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閃念
1
一面說著淡薄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雙收─我在這高尚和虛偽的夾道上，有時健步如飛，有時跌跌撞撞，頭破血流，猶如一條土狗，想要混進貴婦人的懷抱，努力與僥倖成為我向前的雙翼。所不同的是，當土狗在遭到貴婦人的一腳猛踹時，會知趣地哀叫著回身走開，躲至空寂無人的路邊，惘然的望著天空，思索著牠應有的命運，而最終夾著尾巴孤獨地走向荒哀流浪的田野。而我，會在思索之後，舔好自己的傷口，重新收拾起僥倖的行囊，再一次踏上奮不顧身的名利之途，等待著從來沒有斷念的閃念與想願。
終於，我又一次想到了李撞。
我家鄉的這個人物，已經多次以原型的身分出現在我的寫作中。在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裡，都有著他的生活之原型。我還曾以小說的筆法，紀實的方式，寫過一部小說叫《速求共眠》，可惜那時我以虛構的名義發表了。如果那時我讀過《冷血》那本書，我一定會以非虛構的方式使它面世走進讀者的視野裡。那樣兒，也許我會果真的一夜成名，暴得名利，說不定早就是名滿天下的一個非虛構的大師了，何至於直到今天，我還在文壇為微名小利而營營苟苟、偷偷竊竊，活得像牢籠中要光無光、要滅不滅的豆油燈。
要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故事和文學。文學只能在時代的預熱中率先點燃才能名眾而經典。所以，好的作家都是時代未來的巫師或者算命師。可惜這個道理被我參悟到時我已年過半百了，除了名利，我已經看透藝術那玩藝：世界上所有的藝術，都是名利的西裝或者中山裝。只要名利大到足夠的砝碼上，隨手放在地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也會被世人以為是行為藝術的飛輪和先驅。還有達利的畫，恐龍靈異類的破電影。一切的藝術都在反覆證明著一條規律：藝術的鄉愁是名利；而名利的故鄉是藝術。如此，一個作家或導演，是從藝術走向名利，還是從名利走向藝術，這又有什麼差別呢？基於這樣果敢而明瞭的想法，在我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夜，失眠給我送來了神賜的靈感之大禮。那是六月十三日的深夜，窗外的北京，被夜色的燈光浴洗得如KTV的包間，朦朧的歡樂，掩蓋著一個城市的憂傷。而我，躺在輾轉反側的床上，重溫著煩惱、傷痛的哀歌，伸手去床頭尋摸失眠靈的藥瓶時，摸到了在那兒沉默了一夜的手機。
黑夜讓我想到了手機上的手電筒。
手電筒讓我想到了攝像機。
攝像機讓我想到了電影。
電影讓我想到了李撞和我的非虛構。
猛然地從床上坐起，猶如地震把我從夢中搖醒了一樣：靈感襲來了！這不期而至或說如期而至的靈感，彷彿情人因為過度愛我而摑在我臉上的耳光，那種熱辣辣的快感，將會使從未體會過虛榮的人，終生無法理喻和明白。心跳如鼓，手汗如注。老實說，三十年的勤奮寫作，把我從一個鄉下孩子轉變為一個所謂的作家，洋洋灑灑，泥沙俱下，毀譽參半的所有作品，都在那一刻變得輕如鴻毛，微不足道，彷彿于連從巴黎遠郊的鄉野，千辛萬苦，受盡屈辱，而當那一夜他終於爬上貴婦人的窗口，看到了室內的奢華和貴婦人雍麗的肉體時，便覺得此前人生中的一切歡樂與苦痛，都已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意義。
