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 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台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台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裡，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裡窩一把火，留在家裡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時候，我身體孱弱，家鄉話有個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師家長從來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囑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外婆家，一連幾天沒上學，等我回學校上課，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師同學見了面，有人問我：「好了吧？」他們以為我又病了。我家雖住在鄉下，但世代重視子女教育，做流亡學生縱然千辛萬苦，父母終於下了決心，我已十七歲，實在不能再拖延了。
這一年，魯籍名將第廿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駐紮安徽阜陽，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學」（不久改稱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收容山東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陽離我家五百華里，那時交通不便，人們又安土重遷，我的家鄉蘭陵鎮一帶沒人去過阜陽，沒人聽說過這個地名。只因為李仙洲是山東長清人，山東老百姓相信他；只因為我的二表姐已經早走一步，入學讀書；只因為那時基督教掩護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這年夏天也到了阜陽，從此天涯海角，再無歸路，山東，臨沂，蘭陵，永遠只能在地圖上尋找。
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一個青年對他的母親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不應該留在家裡，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八路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三年以後，這個青年的弟弟對母親說：「我也十八歲了，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中央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可憐的老百姓，可愛的青年，他們怎能預料，他們以後用很多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那時，有人到大後方（後來叫做國統區），有人去解放區（當時也叫共區），大半由因緣決定，人人以為殊途同歸，誰能料到這一步跨出去，後來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二十二中的老同學屢次受到嚴厲的責問：你當年為甚麼不投奔解放區？被問的人啞口無言，因為他實在沒有答案。
一九八○年，中國對外開放，內戰期間逃出來的人回鄉探親，回首三十多年，家鄉的親人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劫餘生悲憤怨恨，責問歸人：你當年為甚麼投奔國統區？這一問，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淚，也沒有答案。
李仙洲氏辦這所學校，網羅了山東的許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幹部和黨工為主，沒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幹而論，戰後有人做濟南市長，做青島市民政局長，做省幹訓團教育長，做國大代表，做行政督察專員，窮則辦學，達則做官，教育理念和專業熱忱有局限，似乎談不到春風化雨。
那時國立一中與六中與我們聲氣相通，校長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風是自由開放，而那時，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觸角不及於省會，遑論歐風美雨。那時所謂自由開放，只能表現在閱讀左傾書刊、包容中共地下組織、資助學生投奔延安等幾件事情上。這和二十二中可說是大異其趣了。
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以聯合抗戰為號召，熱血青年同仇敵愾但各有因緣，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慶，不管進二十二中還是進一中六中，應該說大家都對。不幸後來有了內戰，內戰後又有徹底清洗，在中共那把銖兩分明的大秤上，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陸上受盡政治運動煎熬的那些同學，頗有人恨自己「走錯一步」。然而中國大陸解放以後，人人知道毛澤東做了些甚麼，那一中和六中的進步青年，後來也多是傷心人。
抗戰勝利後，李仙洲將軍再度入魯，兵敗被俘。在中共的統治技術下，只有李陵，沒有蘇武，從台灣的角度看，他是降將，我在台灣是降將的學生，常常被人多看幾眼。總之，不論在大陸，在台灣，李仙洲的學生都有歷史問題。司馬桑敦的長篇小說《野馬傳》，主角是一個綽號「野馬」的女人，國民政府要捉她，因為她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也要捉她，因為她對黨不能絕對服從。一位韓國小說家寫《嗚呼朝鮮》，南韓北韓交戰，他從北韓逃到南韓，南韓認為他是北韓間諜，連忙逃回北韓，又被認為是南韓間諜。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論，我當初入二十二中讀書，並沒有錯；像我這樣的人，中共要計較階級成分，他也沒錯；台灣操危慮深，處處防患於未然，更沒有錯。推而廣之，中國人的這一場大悲劇，竟以「誰都沒錯」釀成，真是詭異極了！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據說，這句話是列寧留下來的。列寧哪會知道他的嘉言給我們壯了膽，那年代兵凶戰危，人人冒險過日子，於是，在我的家鄉，這句話大為流行。
