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能否心平氣和地討論布赫迪厄？這個問題比表面所見還更複雜。布赫迪厄視其一生論述如同一筆浩大的學術研究之客觀化工程（entreprise d’objectivation），他最後一本鉅著，《巴斯卡沉思錄》（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就是最有力的見證。該書分析學究論理（raison scolastique），以及該論理對於思想運作造成的束縛。布赫迪厄將一己社會經歷當成是一項社會分析的探索對象，並試圖藉此抹去一般自傳作品中得意自滿的筆觸，但他似乎因此就先將此傳記主人翁寫盡了，否則，抑或是他試圖讓自己的身後評價，不致於落入與其自身期待大相逕庭的觀點。布赫迪厄那股作為自己的主人的意念是很強烈的，即使一九八一年他終於登堂入室推開法蘭西公學苑的大門，他依然毫不猶豫向世人坦誠那瑜不掩瑕的失落：以為自己在社會中，並非處於自己應有的一席之地而產生的那種焦慮，既深沉晦暗卻又觸手可及，惟這腔怪異的感受又以深奧的術語來轉述、套上了悖反的慣習（habitus clivé）此一概念。
布赫迪厄在百事待舉之際，提出一套整體性理論（théorie générale）：當時大學殿堂仍呻吟著日落西山的偉大敘事，統定於一的範例亦日漸崩解，他則堅持其創見、最終得以征服世人，並試圖以三項彼此強而有力串連著的基本概念──場域（champ）、慣習（habitus）與資本（capital），來涵蓋社會總體（totalité du social）。時下流行的思想主張所造成的限制，都使得布赫迪厄殊異的歷史地位變得相當隱晦不明：相對於其他的思想風潮，世人亦在其著作中找到某個知識「品牌」，眾人也多少熟練地為他貼上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e），或者是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e）的標章。隨著其國際聲譽水漲船高，我們將之安插在一個經典大師的尊位，一種與他對自己在知識場域中的立足點幾乎不搭調的想像。他最終成為平凡無奇的研究對象，即學究論理所處理的思想物件：布赫迪厄的研究被重新格式化，成為教學人員的知性詮釋能力（entendement professoral）中的壓倒性範疇，然而知性詮釋能力正是他一手打造出來的概念，目的就是用來思考教學裁決中不自覺的固定樣式（modalités inconscientes）。當今美國大學主宰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布赫迪厄在那裡也成為不斷推陳出新的研究對象，這未必是因為眾人詳讀其著作、故而摩拳擦掌，更不是因為去考察其概念的社會生成（genèse sociale）而產生的自我省思。場域此一術語成為一把萬用鑰匙，逐漸與慣習和資本的概念應用脫節，然而，其理論強調三合一、缺一不可。坦白而言，社會學家強加要求其他學科代表必須通過層層考驗，並宣稱要讓這些學科的做事方式和思想風格變得具體客觀，但往往他們對自己的審查是能省則省。社會學者大多在製造出長篇大論的主義學說後，就感到心滿意足，而對哲學史家而言，即使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把重要經籍拿出來做純粹單一的內在論式（internaliste）的解讀是勢在必行的做法，但現在，他們根本就不敢如此貿然。
本書嘗試同時顧及兩大面向，一是針對布赫迪厄理論的中心概念進行精確的分析，就其理論力量與氣魄而言，此一分析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則是將其概念形成的經過，植入一個深具角力意味的場域中，此一作法必要、且符合布赫迪厄一貫的處理方式。這是將布赫迪厄重新整合到他自己創建出來的分析架構中，這不是為了營造一種套公式的做法，而是為了將之置於透視鏡下，並且，若可能的話，檢驗其限制。《定位布赫迪厄》（Locating Bourdieu）是研究布赫迪厄一生的最佳著作之一。人類學家黛博拉．李德–達納海（Deborah Reed-Danahay）在此書中展開了一項概念軌道的分析工程，其手法是比對著布赫迪厄的曲折人生，將一般系統論下因有條不紊的方式而往往疏漏了的概念，全攤在陽光下：尤其是感性（émotions）此一例子，那正是他當年身為哲學新兵（aspirant philosophe）時，最初的研究主題之一。