我從床上走了下來。
妻子說：「你怎麼了？」
我回答：「你睡吧。」
然後，朝著窗口走去的我，如同憂慮天下而從中南海裡走出來，在長安街上深夜散步的一個偉人樣。看著西三環去南駛北的夜車，和直伸在半空的CCTV通紅明亮的電視塔，我莫名地把手在窗前的空中揮一下，一如一個皇帝把手從一張地圖上撫過而感到的江山的實在般。我決定：我要用自己所謂的名聲，再次以李撞這個人物為原形，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集編劇、導演、主演於一身，讓自己從貧窮而又自詡清高的文學隊伍中，一躍跨界為電影藝術的大師，讓那些苦苦在電影圈裡為名聲、票房、片酬和國內、國際的獎項而每日奮鬥的導演和演員，完全被這部電影所折服─誠實地說，在那揮手之後的一念間，我想到了影視圈─那飄飛在垃圾場上的花園裡最為芬芳的一句話：「銅臭花開，暗香撲鼻。」想到了那部我未來的電影，在影院先冷後熱、前寂後炸，從微溫到迅速火爆短暫的旅程和口碑的爆棚。想到了國際電影節上的金熊獎、威尼斯、坎城獎和直到今天中國電影還一路狂奔而空白浩蕩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小金人（倘若不是李安和他的《臥虎藏龍》，中國電影就委實如妓女啐在想要強姦她的嫖客臉上的道德之痰了）。如此沿著思維的跑道，那些倒在跑道上的多米諾骨牌，又反其道而回轉地紛紛站直了身子。我想到了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姜文、馮小剛、賈樟柯等，所謂中國電影的導演大咖們，在我的那部電影擠入院線公映的幾天後，或者半月後，他們伴隨著如潮的好評和如股市暴漲般的票房，一個個是怎樣地帶著妻子、情人或者某位女名星，靜默悄息地走進影院內，混進觀眾的人群，一邊看著電影，一邊不斷地拍著自己的大腿，情不自禁地用腳去踢著前座的後背，而嘴裡卻是不停地罵著：「媽的！媽的！」如同瑪律克斯在大學的宿舍裡，看完卡夫卡的《變形記》，氣得把書摔在地上後，還又拾起來扔在蠟燭上，盯著書頁燃燒的火光，一連說了三句「他媽的！他媽的！」還有遠在北美的史蒂芬．史匹柏、法國的盧．貝松，英國的丹尼．鮑伊、義大利的盧契諾．維斯康提（他還活著嗎？）還有那個伊朗的阿巴斯（也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這一瞬間，湧進我腦裡的偉大導演和偉大的電影們，擠得如敗退城池的兵丁和僱傭，連城門都不可阻擋那從城池瀉流出來的潰散和落馬……
還有另外的期冀、希望和可能嗎？
當然有！
不僅有，而且還多而美到面向大海，春暖花開─一世界的絕望，都如那時耶穌被釘上了十字架而看到了人類未來全部的希望和光明。實在不敢多說，不敢多言。倘若我今天能夠破釜沉舟、肝膽披瀝地把我那一念間的真實，全都斗膽寫下來，我想每一個讀者，不罵我是神經病，那就一定是他們有了神經的麻木和面癱（請讀者原諒我，這兒我大約省去了我內心恥辱、惡念、卑劣並應該攤牌直寫的五百字。這省去的五百字，正是我虛偽的寫照和佐證）。有時候，在中國的文化情勢下，坦誠會毀掉一切；保留與虛偽，才是成就事業的根基。這一點我深深的明白，在我們的現實中，謊言的價值，遠遠大過真實的意義。深味了名利的我，就像一個賣塑膠盆景而給自己賣出一個真正花園的人，看透了電影這門所謂的藝術，是最能把金錢、名聲和精神、靈魂混為一談而糾纏不清的一個魔藝桶。在我看到的現實中，世界上惟有電影才可以把靈魂的斤兩，以正比的方式，擺上巨形天平的兩端。