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恩vs. STS的興起：《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年後的謎團與新視角（摘錄）
一、從一位老物理學家的回首談起
在孔恩過世前不到一年，他在希臘的雅典大學作了一個長達70頁的深度訪談（PHP），內容幾乎涵蓋了孔恩的一生。不同於其他較短的訪談，孔恩過世前同意將此訪談放入他的論文集Essential Tension（1977）的續集The Road Since Structure（2000）中，與該書孔恩其他的正式哲學論文，等量齊觀。為了思考與討論本章的「孔恩vs. STS」之謎，筆者選擇從這篇訪談挑出三點頗有意義的線索來開始回溯，也就是說，本章將從一位老物理學家的回首開始談起。
（一）在PHP，如同以前一樣，孔恩確認他的《結構》一書是個直接以「科學社群」內部發展為焦點的「科學內在史」作品，甚至同時，他也曾間接提到自己本身就是個「內在科學史家」（Kuhn 2000: 50）。不過，當年當他收到科學史家Alexandre Koyré（夸黑）的信，說他的《結構》一書把科學內在史與外在史連在一起了，孔恩看了一開始覺得奇怪，因為那並不是《結構》這部內在史研究在做的事。但孔恩繼而想到因為這是來自他仰慕的夸黑的肯定，他就覺得非常的高興（p. 286）。所以，即使到了晚年，他與SSK的隔閡眾所周知，孔恩仍不反對《結構》有可能可以連接上科學外在史或社會學，只是，他的確有個傾向，越來越認為自己是科學內在史家，而與《結構》時期的孔恩有點不同。這點，應該與他要與SSK做「劃界工作」（boundary work）有關，本章後面會逐步闡明。
（二）當問起孔恩過去跟他的研究生們（pp. 303-305），他基本上只舉了柏克萊時代的兩位研究生John Heilbron（約翰．海布朗）與佛曼。他仍記得後來在普林斯頓教書時，讀到Forman（1971）的“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1927”一文，因為喜愛這篇文章，而主動在科學史研究所的布告欄貼上這一句話：「這是他自從發現了夸黑以來，最令人振奮的一篇論文！」當然這篇文章不可能全對，但孔恩認為佛曼在面對批評時，讓步太多了。不過，無論是海布朗或是佛曼，他們後來做科學史，都遠離了孔恩做科學史的那種方式，而大部份做的是科技與社會導向的研究、或是關於科學的社會環境與機構等。雖然這多少是科學史領域的自然發展，但他並不很喜歡都是那樣。在這個意義上，孔恩覺得，他不曾生產過任何知性上的孩子。這令他尷尬，但或許這也是因為人們總是要離開他們的教授—父親吧。當時在柏克萊還是個大學生的Jed Buchwald是唯一的例外。孔恩很少談他在普林斯頓時期的學生，是有點奇怪，當問起他在MIT語言與哲學研究所的學生時，他也說他沒有哲學的學生，甚至他有點將他們趕開（p. 305），後來他反省起來是有點不負責任。孔恩的說法或許是，他曾經對哲學很有興趣，但後來因為哈佛的工作而接觸科學史，終於寫就了《結構》並從此進入論辯的時代，這使得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哲學界的局外人，並不有益於要找哲學工作的年輕人來作他的學生（pp. 305-306）。
（三）在PHP的訪談裡，孔恩也難得的談到他的少年時期，還有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運時期與學生們的交往經驗。受孔恩具有社會意識的雙親的影響，從六年級到九年級，他在一間受杜威「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運動影響的Hessian Hills初中就讀，該中學頗有些左派老師，鼓勵同學要做和平主義者，強調獨立的心靈與思考，並養成對自己的信心。後來孔恩到MIT教書時，發現許多大學畢業生從未寫過10頁左右的報告，而他自己在六、七年級時就寫過至少一篇25頁的報告。少年孔恩在Hessian Hills參加過很多示威遊行，如May Day等，還曾被紐約報紙報導過，當時他也曾苦思是否要簽署學生的反戰連署（包括對自己的國家）等（PHP: 256-258）。但後來孔恩離開Hessian Hills，一直到哈佛畢業，他雖然仍然保持著自由派的信念，卻從此以後不再是一個社會運動者（activist），為此，孔恩有時覺得頗尷尬（p. 266）。到了1969至1970年，普林斯頓學生因為美國開始轟炸寮國而爆發學運時，曾有許多基進學生因為《結構》的科學革命說法而極為仰慕他，當然他們同時也反對常態科學的權威性。所以在一些運動團體的演講中，孔恩常在激動的學生們面前被迫說他的書中並沒有說哪些哪些。《結構》在當年的基進團體中被誤解，這使得孔恩的學生有時都需要對他們作解釋，才能替孔恩解圍：就科學權威傳統的創造性而言，「這其實是本很深刻的保守著作」。為此，孔恩十分遺憾，多年來覺得自己被很糟糕的對待（p. 308）。為什麼遺憾？在本書的第七章，孔恩的另一種社會實踐中，筆者會對這個問題作新的發揮。
