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參加了學生運動以後，被判刑四年，先後關押在秦城監獄和北京市第二監獄。在服刑的期間，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如何反思我們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第二，出獄之後，要做哪些事情？第三，要怎樣把八九民運這一筆中國歷史上的寶貴遺產保存下來？關於第三個問題，作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一個口述歷史，要讓當年發生的事情，用文字保存下來，讓後人知道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3年2月我獲得釋放，一直到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其間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在獄中，我戲稱為“放假”。在這段時間，除了重新聯絡當年的同學，談論如何繼續做一些推進中國民主化的事情以外，我也開始按照原來在獄中的構想，陸續地進行了一些口述歷史的工作。當時，對於如何做口述歷史，我完全沒有專業知識，因此沒有一個完整系統的規劃。基本上就是遇到願意公開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就跟他們聊一下，在得到他們同意的前提下，用錄音機錄下來。兩年的時間，前前後後也積累了幾十盤錄音帶。而且，完全沒有進行文字的整理。
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我的房間裡面的東西全部被抄走，包括部分的錄音帶。幸好，還有一部分我是放在父母的房間。當時，抄家的人還想搜查我父母的房間。我母親十分勇敢，她守在門口，說什麼要不讓公安局的人進去。她說，王丹有什麼問題，你們抄他的房間去；我們沒有問題，你們憑什麼搜查我的房間？！就這樣，保護了不少我放在他們房間的資料，也包括我做的一些口述歷史的錄音帶。在我第二次坐牢的期間，我母親和家人一邊要為我的事情向國際社會呼籲，一邊積極地整理我留下來的資料。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我的家人根據錄音帶整理出來的。應當說，這些珍貴的口述史料能夠問世，應當也有我母親和其他家人的功勞。
1998年4月我被流放到美國，開始進入哈佛大學讀書。之後，我父母和家人幾乎每年都來美國跟我團聚，並陸陸續續地把很多我留在北京家裡的文字資料帶了出來，其中就包括這些口述歷史的文字整理稿。從1998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都沒有碰過這些材料。原因是：當初我開始做口述歷史的時候，曾經想採訪一百個“六四”的親歷者，出版一本《“六四”百人談》，我本來還希望能夠繼續這樣的工作，完成100個人的採訪。但是出國以後，學業和社會事務繁重，無暇進行採訪，100個人的目標顯然是無法達到了。因此我放棄了整理出書的計劃。
但是現在我想，未來，我也會有太多其他的工作。也許現在是時候了，應當把當年那些口述歷史整理出來，編輯成書了。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讓那一段歷史保存下來。這，就是這本小書的緣起。
關於這本《“六四”口述歷史》，還有一些需要說明的地方：
非常感謝當年的主要學生負責人之一王超華，特別為本書撰寫了一篇帶有反思性質的文章，對於外界關於“六四”問題的一些看法進行了釐清和分析，為本書增添了濃厚的理論色彩；1993年我開始採訪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清晰的設想，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不是一場精英運動，而是一場全民民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普通的參與者、那些學生、市民、機關幹部。他們，才是運動的主體。因此，我採訪的對象，當然包括一些知名的任務，例如許良英夫婦，李佩珊老師等，但更多的，主要是一些不那麼為外界所知的普通的“六四”參與者。我希望未來的歷史，不僅僅記住幾個廣為媒體報導的名字，更應當知道這些普通的參與者。是他們，推動了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我的採訪原則之一，就是只記錄，不做評判；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夠記錄下不同的聲音。在本書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對於當年那場學生運動的不同意見，例如冒先生的很多看法。但是我還是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希望呈現給外界的，是完全的歷史畫面。我相信讀者自己，會從不同意見中作出自己的判斷。此外，除了因為錄音過程中的技術問題導致一些語句不通暢的地方，我做了必要的校正之外，我盡量保持了當時採訪現場的對話原貌，因此有些採訪內容在文字上看起來比較口語化，這也是為了尊重當事人，請讀者體諒。
我卸下教職之後，應當會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樣口述歷史的工作，我希望我還能繼續下去，我希望最終還是能找到100個人，完成我《百人談》的心願。這是一個宏大的工程，也許很難完成，但是一件事情不能因為它困難就放棄。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幾十年來堅持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基本心態嗎？
我要感謝書中那些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同意我把採訪內容公開的八九參與者，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母親的支持，感謝長期以來支援民運工作的很多朋友，感謝美國的“夏星歷史研究基金”的支持。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
最後，謹以此書，作為紀念“六四”28週年的內容，獻給那些在1989年，為了中國的未來而付出青春與生命的代價的人們，也送給那些現在仍然致力於推動中國進步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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