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CHAPTER 2
我們拖著腳步走下火車，然後被帶到吵雜、擁擠的日本紅十字會總部，在那邊過了三晚。接著我們被帶到另一個地方去蓋印章，走官方流程好「歸返」一個我們之中從沒有人到過的國家。有些日本妻子在拿到韓國官方文件時就把日本護照丟了，但母親留著她的。在那些複雜的文件中，有個句子埋藏著：「一旦開始在北韓定居，沒有日本官方許可不得回到日本。」我試著說服自己，既然我在日本出生，未來某天要回來應該不是問題。但一步步走過複雜流程的當下，我感到排山倒海而來的恐懼。
終於，我們搭著巴士抵達港口，擠上一艘看起來很老舊的蘇維埃客船庫里黎恩號（Kuririon）。紅十字會的人應付不來那多得驚人的文件，最後乾脆直接讓人上船。我們上船後不久，船就開了。沒有回頭路。船漸漸開出新潟港，而我絕望地看著日本，然後再看著灰暗、鉛一般的海浪撞擊船首。海浪激起的水霧噴灑、發泡，然後浸濕在甲板上工作的蘇維埃水手。即使日本海上的冷風侵襲，他們還是只穿著T恤。
我環顧四周。不可思議的是，有些乘客甚至沒帶任何行李就上船了，他們到底在想什麼？我想起總聯那張荒謬的公告：「在北韓，你會得到任何你需要的東西。」那真是盲目的信仰。
我們在海上度過漫長的兩天。當有人大叫說看到北韓清津港時，我正躺在床板上。所有人都衝到甲板。遠方，我看到一座山頭，看起來既悲慘又荒蕪，幾乎一棵樹也沒有。有人喊道：「金日成大將軍萬歲！」其他旅客也感染到這個氛圍，投入更多歡呼聲。
但另一種聲音從人群中湧現；一種混雜了呻吟和尖叫的聲響，很快地變得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可怕。站在我身旁的一個老人緊抓住船上的扶手，「這……」他語音漸弱，「這和我心裡想的不一樣。」他的身體僵硬了起來，手指關節變得和臉色一樣灰白，鬼一般的樣貌讓我打了個冷顫。我緊抱著我妹妹榮子，為了取暖，也為了尋求安慰。當我看著那荒蕪的山，不禁開始懷疑我們的未來。
當我們靠近港口，我注意到有幾艘長滿鐵鏽的船停在附近，看起來像被遺棄。沒有貨物等著裝卸，沒有工人在碼頭，彷彿鬼之港。而背景光禿的山丘，讓所有事物看起來更加淒涼、嚴峻。
碼頭上有個管弦樂隊在演奏，那尖細的樂音陰森地纏繞在我們耳邊。歡迎來到北韓！我還記得新潟那個糟糕的黃銅樂隊——那華麗得活潑、荒謬又愚蠢的音樂。但現在，在我們眼前就只有這個哀傷的管弦樂隊，他們的音樂在冰冷的風中飄散。當船逐漸靠岸，我發現演奏者全都是女學生。雖然是寒冬，她們身上只有單薄的韓國傳統服飾外衫。鋒利的風吹進我雙眼，當我再仔細定睛看——她們的臉，她們虛假的笑容——你一定在電視上都看過。這些詭異的女學生像自動機器人，在平壤被推出來慶祝偉大的領袖生日，或其他類似的悲慘紀念日。現在她們就在那裡，帶著被洗腦者特有的僵硬露齒笑容，以被設定好的模式出場。當然，那時我還不完全理解自己看到了什麼，但即使在那時，我也知道這是假的。
船靠岸之後，幾個北韓人到船上來協助我們離開。他們的衣服，他們的鞋子，所有和他們有關的事物，在在顯示這些天國住戶的生活，可比我們在日本的艱困狀態還要慘上許多。當我們蹣跚走過舷梯，我腦中一直想著文件中「返回申請」條目，裡頭寫著類似這樣的話：「如果你在歸返途中改變心意想回到日本，即使在即將進入北韓之際，皆可立刻通知身邊任何一位紅十字會成員。」我著急地四處張望，想尋找紅十字會的人，但父親把他的手掌按壓在我肩膀上，把我推向前。我沒有選擇，只能走下舷梯。
我有了新生命。
我們被帶上巴士，然後被載進城裡的接待中心。我望向窗外，試圖在一片荒涼中找到任何希望的線索。沿途地景十分淒涼，有許多韓戰轟炸的痕跡。抵達接待中心後，政府官員出現和我們進行會談，決定我們的未來職業和居住地。一切就是這樣決定了。我不敢相信父親是多麼隨便；當被問到希望居住在哪裡的時候，他只回答：「哪裡都可以，我不認識北韓地名。我很樂意去任何地方。」他回答起來是如此的自信、樂觀，但我真是無法相信，他居然讓我們被官員任意擺佈。
