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的政治力
一五〇九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正式講學。按理，他有了傳播自己學說的平臺本該高興。但在來貴陽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書服膺他的心學，實際上，作為主管教育的省長，席書面臨一個困局：他對王陽明心學心悅誠服，但王陽明心學並非是考生輔導課，而他的工作職責就是讓自己轄區內的考生通過科舉考試。王陽明也面臨一個困境：他的心學目標是給考生指明聖賢之路，而考生的目標卻是讀書做大官。如果他一門心思宣揚和朱熹理學截然不同的心學，那考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想讓考生的理想實現，就必須要講朱熹理學。這個困局也是他當初婉言拒絕毛科的根本原因。不過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複雜，席書用一句話就撫平了他的憂慮：講你最想講的。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尋找天理。這種思路有個莫大的好處：心中有天理，那我們就不必再去尋找天理，如此一來，我們就節省了大量時間，而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實踐中。這樣一來，你就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理想。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這裡，它也正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實際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練只是「致良知」的一個前奏，真正動人心弦的是他心學思想的精華—致良知。
一五〇九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門徒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應該把他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所以在一五一〇年農曆三月，他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一個和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員王陽明正式登場。
他已脫胎換骨，不是從前那個對仕途毫無熱情，總是請假的王陽明了。他意氣風發，但又謙虛地說，雖然經國之志未泯，但三年來不曾參與政事，恐怕不能勝任一縣之長的工作。他不幸言中，當廬陵縣的父母官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當時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產」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廬陵縣，簡直是刁民生產地。王陽明前任一位姓許的縣令在廬陵待了三年，臨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給上級的述職報告中，他說，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獄，如果非要讓我在地獄和廬陵選一個，那我選前者。在他眼中，廬陵人就是惡棍，市儈的小人。他絞盡腦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實：廬陵人特別喜歡告狀，先在廬陵縣內上訴，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就會離開廬陵上訪。
許縣令聲稱，他辦公桌上每天都會堆積一千份以上的訴訟案卷。這使他生不如死。後來他採取嚴厲的手段，將告狀人關進監獄。可這些人太機靈，一群流浪漢特意來告狀，為的就是進監獄後有吃喝。
許縣令無計可施，只能請辭，他的接班人王陽明就來了。
王陽明一到廬陵縣，縣令的幕僚們就把該地百姓的喜好告訴了他，並且特意指點王陽明，對付他們，只能採取高壓政策。
王陽明將心比心，分析說，自古以來民間就有「民不與官鬥」的生存智慧。如果民總是和官過不去，那只能說明一點，他們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對王陽明一針見血的分析卻不以為然，他們指出，廬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魚龍混雜，是非極多。人沒有定力，自然會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所以每個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省油，就沒辦法生存。
王陽明仍然堅信這樣一點：普通平民在什麼時代都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每天燒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壓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煩。如果他們真反常地時常找政府麻煩，那肯定是政府有問題。
這是一種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確的。上級政府攤派到廬陵的賦稅相當重，當然，這並不是政府的錯。中國古代政府靠壓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態，「輕徭薄賦」的政府鳳毛麟角。吉安政府對廬陵的賦稅中有一項是關於葛布（葛的纖維製成的織物）的，問題是，廬陵不產這種東西。對根本就沒有的東西收稅，百姓當然不幹了。
王陽明還未坐穩廬陵縣縣長那把交椅，一千多名百姓就敲起了戰鼓，向新來的大老爺投訴，聲稱他們絕不會繳納葛布的稅。
王陽明看了狀紙，又看了案宗，發現這的確是一項莫須有的稅收。於是，他答應廬陵百姓，會要求上級政府取消這個稅，甚至是取消更多沒有必要的稅。這種包票打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王陽明陷入了困局：賦稅任務是上級攤派下來的，下級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證完成任務，沒有任何藉口。但有的賦稅是不合理的，強行徵收，百姓的反應一定是極為惱火。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激起民變。
王陽明是那種一定會為民請命，但絕不會直來直去的人。他找來前屆政府的工作人員，詳細向他們詢問廬陵賦稅的來龍去脈。這些人就把事實告訴了他。三年前，廬陵的賦稅還沒有這樣高，自來了位宮廷稅務特派員（鎮守中官）後，廬陵的賦稅就翻了三番。據這些工作人員說，這個特派員姓王，是個宦官，平時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華大宅裡，裡面每天鶯歌燕舞。
王陽明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禍首。只要搞定他，廬陵縣不該繳納的賦稅就會灰飛煙滅。他給吉安府長官寫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監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內容其實是寫給王太監看的。他說：「我在看廬陵的稅收記錄時大為驚異地發現，三年前廬陵的賦稅總額是四千兩，可這三年來卻達到萬餘兩。我先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在別的地方賦稅都在負增長的時候，廬陵縣卻呈直線增長。不過我又仔細看了賦稅名錄，發現有些東西根本不存在，卻還要收稅。我還聽說，以鎮守中官為首的收稅大隊來廬陵像是土匪搶劫一樣。我現在有個小疑惑，這些賦稅是上級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規定嗎？還只是我們吉安府的規定？交稅的日子馬上要來了，可最近這裡發生了旱災，瘟疫又起。如果再強行收稅，我擔心會激起民變。俗話說，饑人就是惡人。一旦真有民變，我不知該如何向上級政府交代。」
他最後說：「我對於這種收稅的事真是於心不忍，而且勢不能行。如果你們認為我不能勝任這份工作，我請求辭職。」王太監看到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這封信不是王陽明寫的，那他不會恐懼。一個對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對於別人的幾句要脅就繳械投降，那他就不是個合格的太監。可王陽明的要脅不同，王陽明此時雖然只是個小縣令，但他的弟子遍佈全國，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舊知新友。天蓬元帥雖然被貶下凡間做了豬，但人家畢竟也是天上來的。
