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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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麥加
事後，他發覺幾乎不可能重述那段經驗，他當時極度痛苦地跑下岩石滿布的山坡，亟欲回到妻子身旁。他以為，有種致命的鬼怪闖進了他睡覺的洞穴，緊緊攫抱住他，使他不得動彈，彷彿要將他軀體內的所有氣息都擠壓而出。在驚駭之中，穆罕默德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精靈」（jinni）攻擊了，那是一種遊蕩在阿拉伯草原的邪靈，經常引誘旅人走上迷途。這種精靈也是阿拉伯半島上，吟遊詩人和占卜者的靈感來源。一位詩人曾將他作詩的天職形容成一種暴力的襲擊：他的精靈出其不意地現身，將他強押在地，逼迫他吐出詩文。因此，當穆罕默德聽到那唐突的命令：「你應當宣讀！」他立即認定自己也著了魔，於是哀求道：「我可不是詩人哪。」然而，他的攻擊者只是再度大力擒住他，正當他以為自己再也無法承受時，他聽見一部嶄新的阿拉伯文聖典的頭幾個字從他的唇間流洩而出，彷彿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

他在西元六一○年的齋戒月（Ramadan）經歷了這場異象。日後，穆罕默德會稱之為「命定之夜」（layla al-qadr），因為這晚使他成為阿拉（Allah）的使者，阿拉正是阿拉伯半島的至高神祇。不過，當時他仍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四十歲的穆罕默德是個成家的男人；在漢志地區（Hijaz）的一座繁榮商業城市麥加，他更是位備受尊敬的商人。就像那個時代大部分的阿拉伯人，他對諾亞（穆斯林慣稱努赫）、羅得（穆斯林慣稱魯特）、亞伯拉罕（穆斯林慣稱易卜拉欣）、摩西（穆斯林慣稱穆薩）和耶穌（穆斯林慣稱爾撒）的故事如數家珍，也知曉有些人期待著一位阿拉伯先知即將到來，但他從沒想過被委派這項任務的會是他。在他逃離洞穴，慌亂奔下希拉山（Mount Hira’）山坡時，他的心中甚至滿懷絕望。阿拉怎麼會讓他陷入瘋魔狀態？精靈反覆無常，他們以誤導人們為樂，因此不可靠的惡名昭彰。麥加的情勢十分嚴峻，他的部族不需要精靈危險的領導，而是需要阿拉的直接介入；阿拉在過去一直是個模糊的形象，許多人相信祂就是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崇拜的神。

麥加的繁盛景況令人驚艷。此時，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商人和金融家獲得巨大的財富，遠遠超越他們荒唐的想望。不過幾個世代之前，在阿拉伯半島北部險惡的沙漠環境中，他們的祖先仍過著悲慘窮苦的生活。鑒於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是游牧民族而非城市居民，麥加確實成就非凡。當地的土地極為貧瘠，人們只能靠著不停遷徙、尋找水源與牧場來維生。在地勢較高的地區有一些農業聚居地，例如供應麥加大部分糧食的塔伊夫（Ta’if），以及麥加北方兩百五十英里的雅斯里卜（Yathrib）。不過，在草原上的其他地方，要耕種作物是不可能的，因而無法定居一地，於是游牧民族透過放牧綿羊和山羊、飼養馬匹和駱駝，摸索出簡樸的生活方式，並居住在關係緊密交織的部族群體中。因為資源稀缺，競爭又太多，游牧（badawah）生活就是殘酷、持續的掙扎奮鬥。貝都因人（Bedouin）鮮少填飽肚子，終身處於忍饑挨餓的邊緣，導致部族間戰役不斷，大肆爭奪水源、草地與放牧權利。

結果，資源劫掠（ghazu）成為游牧經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物資匱乏時，部族成員會定期入侵鄰近聚落，奪取駱駝、牲口或奴隸，並謹慎避免殺害任何人，以防點燃一場仇殺。沒有人會認為侵襲是應受譴責的行為。掠奪物資是被眾人接受的生活現實，並非因為政治或個人的仇恨而引發，反而更像一種民族運動，憑藉技巧與誇耀來完成，而且必須遵守清楚界定的規則。在一個資源寥寥無幾的地區，那是重新分配財富必要且將就的方式。

