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隨因狀況：這世上存在著一種秩序
我還記得最早意識到自己是黑人是在什麼時候。當時我七、八歲，是學年的最後一天，接下來有一整個暑假等著我們。放學後，我和同社區的小孩走路回家，途中才聽說除了每星期三下午之外，我們「黑人」小孩不能到附近公園的游泳池游泳。於是那年夏天每到週三，我們就穿上泳衣，包緊浴巾，像篷車隊一樣從社區魚貫走到鄰接白人社區的那個神聖泳池。那是每週例行的一趟怪異的朝聖之旅，標示出了某個時間與地點的種族秩序――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初的芝加哥都會區。對我而言，那正是心理學家威廉．克羅斯（William Cross）所謂的「遭遇」（encounter）──遭遇到這世上存在著一種種族秩序的事實。這項秩序似乎對我的人生做出沉重的暗示：難道我這一生就只能在星期三下午游泳？為什麼？不僅如此，這還只是一連串事件的徵兆而已。緊接著我便發現我們黑人小孩只能在星期四晚上進溜冰場溜冰；其實在這些遭遇之前，住在我們社區的黑人小孩在我眼裡只是小孩而已。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在一星期的中間兩天當普通人？這些隔離措施實在讓人難以忽視，而且誤解的代價很大，譬如我十三歲那年，為了應徵桿弟，早上六點就到地區高爾夫球場等了一整天，結果被告知他們不雇用黑人，我這才意識到自己是黑人。當時還不知道身為黑人意味著什麼，但也稍微察覺這是件大事。
經過數十年的思考理解，我想我現在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當時我所認知到的無異於一種生活的條件限制，而最重要的是，這種條件限制與我的種族有關，與我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身為黑人有關。條件限制再簡單不過：如果我每週三下午跟著那個篷車隊去泳池，那麼我就能進入；如果我在其他時間去泳池，那麼我就進不去。對七、八歲的我來說，這是個很差勁的生活條件限制，不過條件限制本身還不是最糟的。舉例來說，如果是因為沒有拿垃圾出去丟，而被父母做這樣的處罰，我還不會這麼懊惱。讓我生氣的是，只因為是黑人就被迫接受這樣的條件限制，我根本無計可施，而且如果光只因為黑人這個身分就足以限制我游泳，那麼這個原因還會造成其他哪些事情發生呢？
多年後的一次訪談中，有位大學生（他會在本書稍後登場）向我敘述了一個類似的經驗。他修過一門「非裔美國人政治學」的課，班上同學絕大多數是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只有兩名白人，而他是其中之一。他也描述了一種生活的條件限制：如果他在言論上顯得不夠重視非裔美國人的經驗，或是在思考非裔美國人的經驗時顯得困惑，那麼很可能被視為對種族無感，或者……甚至更糟；如果上課時他什麼都不說，那麼就能大大避免同學的懷疑。他的條件限制就跟我的泳池條件限制一樣，讓他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感受到自己的種族身分，感受到自己是白人，這是他以前從未多想的一件事。
一些令人苦惱的問題就從類似的經驗中衍生出來。還會不會有其他的條件限制？會有多少？涵蓋在哪些生活範圍中？會不會關係到重要事情？能夠避免嗎？需要時時小心留意嗎？
當我遭遇到我的泳池限制，心裡十分困惑。這限制從何而來？像這種與身分有關的生活條件限制，至今仍令我困惑，不過關於起源，我已經有一個可以說得通的想法。這些條件限制起源於一個社會在特定時期，根據某種身分，譬如種族，所建構起來的方式。這種組織結構反映出來的不只是一個地方的歷史，還有個人與群體為了爭取機會和好的生活，而持續不斷競爭的現象。一九五○年代末至一九六○年代初，芝加哥都會區根據種族所進行的建構方式，諸如嚴格的居處隔離、實際存在的學校隔離、就業差別待遇等等，意味著那個時期、那個地點的黑人有許多與身分有關的生活條件限制，而讓當時七、八歲的我憂心忡忡的週三下午游泳限制，恐怕是其中最無關緊要的了。
◎刻板印象威脅：改變自己面對的情境
我們來看看布蘭特．史泰普斯（Brent Staples）的經歷。他現在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可是當時只是芝加哥大學心理系的研究生。事發當日，這位年輕的非裔美國男性一身簡便的學生打扮，走在芝加哥海德公園社區街上。他自己這麼說道：
