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者導言】
本書六篇文章的主題大手印，是藏傳佛教噶舉派主要的修持。這些以古典藏文寫作的文章，著作於公元十二至十七世紀之間。
大手印主要是了悟自心本質的一項簡單又直接的方法。公元十世紀時，大手印法門首次出現在北印度；公元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時，各種傳法經印度人和藏人進入西藏，最後融入噶舉派的傳承之中。當今噶舉派首屈一指的大學者堪千創古仁波切(Khenchen Thrangu Rinpoche)(b. 1933)精選出十一篇關於大手印的著作，而本書收錄的便是其中的六篇。
噶舉傳承較高階的密續修法有兩個部分：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在生起次第中，行者觀想自己是已獲證悟的本尊，置身神聖的本尊宮殿內，周圍眷屬環繞，其修證主要在觀想、持咒、祈請和供養。行者透過淨觀本尊及其剎土的薰習，將凡夫的感知習氣淨除，開顯一切精神和物質現象的本俱清淨。
噶舉派將圓滿次第分為兩類：方便道和解脫道。方便道主要是那洛六法的修持，解脫道主要的修持即是本書的主題——大手印。
大手印的藏文發音為「嘉千」(藏文：phyag chen)，字面的意思為「大封印」。大手印傳承大師對它的解釋是：萬法為佛果所封印，而佛果即是本來圓滿、本俱的真實本質，所以，此心無可增、也無可減，除了本來具有的，無有解脫可得。而通常有的一個說法是：我們之所以無法證悟大手印，不是因為它太難，而是因為它太簡單；不是因為它太遠，而是因為它太近；不是因為它太隱晦，而是因為它太顯而易見了。
因此，大手印傳統以「平常心」一詞來表達，除了我們已有的心之外，證悟別無其他。正如孜立．那措．讓卓(藏文：Tselé Natsok Rangdröl)在本書的文章中提到的，行者所犯的錯誤是：「認為保任自心的平常心還不夠，想要另外尋求某個思維造作的勝妙修證。」
真正的修證是向內觀照，直視自心，沒有思維概念、分別和論斷。自心的真正本質就在那兒，任何人都可以照見，任何以這種方式觀照的人，絕對能夠照見它——至少在念頭生起之前，也會有剎那的瞥見。修證的主要目的，也就在於去熟悉這個對自心的直接照見。
儘管如此，漸進式的系列禪修也會伴隨著大手印的教授，其中包括基本寂止修——以穩固專注力，以及次第的觀察修——以逐步引導行者進入大手印的實際修持。
創古仁波切在許多場合中強調，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日佩多傑(Rikpé Dorjé )(1924–81)曾告訴他：大手印是對西方人最為有益的法門，因為它的修法並不繁複，也沒有文化上的陌生感。仁波切同時指出，修持繁複的法門如那洛六法和閉黑關等，並不會得到任何比大手印還高的成就，那些乃是為不信如此簡單的方法便可證得究竟的人而教授的。然而，仁波切補充，修習多種法門有助於行者的進步。
印度大手印的歷史
「大手印」第一次成為為「佛果」的同義詞，是出現在較高階的密續如《佛頂蓋密續》(Buddhakapāla Tantra)當中，而在更早期的佛教文獻中，它有不同的用法。據說開顯《佛頂蓋密續》的是薩惹哈(Saraha) (第九至十世紀人)，而薩惹哈的道歌(音譯為「兜哈」)(梵文：doha)被認為是大手印傳承的起源，因此薩惹哈被稱為是大手印的第一位人間導師。
兜哈是與印度大手印法教關係密切，為印度歷代成就者所使用的一種文學媒介。然而，「兜哈」一詞在翻譯成藏文後，卻失去了它的本意。事實上，兜哈指的是一種壓韻的對句，著名的例子便是卡比爾(Kabir) (1440–1518)的印度文詩作，其中每組對句都可以是一首獨立的作品。印度詩作會根據其字母長短音節的不同模式，而使用不同的詩節和格律，不像藏文只算每行的字數。由於藏文中並沒有與「兜哈」相對等的詞，因此「兜哈」的藏文翻譯只能說是表面上的翻譯，而非實義上的翻譯。
