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比的史觀與形上思維
周樑楷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一、前言
提到湯恩比，首先得提醒各位，英國的史學界有兩個人都叫做阿諾•湯恩比(Arnold Toynbee)。因為同名同姓，所以一般人會混淆。湯恩比這個家族較早出生的長者湯恩比(1852-1883)在三十一歲很年輕時就過世了。在他之後，家族第一個出生的男孩就以叔叔為名，作為懷念。晚輩阿諾•湯恩比，於1889年出生，1975年高壽過世。
長輩湯恩比最早使用「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個名詞。他於牛津大學畢業後，一邊留任該校教書，主講早期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和影響。過世後，他的門生把講義筆記整理出版。這本書臺灣早就有中譯本，屬於臺灣銀行的系列叢書，書名叫做《工業革命史講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這位長輩湯恩比，政治立場屬於自由主義的左翼，深深同情工人的處境。身為史家，在世僅僅三十一個歲月，而能流傳一本書和創立一個專有名詞，頗為難能可貴。〔參見 周樑楷，《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臺北：商周出版社，2017）。〕
我們今天討論晚輩湯恩比和他的名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湯恩比年輕時，主修古希臘史。這門學問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之間，也就是湯恩比求學期間，仍然屬於liberal arts，內容比較宏觀博雅，與我們今天的文學院及各大學歷史系追求專精不太一樣。從英國傳統人文教育的背景，我們才能了解湯恩比的學問和形上思維。
二、湯恩比及其《歷史研究》
首先談談為什麼湯恩比撰寫如此大部頭的史書呢？他的問題意識及大哉問是什麼呢？其中緣起得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年。
1914年八月間，湯恩比研讀古希臘史家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 B.C.460-395)的《伯羅奔尼薩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這本經典史書，敘述希臘城邦紛紛捲入以斯巴達和雅典為主的希臘「內戰」。就歐洲觀點來說，1914年到1918年的這場「歐戰」其實也是場「內戰」，所以引發湯恩比古今類比。
到了1921年，戰爭結束後不久，湯恩比乘坐火車，跨越巴爾幹半島的山區，望眼窗外，處處廢墟，滿目瘡痍，再度聯想人類文明(civilization)及文化(culture)興亡的深層問題。簡單地說，戰爭與災難激發他的寫作動機。他的自白，好比十八世紀有位英國史家也因為置身千古廢墟之中，而喚起國家衰亡的幽思。那就是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以及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湯恩比一生的志業完全投入著述立說。1954年，《歷史研究》先後已經出版十冊。由於大部頭的套書讀之不易，所以在1957年有人把前六冊改寫成單行本。之後，湯恩比本人在1959年和1961年之間又出版一本回顧性的書籍。1972年，到了83歲高齡，還不忘初衷，大幅修訂原作，改寫成今天各位手中的《歷史研究》。臺灣及中國先後都有中譯本。
早在1951年，臺灣學術界已經有人介紹湯恩比了。當年在臺大任教的張貴永教授發表演講，評介湯恩比的思想。（地點在臺灣省參議會，即今天臺北市的中山堂）。1957年英文版單行本剛出版不久，中譯本也問世，可惜譯文生澀難懂。
值得一提的是，湯恩比本人曾經受邀訪問臺灣，場面不小。1967年海峽兩岸的局勢，中國正展開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對岸反傳統，此岸來個正邪對比，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臺灣當局之所以邀請湯恩比，想來與他推崇中國文明有關，符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策。回想當時，先後有兩位鼎鼎大名的英國史家備受臺灣學術及政治界歡迎，除了湯恩比，另一位也是撰寫大部頭套書推崇中國文化，著有《中國科學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之後零零星星的，偶爾有人討論湯恩比，其中如：政治大學歷史系閻沁恒教授曾經出版專書，研究湯恩比的史觀。
從196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歷史系及學院派的圈子裡，講史學理論或西洋史學史的課程可以隻字不提湯恩比，也不至於遭受孤陋寡聞之譏。換個角度來說，湯恩比其人及其作品儘管盛名如雷貫耳，但是近幾十年來史學界多半認為他「非我族類」，根本沒有資格進入專業史學的殿堂。一般專業史家認為，湯恩比雖然學識博雅，但是偏重「玄想」，應該歸類為歷史哲學或形上學，大可敬而遠之足矣。這是為什麼今天年輕世代的學子鮮少有人聽說湯恩比。學術行情既然如此，今年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經典作品導讀」，指定閱讀《歷史研究》，似乎炒冷飯，但是溫故知新，自有道理。且讓我們順著時序從1970年代說起。