我成了恐懼的語言專家。情侶看到我，不是緊緊挽著手就是連忙牽起對方的手。有人會橫越到對街去。原本在交談的人會忽然住口，直視前方，就好像避開我的眼神能救自己一命……
我一直好傻，老是走在街上對那些怕我怕得要命的人笑著問好。光是我的存在就已經傷害了他們，我怎會懵然不知……
我試著想表達自己沒有傷人意圖，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於是我開始避開人群。我改走一些偏僻無人的巷道，以免讓人覺得我在跟蹤他們……出於緊張，我開始吹起口哨，而且發現自己吹得很不錯。我的口哨聲純淨悅耳，音調準確。夜裡走在街上，我會吹一些流行曲調，從披頭四到韋瓦第的《四季》都有。路人聽見我的口哨聲後，緊繃的身體慢慢放鬆，甚至有幾個人在黑暗中與我擦肩而過時，還會對我微笑。（頁二○二～三）
史泰普斯面對的是一個幽靈，是一種瀰漫在海德公園社區街道上有關他所屬種族的不良刻板印象，而這個刻板印象就是：這一區的年輕非裔美國男性有暴力傾向。其他群體的成員在其他情境中所面對的刻板印象或許不同，比方說可能是數學能力不佳，而不是有暴力傾向，可是他們的困境相同。當處在有可能被冠上刻板印象的情境中，他們都明白一旦走錯一步，自己就會被概括在那個刻板印象中，別人也會以這個印象來看待他。這就是刻板印象威脅，就是在這些情境中，因為他們的身分所產生的隨因狀況。
除非想出方法加以扭轉，就像史泰普斯那樣。史泰普斯以口哨吹出韋瓦第的名曲，而且依他自己所說，他吹得非常好。這樣做對他有何幫助？會改變他對路人的態度嗎？會讓他變得更善解人意嗎？應該不會。這麼做真正改變的是他面對的情境。而這種情境的改變精準地說明了刻板印象威脅的本質。他單憑一個舉動，就讓自己本身不完全符合「有暴力傾向的非裔美國男性」這個刻板印象。他展現出對白人文化的了解，甚至還是「高端白人文化」。路人也許聽不出他吹的是韋瓦第的音樂，卻能聽出那是古典樂，因此會對他另眼相看，認為他是受過教育、有修養的人，而不是有暴力傾向的非裔美國青年。這種青年通常不會用口哨吹著古典樂走在路上。於是民眾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拋下了刻板印象，不再透過暴力傾向的有色鏡片看他。他看起來不再那麼具威脅性。路人不認識他，但是知道他不是可怕的人，恐懼從他們的行為舉止中消退。史泰普斯自己也變得輕鬆。那瀰漫在空氣中威脅著他的刻板印象就這樣被擋開了。路人與他本身的行為變化顯示出，一直以來區區的刻板印象作用在每個人身上的力量有多麼強大，而這種刻板印象就如一朵聚積著整個民族歷史的浮雲飄在空中。
本書談論的便是生活在這朵雲底下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有的經驗，還會談論到這樣的雲朵在塑造我們的生活與社會方面扮演著什麼角色。
◎極小群體效應：為什麼我們這麼輕易就產生差別心態？
一九六九年夏天，初到英格蘭布里斯托大學任職系主任不久的世界知名社會心理學家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在麥克．畢利格（Michael Billig）、班迪（M. G. Bundy）和克勞德．佛拉蒙（Claude Flament）的協助下，將六十四名十四、五歲的男孩分成八人一組，帶進他在布里斯托的新實驗室。他們告訴男孩要做一個測試視覺判斷力的實驗，並在他們面前的螢幕上投射由四十個圓點組成的各種影像，再讓他們判斷圓點數目。然後表面上根據這些判斷，告訴每個男孩他是「高估者」或「低估者」，但事實上這些標籤是隨機分配的。
接下來，研究者將男孩帶到個別的小房間，要他們將可以兌換小額現金的點數分配給另外兩個男孩，但是分配方式必須按照他們拿到的一張選項表進行。在每個選項中，一定有一個男孩比另一人分配到更多點數。負責分配的男孩會不會偏心同一群體（「高估者」或「低估者」群體）的男孩呢？──儘管這個「群體」基本上毫無意義。
令人驚愕的是答案是肯定的。當男孩要分配點數給兩個同屬自己群體的男孩，他們會依選項表盡可能公平地分配。可是當他們要分配的對象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估計」群體，另一個屬於不同「估計」群體，便一律會偏心自己群體的成員。即使是如此渺小的身分，他們也會有所偏袒。
第二個實驗的受試者同樣是年齡相仿的男孩，這次依照他們對克利（Klee）與康丁斯基（Kandinsky）畫作的喜好程度分組，這兩人是二十世紀初畫風和技巧非常相似的歐洲畫家。然後，男孩仍須再次進行分配工作，只不過這次讓他們選擇的是一個整體的分配策略：策略一是在不同群體的男孩之間平均分配；策略二是讓兩個群體的男孩的共同利益極大化；策略三是讓同群體男孩的利益大於另一個群體的男孩，但是這麼做會讓「他們自己人」的積點比公平策略的積點來得少。