藏文通常用「庫爾」(藏文：mgur)一詞來指稱與修行有關的歌，因此兜哈及與其相關的以最早期的孟加拉語所作的卡雅帕達(caryāpādas)，在藏文中都被稱為「庫爾」。但這也導致藏文「庫爾」一詞的其他含義，如藏族的民歌等，在反向翻譯時，被誤譯為兜哈，而蒙上一層「證悟之歌」的色彩。
薩惹哈的兜哈是以東方式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語(Apabhraṃśa)所寫成，實際上是由不同記錄者以對句的形式寫下的合集。梵文中，兜哈中的「兜」字的意思是「二」，而兜哈特有的壓韻，在翻譯為藏文後不復存在，例如：
Brāhmaṇ to nā jāne to bhed
Ebhāve pāḍ ā hoḥ e catur ved
(只是念誦四部吠陀之不明真理的婆羅門)
據說，薩惹哈將他的大手印傳承傳給龍樹菩薩，而龍樹菩薩是密續大師，西藏傳統將他的名字與著名的中觀學派相提並論。沙瓦利巴(Śavaripa)被認為同時是薩惹哈和龍樹菩薩的弟子，據說他是來自現今奧里薩(Orissa)地區部族的獵人。根據記載，沙瓦利巴第一次出現在弟子梅紀巴(Maitripa)(986-1063)的面前時，他穿著孔雀羽毛裙，隨侍的兩位部族女子正為他挑著頭蝨。
從梅紀巴開始，我們便有了可信度更高的史料。梅紀巴是印度大手印的主要大師，他跟隨那洛巴學習二十年，據說在五十多歲時開始傳法。他隱居的地方應該是現今比哈爾省(Bihar)和尼泊爾交界的彌薩羅(Mithilā)地區。
來自西藏的馬爾巴．確吉．羅卓(Marpa Chökyi Lodro)(或譯為馬爾巴譯師)從梅紀巴和那洛巴處(956-1040)領受大手印的法教。那洛巴是十一世紀前半期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大師之一。在某份第一手資料中，對晚年的那洛巴有著令人訝異的描述，他不但是肥胖，以指甲花把頭髮染成紅褐色，而且還口嚼檳榔地坐在一頂轎子裡。那洛巴的上師是帝洛巴(Tilopa)(928-1009)，而我們對帝洛巴的瞭解主要是透過其弟子的傳奇故事。帝洛巴尤其膾炙人口的道歌是〈恆河大手印〉(Ganges Mahāmudrā)，因為這是他在恆河邊上傳授給那洛巴的法教。
大手印傳入西藏的歷史
早期傳法
阿底峽(Atiśa)從梅紀巴處獲得大手印的法教，而他獲得傳法的時間必定是在西元1040年之前，因為那洛巴的圓寂和阿底峽經尼泊爾前往西藏的都是發生在這一年。1042年抵達西藏後，阿底峽便一直待在西藏直至圓寂，在西藏前後一共十二年，享年七十二歲。阿底峽將大手印傳授給弟子仲敦巴(Dromtön)(1004–63)，然而仲敦巴因為擔心它會在行為律儀上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便反對將它納入噶當派(Kadam)內。
馬爾巴．確吉．羅卓(西元十一世紀)是梅紀巴的弟子，而且顯然也是噶舉派的創始者，但是他的大手印傳承被歸類為次譯派(subsidiary translation tradition) (藏文：zur ’gyur)，因為在初期其他大手印的傳法更為重要，而其中許多是由金剛手(Vajrapāṇi)(b. 1017)所開啟的。
唐巴．郭．尼魯巴(Dampa Kor Nirūpa) (1062–1102)是持有另一個大手印傳承的西藏人。唐巴．郭．尼魯巴的本名是唐巴．郭(Dampa Kor)，在他成為奪舍法(purapraveśa)的遷識對境後，便改名為郭．尼魯巴(Kor Nirūpa)。唐巴．郭是一位雲遊的行者，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前往尼泊爾，之後便一直待在那裡，據說死時才十九歲。當時住在同一個房子裡的，還有一位七十三歲的長者尼魯巴，他是梅紀巴的弟子卡洛巴(Karopa)的學生。尼魯巴藉由奪舍法進入唐巴．郭的身體，令它死而復活。在尼魯巴舊的身體火化後，他便穿上印度的服裝，依著這具年輕藏人的身體前往西藏，同時將名字改為兩人的合名郭．尼魯巴。之後，他改穿藏人的衣服，傳授大手印法教二十一年，享年四十歲——這回他辭世的方式較為傳統。