從PHP選出以上三點，可以看到孔恩細緻又複雜的生命史。他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科學內在史家—本章前後會幾次回到這個問題來，或者像一些科學哲學家一樣，毫不掩飾對SSK強綱領的厭惡。雖然，質問某一位科技史家本質上究竟是外在史還是內在史家？這個幾乎是個冷戰史學史中的政治問題，在後冷戰時代的科學史界已經不再重視，也是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兩位SSK歷史學家作者在80、90年代一致想要排除與轉化的問題，但是在壯年孔恩與SSK興起的冷戰時代，此問題的確顯示著歷史學家們的立場與存在感受。筆者需要對這些作者們的劃界工作作歷史分析，孔恩與STS興起的關係才可以更清楚。
就本章的問題意識而言，孔恩幾個學生中的發展，大概是佛曼近乎科學社會史的研究與立場最為相關，後續的影響力也很大。我們仔細看看孔恩對他學生佛曼的態度，其實十分有趣。佛曼的成名作〈威瑪文化與量子理論〉（後簡稱〈威瑪文化〉）這篇長文，其中的論證，是在強調一次大戰戰敗後德國威瑪文化中的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Oswald Spengler所喚起的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沒落感、不再重視理性而強調直覺等傾向，如何強烈影響到許多德國物理學家對古典力學與古典量子理論中因果律的態度，甚至給讀者感覺說，他把一個劃時代的量子力學革命（1925至1927年）的前身（即古典量子理論），說成是許多德國物理學家因為面對強勢的德國戰敗後的主流文化，主動或被動地在海森堡或薛丁格提出令人滿意的、蘊含非因果律的量子力學之前，就早早宣揚非因果律（1918至1925年），以迎合那種主流文化氣氛的尷尬歷史因緣。雖然筆者不否認佛曼有很強的論據，但讀來這種論證風格不似夸黑、孔恩以來細緻的科學理論演變分析，而更像當年的莫頓在分析17世紀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或如孔恩在討論文藝復興的新柏拉圖主義如何影響了哥白尼的天文學取向。不過要注意的是，佛曼這篇看似科學文化史的論文，其實也是奠基於〈威瑪文化〉發表前的幾篇量子力學史專技的論文。再者，成長於60年代柏克萊反戰文化中的佛曼，十五年後聲調更高，把討論場景放到二次大戰及之後的美國物理學社群，寫了另一篇爆炸性的長文“Behind Quantum Electronics:National Security as Basis for Physical Research in US, 1940-60”（Forman 1987），鋪天蓋地的收集資料來討論當代美國軍方如何形塑菁英大學中的科技研究議題。佛曼強調美國物理學界，如何在二戰以來，大肆接受國防部與海軍部的經費，並接受其形塑與導引，一些人並在後來樂於成為雷根星戰計畫的智庫前鋒。就這樣，佛曼成為了美國60年代反叛的一代中的學術名家，一個孔恩本來有機會站但是不願意去站的位置。而像〈威瑪文化〉、〈量子電子學的背後〉等這種論文，與孔恩當年充滿哲學反思意涵的《結構》一書，相去已不可道里計。那麼，為什麼孔恩要大為稱讚佛曼呢？答案之一或許是，其實孔恩自己過去也寫過類似格式的科學文化史，只要論證精詳，並且能包括到一些科技的知識細節，孔恩自己當然是接受的，雖然他自己寫的不多。
再者，從孔恩的前—《結構》時代開始，他在哈佛教通識教育的成果《哥白尼革命》（1957）一書，不正是強調當時社會中有太陽崇拜意涵的新柏拉圖主義運動，對哥白尼天文學的影響力嗎？而那不也是哥白尼要放棄托勒密系統的真正原因嗎？即使當年孔恩還沒有典範這概念，科學文化史的寫法，他已經頗善為之—即使到今天，《哥白尼革命》仍然是西方少數最暢銷的科學史教科書之一。後來的《必要張力》（1977）論文集中，我們仍有機會看到孔恩早年費力寫就的〈能量守恆作為同時發現的一例子〉這篇極有份量的科學文化史論文，強調了浪漫主義的Naturphilosophie哲學思維，在19世紀對許多不同的物理學家的影響，繼而多方導致了能量守恆的同時發現。