而別的藝術，則完全失去或正在失去著這種正比的依據。當繪畫進入了靈魂，而不著邊際的抽象，則成了靈魂存在的物證。而抽象，三歲幼童的彩墨，則似乎是抽象的原祖。所以，畢卡索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讓自己生理的年齡越大，而抽象的年齡越小─所有抽象的藝術，我以為都是一場板著面孔的玩笑。而文學─以我的經驗論，你若寫出了人的靈魂，就一定要放棄對讀者的苛求。想要獲求讀者和錢包的喜悅，那就一定要在小說中把靈魂當作大鍋燉菜中的豬肝和豬心。世界就是這樣兒。文學也是這樣兒。我正是因為參悟到了這一點，才開始明白電影這門所謂的藝術，其實正是一門要把紅燒肉燒成晚霞的老行當；是今天唯一可以把靈魂以斤兩變賣的典當行。我就是要做這樣一個典當師和藝術商。集編劇、導演、主演為一身，要拍出一部驚天動地的電影來，既在國際上大獎頻頻，又在票房上財源滾滾，讓中國乃至全球的觀眾、導演和演員們，都不知是世界電影又發生了一場新革命，還僅僅是一個叫閻連科（何等無恥！）的人，在他五十歲的生日到來時，上天為了給他遊戲和慶生，終於賜他靈感和機遇，讓他在世界電影場上鬧騰一下子，得名贏利後，又重新回到他的書房去寫他新小說。
未來是不可知的。只有現在，才是未來的實在。想到並認定了這一點，我從窗口退回來。這時正是凌晨兩點鐘，大腦中高度的清晰和興奮，讓躊躕在我腦裡窮白和寡空，蕩然而無存。害怕這種興奮會使我成為超過四十度的人體發燒樣，讓我在來日進入一個混沌模糊的旋轉裡，我到洗澡間天長地久地沖了一個冷水澡，然後就穿好衣服等待天亮了。
2
煮奶。麵包。榨菜和咖啡。最後給自己泡上一杯綠茶，可以看到早上七點西三環汽車的擁堵，如同膨脹的蟻伍擁擠在雨前的樓道。晨時的涼爽，讓我重新思慮了我那熱辣辣的靈感。為了證明那部電影的可行性，我在窗口靜靜的從七點呆坐到八點鐘，又從八點呆坐到八點十幾分，直至八點三十分，當看到我的雙手上，還依然捏著激動、亢奮的汗液後，我相信了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名利雙收的可能性。
八點三十一分，我以最低調的姿態，做了高溫中含有陰冷的三樁事：
1.給顧長衛工作室的編劇、策畫楊薇薇發了一個短信，詢問了顧近時的工作狀況。
2.待楊回我短信說，顧導正在為尋找新的劇本抓耳撓腮時，我給顧長衛發了一個長微信：
尊敬的顧導：還好嗎？昨夜徹夜失眠，終於等到了靈感降臨，想到一個奇好的電影故事。我想，這個故事也許票房不一定好過《鐵達尼號》和《阿凡達》，但其藝術之可能，堪與你我都喜歡的阿巴斯的《櫻桃的滋味》相類比。望能一見相聊。
顧很快回了我微信：「真的嗎?!」
我回他：「中午十二點，老地方見！」
3.這是讓許多人更感意外、而我卻覺得選擇恰好、順理成章的一樁事─我用微信和蔣方舟有了如下的對話和討論：
我：「方舟，想掙一筆大錢嗎？」
她：「多大？十萬、二十……一百萬？」
我：「一千萬。」
她：「閻老師，你沒有發燒吧？」
我：「是真的。你想沒想過我們一道拍一部電影，由你出任女主角，我做編劇或別的什麼……而我們誰都不要片酬，作為投資計入電影成本，最後從票房分成呢？」
她：「……」
我：「知道嗎？今日中國電影票房正呈井噴之勢。有人預計今年電影票房是兩百億，而明年全國票房最低兩百六十億，後年為三百億。請你算一下，如果今年拍攝，明年上映，憑你我之努力，顧長衛之號召力，我們在中國電影票房中的兩百六十億中取百分之一就是二點六個億，百分之二就是五點二個億，百分之三就是七個億……如此以保守為計，你覺得我們做一部電影沒有三個億的票房可能嗎？而我們的這部電影投資小，場景集中，故事好看，人物豐滿，在中國上映之前先到國外各大電影節上參展和參評，倘若（是肯定）撞了一個國際獎，那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呢？僅僅是每人分上一千萬、兩千萬的意義嗎？」