拙著亦著眼於這種「定位式」（localisatrice）觀點，但也嘗試在其概念旅程中，勾勒出其人生脈絡的層層跌宕：其實，布赫迪厄的一生經歷並非不為人知，值得我們注意的，正是他如何在研究工作中開發這些人生經歷，而非僅視之為簡單的事實經過。我所要爬梳的內容並不因此而陷入純思辨的鋪陳，我獻給各位的篇章，步步都落腳在脈絡化（contextualisation）和反思性（réflexivité）的行文中：每一中心概念都是情境分析（analyses en situation）的對象，皆加以檢視其堅韌程度。因此，布赫迪厄在本書中，就像是置身於場域之中的某一施為者（agent）。尤其在其晚年，布赫迪厄本人常以那些為場域開天闢地的人來設想他自己的樣子，例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馬內（Manet）與海德格（Heidegger）等等，這些人都在掀起一場象徵性革命（révolution symbolique）後，讓原本的席次重新分配。本書以下的探索將可幫助理解，透過這類的再現手法，究竟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無可救藥的自信（hybris incorrigible），抑或一紙前所未有的文化史理論提綱。
所以，布赫迪厄從其研究生涯之初就採取的那種「險棋」姿態，將是我以下第一個議題。他最初發表的一些論文往往流露著諷刺挖苦的論調，偶而還大開知識分子智力貧弱的玩笑，嘲弄他們自以為在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錯覺：無論是一九六七年發表於以英語系讀者為對象的〈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中的文章，描寫一群醉心於主體（sujet）在哲學研究中的滅絕與再生的學術團體。或是一九七五年時，在〈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毫不留情地連續砲轟其死對頭、一群阿圖塞的跟隨者。布赫迪厄他獨自一人、或是與他人聯袂，總之，從來就不在乎學術界的禮數。他向來喜歡抱持一種壞男孩（bad boy）的態度，不屑於流水帳輸出，回頭來，卻又因為主流理論紙老虎般的處境而哀嚎痛哭。在他坦承生平經歷的描述中，布赫迪厄嚴正表達了對於某些巴黎前衛知識分子之獨有行徑由衷地反感、甚至是倒胃：他毫不遮掩地指出「時下曾拜倒於薩德（Marquis de Sade）的跟前，並對巴代耶（Bataille）和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等人掀起的性伎倆大嘆觀止，都（使之）噁心不已」。
一般評論家很少注意到，特別是晚年時期的布赫迪厄，其「生成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最突出的特徵，在於能夠頑強地抵抗當年諸如讓客體重新歸位（relocalisation des objets）、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實用主義等主張，以及，簡言之，也在於能夠反對種種新發明，或拒絕去拆除那些被籠統稱之為偉大範例者。面對著整體性理論垂垂欲倒的姿態，布赫迪厄提供另一安心保險的出路，否則也著實便利通順。自從一九七九年《區判》（La Distinction）一書付梓後，即他聲譽如日中天時，他始終意念堅定地去創製一套愈來愈與眾不同的體系。該體系並不追隨當時的主流議題，也就是，不去唱和那些由於整合模型（modèles intégrateurs）日漸衰落而引發的主題，也不追隨自社會之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 du social）的一般基模（schèmes généraux）而衍生出來的題材。因此，與二十世紀末最後二十多年間，大多已改頭換面的社會科學作風相較，晚期布赫迪厄的主張總是反潮流的：〈年鑑學刊〉（Les Annales）的批風已開始轉向，並自一九八九年某一具宣言性質的刊號啟航，但他則敬而遠之；對於科學研究（sciences studies）的諫言，其批評毫不留情；針對四處嶄露頭角的新實用主義（néo-pragmatisme）、其中部分見解乃由主張相左的門生所挑起，他也反唇相譏。