即使麥加人已將游牧生活拋諸腦後，他們仍然將貝都因人視為純正阿拉伯文化的守護者。穆罕默德年幼時，就曾被送到他奶媽的部族，和他們一同在沙漠裡生活，以便接受游牧精神的教育，這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貝都因人對普遍的宗教興趣缺缺，他們不懷抱來生的希望，也不信任神祇，因為祂們似乎對嚴峻的環境束手無策。部族（而非神明）就是至高的價值，而每位成員都必須把群體的福祉置於個人的需求或慾望之上；必要的話，甚至得犧牲性命，來確保部族的存續。阿拉伯人沒有時間思索超自然的事物，而被迫全心投入此生。在草原上，幻想是無用的，人們需要的是務實明確的現實。然而，他們孕育出一種騎士精神的準則，這種準則帶有宗教的核心功能，賦予他們的生活一種意義，支撐他們在嚴酷的條件下生存，不被絕望壓垮。他們稱這種準則為「社群精神」（muruwah），這個字的意義相當複雜，難以簡潔翻譯。「社群精神」代表著勇敢、耐心與堅韌，並擁有為部族所受的任何侵害復仇獻身的決心，以此保護較弱勢的成員、對抗敵人。為了維護部族的榮耀，每個成員都必須做好保衛族人的準備，能夠即刻挺身而出，並無條件服從他的首領。

最重要的是，部族成員必須慷慨大方，分享自己的家畜與糧食。如果人們在他人挨餓時，自私地暗藏資源，就難以在草原上生存。一個部族即使在今日富裕無缺，也很容易在明天變得一貧如洗。如果你在寬裕的日子吝嗇待人，誰又會在你需要時伸出援手呢？出於此必要，社群精神重視這種美德，鼓勵慷慨之士（karim）看淡物質財產，以免在面對損失時一蹶不振。一位真正崇高的貝都因人會視明日為無物，以奢侈鋪張的禮物與好客，來展現他對部族同胞的重視，遠勝過自己的所有物。他必須準備好給出所有的財富──他的駱駝、牲口與奴隸，並且可以為他的朋友和盟友擺設奢華的盛宴，在一夜間將全數財產揮霍殆盡。然而，慷慨之人的大方好施也可能相當自負，並帶來自我毀滅；他可能在一夕之間讓家人陷入貧困，只為了證明流淌在他血液中的高貴品格，並加強自己的地位與名聲。
社群精神是一種具有啟發性的理念，但到了六世紀末，其弱點卻變得顯而易見，導致悲劇。部族團結（‘asibiyyah）激發了勇猛與無私，但只限於部族之內的環境。那裡絕對不存在普世的人權概念。一個貝都因人只為他的血親與同盟負責，並認為外人毫無價值、可以輕易犧牲，因而不屑一顧。當他必須為了族人的利益殺害異族，也不會受道德所擾，絲毫不浪費時間在哲學性的抽象概念，不作倫理面的思索。既然部族就是最神聖的價值，無論對錯，他都義不容辭。一位詩人曾吟唱道：「我屬嘎濟雅（Ghazziyya）一族。若她步入歧途，我便身陷謬誤；若嘎濟雅邁向正道，我便忠心跟隨。」或如同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所說：「無論你的兄弟受人欺侮或欺侮他人，都要兩肋插刀。」

每個部族都擁有獨特的精神標誌，阿拉伯人相信部族的非凡精神是沿襲自創族之先父，並代代傳承，就像其他生理與心理的特質。他們稱這種部族榮光為「祖傳榮耀」（hasab）。部族成員將先祖視為他們異稟天賦的源頭，尊崇先人為至高的權威，因而無可避免地導致一種根深柢固的保守傾向。遠祖留下給後代的傳統生活方式（sunnah）神聖而不可侵犯。「他所歸屬的部族擁有祖輩立下的生活之道。」另一位詩人解釋，「每個族群都有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每個族群都有自己效仿的對象。」而任何偏離祖傳習俗之舉，無論多麼輕微，都是罪大惡極。一個行為之所以被認可，並不是因為其固有的正當或崇高，而純粹是因為久遠以前曾受先祖贊許。