中國對日抗戰中期，敵我對峙，日軍在兩軍交界的邊沿，設置長長的封鎖線，嚴格檢查往來行人。在那關卡隘口，多少中國人被捕，被毆打，被狼狗咬！多少婦女被脫衣搜查！青年穿過封鎖線到大後方加入抗戰的行列，至親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們斷然上路，自己告訴自己：不要怕，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如果我們禱告，也是祈求列寧這句話成真。
事情似乎很簡單，只要走出蘭陵鎮的西門，沿公路西行五十華里，到嶧縣城南關基督教會，找楊成新牧師。楊牧師安排同行的夥伴，向警察局申辦探親證明，代買火車票，把我們送上火車，那時，嶧縣有鐵路和津浦線連接。楊牧師辦來駕輕就熟，可是擔當多少風險！
楊牧師家中常有年輕人或他們的父母來訪，商量怎樣到後方去念書。
有一個嶧縣中學的學生對我說，他早就想到後方去，下不了最後的決心，直到日本兵一個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個蒼白少年，穿得整整齊齊，頭上還戴著靛青緞子做的「帽殼兒」（瓜皮小帽的一種），天天來央求楊牧師。他父親開綢布店，要他站櫃檯學生意，又要給他娶媳婦。他說，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裡，早晚給氣死。楊牧師說，到大後方抗戰是好事，不過你年紀還小，我得先問問你父親。他一聽到「父親」，轉身就跑，可是並沒有回家。後來有人在河南流亡學生接待站裡看見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曬黑了。
這天是星期天，禮拜之後，留下了兩個女學生，其中一個，漆黑的頭髮像盔一樣蓋在頭上，前額梳著小簾似的瀏海，一張臉皓白，那時女學生不化妝，最難得眼眉唇線乾乾淨淨清清楚楚。身上是小鳳仙式的夾襖長褲，沒有腰身，腳上機器織的線襪，平底圓頭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現之前，她的故事先流傳過來。她家鄉的警察局長想娶她，託人提親。她反對，也就罷了，她多說了一句話，「我要到大後方去找對象，不在家鄉結婚。」到大後方？不是有封鎖線嗎，封鎖線上不是有日本軍用的狼犬嗎？她說：「寧願讓狼狗咬，也不嫁給漢奸。」咳，她就是多了這句話。那年代常說沉默是小代數，語言是大代數，語言引起的問題比較麻煩，難解。有人把這句話傳過去，當警察局長還怕沒人通風報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話來：「好吧，有一天我讓她嘗嘗狼狗的滋味，也讓狼狗嘗嘗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楊牧師趕快把女兒送走。
辦探親證明有個插曲。嶧縣警察局有個巡官是基督徒，他帶我進警察局。進去一看，滿屋子制服筆挺，佩件全新，簡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氣，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鄉的警察，沒這個氣派。那巡官的年紀三十出頭，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看他站在那裡兩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過嚴格訓練。漢奸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根本不像嘛！
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裡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之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詞。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著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
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看來汪精衛還是發生了作用，使做漢奸的人有個道德立場，對人對己，有個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聽到對汪精衛的評論，我沒有辦法轉告給他，只能事後寫在這本書裡。
那時，我對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楊牧師則有精密的計畫。依照計畫，我們在嶧縣上火車，江蘇宿縣下火車。宿縣教會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地方，代僱手推的太平車，車伕一半運行李，一半作嚮導。阜陽的位置在宿縣西南，尹寶璽同學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對那一段路有準確的記述。由宿縣到蒙城，一百三十華里，中間有個叫蘆溝集的地方，是日軍偽軍最後一道盤查哨，也就是封鎖線。過了封鎖線，經過所謂無人地帶，也就是雙方都不設防的緩衝區，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橋集，是國軍的最前線。蒙城到阜陽，還有一百八十華里。
帶我同行的是兩個女學生，她們到重慶去讀大學。依照計畫，我和她們過渦河以後分手，她們向西，我向南。
女學生是一個變數，我惴惴不安。當年，女學生這個名詞的含意，今人很難體會。
那年代，在我們家鄉，「女學生」一詞的含意比現在複雜。讀小學讀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學生。帶職進修或退休後再讀大學的白髮女學士從來沒有，至少是沒人見過。所謂「女學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學，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那時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裡有錢，家長的思想也開明，有這種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時讀大學同時是一種享受，有音樂、有體育、有社交，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愛。那時候，「女學生」一詞中有個甚麼樣的形象，可以想見。
所以，那年代，女學生在眼前出現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窺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裡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運。那年代，某一支游擊隊攻打日軍防守的城池，指揮官發明了一句口號：「打進××城，一人一個女學生」，每個人都知道絕對不會這麼辦，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氣。眼前的這兩位女學生敢闖封鎖線，敢闖大後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險惡，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圖個安全，與女學生同行，豈不等於伴著兩枚炸彈？
