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三十週年回憶
口述：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終生志工）
採訪／整理：黃啟豪（鄭南榕基金會辦公室主任）
一、請談談鄭南榕策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當時的時空背景？
葉：
那時候還沒有解嚴，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在龍山寺辦的「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是一九四九年戒嚴以來，人民要求解除戒嚴的最強力的抗爭行動。五一九綠色行動過後，不到兩個禮拜，六月二日上午，鄭南榕就被管區派出所用「約談」名義騙出，把他逮捕。表面上，鄭南榕因「張德銘案」被控違反選罷法；實質上，鄭南榕早就因「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而這只是國民黨大規模迫害行動的一環，報復他策劃反戒嚴行動，就這樣鄭南榕未審先判入獄近八個月。鄭南榕在看守所的編號是「2280」，冥冥之中，這也是很奇妙的巧合。
那八個月對我來講是很煎熬的時期，鄭南榕在看守所，《自由時代》雜誌社繼續在運作，我在聯廣廣告公司1上班，竹梅還沒讀小學。我盼啊盼的，盼到他出來，很高興，我想他出來了總可以安分一點吧。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出獄後，還沒有休息，第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當晚他就把同事找來我們家，馬上就表達：「二二八事件發生四十年了，怎麼雜誌社的同仁都沒有針對這個事件有所行動？」就像台灣是全世界戒嚴最長的國家一樣，是很羞恥的事情。二二八事件是威權獨裁者對台灣土地、人民極大的傷害，經過四十年都沒有人敢提、也沒有人敢問，所以他認為應該要啟動去做一些事。
之後，在非常快速的時間內，他曾帶著我去拜訪幾個人，其中一位就是陳永興醫師。而當時他便是想去串聯，串起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以及所有友志共同來舉辦「二二八和平日運動」。
於是他又做了一件讓我非常不安、擔心的事情：他把辦公室（指原《自由時代》雜誌社）退租，搬到附近和亨大廈的三樓，滿新滿大的一個空間，近一百坪。我記得雜誌社的房租本來一個月三萬多元，搬到新的地方，租金變成八萬元，是原來的兩倍多。我雖然不管雜誌社的事情，但我清楚這會有財務壓力。
後來才發現，他果然是需要用到那麼大的空間。有一次我去新的辦公室終於了解，他哪是用那裡辦雜誌，根本是用來做二二八平反運動的基地，串聯全台各地的友志。他總是把雜誌社兼做運動的基地，大概是前一年五一九綠色行動的經驗，讓他覺得原本雜誌社的空間很窄。
一九八七年初，民進黨剛成立不久，簡錫堦、邱義仁、洪奇昌他們都會去開會。現在回頭來看，那就是以編聯會系統（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為主再加上各地的志工、黨外人士，去運作「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不斷開會、策劃、串聯起全國。因為我在廣告公司上班，他就請我公司的幾位同事協助發想，製作相關標誌、貼紙、旗幟等。此外，當時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的邱萬興先生也義務跨刀，擔綱文宣、海報的美術設計，幫忙很多。
鄭南榕曾問我：「你知道為什麼要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嗎？」他說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很多，家屬們仍然在暗處不敢站出來、不敢述說他們的悲痛。教科書不曾提到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的傷痕，造成寒蟬效應，讓台灣人都不敢參與政治，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台灣永遠不可能會翻身。