貝都因人無法承擔創新試驗的代價。忽略通往水泉的道路（shari‘ah）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形同犯罪，因為自無法追憶的遠古開始，你的族人便謹守著這一條維生之途。你學會靠著遵守一系列的規則來生存，而那些規則的價值早已透過經驗獲得證實。可是，對傳統的無條件接受卻衍生出猖獗的沙文主義：你將認定自己部族的傳統無可匹敵，也無法思索出其他的生活方式。你只能維護部族的榮光，拒絕屈從於任何其餘的權威，無論人神。人們期待慷慨之士驕傲、利己、自力更生，並且擁有激進的獨立性格。傲慢並非過錯，而是高貴的象徵；相對而言，謙遜則代表你來自殘缺的家系，沒有貴族的血液。一個出身卑微之人，在基因上就注定成為奴隸（‘abd），那是唯一適合他的身分。一位名符其實的慷慨之士則不會臣服於任何人。「我們不容順從於任何人的領導，」一位詩人如此吟唱，「直到我們親自統領眾人，甚至擺脫節制的疆繩！」即使面對一位神祇，慷慨之士仍不改其目若無人的自信，因為就算是神，也比不上一個真正崇高的人。

在草原上，部族需要拒絕向環境低頭的男人，以及有自信對抗壓倒性優勢的族人。不過，這種高傲的自恃（istighna’）心態可能會輕易變得魯莽且偏激。就算只是輕微的挑撥，貝都因人也很容易走上極端。他們因為高度的榮譽感，而傾向以暴力回應任何他們所認定的威脅或輕蔑。此外，他們不只會自我防衛，真正的勇氣顯現在先發制人的攻擊。「一位勇猛如獅的勇士，只是反擊並譴責侵犯他的敵人」並不足夠，詩人祖海爾‧伊本─阿比─薩勒瑪（Zuhayr ibn ‘Abi Salma）高呼，「他應當率先發動攻勢，無人侮辱他時也仍是一位侵略者。」部族詩人所讚頌的勇氣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衝動，不能也不該遏制。若任何一名部族成員受辱，慷慨之士會感受到復仇的使命感蠢蠢欲動，如同身體的痛楚及折磨的飢渴。這實在是一種富有悲劇性的世界觀。貝都因人試圖美化他們的奮鬥，但現實生活卻嚴厲無情，沒有好轉的希望。他們相信，所有生物都受制於機運（dahr），而機運會讓人類承受各式各樣的苦痛；一個人的生命早已事先注定。一切事物都終將逝去，即使是成就斐然的勇士也將衰亡而為人遺忘。如此奮鬥不息的人生帶有一種先天的徒勞，而這份絕望的唯一解方是歡愉的生活──特別是醉酒忘懷。

過去，許多貝都因人曾經試圖逃離草原，去建立一個更安全的定居（hadarah）生活，然而因為水源、耕地稀少以及頻繁的乾旱，這些嘗試經常都以失敗告終。一個部族若非累積了多餘的財富──這是一項接近不可能的功績──或接管一處綠洲，如沙基夫部族（Thaqif）佔領塔伊夫地區，就無法建立可以存續的定居聚落。另一種方法則是成為當地兩個或多個富裕文明間的中介者；舉例而言，在拜占庭帝國邊界求生的嘎珊部族（Ghassan），後來成為希臘人的附庸，改信基督宗教，並組成一個緩衝的小國，保衛拜占庭對抗波斯。不過在六世紀期間，交通革命開啟了新的契機。貝都因人發明了馬鞍，讓駱駝能夠載運比以往沉重許多的貨物，而來自印度、東非、葉門和巴林的商人紛紛將他們的驢車替換為駱駝，因為駱駝能夠在數日未飲水的狀態下存活，是沙漠中理想的交通工具。於是外國商人不再避開阿拉伯半島，他們為了奢侈品貿易，如薰香、香料、象牙、穀物、珍珠、木材、布料和藥品，開始讓商隊穿越草原，選擇更徑直的路線前往拜占庭和敘利亞，同時聘僱貝都因人來保護他們的貨物、駕馭駱駝，並指引他們移動至下一個水井。