中期傳法
繼大手印早期的傳法後，接著是中期的傳法。這時，梅紀巴的另一位弟子金剛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金剛手於西元1066年移居加德滿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並且跟他的克什米爾弟子達瑪師利(Dharmaśrī)前往西藏，在昌地(Tsang)給予許多的傳法，而藏傳佛教的經典中有十一篇著作源自於他。金剛手的教法傳承，被稱為上派或西派大手印傳承，以別於其他兩個大手印傳承——下派(lower)和後期(later)傳承。
大手印的下派傳承(或稱東派大手印傳承)始於金剛手的弟子阿蘇(Asu)。阿蘇是生於尼泊爾的婆羅門，據說他曾途經西藏前往中國朝聖，他與一位藏族女子結婚後，便定居在遍玉地區(Phenyul)。阿蘇有許多弟子，並且透過他四個兒子中的兩位，建立起大手印的家族傳承。
阿蘇傳授大手印給密勒日巴的弟子惹瓊巴(1084—1161)。惹瓊巴也師從梅紀巴四大弟子之一的羅摩波羅(Rāmapāla)，以及梅紀巴七位中等弟子之一的帝普巴(Tipupa)。惹瓊巴將各種教法帶入西藏，甚至將它們傳給自己的上師密勒日巴。惹瓊巴的傳法對竹巴噶舉有重要的影響；竹巴噶舉始於林惹巴(Lingrepa)，而林惹巴曾是惹瓊巴的布衣傳承當中的一名行者。
後期傳法
大手印的後期傳承來自於那波．謝德(Nakpo Sherdé)。那波．謝德是金剛手晚年在尼泊爾的弟子，主要修持薩惹哈的道歌。
大手印的口訣也在西元十二世紀傳入西藏。一位來自南印度的班智達毗盧遮那羅悉達(Vairocanarakṣita)，在北印度跟隨幾位大師學習，其中最有名的是當時最偉大的印度佛法大師阿跋耶伽羅笈多(Abhayākaragupta)。毗盧遮那羅悉達的主要大手印上師，是那爛陀佛學院的偉大學者暨瑜伽士蘇羅波拉(Surapāla)，他傳授毗盧遮那羅悉達〈不作意二十六法〉(Twenty-Six Teachings of Nonattention)。之後，毗盧遮那羅悉達成為一位大手印的成就者，同時也精通其他密續。他去過西藏幾次，最後在那裡圓寂。毗盧遮那羅悉達譯有許多大手印的道歌和法教，其中包括梅紀巴的在內。據說他在西藏的弟子包括本書的作者之一喇嘛祥(或譯為祥尊)(Lama Shang)(1122—93) 。
噶舉派
噶舉派是藏傳佛教的主要教派之一。噶舉派成立於西元十一和十二世紀間，之後很快便發展為幾個獨立的分支。
佛教在第七和第八世紀傳入王朝統治下的西藏，而這個早期的佛教傳承被稱為寧瑪派或舊譯派。十一世紀時，西藏的王朝已經四分五裂，個別的藏人開始前往印度尋求西藏沒有的法教，尤其是第九和第十世紀出現在印度的無上瑜伽密續，自此以降，在西藏形成的教派便總稱為新譯派。
「噶舉」字面上的意思是「言傳派」(或口傳派)，它的創始者是馬爾巴，因此馬巴噶舉便成為所有噶舉派的通稱。馬爾巴多年在印度和尼泊爾尋師求法，特別是在那洛巴和梅紀巴的座下學習。馬爾巴在西藏是一位富有的地主，他的生活方式與其弟子密勒日巴(1040—1123)[19]的苦行形成對比。密勒日巴是西藏宗教史上最膾炙人口的傳記中的主角；十五世紀末時，密勒日巴的傳記和道歌集由倉雍黑魯嘎（西藏瘋行者）(Tsangnyön Heruka)(1452–1507)編撰成書。倉雍黑魯嘎這位非比尋常的編撰者，同時也撰寫了一部廣受歡迎的《馬爾巴傳》。雖然這兩部書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傳記，但就歷史的正確性而言，可信度仍然不高。在早期的傳記中，密勒日巴被視為是佛的化身，而倉雍黑魯嘎所寫的《密勒日巴傳》與其他作者的不同點在於：早期的傳記將密勒日巴描述為佛的化身，而倉雍黑魯嘎筆下的密勒日巴，卻是一個必須克服許多障礙才得以成佛的凡夫，因此他的這部《密勒日巴傳》向來是所有教派行者的勵志書。
