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一路至今真的是已經走了好遠好遠。雖然我和當代藝術的纏鬥從遙遠的童年歲月就已經開始，然而真正具有決定性、攸關命運的關鍵時刻，還是我下定決心離開日本，前往美國的那個瞬間──
前往美國那天，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這一代人因為受到二戰波及，從來沒有在學校學過英文，不過當時對於出國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緊張。因為那時我非常非常想要擺脫那些陳舊的羈絆，就是想要離開日本。
當時攜帶外匯出國有很多限制，所以出國的時候，我帶了六十件和服和自己長年累積下來的兩千幅畫，希望能夠賣掉這些換錢過活。
前往美國的飛機上除了我之外，只有兩位美國大兵和一個遠嫁美國的戰爭新娘，整架飛機空空蕩蕩，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不像現在，出國沒有那麼稀鬆平常。我不知道遭遇多少障礙，又經過多少掙扎。家人反對也是其中一個難關，光是為了要說服母親，我就花了八年。
我的故鄉在長野縣的松本，兩側被高聳的日本阿爾卑斯山包圍，每天太陽總是很早就消失在群山背後。我常在想，吸納太陽光芒的山後是不是萬丈深淵、什麼都沒有啊？還是說，山的另一邊藏了什麼我聽都沒聽過的東西？如果真的有的話，那又是什麼呢？
這種對於不明之地的好奇心慢慢成長發芽，演變成想要看看黑漆漆的群山背後到底藏了什麼樣的國家。所以有一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法國總統。信是這樣寫的：
「總統大人，我想要看看法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請您多多指教。」
內容就是這麼可愛。沒想到，我竟然收到了一封親切的回函，雖然信上只有短短五行：
「謝謝妳對我們的國家這麼感興趣。日本和法國之間有很多文化交流協會，我已經通知他們了。請妳先好好學法文，去考檢定吧。祝妳成功。」
後來，法國大使館細心地給了我很多建議。可是……可是，法文好難學啊！
煩惱歸煩惱，當時其實我也很想要去美國。我想起以前看過一本繪本，書上的黑人女孩紮著短短的辮子，有著外國人的臉龐。就是那種感覺！在那些怪怪的、光著腳丫的小孩們住的地方，說不定還有人煙罕至的原始森林。
晴朗無雲的天空下，放眼望去是無盡的玉米田。陽光滲透到草原的每個角落，空間無邊無際延展到天邊……啊！我好想要親眼目睹這樣的景象啊。我想要在那裡生活。萬一沒法維生，或許可以一邊種田，一邊繼續畫畫。我決定不計一切代價，就是要去美國。
到底怎樣才有辦法去美國呢？到底怎樣才有辦法去那個完全沒有人可以投靠的國家？當時日本政府為了防止美金外流，要是沒有保證人的推薦函，是沒有辦法入境美國。我就這樣不停地想著。
日本戰敗後不久，我在松本的一家古書店看到一本畫冊，裡面收藏了喬治亞．歐姬芙 的畫。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本書會出現在松本這個窮鄉僻壤，可是遇見它是我和美國搭上線的一個重要關鍵。
當我翻閱這本畫冊的時候心想，要是我真的跑去美國，這個人或許會幫我。當時我認識的美國畫家就只有歐姬芙。說認識，也只是聽別人說過，說她是美國現在最有名的畫家。總之，我決定要寫信給她。
我花了六個小時前往東京新宿，去美國大使館。用顫抖的雙手在《名人錄》上的頁面來回穿梭，尋找歐姬芙的通訊資料。當我找到的時候，感覺非常興奮，心裡暗叫果然有耶！話說回來，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十年後，我的資料也會被收錄到《名人錄》當中。
我把歐姬芙的地址抄下來，回到松本之後寄信給她。即便我們素不相識。
喬治亞．歐姬芙是美國畫壇的頂尖人物，是二十世紀全世界排行前三名的女性藝術家。此外，她也是美國攝影藝術鼻祖艾爾弗雷德．史蒂格勒玆的妻子。她遠離都會的喧囂，在新墨西哥州神秘岩山重重包圍的莊園裡過著隱遁的生活，兀自畫著牛骨散置的靜物。
我寫信跟她說，無論如何我就是想去美國，信裡還附了好幾張水彩畫。不過，其實我認為她絕對不會回信。
可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歐姬芙竟然回信了！真的是幸運得令人難以置信。她親切地回覆我這個平凡、魯莽又素昧平生的日本女孩，之後還陸陸續續寫了好幾封信鼓勵我。