所以，在《結構》序言第10頁的註4，孔恩特別整理了他過去在科學社會史上的研究成果，包括《哥白尼革命》，並很著名地寫道：「所以，只有對於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而言，科學史外在因素的角色是次要的。」（底線為筆者所加）。不過，即使在他的《結構》一書中，雖然他對於科學的理解已經有跳躍性的發展，不同於之前在哈佛的時代，孔恩仍然常引用到這些科學文化史的例子。這表示，《結構》一書的思想架構，雖然被當年孔恩定位為科學內在史的著作，也沒有特別強調外在文化對西方科學發展的影響，但科學典範，仍然與社群外在的時代文化氛圍，是相通的。這條通路，也成為了後來孔恩在《結構》的〈後記〉中解釋如典範這樣的「學科矩陣」（disciplinary matrix）時，呼應了矩陣中的一兩個重要的元素，如形上學的承諾、模型、價值。
在討論到科學內在、外在史的立場選擇問題時，我們可以再思考一下當年孔恩寫新柏拉圖主義如何影響哥白尼的著名論點。《結構》時代的孔恩，把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看成是外在史、起碼是文化史，而非科學社群內部的歷史。這是孔恩當年的定位。不過，今天從一個科學史研究的角度，我們仍然可問，是否新柏拉圖主義，從文藝復興時代的觀點來看，其實本來就與科學「同屬一個文化」，所以也算科學內部的歷史，而孔恩當年難道犯了他最希望科學史家要避免的Whiggish（輝格觀點：以今觀古—時代錯誤）的弊病？不過，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仍然頗有爭議，但本書也不是仔細討論那問題的地方，目前的重點其實在孔恩他自己劃界的歷史意義。一個相關的問題是，論者又以為，如果新柏拉圖主義算是外在史，那麼是否夸黑也算是外在史家了？畢竟，在他的From the Close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後簡稱From the Close World）一書中（Koyré 1957），他從教會哲學家古薩的尼可拉開始，把17世紀的哲學和科學放在一起（互為因果），討論到劍橋的新柏拉圖主義者Henry Moore（亨利．摩爾）、教會哲學家N. Malebranche（馬勒布朗雪）對牛頓的空間觀念的影響等等，但是，我們一般不是說，夸黑是科學內在史的典範嗎？不過筆者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理解，From the Close World一書，是夸黑比較特別的一本學術演講集的擴充，他為了要描述與17世紀科學觀念大轉換同時發生的整體觀念革命，因為涉及到宇宙模型與目的的整個改變，除了科學家之外，夸黑也看到當時的哲學家、神學家也多少都參與了這個辯論，故而此書才討論了許多宗教、哲學、與科學（pp. viii-ix），而與他成名的內在史專著如Galileo Studies不一樣。再說，連孔恩也承認，其實夸黑不是個嚴格意義下的科學內在史家，因為他常強調哲學與宗教對科學的影響，他以內在史知名，應該主要是在反對1930年代以來蘇聯格森式的科學社會經濟史罷了，見本章後面。
所以最後，即使孔恩在PHP心情複雜，但是，科學文化史，大概不是孔恩最擅長，也不是他最著名的部份。正因為如此，佛曼大概也漸行漸遠了孔恩所做、所教導的那種科學史研究（典範、範例、危機、科學革命、不可共量性等），甚至，〈威瑪文化〉一文還可以回過頭來挑戰到孔恩的典範危機概念。反之，本章後面還要強調，在強綱領意義下，佛曼的〈威瑪文化〉研究，正是當年布洛爾、巴恩斯等SSK的發起人所能夠舉出的最佳範例之一。那麼，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孔恩在MIT退休那年，1991年，對SSK強綱領所做最明白的評價與反省。
二、「輕率的評價，就看不見一個真實的哲學挑戰」
2007年，海金在臺灣曾說，許多年輕的STS人會說：「好吧，我們乾脆不理Rothschild Lecture，但孔恩仍然是我們的國父（founding father）。」海金就稱讚他們，說「這是個非常健康的反應。」（Hacking 2008: 269）但是，1991年孔恩在Rothschild Lecture（“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裡面，究竟說了什麼？1991年，孔恩已經是美國科學哲學學會的會長。經過他多年的努力與辯論，似乎，科學哲學界對孔恩的傳統敵意已經轉為尊敬，或許90年代是他回頭來處理《結構》思想與SSK／STS關係的時機了？而今天我們知道，一般SSK人、包括海金，都習慣性地把孔恩的Rothschild Lecture看成是一篇敵視SSK的文字，但是，筆者有另外不同的看法。
