油然而生。
正如書中所述，我相信把鄭成功個人的吸引力和鄭氏政權的本質截然劃分，就能解決進退維谷的困境。
關於「清朝時代」，有下面這一段因緣。
有一次和某著名評論家交換意見時，我向他說明：台灣就像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一樣，在清朝時代也只是殖民地。他聽了瞠目結舌說：「我們一直以為台灣既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大概跟大陸人站在完全平等的立場。照你所說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但願這一點能更加強調。」
這件事一直縈繞腦際，使我貫注全力研究台灣的殖民地特性。例如「福建的殖民地」這一節，對於不懂經濟的我來說，是一次全力以赴的學習。
關於「日據時代」，孫明海先生發表於《台灣青年》（第三十九期）的書評，使我略有感觸。他認為我對簡大獅和陳秋菊評價含糊不清，「多少不無顛倒正邪的味道」。
大概是前年秋天，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在編輯會議上我曾介紹這兩個人並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都支持簡大獅，所以我就特別替陳秋菊辯護。當時的印象似乎還留在腦海。
崇尚純潔的年輕人嘉許簡大獅的生存方式，這種心情我很瞭解。瞭解是很瞭解，可是社會並非這麼單純。做人是很難的。像德川家康的母親（於大夫人）那樣活著比死還痛苦的例子也有。
台灣人既無可以依靠的祖國，也缺乏民族團結，對他們來說，並非只有玉碎才算抵抗。《麥克阿塞回憶錄》提到菲律賓的阿幾納德將軍和奎松總統雖然協助美軍，一方面卻認為繼續抵抗下去毫無益處，哀求美軍投降。他們的苦衷，只要是台灣人應該比誰都能理解和同情。
我無法對簡大獅和陳秋菊兩人加以「正邪」的評價。雖然我能明說哪一方對清廷和日本人的認識較深。
辜顯榮也是如此。他被台灣人打上「御用紳士第一號」這個很不名譽的烙印。民眾的評價確實有一面真理。
但是，替日軍帶路使日軍不流血進入台南城的英國人巴克禮被市民感謝，而在台北採取同樣行動的辜顯榮卻受到咒罵，任何人看來也會覺得不公平。
我認為辜顯榮的生存方式也是有其道理的一個生存方式，因此特闢一節介紹，讓讀者自行批判。林成一先生（後來脫離廖文毅）在「臨時政府」的機關報《台灣民報》發表書評，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他認為我不應該把二二八稱為「叛亂」，應該稱為，「二二八（革命）事件」。他說：「當作叛亂來看，含義似乎有些不同，並非只是對語言表達的感受方式不同。」
這麼會鑽牛角尖，令人心折，但我認為這大概是對日語理解力不一樣。照我的看法，「事件」和「叛亂」表現的氣勢不同，概念也不同。勉強說是「二二八大革命」亦無不可，但實質上略有出入。因為它介於「事件」和「大革命」之間，所以稱為「叛亂」，如果知道「印度兵之亂」被歌頌為印度獨立的先聲，大概就不會強詞奪理吹毛求疵。其次，他說：「卷首的圖片說明，介紹林獻堂、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四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領袖』，令人產生疑問。」這一段話和他在書評的前言中特別強調廖文毅的地位這一點對照之下，似乎其來有自。
我們看任何事物必須從大局上著眼。一個民族運動是由許多涓涓細流匯聚而成大河洪流的。連那麼自傲的中國共產黨都認為太平天國之亂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先聲，而且不吝於承認許多組織和團體在該黨解放中國的過程中發揮的先驅作用。
廖文毅率領的「臨時政府」，對獨立運動一直作出貢獻，我也承認。不過，將一生的大半傾注於抗拒日本，反抗國民政府的暴政，鬱鬱客死東京的林獻堂先生同樣是堂堂的領導人物，毫無遜色。
身為省議員，一面高喊「蔣總統萬歲」，一面批判國民政府的台灣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比在日本悠哉遊哉高喊獨立的我們這些人有勇氣得多。
我也許寫得太多。說不定有人會認為我是替自己宣傳。但我的真意在於：透過這本書的出版，把我學到的告訴沒有什麼經驗的台灣人，尤其是後代的台灣人，供他們參考。我本身是一個缺乏歷練，學識尚不成熟，德行淺薄（所以家父把我取名育德）的男子。
我切盼：許許多多的人──不限於台灣人──發現並指出這本書的舛誤，使更好更充實的有關台灣人歷史的著作能夠出現。我本身和這本書只是為了台灣人的幸福而擊出的一支「犧牲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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