麥加成為北行商隊的驛站。該城坐落於交通便利的漢志中心，即使因建造於堅硬的岩石上而無法發展農業，卻靠著阿拉伯人稱為「滲滲泉」（Zamzam）的地下水源，成為人們定居的地點。早在麥加城出現以前，貝都因人可能就因為在這片不毛之地發現這眼奇蹟般的湧泉，而視此處為聖地。泉水吸引了阿拉伯半島各地的朝聖者，卡巴聖壇（Kabah）──一座相當古老的正方體花崗岩建築──最初可能也是擺放膜拜滲滲泉之聖器的地點。在五、六世紀期間，此一泉水和聖壇（haram）都由一連串不同的游牧部族所掌控：朱爾罕（Jurham）、呼札阿（Khuza‘ah），最後則是六世紀初的古萊須（Quraysh）；古萊須正是穆罕默德的部族，他們驅趕當地的原居民，並首次在卡巴聖壇附近興建永久性的建築。

古萊須的創族之父是古賽伊‧伊本─奇拉布（Qusayy ibn Kilab），正當麥加成為熱門的遠距貿易中心時，古賽伊成功讓數支紛爭不休的氏族言歸於好，他們彼此之間原先就有些許血緣或姻親關係，現在組成了一支新的部族。「古萊須」這個名稱可能取自「taqarrush」（意為「累積」或「獲得」）一字。不若朱爾罕和呼札阿這兩個無法脫離游牧生活的部族，古萊須族獲取了尚有餘裕的資本，而使定居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一開始，他們設法壟斷南北交易，確保只有古萊須族人能夠服務外來商隊。此外，他們也能夠控制阿拉伯半島內、受國際貿易湧入刺激的商業活動。六世紀前期，貝都因部族已經開始互相交換商品。定期舉辦的市集內總是商賈雲集；這些市集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輪流舉行，而且相當有規律，商人們只須依順時鐘方向環半島移動。每年的首場市集（suq）始於巴林，那裡是當時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接續是在阿曼、哈德拉馬特（Hadramat）及葉門，週期最後則是在麥加及其周邊連續進行的五場市集。當年度的最後一場市集則在烏卡茲（‘Ukaz）舉辦，緊接在朝聖（hajj，旅行造訪麥加和卡巴聖壇的傳統）月之前。

六世紀前半葉，古萊須族開始派遣自己的商隊前往敘利亞及葉門，逐漸自立為商人。不過，儘管取得商業成就，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固。因為麥加無法發展農業，他們完全依靠商品交易維生；只要經濟衰敗，他們就會活活餓死。於是所有人都參與商業活動，成為商人、銀行家或金融家。在一般的農業聚落中，游牧精神較能夠和農耕共存，幾乎能完整保存，但古萊須族被迫培養出嚴格的商業性格，使他們遠離了社群精神的許多傳統價值。舉例來說，他們必須走向和平，以防草原上特有的戰事阻撓交易的進行。麥加必須成為一個各部族商人都能自由聚集的地方，沒有遭受攻擊的疑慮。為此，古萊須族堅定地拒絕涉入部族間的交戰，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場。在古萊須族到來之前，滲滲泉和卡巴聖壇的鄰近地區聲名遠播，引發敵對部族爭權，血腥戰役頻仍。而現在，古萊須族發揮老練高明的技巧，以卡巴聖壇為中心，設立方圓二十英里的禁區（Haram），禁絕一切暴力行為。他們和貝都因部族達成特別協議，承諾在商貿活動的季節裡不襲擊商隊；作為回報，這些貝都因同盟獲准擔任商人的嚮導或保護者，來補償休戰所損失的收入。

麥加的貿易與宗教也因此緊密結合。前往麥加朝聖是市集週期的最高潮，古萊須族重建了聖壇的膜拜儀式和建築，使之成為所有阿拉伯部族的信仰中心。雖然貝都因人對於敬神不甚感興趣，每個部族仍擁有各自主導的神祇，通常是以石像作為象徵。於是，古萊須族蒐羅各個同盟部族的圖騰神像，將它們安置在禁區內，讓各族族人來到麥加時，可以只膜拜自己的守護神。卡巴聖壇的神聖性因而成為古萊須族成功與生存的關鍵，他們的競爭者也明瞭這一點。為了讓古萊須族流失朝聖者和生意，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和葉門的首長在沙那（Sana‘a）興建了另一座與之對抗的聖壇。接著，他在五四七年率軍進入麥加，以此證明該城終究無法免除戰爭。然而，據傳在抵達麥加郊區時，他的戰象跪下雙膝，拒絕進攻禁區。阿比西尼亞人對此奇蹟驚嘆不已，決定打道回府，而象年（The Year of the Elephant）也就成為麥加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