鄭南榕用盡了全力在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出錢、出力並且用雜誌社做為基地。而他的雜誌《自由時代》發揮了很大的傳播效果。「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第一年的成果，是開始讓社會大眾關注二二八事件，讓受難者家屬知道有人在關心，也讓國民黨政府知道不容迴避，讓更多其他社運團體敢跟進。
因為在一九八七年，鄭南榕與友志們舉辦公開活動之前，二二八事件還是很大的禁忌，社會不能談，幾乎是噤聲的狀態，但是鄭南榕讓大家敢公開談論，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他們最大的貢獻。雖然冒著被打、被關的危險，可是鄭南榕無所顧忌，他認為對的事該做就去做，他思考之後就採取行動。
二、三十年前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有哪些？
葉：
第一個就是，有一天鄭南榕跟我說你回苗栗一趟，因為你們苗栗很丟臉，全台灣都有人協助辦二二八演講與遊行，苗栗沒有人願意出面申請場地。
當時苗栗有位傅姓地方人士，本來要去申請，但是礙於種種顧忌便打退堂鼓，所以鄭南榕就說：「那你去申請2。」、「你們這樣太丟臉，我們全台灣多少人，就苗栗沒有。」他讓我了解得去做這件事的理由。而我當時也不曉得為什麼人家不肯去，事後才知道那是要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後來為了宣傳二二八演講會，鄭南榕請雜誌社同仁小邱（邱謙城先生）開車載我，我就拿著大聲公在苗栗大街小巷廣播。此外，這場演講會是由我擔任司儀，所以印象很深刻。
第二個是在三重的一場二二八演講會3，鄭南榕帶我一起去，現場人很多。演講者有台北市議員顏錦福、民進黨主席江鵬堅，鄭南榕也上台演講。他是主辦者，不會演講完就走，都留到最後。活動結束後，在會場出口處，一個很暗的地方，有人向鄭南榕道謝，很感動一邊講一邊哭。他告訴我：「很多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到現在心中還是有恐懼，不敢講出來，只有我們站出來辦活動，他們才敢跟著站出來。可是即使他們站出來，還是待在很陰暗的角落。」那畫面給我很深很深的記憶。
第三個是，我們聯廣的老董事長葉明勳先生，他已經過世了。他其實一直對我很好。他與辜振甫先生是連襟，是早期國民黨在新聞傳播界的重要人物。有一天他找我去，我當時是聯廣的經理，他告訴我說：「哎呀，你跟你先生說，要往前看啦（指二二八事件）！讓悲慘的過去成為過去，不要再攪動這樣的記憶，傷口不必再挖出來。」希望我去勸勸鄭南榕。
但是鄭南榕說：「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而言，是化膿的傷口，它讓台灣人痛到呼吸困難，它讓台灣人充滿恐懼，不敢參加公共事務。沒有平反，就沒有醫治，傷口只會繼續化膿，痛是一直在的。所以應該把它挖出來，攤在陽光下，要讓它癒合，才能往前走啊。」葉明勳先生聽了這樣的回答，沒有再說什麼。葉先生的意思是，過去的瘡疤不要再挖，要往前看；鄭南榕的看法卻是，那個瘡疤裡頭長膿，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根本無法痊癒。鄭南榕話不多，一旦說起話來就很有說服力。
第四個是，我下班後去雜誌社接竹梅，每次都會聽到鄭南榕和去遊行的人被打。有一回人家又說：「在嘉義打得很厲害。」當時沒有手機，我聽說他被打，但是被打成怎麼樣卻不知道。後來才了解，他們在辦二二八遊行，警備總部都是派出鎮暴部隊在對付這些參與遊行的人。當時辦運動是非常危險的，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可是他們卻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去突破，不管被打與否，他們就是一直辦遊行、辦演講會。
以上是鄭南榕在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時，我記憶中難以忘懷的幾個畫面。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國家「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在國家音樂廳舉行，我與孫越一起主持。那場音樂會找我去，大概是想讓社會大眾知道，這個國家沒有忘記鄭南榕當時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貢獻。最起碼，那也是因為對鄭南榕的致敬跟肯定，但他人不在了。