就這樣，前往美國的意念越來越明確，不過在現實方面，我還是必須得找位身在美國的擔保人才行。這真的很不容易。最後我好不容易想出一個辦法。我們家和前國務大臣兼外交次長植原悅二郎有親戚關係，他介紹了一位和自己交情不錯的朋友給我，名叫太田夫人。之前她先生移民到西雅圖白手起家，在當地創立銀行、經營旅館還有其他各種生意。雖然現在太田先生已經過世，不過太田夫人還留在美國，可以擔任我的保證人。這件事情解決之後，我們又拜託內村祐之博士、西丸四方博士等許多人幫忙，好不容易才拿到美國簽證。出國的目的註明是要去西雅圖辦個展。
我跑去東京一家名為大陸兄弟（Continental Brothers）的美國公司，把一百萬日元的旅費換成美金，當時這樣做是違法的，更別說那時候一百萬日圓可以蓋好幾棟房子。我把這些錢縫進洋裝、塞進鞋尖，弄得從外表上看不出來，就這樣去美國。
我抵達美國的第一座城市是西雅圖。透過《名人錄》裡其他畫家的協助，我找到莒．杜扇努 這位藝術經紀人替我發表作品。馬克．托貝和肯尼斯．卡拉翰這些畫家都是因為她慧眼識英雄才得以進入美國畫壇。
我在西雅圖舉目無親，只認識在東京和我見過面的太田夫人，還有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喬治．蔦川先生。我想，自己真的是走上了一條不得了的路，人生開始超乎常軌，未來一定還有很多困難在等著我。然而，想到在這種舉目無親的狀況之下，從零開始好不容易終於來到美國，內心的喜悅真的是遠遠超越任何痛苦。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的個展在莒．杜扇努畫廊開幕了。展品包含《石精》、《古代儀式》、《古代的舞衣》、《地底燃燒的火》、《骨之遁逃》、《支那的小石》等等，總計包含二十六幅水彩和粉彩畫。此外，我還出席「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發表自己對於個展以及美國的感想。
雖然我在美國的第一個個展就這樣圓滿落幕，然而對我來說，打從一開始我就把探險的目的地定在紐約。我想要更上一層樓。
拋下這些西雅圖的牽絆吧，我該開始新的冒險了。
紐約活地獄
我的飛機被大雷雨攪得七上八下，經過洛磯山脈上空、飛越歐姬芙盛情款待的新墨西哥州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這一生就要結束了。最後好不容易終於在紐約機場降落，真的是撿回一條命。我想起西雅圖的人，在咖啡時間還有三餐之前一定都會祈禱，雖然他們可能不是因為要坐飛機。「主啊，眷顧我們的天父啊。今天我們蒙受您的恩澤，得以在此平靜地伴隨朋友與兄弟，共同享受溫暖的一餐，我們真的衷心感謝您。希望能夠藉助您廣大的愛與引導，繼續守護我們的幸福。」
剛到紐約的時候，我住在一個禪僧經營的留學生宿舍，名叫佛徒精舍（Buddhist Academy）。住了三個月之後，我跑去租另外的房間，最後搬到一個閣樓。
當初房租很便宜，不過美國經濟那時候正開始走下坡。儘管甘迺迪總統打出「frontier spirit」之類的口號，可是越戰的開銷實在是太大，整個國家開始走下坡。紐約和戰後的松本很不一樣，各方面變化都很劇烈，伙食費也越漲越高。我沒有辦法應付這種艱困的環境，結果精神開始出問題。
和先前在西雅圖比起來，紐約的生活真的是太恐怖了。專注的學習生活一天一天過去，口袋裡的美金一點一點用光，最後，我陷入貧窮的谷底。
每天要找東西吃、想辦法付畫布和畫具的帳單、解決移民局的護照問題、生病……各種困境一擁而上。
工作室的玻璃窗隨它去破、撿了一塊壞掉的門板當床睡、毯子也就一條。再加上工作室位於辦公大樓林立的商業區，傍晚六點過後沒有暖氣。這邊緯度和庫頁島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覺得寒氣滲進骨髓裡，冷到肚子痛，完全睡不著，只好爬起來繼續畫畫。除了工作之外，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對抗飢餓和寒冷，只能逼自己更努力工作。
有一天我聽到有人敲門，一看，門外站著山姆．法蘭西斯。他住隔壁大樓，當時還默默無聞。我泡了一杯咖啡給他，結果他問我說：「有沒有牛奶？」我當時滿面通紅，腦袋一片空白。別說泡咖啡加牛奶了，我家根本什麼都沒有，我從早上起來就什麼都沒吃。真要說的話，我覺得比較不可思議的是家裡竟然還找得到咖啡。
每天我會吃幾顆朋友送我的癟掉的栗子當晚餐，就這樣過日子。如果真的餓到受不了，我會拎個布袋去魚店外面的垃圾箱撿魚頭，收集雜貨店丟掉的高麗菜葉，把它們通通丟進一個在舊貨店用十美分買的鍋子裡煮湯。
心情低落的時候，我會爬上帝國大廈。資本主義的根據地裡，保留著越戰之前那種老美國的美好餘光。紐約正是在這裡熠熠生輝的寶石、是毀譽交加糾結不清的人生大戲、是華麗的眾生相。