其實，Rothschild Lecture裡的孔恩是從一個分庭抗禮的立場開始評論強綱領，並指出他和強綱領分道揚鑣的關鍵，同時，孔恩作了點自我反省，然後強調SSK是個真實的哲學挑戰。孔恩首先說了一句常被人誤解而隨意引用的話「一些人覺得強綱領的宣稱是荒謬的：是個解構到發狂的例子，我也曾如此想」（Kuhn 2000: 110），但幾句話之後，孔恩領悟道：
The strong program and its descendants have repeatedly been dismissed as uncontrolled expressions of hostility to authority in general and science in particular. For some years I reacted somewhat that way myself. But I now think that easy evaluation ignores a real philosophical challenge.（2000: 111）
之後，他才企圖提出解決整個問題的「另一個進路」（pp. 119-120）。不過，我們首先要瞭解，孔恩到底讀過多少早期的SSK／STS研究？在廣泛閱讀過孔恩的著作與檔案書信訪談之後，筆者的估計是布洛爾的強綱領（1976）、應該還瀏覽過巴恩斯的《孔恩與社會科學》、謝平與夏佛的LAP，當然再加上佛曼的〈威瑪文化〉、魯維克的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1985），不多，但多少都是經典名著。現在從Rothschild Lecture看來，孔恩使用利益、權力的概念，似乎仍停留在個人利益，或巨觀的政治、外交與軍事權力等層次，而並沒有仔細瞭解到SSK後來對利益概念的仔細分析，例如早在1982年謝平的分析與整合，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雖然孔恩曾「發現了」高明的法國科學史學者夸黑，強烈影響了他，但對於法國後結構以來的傅科傳統，乃至後來影響到英美SSK研究內涵的其他傳統，例如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孔恩的瞭解頗為有限。在這個意義下，孔恩對強綱領的批評，基本上是認為他們把利益無限上綱。雖然在科學中利益有其地位，孔恩理解，但是理性與邏輯往往有其基本範圍，甚至，理性與利益二者是個零和的情況，不能把利益與社會因素無限上綱，擠壓到理性與自然。順著前面孔恩區分科學內在、外在史的討論，孔恩認為莫頓的科學社會學，從科學社群的外在社會因素來分析對科學機構或價值的影響，貢獻不小，但是後來的SSK，孔恩（1983）有時稱之為「內在的科學社會學」（internal sociology of science，見後），則企圖也用同樣的社會學解釋模型如利益，來分析科學社群內部的理論或知識發展，則顯然對科學社群內部的理性產生零和的擠壓作用。
可是，如果我們把傅科的論述與系譜學、還有他討論真理的政治經濟學等議題考慮進來，那麼權力／利益，與理性／邏輯的關係，往往就不是同一層次上的零和遊戲，而可能彼此屬不同層次、有上下層交疊而可能互相影響的新情況。當然，愛丁堡的布洛爾本人也不見得同意這個不同層次的情況，不過，他強調的強綱領，部份是源於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原始知識分類（primitive classification），質疑當今學界把「科學」當作「聖域」（the sacred），不能作社會分析，這本來是為了知識社會學不要淪為錯誤社會學，要哲學給社會學留下可以討論「科學知識內容」的空間。至於巴恩斯仔細談利益的問題，當然也不只是個人及其社經利益或意識形態而已。他的觀念部份來自Habermas（哈伯瑪斯）的human interest概念，也部份來自馬克思思想而進一步發展出來。而物理學家出身的孔恩，當觸及了歐洲廣泛而複雜的社會思想傳統後，要如何確保科學理性、維護大自然的份量，可能就會是一種焦慮吧。到了1985年，謝平與夏佛的SSK經典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出版，一個更為精細而全面的SSK典範於焉成形，幾乎快成為《結構》之後的新經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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