既而一想，此行本來就是冒險嘛！怕甚麼？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拂曉時分，楊牧師送我們上火車，增添了一個男生，名叫楊大維，年紀比我小一些。鄭重約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滿廂乘客裡，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跟誰說話，萬一有誰被鬼子識破，誰也不管他死活。聽最後一句我打了個寒噤，馬上又處之泰然。
火車慢慢開行，似乎步履艱難。用家鄉話來說，我做的事情叫「連根拔」，即使動力萬鈞的火車頭，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車經過徐州，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沒敢向這個四戰之區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傷心地，抗戰勝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後，我再坐火車經過徐州，火車也是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時，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難，暫時在徐州落腳，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滿車乘員之中，不敢下車一步。我有幾個傷心地：徐州、瀋陽、上海……
好不容易在宿縣下車。我看見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槍有彈，他們對面四隻狼犬一字排開，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見日兵踢打小販，用刺刀劃破小販背負的布袋。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已經通過檢查，日本兵喝令他回來，他一面走回來，一面全身發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瘧疾。
檢查行李由中國人動手，日兵監看。檢查員一面翻箱倒櫃，一面偷看日兵的臉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馬虎一點。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國助手打開箱子，提起箱蓋，把東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覽無餘。然後，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槍托搗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捨棄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幾個日兵絕不離開那一排四隻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覺得安全。日軍信任這種畜生，任憑牠揪出抗日份子，據說狼狗能察言觀色，有誰作賊心虛，牠就撲上來，別人不肯帶我同行，就是怕我沒見過場面，在這節骨眼兒上驚慌失措，連累了他。我從狼狗鼻子前面走過，不敢看同行的女學生，頭皮發麻，她們使問題複雜，也更危險。焉知她們不同樣估量我！當地受日軍指揮的中國部隊（當時稱為偽軍）有一位軍官，他受教會付託，來車站暗中協助我們，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沒有半句發言權。
我要慎重的記下來，最後越過封鎖線的時候，全靠女學生的機智和勇氣，化險為夷。詳細經過我寫進小說體的《山裡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檢查哨所的偽軍早就識破我們的行藏，等到行人過盡，夕陽西下，由一個上校來親自處理，我猜檢查哨的勤務由他指揮。我們編好的謊話，他搖頭不聽，我們提出的探親證明，他擺手不看，一定要我們實話實說，才肯放行。可是，說了實話真能過關嗎？萬一結果相反呢？當時的情況危險極了，可是也簡單極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那位漂亮的女學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說了一句：「我們是到阜陽升學的學生。」
後來，女學生說，反正那句話別人聽不見，只有「他」聽見，如果「他」翻臉，我就賴。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說這句話，不早就過河了嗎！他真的聽到實話就放行，他這樣做，為的是證明他也支持抗戰，身在曹營心在漢。
現在我追憶前塵，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們進了哪家大學，是否順利完成學業，後來天下大亂，她們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現在我知道，由山東臨沂到安徽阜陽有鐵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嶧縣已廢縣改市，鐵路已拆除，南關教會的建築，只是被革命群眾打壞了幾塊玻璃。至於楊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嚴禁宗教活動，嶧縣教會與美國的淵源深，楊牧師的身分敏感，他又堅持奔走各鄉，廣傳福音，在當時是嚴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許多懲罰，下落不明。我再三打聽，也沒人能提供他最後的行蹤，他是牧師，上帝會接待他的靈魂，保佑他的兒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幾位漢奸，他們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說家費心描寫？後來知道，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要員，大都和重慶的國民政府通氣，重慶派到上海南京的情報人員，竟然能把無線電台設在高官的家裡。併吞異族太難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馴順，背後用加倍的反叛來平衡，他們是砂子，使你盲腸永遠發炎。從征服者的角度看，異族都忘恩負義，反覆善變，殊不知這正是他們的正義。咳，天下本無事，侵略者自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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