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件與特定歷史背景相關的繪畫作品，在若干年後，由於歷史背景的變化，其豐富的思想內涵極有可能會被後人「降解」，其解讀必定會有不同程度的丟失，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到底會丟失多少？繪畫內涵被「降解」是否有規律可循？答案足以使我們為之吃驚和深思。
筆者曾隨機在愛好藝術史的人群中做過一次關於「降解度」的測試。以「文革」初期的大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劉春華執筆，作於一九六七年秋）為例，七〇後的欣賞者認為這是「文革」時期個人崇拜的產物，八〇後、九〇後似乎對其內涵已不甚了了或不感興趣，他們所了解的大多是關於這幅油畫拍賣前後的風風雨雨，特別是該油畫的價格及其衍生的印刷品、紡織品、工藝品、郵品和紀念章的價格，這在互聯網上體現得十分充分。
大凡經歷過那個是非顛倒時代的人們都知道，《毛主席去安源》是要歌頌毛澤東在一九二一年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進行大罷工的歷史，其作用是否定劉少奇曾經參與領導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革命歷史。一九六〇年，侯一民以劉少奇在安源組織路礦工人大罷工為素材創作了油畫《劉少奇與安源礦工》，到了「文革」之初，取而代之的就是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隨着劉少奇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而遭到更殘酷的批判，這幅油畫所深藏的政治內涵已不僅僅是表現「個人崇拜」了！可以說，再過幾十年，當我們這些「文革」歷史的見證人均不存在的時候，我們的後幾代人對該圖的研究就要進入浩繁的考證程序了。因為畫面本身沒有絲毫關於劉少奇命運的信息。
該幅油畫的創作時間距今才四十多年，後代們對它的理解已經從表面化到片面化，再到商業化，令人感懷頗多。我們現在遇到一幀大約在九百年前繪製的風俗畫──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以下簡稱「《清》卷」），我們對這件歷史名作的解讀有多少是真實的？還有多少是遺漏的？至今國內外還有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畫就是畫，不要太糾纏歷史。眾所周知，《清》卷是表現古代社會生活的風俗畫，既然如此，那就不能離開當時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去解讀它。
將藝術作品與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當今通常的解讀繪畫的手法，問題在於不能只聯繫抽象的大背景，對《清》卷來說，首先應考證出繪製該圖的時間係北宋哪一個具體時段，這個時段具體而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才是催生《清》卷真正的歷史原因。
筆者以為，有一些圖像是沒有歷史密碼的，古人和今人都能讀懂；但有一些圖像是有歷史密碼的，只有當時的人們才能夠讀懂。遠隔千百年的我們切忌用今天的生活經驗去解讀古人留給我們的歷史圖像，無論是全圖的構思立意，還是圖中的細節描繪，只有還原到當時具體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環境以及文化語境中，才能顯現出它的歷史密碼，方可探知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如物質文明狀態和政治文明程度，告訴我們所不知道的一切，或糾正我們對歷史的誤判。
六十餘年來，國內外刊發了四百餘篇介紹和研究《清》卷的論文和專著，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近年，海內外許多學者再度關注《清》卷，可見今人對它的認知還遠遠沒有結束。對某一藝術史課題的研究，往往經過幾十年後，螺旋式地回到它的原點之上，重新審視最初的認知結果，不斷接近真理。筆者以為，應重新審視《清》卷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如張擇端是一個甚麼樣的人？該卷究竟繪於何時？當時的政治、歷史、文化與藝術背景和條件是如何催生出它的？畫中所繪地域究竟是哪裏？其具體細節如何？其主題和思想內涵是甚麼？其創作動機如何？為誰而畫？結局怎樣？又為何被金朝文人題跋？金、元、明三朝文人的跋文如何看待？等等。