不過，當時的信仰崇拜並不純粹是空洞、憤世嫉俗地利用虔信，朝聖儀式也給予了阿拉伯朝聖者一段深刻的經驗。當他們在市集週期的結尾群聚於麥加時，會感受到一股成就感與興奮之情。商隊接受古萊須族的檢核，駱駝卸下重擔，並在支付一筆小額款項後，商人和他們的侍僕就能自由造訪禁區，向聖地致敬。當商隊通過郊區的狹窄街道，他們會一邊發出儀式的呼喊，向等待他們的神祇宣布到來的消息。在他們環繞半島的漫長旅途後，與各自部族的神聖標誌重聚，就彷彿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們一抵達卡巴聖壇，被三百六十尊圖騰神像圍繞，便開始在麥加及其周邊地區進行儀式，這項儀式最初的目的可能是祈求冬雨。眾人在卡巴聖壇東邊的薩法（Safa）和麥爾瓦（Marwah）山丘間緩行七趟後，一同奔跑到穆茲達里法（Muzdalifah）窪地──雷神的所在地，在阿拉法特山（Mount ‘Arafat，距離麥加城十六英里）旁邊的平原守夜祈禱，接著向米娜（Mina）谷地的三根柱子投擲小卵石。最後，終於來到朝聖儀式的尾聲，人們會獻祭最珍貴的母駱駝；母駝象徵著他們的財富，也因此象徵著他們自己。

最著名的朝聖儀式則為繞行聖壇（tawaf），即以順時針方向巡行卡巴聖壇七次，是設計來仿效重演環繞阿拉伯半島的循環交易路線，賦予阿拉伯人的商業活動一種精神性的面向。繞行聖壇成為一項盛行的虔信活動，市民和他們的訪客全年都會進行這項儀式。此外，禁區的結構擁有一種原型的意義，這種空間的意涵常見於古代世界其他城市的聖地。卡巴聖壇的四個角代表著四個主要方位，是為世界的象徵。聖壇東側牆面鑲嵌著一塊黑石（Black Stone），它是一塊玄武隕石，曾燦爛地自天際掉落，連結著天與地。當朝聖者圍繞著巨大的花崗岩立方體行走，如同跟隨太陽繞行地球的路線，他們將自我和宇宙的根本秩序調和一致。圓形普遍象徵著整體，而在繞行儀式中，你不斷返回起始點，將引致週期規律之感。透過不斷巡行卡巴聖壇，朝聖者學習找到他們真正的方向以及內在的核心；緩行的平穩韻律逐漸淨空被外在思緒佔滿的心智，幫助他們進入一種接近冥想的狀態。

這些改革過後的儀式讓麥加成為阿拉伯半島的中心。其他朝聖者通常都必須揮別家鄉，長途跋涉到遙遠的地點，但阿拉伯人卻無須離開半島，而這也使朝聖成為當地的一項慣例。這一切都強化了麥加於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位。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孤立，因而給予阿拉伯人相當罕見的自由。無論是波斯或拜占庭這兩個該區域的強大政權，都對阿拉伯半島嚴峻的地勢不感興趣，古萊須族因此得以創造出現代的經濟結構，不受帝國勢力掌控。世界行經麥加，卻不曾停留夠久的時間、試圖干預。阿拉伯人能夠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體系，並依其所擇，詮釋文明繁盛的鄰國的知識與專業技術。他們未被壓迫皈依一個外來的宗教，或是遵從官方的正統信仰。貿易週期和朝聖儀式的封閉循環，皆象徵著他們引以為傲的自給自足，隨著時間推移，這將成為他們城市文化的一個特質。

