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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海峽的特殊戰略性考量
對於大多數不知實情的觀察家而言，一九五○年代初期海峽兩岸隔海相望的軍隊以美國及其盟邦佔上風，看起來並非旗鼓相當。不過，在具有完全不同技術能力的軍隊之間的戰爭──通常稱為不對稱式戰爭──優勢並非全都傾向於其中某方。例如在韓戰之中，技術層次低的大規模陸軍順利對抗了配有高科技武器的現代化陸軍。一九五○年代初期，美國海軍關注其遠洋大型船艦在與共產中國所掌控的武裝較弱，但數量龐大且高機動的中式帆船艦隊作戰時，可能會遭遇意外的問題。
在韓戰中，共產黨的戰術以大規模動員為基礎，套用至此所產生的輕蔑性字眼之一是「原始主義」。原始主義也影響了台灣海峽戰區。一九五一年初，情報指出中國大陸的港口集結了軍隊與中式帆船，顯示入侵台灣的可能性。配合季風，最佳的入侵時間是落在通常氣候合宜的初春時節。當時研判，中共入侵艦隊會是由各式各樣船艦組成的大編隊，這可能包括少數的遠洋船艦伴隨著大量的內河江輪，可能還有少數傳統的登陸艦，不過除此之外，「會動用數千艘的機動的與一般靠風力的中式帆船。」
美國海軍為了確保中共無法侵入台灣，而展開了一系列的演習，假定對抗非現代化船艦、由傳統帆船組成的大規模船隊。其它的重要任務還包括對整個台灣海峽地區持續進行海空偵察，以確保及早發現解放軍所組織的帆船船隊。當中共從蘇聯方面取得潛艦後，這也成為關注的焦點。最後，則是在對付水面與水面下入侵時，動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美國海軍曾進行過無數次的海空演習，但只有一次是針對台灣海峽的特殊戰略狀況做回應的。
為應對中共的入侵做準備
一九五○年代初期，美國海軍情報單位提出警告，中共正在為橫渡台灣海峽發動兩棲攻擊做準備，還適切地命為「解放台灣」之名。美國駐上海的總領事馬康衛甚至呈報，北京方面公開鼓吹解放台灣是其國家的首要任務，為此使命中共要賭上其新政權的名聲以及一切資源。到了一九五○年春末，報導顯示中共為了橫渡台海，已經聚集約莫五千艘船隻──包括有貨輪、機動帆船、舢舨以及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擊沉在長江後再打撈起來的船隻──還為了配置這些船隻的人員，徵召了三萬名漁民和水手。
因為爆發的韓戰和成立台海巡防艦隊，橫越海峽的入侵自此從未發生。與此同時，美國海軍對台作戰計畫中優先任務是先攻擊敵軍之航空器、潛艦與汽船，把帆船留到最後再處理。傳統的木製中式帆船不但是難以命中的小型目標，他們還配置有水密艙，即使在水線下部分打出個破洞，都未必會被擊沈。而摧毀帆船可能需消耗大量的彈藥。不過，因為帆面易燃的特性，能輕易點燃帆船。對抗大量帆船提案計畫之一就是提供國民政府燒夷彈，由其螺旋槳飛機投擲攻擊帆船艦隊。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開始謠傳有新的入侵部隊集結。作為回應，史楚伯上將造訪台灣，以提供一份改良與擴大後的防衛計畫。二月底，遠東美國海軍部隊指揮官研判局勢後，啟動一系列的實驗性演習，以挑選出對抗帆船艦隊的最適當的武器。橫渡台灣海峽距離相對較短的部分顯然有利於共軍：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的規劃人員估計共軍帆船艦隊以每小時四或五節的航速推進，能在一天之內越渡海峽。因此，再加上帆船大艦隊所形成的大量攻擊目標，規劃人員相信敵軍部隊的龐大主力有可能在未被攔截到的情況下抵達台灣海岸。同時所有人都同意，如果龐大的共軍登陸上岸，一切就玩完了。國民政府的抵抗就會崩解，士氣顯然會瓦解。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海軍少將萊曼‧薩克萊心中惦記著在春天時，可能會對台灣所發動的入侵，因此下令準備幾艘帆船作為練習之用。在仁川取得經已報廢的八艘六十呎長的韓國帆船，由船塢登陸艦「托圖加」號載至橫須賀。此外，還找到一艘沉沒的六百噸重中國帆船。打撈該船有很大的困難，不過還是及時拖上仁川月尾島的岸邊，由船塢登陸艦「殖民地」號運往日本。