拙著將試圖逐一解開上述疑問的歷史密碼。
壹 從金代張著跋文考起
先從《清》卷的第一次公開面世記起。
一九五〇年八月，書畫鑒定家、時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研究員的楊仁愷先生（一九一五～二〇〇八）在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臨時庫房裏發現了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在他的《一九五〇年東北博物館庋藏溥儀書畫鑒定報告書》所附《鑒定筆記》裏將此圖考訂為北宋張擇端的真跡，首次開啟了對這件《清》卷的研究。一九五三年一月，《清》卷在東北博物館舉辦的「偉大祖國古代藝術特展」中首次面世，展覽結束後送交故宮博物院，同年十一月，它和其他數百件歷代名畫在故宮博物院新建的繪畫館皇極殿展廳裏首次與首都觀眾見面，激起了藝術界和學術界對該圖的極大關注和研究浪潮，也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極大興趣。鄭振鐸先生評《清》卷「是中國繪畫史上最傑出的現實主義的偉大創作之一，很少有同樣的長卷子表現出來那麼豐富的社會生活來的。」
可以說，《清》卷以其豐富的社會生活圖像，成為北宋社會的「百科全圖」，一公開面世就吸引了國內外數十個領域的學者的關注。然而，留給今人關於張擇端的唯一信息是金人張著在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一一八六）用行楷書在《清》卷拖尾首段寫下的八十五字跋文圖1-1，此時距靖康元年（一一二六）開封城被金兵攻破的「丙午之恥」正好過去了六十年。跋曰：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跋者張著，生卒年不詳，字仲揚，永安（今北京）人，主要活動於金世宗、章宗兩朝（一一六一～一二〇八），長於詩文和鑒定書畫，泰和五年（一二〇五），授監御府書畫（詳見本書附考一《張著小考》）。張著的這段跋文告訴我們張擇端的生平事略，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和歷史文化背景，從中可探知張擇端的家庭背景和他在開封的進取經歷，有許多長期爭論不休的歷史疑案可以在裏面找到答案，更有許多關於張擇端和《清》卷的其他歷史文化信息有待於層層解碼。
一．密州文化與張擇端
對張擇端故里的考察和研究，有益於探尋出張擇端骨子裏的文化基因。他成長於東武（今山東諸城），那裏獨特的密州文化和漢代以來流行的風俗畫以及蘇軾在那裏的文學藝術活動等文化積澱滋養了年輕的張擇端，故里學子盛行趕考爭做京官的成功事例激發了他對人生道路的選擇。
一 張擇端故里
張著跋文稱張擇端為「東武人」，這是以古地名東武稱張擇端的故里，以示尊重，東武在宋金時期為諸城。山東民間俗語將諸城與周邊城市進行了生動的比較：「諸城厚，安丘透，博山秀。」一個「厚」字，概括了具有四千多年歷史的諸城積澱了深厚博大的歷史文化層。東武故地在春秋時期是魯國的諸邑，可以說是先有東武，後有密州，密州故城分南北兩城，南北兩城相連，諸城至今還留有北魏時期建造的城牆遺跡圖1-2。
南城即東武縣城，春秋時為魯之諸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置琅琊郡，諸邑隸屬之。西漢呂后七年（前一八一），始置東武縣，因境內有東武山，故名。漢武帝元封五年（前一〇六），琅琊郡移治東武。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五九八），取縣西南三十里故漢諸縣為名，改東武縣為諸城縣，沿用至今，現諸城市屬山東濰坊市轄。
北城即膠州州治，建於北魏永安二年（五二九），隋文帝開皇五年（五八五）改膠州為密州。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以密州為防禦州，開寶五年（九七二）為安化軍節度，次年，隸京東東路。直到明初，二城（密州州治、諸城縣治）才合為諸城府治圖1-3。