隔離在強權之外，意謂著麥加經濟並不會因為他們財力衰敗而受到損害；尤有甚者，古萊須族尚能夠因此獲利。到了穆罕默德誕生的五七○年，波斯和拜占庭陷入一連串折兵傷財的交戰，致命地削弱兩個帝國。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淪為戰場，許多貿易路線遭人荒廢，而麥加則掌握了所有南北之間的中介交易。古萊須族甚至變得更為強大，然而有些人已經開始認為他們為古萊須族的成功付出了過高的代價。來到六世紀的末尾，麥加城已無法擺脫信仰與道德危機。

過去的共有精神已經被市場經濟破壞殆盡，因為商業貿易必須依靠殘酷的競爭、貪婪與個人的進取心。各個家族之間開始競爭資源和名望，較弱勢的氏族自覺被逼入絕境。人們不再慷慨地分享他們的財富，而是積聚金錢、增進私人財產。他們不僅無視於部族中較貧窮成員的窘境，更剝削孤兒與寡婦的權利，將他們的繼承物納入自己的資產。富人自然樂享這份新的安定，相信他們的財富使他們免於游牧生活的窮困與悲慘。然而，在一窩蜂競逐財務成就的行列中，落後者卻感到茫然迷失。社群精神的原則似乎與市場力量相悖，許多人感覺被推入一個心靈無所寄託的狀態。舊有的理念尚未被任何同等價值的概念取代，而深植內心的共有精神告訴他們，猖獗的個人主義將會侵害部族；唯有成員傾注所有資源，部族才可能長久存續。

穆罕默德誕生於麥加最負盛名的氏族──哈須彌（Hashim）。他的曾祖父是首位和敘利亞、葉門進行獨立貿易的商人；這支氏族也因為在朝聖時提供信徒用水而聲譽卓著，因為供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服務之一。然而，這段時間哈須彌氏族卻日漸衰微。穆罕默德的父親阿布杜拉（‘Abdullah）在他出生前便已逝世，而他的母親阿米娜（Aminah）也落入經濟拮据的困境，據傳，唯一一位願意擔任穆罕默德奶媽的貝都因女性，來自阿拉伯半島最貧窮的部族之一。穆罕默德直到六歲前都與奶媽同住，在最嚴峻的時期經歷了游牧生活。在他被帶回麥加不久後，他的母親就過世了。兩次喪親對穆罕默德影響甚鉅；日後我們將會看到，他總是相當關注孤兒的處境。

翻譯序

脆弱而溫柔的先知面貌
完成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後不久，美國中情局解密了奧薩瑪‧賓‧拉登電腦硬碟裡的四十七萬份檔案，裡頭除了個人通訊紀錄外，還有許多電影、卡通及網路搞笑影片，包括《惡靈古堡》、《汽車總動員》、《湯姆貓與杰利鼠》等。這不是美國中情局第一次公開賓‧拉登私人檔案，這位蓋達組織領袖二○一一年遭美軍擊斃以來，已陸續完成許多個人信件、組織文件、藏書等的列表及翻譯，並開設了主題網站「賓‧拉登的書櫃」（Bin Laden’s Bookshelf）。

這些賓‧拉登與蓋達組織相關的通信、所關注的國際新聞資料，想必對「反恐」工作多有貢獻，但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卻是那些娛樂檔案。我想像著賓‧拉登只是一位父親的時刻，陪伴女兒看她最愛的卡通，和兒子來場電玩對決。我也想像他如平凡的上班族一般，在結束繁重的工作後，觀看過癮的科幻動作片排解壓力，又上網看到好笑影片捧腹大笑，忍不住要收藏一份在電腦裡。在這些檔案堆中，一個我們聞所未聞的賓‧拉登現身了。

接著，我想到了凱倫‧阿姆斯壯的這本《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把暴力組織的首腦和伊斯蘭最重要的先知聯想在一塊，實在非常政治不正確，但仔細想想，非穆斯林對這兩人的觀感和看法確實有些諷刺的雷同之處。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開始，穆罕默德正式被抹黑為「江湖術士」，聲稱他用武力去逼迫他人改信宗教，伊斯蘭教的暴力標籤從此揮之不去，直到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這樣的看法更是根深柢固。