核武作為選項
一九五○年代初期，一般認為原子彈其實與傳統炸彈沒有兩樣。不管是在朝鮮半島，亦或者是之後在越南的奠邊府危機中，都曾經提出過要使用原子彈的可能。至於台灣，一九五○年七月間，杜魯門授命把B-29超級堡壘式轟炸機部署到關島去。這些轟炸機具備攜帶原子彈的能力，該單位只配備有原子彈的非放射性元件，唯有在緊急狀況下才會獲得供應其核芯部分。美方向《紐約時報》洩漏這個消息，好讓中共有所顧忌。
美國是否真的會動用原子彈來阻止侵略台灣的行動，至今還是不明。一九五○年，麥克阿瑟在八月六日至八日與埃夫里爾‧哈里曼進行會談時，明確地告訴他，任何企圖對台發動的攻擊，第七艦隊的船艦、從菲律賓和琉球起飛的戰鬥機、B-29超級堡壘式轟炸機，以及其它飛機將會群起反擊。他表示這將會是一場一面倒的戰鬥：「共產黨如果魯莽到進行這樣的嘗試，這將是遠東史上最血腥的一場勝戰。」雖然在此會談中，麥克阿瑟並未就可能動用原子彈與否做特別的討論，但過程中他有提到B-29轟炸機，表示他心中是有相關的。
即使麥克阿瑟在一九五○年時並未提到原子彈，但在之後的十年中，確實有考慮過要使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日的第一次台海危機時，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曾建議動用核武對付中共。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國務卿杜勒斯在國家安全會議上聲稱，美國或許會使用核武對付中國；三月十六日，艾森豪總統公開的確認說「動用原子彈……就如同你動用子彈一樣。」約莫十天之後的三月二十五日，海軍作戰部長羅伯‧卡尼上將聲明，總統正在規劃摧毀「紅色中國」的潛在軍事力量，這當然暗示了原子彈的使用。
如果這些聲明是要讓傳達給中共領導人，並影響他們的想法的話，目的確實達成了。一九五五年二月，毛澤東轉告芬蘭駐中國大使，「如果美國人用原子彈轟炸上海或北京，『他們』（意指蘇聯）會夷平美國城市作為報復，到時候美國的領袖就得下台。」芬蘭大使向蘇聯大使確認此事，並確信「如果美國人轟炸中國大陸，蘇聯政府會依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竭盡全力支援中國。」竭盡全力支援」就意味著蘇聯可能會動用核武。
日本因為在地理上極為靠近台灣，因此特別擔心美國首先使用核武所引發的後續報復行動。美國海軍一份一九五五年的備忘錄中，摘要了美國駐日大使的冗長報告，甚至警告道，當日本提供支援予美國防衛台灣與澎湖的作為時，他們會期待戰爭是局部化且不使用核武的。如果戰爭爆發在諸如金門或馬祖等離岸小島，日本大眾就更不會支持美方。美國海軍捲入外島爭議的話，會危及美國在日本的整體地位，尤其這些行動還可能會「動用到核武」。
因應蘇聯暗示的核武威脅，美國海軍特別為此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八日，舉行一場原子作戰演習。演習的目的是要評估第七艦隊應對大型核武攻擊時的能力。代號「傑克‧普拉特」的演習中，美軍動員了二十艘驅逐艦、三艘巡洋艦以及四艘航艦擔任紅軍，台海巡防艦隊則奉命進行空中與水面下的偵察，以防衛台灣的機場與軍事設施。