從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世界各地左派思想及社會運動興起。湯恩比先是被定位為文化保守主義者，思想觀點不合時宜。接著，到了1980年代，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歷史」這門學問不斷提出挑戰、質疑，甚至全盤否定，有意連根拔起。其中例如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曾對「大歷史」及「大敘述」提出批評。在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之下，不僅湯恩比，任何大敘述的作者似乎人人失去立足點。
可是到了1989年末期之後，全世界的局勢又掀起巨大浪濤。除了國際政治許多共產國家瓦解，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也隨之興起。按歷史事實來說，全球化的現象自古以來已經發生，不足為奇。可是把全球化當作「概念」來思考，大約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才盛行。推究其因，我個人比較喜歡從「文化與社會」的整體結構入手，強調1990年代以來「高科技—金融—資本主義社會的體制」獨霸世界，明顯造成全球化的影響。各位不妨留意一下，大約就在這時候彼消我長，後現代主義逐漸退潮。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屬於大敘述的、全球化的史書反而大量出籠，令人目不暇給。在這種契機之下，重新閱讀湯恩比這本有關世界史的鉅著，或許可以檢視他的形上思維及歷史思維在二十一世紀仍有什麼參考價值。
三、歷史的單位和文明的模式
我們閱讀《歷史研究》，首先必須把這套世界史書放回1950、1960年代的時代脈絡裡，留意湯恩比從什麼角度觀看歷史？他對時下流行的史學思想有什麼「破」？湯恩比在書中，清楚的表示，反對以「國家」(nation-state)當作歷史的單位。除外，也反對以「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或其他各種中心論觀看歷史，包括單軌式的、線性的和進步史觀。他之所以批評這些觀點，主要與他寫作期間的背景有關。從兩次大戰的戰間期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這幾十年，他眼看各種大大小小的衝突幾乎都和國家主義有關。湯恩比反戰，為了釜底抽薪，主張人們應跳脫國史論述及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禍根。
同時，湯恩比對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興起的「專業史學」頗有微詞，我們現在各大學歷史系接受的教育就是專業史學的訓練。湯恩比深感專業史學有不少流弊。
第一，視野太狹隘了。由於受到科學方法的影響，專業史家多半認為史家應以嚴謹的方法研究專題，儘少處理人文世界中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湯恩比不以為然，認為專業史家援引科學方法難免矯枉過正，失之偏頗。他有意跳脫這種窠臼，所以堅持世界史、宏觀的歷史。
不過，討論大歷史，湯恩比少用“world history”這個字眼，而喜歡用“Civilization”（英文大寫的文明）來指整體的世界史。然而整體的文明史範圍太廣了，不方便敘述或討論，所以要落實在所謂「歷史的單位」之上。什麼叫單位呢？例如，我們買米，要買多少量呢？怎麼表達呢？於是我們可以用台斤為單位。如果要買多一點，可以說兩台斤，要買少一點，就說半台斤。講歷史也是一樣，長達數千年的往事怎麼處理？傳統史學用朝代當作單位，分段地討論。近代由於國家主義的影響，通常用國家為單位。如果略嫌國家這個單位太大，還可以再切割，將國別史再分成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等斷代史。
湯恩比的歷史敘述，在“Civilization”之下也有歷史單位。他以英文小寫的“civilization”（文明）為單位。他認為歷史是由許多小寫的文明組成的。整套書中，他總共列舉了二十一種文明。我建議讀者，不必急著計較為什麼是二十一這個數字，或者花費太多時間審核每個文明是否夠格成為獨立的歷史單位。其實，連湯恩比本人對全世界總共有多少文明也未必十分堅持。
我們讀史書，有時候切忌被一些數字套牢，因為它們並不一定有嚴謹的意涵。例如，十九世紀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他的名著《英雄及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裡，把英雄分成六大類，其中包括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學者文士都稱得上英雄。然而仔細探究，卡萊爾為什麼把英雄分成六類呢？原來他受邀發表系列的演講時，總共講了六回合，所以在方便之下，把英雄分成六類來講。可見讀者閱讀《英雄與英雄崇拜》大可不必計較英雄可否分成七類或八類，學生更不必死背英雄有哪六類。重點反而要思考，卡萊爾訴說的英雄有什麼共同的本質？他們為什麼可以歸納為同類？
（詳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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