另一方面，母親則非常焦慮。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臉上的慌張和恐懼有多明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她的聲音在顫抖。「放心，一切都會沒事。」父親一直這樣說著。我則是保持沈默。他怎麼會這麼有信心，知道一切都會沒問題？現在回想那天，我想語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終於，他可以用母語溝通；終於，他有了歸屬感。他對所有事情的思考，都被這股鬆懈感潛入。我看得出來他講母語時更加放鬆，而這讓他對其他事都更有信心。
當然，像母親一樣，我對未來也焦慮，不過對我這個正在快速成長的十三歲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什麼時候會坐下來吃第一餐。但等盤子端上桌，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麼。他們給我們吃的是狗肉。對，狗肉。盤子裡傳出一股惡臭腥味，但我們非常飢餓，只好捏緊鼻子把肉吃進去。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噎到。我很認真嘗試著克服那股噁心感，但我們沒人有辦法吞下第二口。除了我父親之外。
我們被嚴格控管，一步也不准離開接待中心。我們得益於高傲的人道主義，現在不過也只是地上天國的囚徒。每一個家庭被分配到大約六榻榻米寬的房間，冷風穿越單薄的牆縫，把礫石灑上我們的臉。第一晚，我們挨著身子躺在刺骨寒冷的地板上顫抖，不知道未來在哪裡。妹妹們一直輕輕、哀傷地呼喚我，「哥哥！哥哥！」她們累壞了，冷得發抖，而且非常害怕。我想安撫她們，卻想不到要說什麼。
我們在這個未知狀態過了好幾個禮拜，日復一日坐在冷風裡，夜復一夜顫抖，對未來感到恐懼，不知道前方有什麼在等著我們。我試著不去想任何事——忽略我拋下的人生與回憶，也不去想像這裡的生活會如何。
幾個禮拜後，我們的命運終於塵埃落定。我們的新家會位於東聰里。這個地方我完全沒聽過，雖然對此有點緊張，但我想一定會比接待中心的隔間好些。我們搭了十二個小時的火車，然後再搭了一個小時的牛車。當我們進入一個積雪的村莊後，牛車停了下來，我們爬下牛車。小妹雅子一個不小心，跌到雪中，她開始哭泣，然後越哭越大聲，哭得無法克制。她一直忍著恐懼直到那瞬間，但那次跌倒是最後一根稻草。她才剛滿六歲，但人生就在幾個禮拜之間被翻轉了。
她不停哭嚎，眼淚從臉頰滑落：「我想回家！」讓我驚訝的是，父親把她抱了起來，安撫她。在那之前，我沒看過他表現出任何父愛。他溫柔地對她說話，試著讓她冷靜下來，一邊跟著帶路人沿著小路走。我看著四周搖搖欲墜的小屋，雪花灑落在茅草屋頂上。聽起來像是幅優美的風景畫，但實際上並不優美，就只是淒涼。
那個我們被指定稱之為家的房子，以前是黨辦公室。這是村裡唯一一個有瓦片屋頂的房子，而我們的帶路人很興奮、幾乎有點歇斯底里地和我們指出這點。很明顯地，「住在這樣的房子是個榮耀。」這棟聽起來理應要散發榮光的房子，在我眼中滿是裂痕。我覺得困惑：那個人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嗎？如果是，那我幾乎可以為他哭泣。只不過，要住在這裡的人是我。
一個看起來充滿敵意的女士在門口等著我們。她的語氣帶有威脅及歇斯底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會變得非常熟悉這種語氣。我後來才發現，她是當地民主婦女團的主席。她把幾位鄰居抓過來房子等待，好歡迎我們。當我們一跨過門檻，她就開始發表演講。