密勒日巴一生多半獨自在山洞中閉關，而他大部分的主要弟子也過著同樣的生活，其中包括他的大弟子惹瓊巴(1084—1161)。惹瓊巴在噶舉派的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因為他也曾經前往印度，並將包括大手印在內的一些法教帶入噶舉派。
第一座噶舉派的寺院是由密勒日巴的弟子岡波巴．索南．仁千(Gampopa Sönam Rinchen)( 1079–1153)所創建的，而他又以達波．拉傑(Dakpo Lhajé)而聞名，因此許多起源於岡波巴的許多支派，便統稱為達波噶舉。岡波巴原先是噶當派的一位僧人，而噶當派著重在基礎律學和經教的實際運用，比較不強調更高階的密續法教。岡波巴融合了這兩個對比明顯的傳統，並且創建僧團做為修持密勒日巴法教的基地，從此奠定了叢林噶舉派廣大興盛的基礎。倉雍黑魯嘎在其十五世紀的著作《密勒日巴傳》中，將岡波巴描述為密勒日巴如日的主要弟子，而將惹瓊巴描述為密勒日巴如月的次要弟子。
岡波巴以其學者的素養，成為噶舉派中第一位著作豐富的大師。他對道次第的詳盡論述《解脫莊嚴寶論》，至今仍是噶舉派修學的重要基礎。
岡波巴的繼承人是他的侄子貢楚(Gomtsul)(1116–69)，全名為貢巴．楚誠．寧波(Gompa Tsultrim Nyingpo)，他以出任岡波巴寺院的住持，而繼承岡波巴的傳承。岡波巴在貢楚十歲時收養了他，並宣佈他是一位印度班智達的轉世。貢楚後來直接涉入對拉薩政教衝突的化解。他在拉薩重建被損毀的主寺，並恢復拉薩地區的治安。
喇嘛祥(1122—93)是貢楚的弟子，他延續其入世的事業，在當地建立了穩固的教權統治。此外，喇嘛祥創建察巴寺(Tsalpa Monastery)和察巴噶舉(Tsalpa Kagyü)。雖然獨立的察巴噶舉至今已不復存在，但本書中有兩篇察巴噶舉的教言，其中一篇的作者即是喇嘛祥。
在十一世紀後出現的超過十五個的噶舉派別當中，至今流傳下來的主要獨立派別為：噶瑪噶舉、竹巴噶舉，以及止貢噶舉。竹巴噶舉同時以西藏和不丹傳統流傳下來，它最著名上師貝瑪．噶波(Pema Karpo)，也是本書收錄的大手印著作的作者之一。
規模最大的噶舉派別是杜松．虔巴(Düsum Khyenpa )(1110–93)所創建的噶瑪噶舉。杜松．虔巴是岡波巴和惹瓊巴的弟子，他是以噶瑪巴之名持續轉世當中的第一位，同時也是當今普遍存在的祖古【中譯註1】轉世系統的先驅。在噶瑪噶舉傳承的眾多祖古中，夏瑪巴和大司徒的傳承舉足輕重。雖然岡波巴、喇嘛祥和杜松．虔巴都能夠認證偉大上師的轉世靈童，然而第二世噶瑪巴噶瑪．巴希(Karma Pakshi)(1204–83)是繼承其前世的寺院和權位的第一人；第三世噶瑪巴讓炯．多傑(Rangjung Dorjé)為本書中兩篇文章的作者。
至於規模較小、現今仍然存在的噶舉支派中，巴絨噶舉(Barom Kagyü)在西藏東北部的果洛地區(Golok)仍有十多所寺院；達隆噶舉(Taklung Kagyü)在西藏中部和東部都有主要的寺院和傳承，持續以較小規模的形式流傳。西藏東部的也巴噶舉(Yelpa Kagyü)、雅桑噶舉(Yasang Kagyü)和綽普噶舉( Trophu Kagyü)持續保有一些寺院和祖古。瑪倉噶舉(Martsang Kagyü)目前雖然沒有自己寺院，但它的主要祖古和法教仍然繼續流傳。修賽噶舉(Shuksep Kagyü)已轉變為寧瑪派的一支，它有一所非常著名的尼寺。此外還有依附在噶瑪噶舉之下的蘇曼噶舉(Surmang Kagyü)和聶多噶舉(Nedo Kagyü)[31]。香巴噶舉(Shangpa Kagyü)理論上是不同於馬巴噶舉的獨立傳承，因此它可以被歸類為獨樹一格的教派，但目前主要是保存於噶瑪噶舉當中實修傳承的一支。