結果又是一樣，男孩有所偏袒。當要他們選擇將兩個群體的利益極大化或是讓自己群體的利益大於另一個群體時，他們選擇了讓同群體的男孩占優勢，哪怕這個策略讓男孩拿到的錢不如公平分配策略。這群來自牛津的小男孩有了競爭心理。雖然他們偏心的群體基本上是隨機產生的，他們仍然為了群體優勢而犧牲利益。
為了避免你以為只有年輕的牛津人會這麼做，我必須強調一點，在這個結果首次發表後的三十五年間，這些實驗以數百組不同樣本的民眾、在世界各地數十個國家，重複做了不下千次。沒有一個結果顯示有哪一類人或民族，對這種如今被稱為「極小群體效應」的現象免疫。
為什麼我們這麼輕易就會產生差別心態？泰弗爾和學生約翰．透納（John Turner）提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自尊。我們重視自己的群體是為了重視自己，哪怕這個群體「極小」，只是短暫存在，例如低估圓點數的群體。如果是比較重要的群體，像是就讀的高中，這個過程就更顯而易見了。我們重視自己的高中，就等於是重視自己的一部分。這個心態當然適用於所有的群體與同盟關係，諸如社區、城市、同齡層、收入階級等等。由於喜歡自己的群體就等於喜歡自己的一部分，自然可能偏袒自己群體的成員，也就是自尊的需求驅動了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的心態。這種情形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但似乎的確會發生。
泰弗爾和同事的實驗強調了幾個深刻重點，那是肉眼不容易發現的：對自尊的需求強烈到讓我們連最微不足道的群體身分都要在乎；我們可能對一無所知的人產生偏見，只因為他們不是我們所屬群體的一員，就算這個群體再微不足道也一樣；這一切幾乎全世界每個人都不能免俗。（不過有證據顯示，來自集體社會的人比較沒有這種現象。）
要觸發人類的偏見何其容易！無論加害者或受害者都不需要有何特殊之處，普通的人類機能運作――維持自尊――就已經足夠。這是關於人類心理的啟示。
泰弗爾在證明群體偏見只需極小的條件狀況的同時，也證明了群體身分認同一樣只需極小的條件狀況。要感受到某個既定身分，要讓這個身分支配我們並影響我們的機能運作，相關的隨因狀況不一定要戲劇化，甚至不一定要有因果關係。只需「極小的」威脅就可以做到。只要被歸類為「高估者」就夠了，這當然是極小的威脅，卻足以啟動一個身分，讓它至少暫時「擴及整個身分認同」。說到身分威脅，我們人類還真是敏感。
◎群聚效應：女性大法官體現的職場刻板印象
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了兩個具指標意義的積極平權案例的裁決。在這兩起案例中，密西根大學要求對於申請該校大學部和法學院的兩位學生，保留考量其種族身分的權利，前者為「格拉茨訴布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後者為「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不過早在六月二十三日前幾週，我已經確信自己知道判決結果。五月十三日，我在公共廣播電台的《深思熟慮》節目（All Things Considered）中，聽到珊卓拉．戴．歐康納法官（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接受妮娜．托騰柏格（Nina Totenberg）的訪問。當時，一般認為最高法院另外八名法官在這兩項裁決上的正反意見恰巧各半，使得歐康納成為關鍵的一票。
採訪中始終未提及積極平權法案，而是將重點放在歐康納新近出版的回憶錄《我在最高法院的日子》（The Majesty of the Law），全書從她在亞利桑那Lazy B農場（Lazy B Ranch）的年輕歲月開始，一路講述到她進入最高法院。當托騰柏格問歐康納初進最高法院成為唯一女性大法官有何感想，歐康納說那種感覺「令人窒息」。「只要珊卓拉每到一處，媒體記者一定尾隨而至。」她還說每次裁決後，「都會再附加報導一下：歐康納法官在該案中做了什麼？」她的任命始終令人存疑：她夠好嗎？她有女權主義的傾向嗎？她的女權主義色彩是否不夠鮮明？各個陣營都拿著放大鏡在檢視她。