不過，近年來隨著尊重多元文化的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同情的聲音愈來愈大，出現許多為伊斯蘭教平反的意見，高聲疾呼伊斯蘭教的和平本質。無奈世界各地「恐怖攻擊」不斷，眾人急於找出兇手，暴力組織樂於收割，這倡議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似乎造成了另一種對立，妖魔化穆斯林的言論愈趨極端。這兩派陣營是否有對話的可能呢？或許我們需要打開更多爭議人物的「書櫃」，試圖開展一種人性化的理解。

《穆罕默德》正是這樣的一本書，作者阿姆斯壯挖掘早期的穆罕默德傳記和眾多宗教研究著作，以澄澈而真摯的字句寫成，宛如穆罕默德一生的貼身敘事，刻畫出他在暴力分子和宗教領袖之外的第三種樣子──一個有血有肉的信仰者。

七世紀的麥加，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使得慷慨互助的遊牧社群精神日漸式微，真主降下的啟示填補了精神性食糧的空缺，而承接這份啟示的正是先知穆罕默德。阿姆斯壯筆下的穆罕默德，「即使荊棘叢鉤住了他的斗篷」也一心一意專注於完成眼前的目標，他正直善良，得到了「可信者」（al-Amin）的稱號。他的孤兒身分想必讓他更能感受弱勢者之苦，在他傳播啟示初期，追隨者幾乎不是年輕人，就是女性或奴隸。

此外，他對動物和小孩總是溫柔以待。他在躲避古萊須族的追殺時，隱身在郊外洞穴之中，仍小心翼翼不驚擾洞口的岩鴿；他十分鍾愛他的坐騎母駝，甫抵麥地那時，決定在母駝跪坐之處定居，相信牠受到真主的帶領。他喜歡抱著後來早夭的兒子在麥地那閒晃，難掩父親的驕傲四處炫耀兒子的可愛；後成為穆罕默德養子的奴隸柴德（Zayd）戰亡後，穆罕默德在街上緊抱著柴德的小女兒，試圖安撫她，自己仍止不住哭泣。他從未視妻子為他的所有物，對家務事也盡心盡力，照顧羊群，縫補自己的衣鞋。他的妻子們與他平起平坐，更能與他爭辯。

不過，穆罕默德曾經在養子柴德和他的妻子柴奈卜（Zaynab）仍有婚姻關係時，就愛上柴奈卜，後來他們離婚後，穆罕默德便娶柴奈卜為妻，而且當時柴奈卜是他的第五名妻子。這個故事或許令我們詫異，也「讓一些穆罕默德的西方評論者大感震驚，因為他們更習慣更禁慾苦修的基督教英雄，但穆斯林的文獻似乎不認為展現先知的男性活力有何不妥。」穆罕默德並非百分百完美的聖人，在宣揚教義的途中，為了和古萊須族人和解，他曾扭曲神聖訊息而遭天使質問，也曾不得已在毆妻的議題上對友伴妥協。這些跌跌撞撞更讓我們確知他不過是一介凡人，他只是神的使者，而非神的化身。

「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是伊斯蘭教的至高信念。在阿姆斯壯所描繪的穆罕默德身上，可以看見「認主獨一」（tawhid）的信仰所孕育出的特質。因為順服於獨一神的最高權威，穆罕默德謙遜待人，過著簡樸自持的生活；因為感念真主施予人的恩惠，他提倡「課捐」（zakat）的傳統，鼓勵穆斯林捐贈部分收入，效法真主給予的精神，與弱勢者同甘共苦；因為真主為每一個民族都制定了各異的律法和道路，他從未強迫任何人加入穆斯林社群，也尊重不同的信仰。

這些細膩的故事正是這本書難能可貴的地方。歷史事件的綜覽描述或許我們都聽過不少，卻沒有太多人選擇描寫這位先知鮮活而飽滿人性的生命細節，與他所折射出來的伊斯蘭精神。這樣沉靜而力道十足的聲音，在現下針鋒相對的時代更顯珍貴。我們將能在這些故事中，看見信仰對世界的揉塑，同時看見自己相似的掙扎與情感。

我相信，這本書能夠觸發一絲柔軟的體會，讓我們在和解之路上邁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