致謝
我極為榮幸能夠參與圖滇．錦巴的這項前瞻性計劃。圖滇．錦巴的才智和發心無以倫比，唯有他自己的耐心能與之匹配。堪千創古仁波切是我這二十年當中法喜充滿地為之翻譯的上師，他親自挑選出這些文章，賜予我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個挑戰的任務，俾令我不負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雖敗猶榮」的至理名言。
如果沒有艾瑞克．卡倫貝爾的察卓基金會的善心，我甚至不可能在這條路上邁開第一步。我尤其感謝已逝的琴恩．史密斯(Gene Smith)以及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的全體工作人員，他們的恩德令一位翻譯者的工作容易千萬倍。
《大手印及相關口訣》(Mahāmudrā and Related Instructions)一書的法文譯者克瑞斯秦．查德(Christian fChartier)，對於我在英文翻譯的修訂上，提供極為寶貴的協助。維也納大學(Vienna University)的甘珠爾和丹珠爾研究資源(Resources for Kanjur & Tanjur Studies)網頁，解開本書首版中某些引言來源的神秘——或者讓我們確立其來源確實神秘。
在許多人的幫助下，今天我才有接下這份工作的能力，尤其是：開啟我藏文學習之路的已圓寂的阿貢仁波切(Akong Rinpoche)、已故的藏文教師滇巴．嘉岑．那吉(Tenpa Gyaltsen Negi)、教導我梵文和巴利文的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教授李察．恭伯瑞奇(Richard Gombrich)。
我還要感謝在諸多章節上直接為我釋疑的善知識：阿勒增喀仁波切(Alak Zenkar Rinpoche)、堪千創古仁波切、朗欽加布仁波切(Lamchen Gyalpo Rinpoche)、詠給明就仁波切 (Yongey Mingyur Rinpoche)、卡爾．布朗赫洲(Karl Brunnhölzl)、莎拉．哈汀 (Sarah Harding)、愛渥德．翰寧(Edward Henning)以及洛卓．桑波(Lodro Sangpo)。
同時我也非常感謝得到艾瑞克．貝瑪．昆桑(Erik Pema Kunsang)先前對孜立．那措．讓卓(Tselé Natsok Rangdröl)著作的譯文，這份譯文是我不可或缺的指引。此外，多位學者的著作令我受益良多：亞歷山大．伯金(Alexander Berzin)、修伯特．德克里爾(Hubert Decleer)、伊麗莎白．英格里胥(Elizabeth English)、大衛．噶睿(David Gray)、克里斯多弗．林德楞(Christopher Lindtner)、丹．馬汀(Dan Martin)、克提斯．雪弗(Kurtis Schaeffer)、安筑．史奇爾頓(Andrew Skilton)、高崎直道(Jikido Takasaki)以及津田真一(Shinichi Tsuda)。
特別地，我要感謝大衛．克特史東帶著助手李．果思—威爾森(Lea Groth-Wilson)和蘿拉．康寧翰(Laura Cunningham) 編輯我的文章，完成這項無人艷羨的工作。尤其要感激的是我的內人愛蜜麗．鮑爾(Emily Bower)，感謝她持續的支持、鼓勵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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