接著托騰柏格問歐康納：「金斯伯格法官（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第二位受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來了以後，情況有沒有好轉？」歐康納回答：「那真是天壤之別。金斯伯格法官一來，我的壓力就解除了……我們只不過是九名大法官當中的兩名……那真是令人欣喜的轉變。」我一邊開車一邊聽這段訪問，覺得我應該知道這兩個積極平權案的裁決結果了。會這麼覺得是因為這段話顯示歐康納了解「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的概念，這個概念正是密西根案辯護的基礎。
所謂「群聚效應」指的是在一個環境如學校或職場中的少數族群人數夠多，使得該族群中的個人不再因為自己是少數而感到不自在，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就是他們不再感覺到身分威脅的干擾。當歐康納法官身為最高法院的唯一女法官，她缺乏群聚效應，因此感受到壓力，要承受外界特別的關注，並被迫成為法界的女版傑基．羅賓森。金斯伯格來了之後，她有了群聚效應，壓力和負擔隨之減輕。這不只是心理上的改變，她實際的隨因狀況也變了。法院每次做出裁決後，記者專訪她的次數減少了，而且比較少問她對於法院裁決的「女性觀點」，更不再跟著她上餐廳。如今她的工作環境多了一個同樣具有女性經驗和觀點的人，她可以不再那麼擔心別人以刻板印象看待她。
歐康納退休後，最高法院只剩金斯伯格一名女性，使得她失去群聚效應，她的隨因狀況也開始類似歐康納早期面對的情況。最近金斯伯格針對歐康納的離開如此說道：「在她離開以前，我沒有想到我會這麼想念她。我們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的意見不同，但是我們同為女性，有同樣的成長經驗，也有男同事所缺乏的某些細膩特質。」她還說她不希望最高法院讓人覺得女性大法官只是「一次一個的稀有珍品，而不是正常現象」。歐康納退休後，金斯伯格的隨因狀況隨之惡化。她也從「正常現象」變成非「正常現象」。
「群聚效應」並不是精確的用詞，很難訂出一個精確數值。舉例來說，高等法院只是多了一名女法官，歐康納便感受到群聚效應的好處，但是幾乎沒有大學院校會將兩名少數族裔學生視為產生群聚效應的臨界量。那個決定的關鍵是什麼呢？有一個可能性是，某個環境中的少數族群人數必須足以改善個人的隨因狀況。一般大學校園中只有兩名黑人學生，實在無法影響整個學校社群，例如主流風格、誰具有地位、誰能當學生領袖、被冠以刻板印象的可能性等等。舉例來說，在學生人數超過三萬六千人的密西根大學，就算有一百或五百名黑人學生，是否便足以產生群聚效應？然而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當中，只是多一名女性就大大改變了歐康納的隨因狀況。
哈佛大學知名組織心理學家理查．海克曼（Richard Hackman）和同事尤妲．阿曼丁格（Jutta Allmendinger），藉由世界各地交響樂團的女性成員來檢視這個問題，結果十分有趣。在女性比例小至百分之一到十的樂團，女性樂師的感覺和歐康納在金斯伯格尚未進入最高法院時的感覺非常相似。她們覺得有必要證明自己，有必要效法男性優秀樂師的典範，壓力極大。即使女性比例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足以產生一定程度群聚效應的樂團，還是有問題，只不過問題不同於那些只將女性樂師做為點綴的樂團罷了──例如會有較大的性別衝突。直到樂團女性樂師的比例達百分之四十，男女雙方才都開始有比較滿意的感覺。
因此很難精確訂出群聚效應的臨界量。不過，二○○三年那天在車上聽廣播時，我知道歐康納了解儘管群聚效應並不精確，卻是真實而重要的概念。她自己就體驗過該效應存在與不存在的兩種情形。
歐康納法官或許希望世界能更簡單一些，希望所有人都純粹只是個人，而學校和職場對每個人都一樣，不會因為他（或她）的身分有所差別。她或許希望身為最高法院唯一女法官，就跟身為最高法院的男法官一樣。她在詮釋法律時，或許更想單純以個人的角度來考量，不必理會群體身分的隨因狀況。她畢竟是在後開拓期的西部成長，那個地區向來以個人主義聞名，但她的親身經歷讓她有所體認。因此最後在密西根案的裁決上，她以此體認做出決定。由於歐康納這關鍵性的一票，密西根大學輸了大學部的官司（校方採取的措施被認為太接近嚴格的種族配額制），但贏了法學院一案，使得校方在錄取學生時能將種族因素納入考量，這也代表法院認為少數族裔學生能否在大學環境中正常運作和學習，群聚效應具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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