關於張擇端故里的具體所在，在諸城民間有三種說法，即近賢村、箭口村和諸城城南近郊三地。近賢村是諸城最古老的村莊之一，孔子弟子公冶長葬於此，他的後人為守墓漸漸形成了村落，故「近賢村說」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箭口村說」為近十幾年的口傳，經實地調查，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和實證材料。根據上文所述諸城市的歷史沿革，北宋諸城的位置緊貼密州府治的南部，張擇端的故里極可能位於今諸城市老城區的南部，具體位置，不可細究，故稱張擇端籍里以「今山東諸城市」為宜。
二 諸城的哲學和文學
諸城靠近山東半島，戰國時期曾是齊魯兩國的交界地，因而是古代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融合之地。齊文化具有包容百家的特性，如姜尚、管仲、晏嬰、孫子的學說和陰陽、黃老、刑名都在其中。魯文化則不同，其哲學思想的核心是積極入世的孔孟之道。密州文化就是融合了齊文化特別是魯文化的入世思想。先秦、兩漢時期的諸城，儒家經師輩出，在齊魯大地成為兩漢經學的中心。孔子的得意門生，女婿公冶長，開創了諸城的儒學根柢，此後，諸城湧現了許多儒家思想的傳人，如傳《易》者有戰國孫虞、漢代王同等，傳《詩》者有王扶等，傳今文《尚書》者有伏氏子孫（理、堪、黯、隆、恭、無忌等）、殷崇等，傳古文《尚書》者有王橫等，傳《禮》者有徐良等，傳《春秋》者有王中、貢禹等，傳《論語》者有王卿、貢禹等。最關鍵的是東漢末年，鄭玄主修經學，兼綜今古文《尚書》，終成一代宗師，形成了早期密州文化注重經學的基本特性。此後，一直到北宋，密州代代不乏儒學經師。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尊崇儒家經學、積極入仕的密州文化。
經學是闡釋儒家經典著作的學問，對研習古代哲學、史學和文學、藝術的觀念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經學在北宋諸城影響了許多士子的人生，一些經學傳人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他們對文學或藝術的雅好超越了前人，如經學家、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左丞趙挺之、太學生金石學家趙明誠等都是出自諸城，他們成功地選擇了科舉入仕的道路，對張擇端必然會產生導向作用。
蘇軾在諸城有着豐富的藝術活動。自熙寧七年至九年，當地的經學論壇目睹着北宋文學的變革：蘇軾在密州任太守時，建超然台圖1-4、作《超然台記》等，更重要的是蘇軾在此創立了豪放詞派，《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就來自作者在當地的文學靈感，蘇軾的豪放派詞句給密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陸游道出了蘇軾「除卻東武不解歌」之秘：東武「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蘇軾在東武還有一些涉及繪畫的活動，據蘇軾《獅子屏風讚》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獅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蘇軾知密州時，為紀念漢初黃老門徒蓋公，在衙署北正中築「蓋公堂」，命畫工在堂中摹寫南朝陸探微名畫的傳本，畫中的雄獅「奮髯吐舌」，蘇軾還撰寫了《蓋公堂照壁畫讚》和《蓋公堂記》。蘇軾在諸城的藝術活動客觀上為早年的張擇端提供了豐厚的文學藝術給養。
三 諸城的造型藝術淵源
諸城在古代是一個有着豐厚底蘊的地域性文化藝術中心，在那裏，出土了許多屬於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灰陶、黑陶、蛋殼陶和玉器，西周至東漢的銅器，唐五代的瓷器等，其中最知名的是三百多件北朝石刻佛教造像等圖1-5，豐腴敦厚的造型受到青州（今屬山東）石刻藝術影響。還有當地出土的十三塊東漢畫像石圖1-6，民間畫工們以刀代筆，用圓轉流暢、生動簡潔的陰刻線條刻畫出樂舞、百戲、宴飲、庖廚、六博、謁見等世俗生活場景，可知早在東漢，表現世俗百姓現實生活的繪畫觀念在諸城已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尚。張擇端不可能見過這些新出土的畫像石，但這種市俗的創作手段形成經久不衰的地域性繪畫傳統，不可能不對張擇端產生潛移默化的藝術影響。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