「這些人在日本『被霸凌』，但要感謝我們偉大的將軍金日成，感謝他的溫暖、仁慈，他們才得以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她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發現未來的鄰居們都沒什麼在聽，反而直勾勾地盯著我們看——看我們的手錶，腳踏車和其他東西。那位女士發表完就轉向我：「明天我會來帶你去學校，記得準備好！」說完，她和其他鄰居就一起離開了。
屋子裡的燈好像開著，但燈泡只發出微弱的光。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個國家低電壓的狀況。我四處尋找瓦斯，但沒看到。我甚至找不到水龍頭。我望向窗外，才終於在三十公尺外找到水源：一口井。
母親疲倦不堪。和我一樣，她不敢相信眼前所見。「我們到底要怎麼在這裡過生活？」
她的聲音在薄弱的牆壁間迴盪。我整個人麻木，無法承受，也無法思考或感覺任何事。在這麼長的旅途之後，我在床墊上躺下，試圖要睡去。我翻來覆去，醒來時只覺得更疲憊，一片茫然。
＊＊＊
民主婦女團的主席遵守她所說的，隔天一早就來帶我去上學，迎接我在北韓的第一個上學日。她出現時帶著女兒，她驕傲地介紹說女兒是「童軍領導」。雖然我那時候還不太會說韓語，但我大概能理解她說的話。我只回了聲「早安」，就跟著她們往學校走去。在這裡，我們不拍第一天上學的家庭合照。
當我走進學校裡，看到大約一百個學生和老師們聚集在一間房間裡。我用彆腳的韓語和大家問好。
「謝謝你們歡迎我。」
「日本豬！」有個聲音這樣說。
突然間，所有人彷彿都在唸：「日本豬！」
我愣住了。我感覺到一股熱能在我體內升起，一路到臉上。我真希望我可以消失。
學童們指著我的塑膠鞋和其他他們不被允許擁有的東西。
「看他的書包！」
「他居然有戴手錶！」
「真是隻日本豬！」
我注意到他們並沒有書包，只用布把東西包起來。從那之後，我也這麼做。
經過「相見歡」，二十幾個學生為我表演了一齣劇。那是個殘忍的宣傳劇，內容是我截至目前為止的人生。照這齣劇所說，我在日本過著艱辛的日子，但感謝朝鮮勞動黨和總聯的努力，我才有機會「回」到我的「祖國」。
當這齣劇演完，每個人都激動、開心地鼓掌。我也拍手了，但只是出於禮貌。
上課對我來說很困難，不是因為課程內容，而是因為我的韓語程度。我只能從語境當中去推論大家說的大概是什麼意思。我常常被叫「日本豬」，因為我不會說韓語。現在想起來，大概也是因為我根本無法回嘴。
有天回家路上，我目睹一群同學在打架。我不忍心看其中一個傢伙被打得那麼慘，所以跳到惡霸身上。雖然我體格很小，但感謝父親的基因和之前橫濱的韓國學校訓練，我無所畏懼。讓我自己也驚訝的是，我打倒了那個惡霸。但接著一位穿制服的男子出現，抓住我的領子，口裡又唸著必定會出現的那句「日本豬」，然後狠狠揍我直到我嘴角受傷，衣服上濺滿血跡。當我回到家時，母親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不想讓她擔心，所以說只是和其他學生有了小衝突。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她為了我擔心害怕。之前民主婦女團的主席警告她不准再說日文，已經讓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了。
然而，我父親似乎對於我們的新生活感到十分滿意。他不再打母親，也開始在一個合作社裡工作，成為一名農工。北韓沒有私有土地，只有加入各個合作社和隸屬的小隊才能工作，於是父親沒有選擇地加入農會，以及一週兩次強迫出席的研討會，內容是討論金日成的思想與勞動黨的政策。
每個北韓人民都需要參加一個和黨有關的組織。這些組織、團體不生產任何東西，唯一的目標就是要灌輸思想。所有人都要了解金日成說的話，並對黨的政治理想有透徹的理解。
一般工人和農工有個巨大的差別，那就是農工無法賺取體面的薪水。農工只會得到少量的現金，主要報酬來自每年秋天的穀物收穫。收到的份量多寡，則要視工時而定。農工每天的工作量都會被評估，如果勞動量被視為「標準」，就會被賞賜一工時。如果被評估為「辛勤」，就會贏得兩工時。