她：「……」
我：「別忘了巴爾札克和杜思妥也夫斯基一生都為稿費寫作的事；別忘了托爾斯泰是因為是貴族，吃穿不愁才寫出了偉大作品的事。」
她：「……」
我：「……」
最後我們不再爭論什麼了，她默認並被我說服了這樁事。也許她只是抱著「看看玩玩」的心態吧。總之說，一個人過分的早熟並被稱為天才時，必然有其單純甚至傻癡的地方伴隨著他（她），一如一個真正的傻子所隱藏的智商永遠不會被人發現樣。蔣方舟就是這樣一個人，她落在紙上的才華在讓人稱道時，而她為人中的單純正是可以讓人利用的。愛文學，我就把巴爾札克和杜思妥也夫斯基在黑夜中尋找金幣而在黎明中撞見了偉大文學的道路鋪在你面前；愛生活，那就理應出來嘗試做一次電影的女主角，品嘗一次生活另外的味道而去豐富生活本身之單調。沒有人知道，我在軍隊服役時，曾經當過全軍的優秀指導員。所謂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把你東去的思維拉到西行的軌道上。更何況，在一個消費的時代，名利這東西，一個是買家，一個是賣家，而所有獲有名利心的人，不是被名買過來，便是被利賣出去，又有誰不在名利中間被人操弄呢？所謂的利益與輸贏，其實就是看誰是名利的操盤手；所謂的貞潔與高尚，就是看你在販賣名利時，用了什麼樣的詞藻和藉口。
我明白，在我的這部即將的電影中，我是那個最大最大的操盤手；是所有物事的總導演。其他任何人，顧長衛（這個被譽為第五代導演的藝術守墓人）、蔣方舟（這個被才華遮蔽著單純的剛剛離校的大學生）、楊薇薇（這個總是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的優秀編劇和策畫人），郭芳芳（這個胸懷電影抱負而被命運推向異處的好導演），還有又一次僅僅因為是我的同鄉，而他們就必然要從生活現實走向電影藝術的真人李撞、苗娟和他們的兒子李社、麥子及北京大學的李靜等，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他們都將成為我的一次操弄和消費，都將被我從名賣到利，又從利贖回賣給名。而總終，用他們的一切成就了的我，將會突然因為電影《速求共眠》而成為著名的電影導演藝術家。
難道不會嗎？
那就走著瞧。
上午十點鐘，一切都沿著我預謀中的軌道開始和行進。偌大的北京城，天還是那個天，地也還是那片地，樓宇、街道和樹木，也還是昨日的樓宇、街道和樹木。而那個叫閻連科的人，已經不再是那個工作在人民大學的小說家。他是導演、瘋子、商人、巫師和謊言製造者。是藝術的仇敵和名利設計師。是這個社會的毒瘤和靈魂假藥的製造商。還有所謂的教授、農民、理想主義和野心家、最誠實的奸詐者和所謂社會良知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所有又都不是我（瘋子還是神經病？是一次浪漫還是一個無賴的精神之行旅？）。從家裡走出來，我很禮貌地朝小區的保安點了頭，還順手將物業清潔工那巨大的垃圾黑袋扛在肩上捎到了垃圾桶。然後我就在西三環的路邊站了站，感受了一下真實的世界後，讓自己朝著真實走過去。