從鄭南榕在二二八遊行被打，到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我去拿主持棒，對我來說，實在百感交集。經過多年，這些努力終於被公部門承認。現在，我每次看大家在討論二二八事件，我都會想說鄭南榕真的是「突破禁忌」的第一名，除了一九八六年要求解除戒嚴的禁忌，隔年他又突破了四十年來沒有人敢提的二二八禁忌。
三、請談談您後來擔任立法委員，接續平反二二八的努力？
葉：
一九九○年我擔任立法委員之後，在施政總質詢時，除了提出廢除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之外，也主張平反二二八事件、訂定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真相、道歉賠償。那時候民進黨黨團人數雖然很少，但是我們每次排法案就會排「二二八事件賠償條例」。到最後，條文快審完的時候，國民黨不得已才提出相關的對案。
當時有兩個癥結點。第一是條例名稱，國民黨不肯承認「賠償」，他們堅持用「補償」的名義。第二是賠償金額，國民黨不同意我們替家屬爭取的一千萬元，他們提出的金額以六百萬元為限。當時我擔任民進黨黨團總召，黨團會議內部討論，考量國民黨居絕對多數，策略性透過協商，將條例完成立法4。通過這個法案，雖不滿意，但我仍感到欣慰。
四、您所觀察到鄭南榕在這項社會運動的行動力？
葉：
對鄭南榕來講，行動才是重點，跟隨的人多人少不是重點。他挑戰威權、挑戰禁忌，認為對的事該做就去做。他採取行動，有方法、有策略，不管別人怎麼看他。就像他的死亡一樣，後面的人怎麼看他，他無所謂。
這就是鄭南榕。縱使是一個人孤獨地走在前面，他仍然選擇做對的事情。我很感謝，當他走這一條路的時候，還是有人跟隨，縱使人數不多，「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也就這樣到全台灣各地去舉辦了。後來我擔任立委順利推動賠償條例通過，二二八平反總算有一些成果。對我的心也是一個安慰——身為鄭南榕太太的我，看著他冒著危險，看著他孤獨前行，一個小小的安慰。
對很多人來說，鄭南榕是歷史人物，但對我而言，他是我的先生，活生生的人，他被打我會痛！他孤獨前行，我會擔憂！後來當運動有所成果，如果人家把他淡忘掉，作為家屬的我會很寂寞、很傷感。
五、在那個時間點，您個人對鄭南榕的行動是否擔心？兩人有何爭議？
葉：
鄭南榕被關的八個月，我每週都去探監。那是很煎熬的日子，先生不在，小孩又小。當他從看守所出來，緊接著又去辦「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我當然會擔心，而且他不管後面的財務狀況如何，就去做全國性的串聯，我當然也會煩惱。
但是他都告訴我：「不要擔心，這些事情你不要管，沒關係，我帶你去聽演講。」對他來說，他希望我跟他在一起，不用害怕，無所畏懼。可是作為妻子的我，總覺得你一個人在頂鋼盔，但我們還有小孩耶。我的個性是比較容易害怕的，我就是一個很平常的職業婦女，只希望我的家庭安全，只希望我的先生、小孩平安。
結果他老是做這些運動，什麼是當代的禁忌他就去挑戰，對我來講都是不安。他在我身邊，是陽光普照，可是他去做這些事，卻是烏雲罩頂。揮之不去的烏雲，就是心頭的不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出事，但是他還是一波再推一波去從事危險的行動。
比如他辦「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一九八六），觸犯禁忌就被抓了。到「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一九八七）為突破禁忌而被打。之後又辦「新國家運動」（一九八八）環島遊行…...當他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得越來越危險，我的擔心沒有停止過。而當時，我覺得最壞的情況就是他再度被關，我沒有想到後面的死亡。
我不是「無知」的職業婦女，但是在那個年代，我跟很多人一樣，對不公不義是「無感」的。可是國民黨政府把鄭南榕抓進去，我的「無感」就變得「有感」了，我開始行動，到後來我會投入選舉，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對於我的擔心與不安，鄭南榕總是有辦法說服我，他會說明、解釋，讓我慢慢理解。所以，鄭南榕也是我的「啟蒙」老師——政治的啟蒙、關心公共事務的啟蒙。當夜深人靜，在我們家客廳，他告訴我很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故事。他說：「這些人如果是你的兄弟姊妹、是你的親戚，你會沒有感覺嗎？這些人在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出門被歧視、被仇視、被隔離的情況下，社會會祥和嗎？二二八事件的傷痕一直在，受難者這麼多、範圍這麼廣，我們可以不關心嗎？」