演習計畫指定「攻擊軍」特遣艦隊從琉球海域往南朝向菲律賓方向移動。「守軍」的訓練作戰指令則表示，敵軍主力是其空中部隊。每艘航空母艦所搭載的噴射機與螺旋槳飛機總數大約六十架，其中部分飛機設定具備有投擲原子彈的能力。友軍部隊的目標是搜索並找出敵軍的特遣部隊。一旦鎖定敵軍位置，「七十二聯合特遣部隊」的航空母艦會發動一系列的攻擊，以「模擬摧毀敵軍部隊。」
此次戰演習的概念是「既現實主義又不失理性」。既然演習是為了取得投擲「特殊武器」的統計資料，任何的便捷的方法都不被允許的。重要的是，此次演習是設定要包含美國的盟友在內的，因此國軍也會執行空中與水面的例行性偵巡。因為沒有別的做法，因此只好接受這個無法改變的不足。台海巡防艦隊的指揮官，在演習的過程中都坐鎮在擔任「攻擊軍」(紅軍)的水上飛機母艦上，這也使得「兩軍」無可避免的共同使用許多的設施。
之後擔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利‧菲爾特將軍後來表示，到了一九五○年代尾聲，這些演練才使得許多的軍事方案成為可行的選擇，「我們當時就有使用戰術核武的計畫。」在當時的許多軍官，並不認為使用與大型原子彈有差異的戰術性核武，會引發大規模戰爭。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南森‧屯寧上將向杜勒斯解釋，七千到一萬噸的空中爆炸會對三至四英哩範圍造成致命傷害，不過「實際上不會超過這個範圍。」如果台灣海峽緊張情勢失控，屯寧認為或許在必要時，就要使用戰術性核武來對付中共：「最初的攻擊只會針對沿海的五座機場（每座機場使用一枚核彈）。」
一九五八年，美國海軍甚至開始部署代號「露露」的Mk 101型核子深水炸彈，此炸彈擁有一萬一千噸的炸藥當量，能用來摧毀深海中的潛艦。一九五八年一月，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司令奧斯丁‧杜爾中將報告，已經在台灣部署了鬥牛士飛彈並且完成作戰準備。雖然杜爾拒絕透露是否已經在台灣貯存核武，可是鬥牛士飛彈具備攜帶四至五萬噸核子彈頭的事實，是眾所皆知之事。
對於把原子彈當成傳統武器來使用一事，華府的許多政治領袖並不與其軍事同僚們有著同等的樂觀態度。不過在一九五八年九月，杜勒斯告訴英國首相哈羅德‧麥米倫：「顯然中蘇的戰略目的是要在各處對我們施加壓力，我們分別對於北約、南韓以及各個同盟的承諾，使得我們的部隊分散得過於薄弱以至於不能安心——除非我們得用核武。」然而，由於擔心先使用核武可能導致對方的報復，費爾特上將最後還是指示要制定一項僅使用傳統武器的計畫。
毫無疑問，美國的核子政策同時也對台灣造成直接衝擊。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國民政府開始進行自己的核武計畫。根據部分之後解密的資料顯示，美軍在台灣存有核武，且直到一九七○年代初期才將這些核武給撤走。一九七六年，台灣在美國政府的施壓下同意撤銷其核武計畫。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台海危機期間，李登輝總統曾經提議重新啟動台灣的核武計畫，但之後就作罷了。
雖然當時美國在台灣海峽的核武政策是處於高度保密狀態，但從一九五○年代起，在本區域擁有核武以用來防止中共入侵台灣，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核武被傳統武器所。至於台灣能利用美國何種程度的協助，來發展其自身核武一事則依然不明。顯然，這種模糊狀態，持續為局勢緊張的台灣海峽所要的嚴密監控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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