但當初我們抵達時，他們是這樣說的嗎？喔，黨那時候聽起來自願付出，非常慷慨。他們說會給父親一年份的米。哈！當我們打開布袋，才發現裡面大多是玉米和品質糟糕的雜糧。
當我還在日本的時候，從未認真思考人生。但搬到北韓之後，讓我花最多時間思考的，就是新舊生活之間巨大的差距。我一直想著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以及新生活中的痛苦。但這個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我很快就發現，在北韓你甚至不能自由思考；一旦說溜嘴，可能會讓你丟掉小命。如果幸運，可能被送去某個偏遠山區去做苦工；如果被視為「自由派」或有「壞習慣」的「資本主義者」，就可能被送去集中營，成為政治犯。畢竟，壞習慣需要被特別揪出來，可能會有人穿著過膝軍靴狠狠踢你的生殖器，又或者，你會直接被處決。
在北韓這個平等主義的天堂，你要知道你的位階在哪，越快越好。如果你有人脈，在總聯或黨有朋友，就可以住在城市；像平壤，或是北韓第二大城元山。但如果你誰也不認識，那就算了吧。在地方上，街坊鄰居會以五戶為一個單位，由一個領導人負責和秘密警察報告成員的大小事。即便你是無名小卒，他們也會鉅細靡遺地報告，因為身為無名小卒，就自動成為嫌疑犯。這樣的人，常常會被送到偏僻的村落當農奴。當我說「這樣的人」，其實就是在說「我們這樣的人」。在北韓，我們再度成為社會最底層。
我們無時無刻不被國家安全局的基層員警及秘密警察監視。我猜我們對北韓社會造成了雙重威脅；一是因為我們從日本帶來危險的東西——腳踏車、電子用品和正式服裝。如果當地村民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外界相比有多可悲，那該怎麼辦？更糟的是，如果他們從我們這得到自由思考的概念，會有什麼後果？他們可能會質疑金日成的智慧。而這件事，絕對禁止。
＊＊＊
我們搬去北韓，是為了要逃離在日本的貧困生活。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在參與某個偉大的計畫，在打造未來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但我們現在到北韓了，然後呢？有脫離貧窮嗎？嗯，倒是有件事我們很快就看清：憑父親的收入，根本不可能養活一個六人家庭，即便我們每個人都吃得比在日本少很多。
在這個社會裡，所有成人都被算做有生產力的工作人力。基本上，這個社會運行的原則就是「不工作，沒飯吃」。這就算了，唯一的問題是，村裡的黨工不給母親工作，因為她不會說韓語。她是個非常能幹的女人，有幾張專業技術合格證明，一張數學證照以及照護經驗，還有很多技能——但沒有一項可以說服黨。最終，村民們知道她有生產方面的知識，所以會請她去幫忙接生，但他們仍然把她當次等公民，黨也依然認為她沒有價值。大多數的日子裡，母親每天就只能走去屋子後的山丘，撿拾種子或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來補充我們的飲食。
除了辛苦地為我們張羅食物，母親在炊事上也遇到困難。她所能運用的，就只有一個原始的爐灶，而每天撿到的柴薪品質不一，平均火力成為一個問題。她煮的飯常常不是沒熟就是燒焦，但父親從不抱怨，總是愉快地吃完她煮的飯。這是搬到北韓唯一的好事——父親的改變。現在回頭看，那微小的善意，是他僅能做的事。
妹妹們和我都在發育期，總是覺得很餓。我們很快就受夠了只吃飯的日子。父親把一台寶貴的腳踏車，還有一些我們帶來的衣服都賣給村裡的黨工。他手上終於有了一些現金，於是出發到村莊外圍的農夫市場。國家控制糧食供給，所以私下販售的行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時政府還是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農夫賣少量的蔬果和雞蛋。但正如你想像，價格高得可怕——有時甚至是官方定價的十倍之高。