鄭南榕也常告訴我：「人活著要有尊嚴，我們不要活得像豬一樣。」我問他為什麼要講得這麼難聽？他說：「這樣你才會記住。」我說你為什麼要管那麼多？有事業、有房子、有小孩、有溫暖，多好。他卻說：「豬也有溫暖、豬被宰了都不知道、豬也吃得很好，可是人有反省能力、會思考。人要活得有尊嚴，跟豬不一樣。」他每次講這個我就很生氣，通常他跟我談這些事情都是在家裡，夜深人靜，竹梅睡了。我印象很深，他每次講到最後，都會說：「就是要你記住，就是要你記住。」
我心想我要記得幹嘛？現在我終於知道，我記住才能講給你們聽：「人不要活得像豬一樣，被養得很好、吃得很好。圈在豬圈裡頭，等到被宰了卻沒有反抗的能力。」
六、回頭看鄭南榕與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您觀察到後人給他什麼樣的評價？
葉：
鄭南榕用他生命中最精華的時間，不斷挑戰當代的禁忌，舉凡解除戒嚴、二二八平反、制憲建立新國家，他為所當為，義無反顧。對鄭南榕來說，他不會在乎後人給他怎麼樣的評價。他只是去做、去完成。最重要的是，鄭南榕和他的夥伴們讓二二八事件從此在社會上不再被當成禁忌，國家機器也啟動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撫慰、賠償。所以我也沒有這麼在乎歷史的評價，因為我知道我先生真的很棒，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沒人要做、沒人敢做，他頂著鋼盔一個人往前走。到現在，社會的傷痕已慢慢被撫平。從基督教的觀點，他是在「行公義」；從佛教的觀點，他做的是「利益眾生」的事。他完成了生命中很重要的意義。
雖然這樣講，不過看到人家談二二八平反都沒有提到他，我還是會生氣。因為討論事情的時候，有時會回歸到一個卑微的願望：要公道。例如談平反二二八，我希望社會大眾給鄭南榕一點公道。特別是當時說他是trouble maker的人，要給他一個公道。說他只是一群社會邊緣人跟著他的人，也要還他一點公道。
我知道當時民進黨某些政治人物很討厭鄭南榕，他們很生鄭南榕的氣。因為鄭南榕帶頭做一些事情，他們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讓他們很頭痛。而部分的意見領袖義正詞嚴而道貌岸然，所考量的只是自身的安全，不想失去現在所擁有的，只能夠用嘲笑鄭南榕，來掩飾他們的懦弱跟害怕。
七、您有什麼話想對當代年輕人和民進黨政府說？
葉：
鄭南榕生前遺言是「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他四十歲不到，以雜誌社為基地，突破了很多當代的禁忌。他針對各項禁忌議題，擬定策略之後就義無反顧地往前走。每一個世代都得面對不同的問題，我要告訴現在年輕人的是：「對的事情，想好策略，勇敢站出來，去行動、去挑戰！」
二○一六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回想我們年輕時候的理想：「打倒威權、落實公平正義的社會、建立新的國家，透過制憲運動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人民可以走入國際社會，可以抬頭大聲驕傲地說我是『台灣人』。」那麼多前輩一路走來，有些人犧牲了，有些人已經走入歷史，可是現在活著的我們在做什麼？
現在的年輕一代——「天然獨」世代，他們在自由的空氣裡頭成長，沒有經歷過威權年代，他們認為台灣本來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當他們發現台灣不是正常國家，在中國的打壓和威脅下，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便挺身而出，大膽發聲，追求當年我們追求的目標。
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我們必須記取歷史的教訓，不要變得保守、瞻前顧後、在高位害怕失去權力而躊躇不前，不要變成我們年輕時所要打倒的對象那樣。我們這一代，面對年輕世代，要有更多鼓勵與包容，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勇敢實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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