把陷阱的填坑者們都約在西三環紫竹橋西北角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從我家走到香格里拉只需幾分鐘。踏走幾十步的輔路人行道，再在半空折彎兩次過街天橋就到了。在過街天橋上，我看見了貼小廣告的年輕人和在橋上賣太陽鏡、手機膜的中年漢。還有一個突然出現在那兒擺卦攤的算命人。算命人大約六十歲，禿頂髮稀，藉著一團樹蔭蹲在橋角上，面前鋪著生白布，白布上放了一本《周易》書。看見我他很驚異地站起來，說了一句把他自己的臉色驚成蒼白色的話：
「先生，你今天出門會有大災啊！」
我在他面前站下來：「沒事。我就是專門把災難帶給人的人。」
他愕然：「我說的是真話。」
「我不光說真話，」朝他冷笑笑：「我還要真的那樣做。」
然後，我就從他面前過去了。朝著香格里拉那邊走去了。長話短說（這是一切寫作的基本要領），我們是在香格里拉大堂靠北的咖啡廳裡見的面，顧長衛、蔣方舟、楊薇薇、郭芳芳（剛好一桌飯），大家握手、寒暄、問候，熱情和客氣，如四月的春風。在咖啡廳最北的玻璃牆下面，顧長衛和楊薇薇坐在茶几西邊的沙發上，郭芳芳和蔣方舟（她現在的身分是劇本策畫人，還非女主角），坐在他們對面向東的沙發上，而我如主席、總統樣，坐在長茶几的最頂端，面對著玻璃外的果樹和草坪，看見有兩隻烏鴉和一群麻雀在外面的花樹上，嘰嘰喳喳、啾啾鳴叫，可牠們到底說了一些什麼話，卻沒有一句穿過玻璃走過來。於是，大家陷入了熱情後的沉默裡，如霜淇淋被靜默悄息的油鍋炸了般。
好在這時咖啡送來了。沉默是被服務員的高跟鞋給踢破的。
顧端了一杯咖啡看看大家看看我：「閻老師，你說說？」
說什麼？有什麼好說呢？經過一夜失眠、一夜的深思熟慮和準備，我已經把該要做的事情提前都做了。如同把陷阱挖好後，將罪證工具扔了樣，我朝大家看了看，從我的黃色軍用挎包裡取出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袋。從信封袋裡取出四份列印好的紀實小說來，一一地分給他們四個人。
「看看這部小說吧─〈速求共眠〉，這是我們這部電影創作遠行的始發站。」
大家笑一笑，接過小說如放下端在手裡的咖啡杯。「有小說？那你該從郵箱發給大家呀。」忘了是誰帶著埋怨說了這句話。但這句話將我的第二部計畫自然而然地帶匯出來了。
「我希望大家現在看，看完就討論。」我掃視著眾人說：「我可以出錢在這開兩個間房，請大家到屋裡看小說─靜心地閱讀，是真正的心靈呼吸─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小說不走馬觀花，像去野地裡拔草樣。現在看，就現在！看完小說後，中午在這兒吃飯我請客。」
大家把目光都落到了顧長衛的臉上去。
「怎麼能讓你請客，我們有劇組。」說完這句話，顧導看了看他手機上的時間後，竟果真如我想的樣，在這五星級的酒店開了兩個房間，並在日本餐廳訂了一個包間，讓大家都分頭到賓館房間和餐館包間去看紀實小說〈速求共眠〉了（太好了！─在這兒，我順便說一句，我不是一個十分大方的人。之所以會說我出錢開房和請客，是我算定只要我說出來，顧長衛就會讓大家留下看小說，會花錢請客並開出兩個房間來。以我對他的熟悉和了解，他不這樣他會內疚到彷彿自己強姦了別人樣）。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一場莊嚴的關於電影創作的行為藝術，就這樣如一部通俗小說般，以死亡和凶殺為開端，把讀者強行拉入了情節裡。而他們幾個人，也就這樣被我推上了沒有開關的電影創作的高速跑步機。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