但父親回家時，我們都十分驚訝——他帶著一隻豬，一隻羊和一隻雞回來。我們決定要把牠們養在後院。對妹妹們來說，這些動物就像新玩具，即使是要養來吃的。我好久沒看到妹妹們這麼興奮了。
也是在同一個下午，有個村警如入無人之境一般闖入我們家，到處翻看。他長得很邪惡，顴骨高，眼窩凹陷。我不想對上那恐怖的眼睛，所以轉頭專心準備餵豬的飼料。
「你這愚蠢的日本豬！你在想什麼？居然把米放到豬飼料裡……米是給人吃的，你這混帳！」
我太害怕了，說不出話來。他那麼怒氣沖沖，說的不過就是我們午餐時掉到地上、幾粒小得可憐的米。我知道不能直接把這些米丟掉，才一粒一粒撿起來加到飼料裡，而現在我居然因為這樣被指控為浪費。
父親抓住這位村警的衣領，把他拎出屋外，摔在地上打。黑市裡的猛虎又出現了。但這股氣勢並沒維持多久，等警察終於站穩，他抽出一把槍，睜大雙眼。父親往後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需要開槍。」警察用槍抵住父親的背，對他大吼，叫他往警察局走。父親轉過頭來和我說：「別擔心！」一邊跨步離開。
母親和我不敢想像那個最糟的結局，一直等，一直等著他的歸來。接近午夜時，父親終於踉蹌踏進屋裡，他沒辦法好好走路，臉上都是血還腫得亂七八糟。到目前為止，我沒喜歡過父親也沒同理過他，但那天晚上，一種新的情感在我內心翻攪。
「你們要小心，所有人都要小心。我的天，這些狗娘養的根本在騙我。去他媽的總聯！」他滿是怒火，整個人在顫抖，而且不只出於憤怒。我看得出來，他心中有什麼破碎了。他被嚇壞了。
在這之前，我不曾看他被任何東西嚇到。我們還在日本的時候，如果有人惹怒他，他會直接把對方打昏；即使被逮捕，他也不在乎。但現在他真的怕了，那情緒直接且單純。而這也讓我怕了，怕得不得了。當我在他眼裡看到恐懼，從他的嘴裡聽到這麼悲慘的覺悟，我斷然下了結論：我們被送到地獄了。光想到這件事的因果關係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我父親為了餵飽他家人買了一隻豬，一隻雞，還有一隻羊，就有嫉妒的鄰居覺得這行為不得體，應該要揭露出來。而且，負責的警察會很樂意地殺了他。
日後，我不斷想起那一晚。從那晚起，我領悟到自己有多卑下、日本政府和總聯又把我丟在什麼地方，於是我開始瘋狂讀書，試圖要彌補我「敵對」的背景。我天真地以為我可以用勤奮和努力來克服出身，決意要使盡全力來扭轉我家人的現況。我的韓語逐漸進步，慢慢地，我可以輕鬆地用韓語和父親說話。當我在語言方面有了進展，也感覺自己慢慢地，長得越來越接近他了。
在北韓待了一年以後，我就讀國三，在學校的努力終於獲得認可。我當上了班長。我猜我內心就是希望被接受，證明我不只是個「日本豬」。如果班上有同學生病了需要請假，我會帶藥來給他，並且幫他補齊上課的進度。我將之視為我的責任和工作。
但我們在學校到底在學什麼？我們的課程遠不止聽說讀寫、數學物理這類標準科目，還要學習天神一般的金日成所帶來的神蹟。學校最重要的事，就是讓你知道對偉大的領導人該要多忠誠。老師和所有大人都在試著洗腦我們，讓我們成為盲從邪教的信徒。我陪他們玩這場遊戲。我很快就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想要生存，就要壓抑你的批判能力，順著大家走。我必須要小心選擇戰場，不被每一件小事激怒。但問題是，有些人最後真的被洗腦成功，相信所有鬼話。還好也有很多人不買帳；未來總有一天，他們將會讓北韓這座紙牌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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