他在法蘭西公學苑的最後一門課程，後來二○○一年彙整以《科學的科學知識與反思》（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為題而出版，就是最佳例證：在該書中，他向彌爾頓（Merton）與波普（Popper）致敬，藉此與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以及其他科學研究的大將相爭鋒。我們一眼即可認出布赫迪厄立說中與時代潮流大唱反調的才華，故又為其強而有力的理論建構增添一股不願隨波逐流的氣勢。
布赫迪厄築起一套體系，同時也逐漸抹去體系內部可能會產生干擾的成份。例如，他所謂的主觀論者的知識模式（mode de connaissance subjectiviste），就他所言，乃深具現象學特徵，所以，他進而裁剪又再三檢視。另外，鑒於賽局（jeu）概念的說服力逐漸退卻，他便以「習慣的生成式」（formule génératrice des pratiques）取而代之，也是一個例子。不過，針對pratique此一議題之迂迴繁雜，現象學家或實用主義者嘗試提出種種思考可能，布赫迪厄也並非漠不關心。一九八六年他於聖地牙哥的演講聲名遠揚，當時的布赫迪厄展現了近乎是建構論者（constructiviste）的風範，但我們也需銘記，建構論者該名詞其實是為了翻譯「生成」（génétique）、這一旦譯為英文後便頗為彆扭的用詞。在聖地牙哥的演說中，他透過「雙重結構化」（double structuration）的概念，重新說明在一九八○年付梓的《實踐之道》（Le Sens pratique）一書中已完成的建構內容，不過，同時他也相當透徹地採納了以美國學者的研究為參考依據的內容，那也正是之前的理論說明中未曾出現的成份：例如，班奈特．柏格（Bennett Berger）、艾倫．塞科萊爾（Aaron Cicourel），至於哲學領域，約翰．杜威（John Dewey）與尼爾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皆為指標。我們不能只是將此一開放手段視為一種單純的因地制宜、禮尚往來的交際形式。當時布赫迪厄嘗試著使其模型更加精緻，也企圖引進更多象徵性抗爭（luttes symboliques）中，相對的不確定性（incertitude relative）此一面向的可能性，這是為何他以古德曼發展出來的製造世界（Worldmaking）此一概念為參考基準。他也沒有因此疏忽了其整體架構的協調性：那場「建構論者」的演說，仍是以引證巴舍拉（Bachelard）作為尾聲。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實踐論理》（Raisons pratiques）一書的標題，乃是明正言順地取自當時巴黎一群新實用主義論者創立的學刊，只不過四年後就停刊了。即使未曾明言，布赫迪厄此一著作也更清楚表達出，他始終掛念著要整合收納那些可能干擾其結構論的反對聲音。這本書也正是以《論行動理論》（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為副標：行動往往是布赫迪厄敬而遠之的字眼，因為就他看來，行動是敗絮其內的危險物品，並與實務脫節。塔勒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行動社會學即為一個令人心寒的例子，布赫迪厄亦曾在《社會學家的技藝》（Le Métier de sociologue）一書中嚴詞抨擊。很明顯地，他和與之相違的社會學所展開的對話不曾深邃精闢，且隨即以自我獨白收場。然而，即使略為牽強，這些努力都說明了布赫迪厄相當清楚，引進一些攸關其理論的成份、並使之在其理論核心產生作用，乃為必要措施。