王太監對吉安府長官說：「我看這廬陵的賦稅是有問題，暫時免了吧！等王陽明走了再恢復。」
廬陵人感激王陽明，幾乎痛哭流涕。王陽明趁勢發布告說：「你們打官司，我不反對。但我看你們之前的狀紙是專業人士撰寫的，又臭又長，毫無閱讀快感可言。今後你們如果再告狀，要遵守以下幾點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訴一件事；其次，內容不得超過兩行，每行不得超過三十字；最後，你認為和對方可以解決的事，就不要來告狀。如果有違反這三條的，我不但不受理，還要給予相應的罰款。」
這份告示貼出時，百姓們還沉浸在減免稅收的歡樂中，所以一致認為，打官司是沒有良知的表現，今後要改。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陽明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王陽明趁熱打鐵，繼續對他們的心靈世界進行改造。針對當時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佈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感悟人生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面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死於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透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時間的俗氣所污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
他的辦法是老辦法，但老辦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復了設立於朱元璋時代，早已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兩亭」制度。他要求廬陵縣所管轄的各鄉村都要設立這「兩亭」。旌善亭是光榮榜：凡是熱心於公益事業、樂於助人、為國家和地方做了貢獻的人，在該亭張榜表彰，樹立榜樣。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當地的偷盜、鬥毆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戒他人。這是去人欲。
所謂政治力，無非是一個人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際關係。王陽明在廬陵，首先必須要處理好和上級的關係，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還必須要搞好和下級的關係，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透過他們來實現；他更必須要關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因為百姓是他實際上的衣食父母。但讓人沮喪的是，「父母官」大都熱衷於和上級處理好關係，偶然會用心於下級關係的維護，很少有官員會把時間和精力用在處理和百姓的關係上。理由很充分，中國古代是專制社會，百姓不是他們的權力源泉，上級才是，皇帝才是。
王陽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決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我們注意到，他處理這層關係時的思想就是先讓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喚醒他們向善的心。讓他們專注本職，不要以和自己內心無關的官司為人生目標。
同時，他還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百姓的難處就是他的工作內容。比如他在廬陵縣城視察時發現廬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狹窄，又沒有磚牆相隔，一旦失火，那將是滅頂之災。於是，他就發出命令，要那些臨街民居退進三尺，以拓寬街道用來做防火帶，疏散人口；店鋪店屋退進二尺，做防火巷；每戶出一錢銀子，用來為臨巷道的房屋建磚牆，隔離火勢。
他到廬陵幾個月都沒有下雨，於是他吃齋一個月，停止徵稅，釋放輕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於他的誠心真的感動了老天，一個多月後，一場傾盆大雨降臨廬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為己心。但我們應該知道，王陽明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驗。按朱熹的說法，你沒有工作經驗，就不可能知道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無從下手。你必須先透過書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總結「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王陽明用事實反駁了朱熹，按王陽明心學的說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沒有顯露在基層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為我沒有碰到這個機會，現在我碰到這個機會，那些道理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關於基層工作的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為百姓好，就能想到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後去做就是了。
這正如他對弟子徐愛說的，孝順父母還需要去外面學什麼？只要你有孝順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來了要給父母添衣服，夏天來了要給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廬陵一樣，只要有一顆為百姓的心，就必然會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隱患，這種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尋求。
當然，王陽明不僅是個高超的政治家和戰略謀劃家，還是個能靈活處理具體事務的幹練技術官僚。下面這件事就是證明。
廬陵不僅訟棍多，惡棍也多。王陽明曾活捉了一個綽號「王和尚」的強盜。經審訊，王和尚是一個強盜團夥的左右手，這個強盜團夥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經過王陽明的一番心靈啟蒙，王和尚居然良知發現，供出了老大多應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緝拿歸案，並且招供。王陽明將他們送到上一級政府。但過了不久，王陽明收到上級的抗訴信，信中說，這件案子是冤案，多應亨和多邦宰是純粹的良民，之前發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經承認。上級政府要王陽明重新審理此案。
這案子並不難斷，三人作案時的目擊者有很多，當時也取證了。而且三人也承認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種可能：多應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點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頂罪。
王陽明不想讓罪人逍遙法外，他決心讓這三人重新親口承認罪行。開庭審問前，王陽明叮囑他的幕僚說，當審訊到一半時，你就來找我，裝作有要事的樣子。幕僚聽從。王陽明上堂後從頭到尾問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應亨、多邦宰無關。這時，王陽明的幕僚走出來說有要事，王陽明離開。趁著三個罪犯不注意時，王陽明偷偷地鑽進了桌子下。過了一會兒，王和尚見大堂上只有他們三人，就低聲地向二人說道：「等會兒可能要給你們上刑，只要你們能忍耐下來，我就能替你們脫罪。」他話音剛落，王陽明就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著驚愕萬分的三人。
這是王陽明「機詐」的又一典型事例，王陽明絕非是一本正經的冬烘學究。處理實際問題，他向來都是靈活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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