從世界第一的摩天大樓俯瞰凡間，就像是在觀望一個充滿無限可能與野心的戰場。雖然現在兩手空空，可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在紐約隨心所欲，掌握自己所嚮往的一切。真的，激烈的熱情在我內心發燙。我下定決心要改革藝術，全身的血液為之沸騰，連自己肚子餓都忘了。
某天，有一位老太太突然跑來拜訪我的工作室。原來是喬治亞．歐姬芙來了。她先前招待我去她的莊園，擔心我的生活起居，特地跑來探望。我想起回憶中那張牛骨的畫、那位鄉下舊書店畫冊上的傳說中的女畫家。現在親眼看到她出現在我面前，簡直就像作夢一樣。
歐姬芙除了援助我的日常生活之外，還把她這輩子專屬的藝術經理人伊狄絲．郝伯特介紹給我。這位紐約藝廊老闆經手的都是國吉康雄、約翰．馬林、史都華．戴維斯、還有歐姬芙之類響噹噹的大人物，沒想到她竟然會買我的畫。
我幾乎把所有賺來的錢全部都花在畫材和畫布上，又開始繼續畫。我在偌大的工作室裡立起一面巨大的黑色畫布，大到不踏上梯子就構不著邊，然後在上面盡可能用纖細的筆觸畫滿數百萬個點，完全不留空隙地編織一面白色之網。
每天，天還沒亮我就起床，然後一路畫到半夜。除了吃飯上廁所之外，不分天昏地暗一直畫，畫到最後工作室裡每張圖上面全都是這樣的網。朋友看我這樣一個勁畫，也開始擔心起來，認真問我說：「你幹嘛每天都畫這個啊，你還好嗎？」一邊戰戰競競躲在旁邊，用一對藍眼睛偷看。
老實說，我常常被自己的精神狀況搞得很煩。只要開始在畫布上面畫點點，接下來就會從桌子延伸到地板，最後一路畫到自己的身上。我會周而復始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讓這面點點之網無限擴張。不知不覺之間，從手到腳到身上穿的衣服，房間裡的一切都會被這張網覆蓋。
早上醒過來一看，我發現自己昨天畫的圖全部都貼在窗戶上。我狐疑走近，想要用手輕輕撫摸那些畫，一碰，所有的圖都被我扯到懷裡，心跳也催起油門轟然加速。我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況已經不行了，叫救護車去貝雷弗（Bellevue）醫院，沒想到院方說：「你的病不應該來我們這邊，應該去找精神科。你要住院才行。」不管怎麼說，我常常像這樣叫救護車，讓對方傻眼說：「怎麼又是你啊？」
我一直畫一直畫，吃飯對我來說反而變成是其次。紐約是全世界物價最高的地方，簡直就像是在吃金幣過活。除了偶而花十五美分的公車錢之外，有時候我甚至連續兩天都沒有吃任何東西，就像著魔一樣，挺著空空的肚子一直畫。
我的焦慮像火在骨髓裡燒。我是端坐在美國主義大本營──紐約這塊岩石上的女達摩。這時候如果我有一台血紅色的跑車，我想要開上高速公路，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下把速度催到破表飛出去。撞上大樹也無所謂。我想要掏出鋒利傷人的紙鈔，買下德州天高草低的原野，占地為王。
還有還有，我想要像我周遭的女性朋友那樣，每天晚上接二連三和黑、白、黃、褐不同膚色與長相的男生出去玩。我就這樣做著各式各樣的夢喃喃自語：我想發財，如果有名聲也不錯……任何群聚在紐約還沒有出頭的年輕人都一樣，在這方面，我絕對不會輸給別人。
但是，我的房間裡只有一隻破爛的狗布偶和乾巴巴的吐司。除此之外，還有那一張害我跑去精神病院的《白色的網》。這張畫到底是什麼爛東西，我有好幾次都很想要一腳把它踹飛。
惠特尼藝術博物館舉辦徵選那天，我背了一張比我自己還要高的畫，沿著紐約市中心大馬路走過四十個街區。惠特尼博物館現在雖然很前衛，不過在那個時候風氣還是超級無敵保守。我心裡其實一直覺得，像美術館長那種沒有用的傢伙怎麼可能會了解我的作品。結果正如我所料，我落選了。我又得背著這幅有一張榻榻米那麼大的傢伙，走過四十條馬路回去。那天風很強，身上背著比自己還要大的一幅畫，感覺自己的身體好像是要被風吹跑一樣。回家之後我全身無力，整整兩天睡死在床上。
當時藝術界正掀起一股「行動繪畫」的熱潮，隨便路上抓一個人都在畫。這種風格不僅一堆畫家急於擁抱，在市場上，還以非常驚人的價格瞬間銷售一空。然而我自己認為，對於一個想要終身投入創作生涯的人來說，創造從自己內在培養出來的原創作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創作了一批和他們方向完全相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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