倘若我們參照布赫迪厄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整體論（théorie générale du social）的內容，那我們就有兩種考量其理論的方式：一是嘗試去揭示他構想出來的社會學乃時不我予，故就某程度而言，其社會學規避其在世時的當務之急，成為某種科學慣習（habitus scientifique）在遲滯（hystérésis）狀態下的犧牲品。二是，放寬尺度，肯定布赫迪厄確實抵抗了某些反對聲浪，但也逐漸使社會學本身的認識論空間變得愈來愈模糊，而這是因為我們也慢慢地對社會事實（faits sociaux）乃如同事物般（comme des choses）存在著、且可加以描述之的信念產生動搖。就此關係而言，布赫迪厄和涂爾幹（Durkheim）非常貼近，但與他過去的合作夥伴尚–克勞德．巴斯宏完全不同。巴斯宏探勘了韋伯認識論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去質疑社會空間乃具普世論理之可能性程度。在這兩種選擇中，究竟應該選擇何者，仍言之過早：反省一個整體性理論的許諾則是拙作的核心。然而，若堅持要去答覆這個問題，就等同是未曾真正去探究便妄下定論。
如其不少前人，布赫迪厄自學自修社會學和人類學。這一點常使外國友人感到不可思議，並對其經歷好奇不已：他們往往無法想像這個成為社會科學大師的人並無任何博士學位，其履歷上只提到他擁有哲學專科的中等教育高級教師學銜（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這表示他通過了中學教育的教員甄試。他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此一條件特殊的情況中邊做邊學，他與他那個年代其他諸多年輕人一樣，被送上了戰場，然而，他又由於被分發到隸屬於阿爾及利亞戰時政府的軍事部門下的行政單位而享有某些特殊待遇。那個從事田野研究的布赫迪厄在初試啼聲時，並不太像是為了某一理念、也不像是為了轉換到經驗性的知識技能（savoir empirique）此一跑道而做出折衷，而無非是為了回應某個緊急狀況：在解放戰爭之際，該如何考量整個殖民局勢呢？相較於當時的年輕大學生，布赫迪厄並非公開表達立場的人。在其生涯之初，他並非是站在公共舞台上的學者（intellectuel public），而且完全相反，他戒慎恐懼，即使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學潮剛結束那幾年，也是如此。阿爾及利亞戰爭時，他根本難望項背當時立場堅定的皮耶．維大樂–納杰（Pierre Vidal-Naquet）。一九五八年時維大樂–納杰還很年輕，但已出版了一本重量級的《歐丹事件》（L’Affaire Audin），不過，維大樂–納杰後來成為布赫迪厄在里爾（Lille）和在高等社會科學院的同事。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布赫迪厄，也比不上態度堅決的傑羅姆．藍東（Jérome Lindon），但此人卻是後來布赫迪厄早期幾本大鳴特鳴之著作的發行人。年輕時的布赫迪厄，就如他自己的定位，是名哲學新兵。他一些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誌研究，不過是表達一名年輕人針對某個情況所做出的反應，而且在那當下，他隨即看出此一情況具有歷史意義和人類學旨趣。我們大可說他演練的是一項急診室中的民族誌研究，而且，此急就章民族誌研究並未被視為一項專業。在《自我解析手稿》（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一書中，開卷起那五十頁，他字字斟酌以描繪其哲學抱負，即使是在阿爾及利亞那段期間，也從未放棄初衷：
自一開始，所有一切都告訴我，我是不會走上民族學或是社會學的道路，這些研究只不過是暫時的，一旦完成這項具政治啟發意義的工作後，我就重回哲學的懷抱（另外，在我撰寫《阿爾及利亞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lgérie）、並從事最早幾項民族學調查的期間，我依然每個晚上都循著胡塞爾的思路，撰寫關於時間經驗之結構的文章），那時我死心塌地、不知勞苦、不計風險，徹底投入一項利害並不只攸關腦力思考的志業中。
雖然布赫迪厄從未停止、且始終結合他在社會科學的投入，以及，他對於哲學家行屍走肉姿態的批判，更何況，他自身的社會條件更讓他活生生地體會到這些雖生猶死的哲學冬烘，但是，他從沒忘記返回哲學之途。就此而言，此一人生軌道是很貼近涂爾幹的，涂爾幹他也是自修社會學，其生涯的絕大部分、先是在波爾多、繼而轉任索邦大學，都是以教育科學的教授身份在大學講台上渡過的：布赫迪厄與涂爾幹都從未放棄哲學理想，也都從未想像過，讓他們崛起的領域，一朝將因經驗科學而消失。若說他們始終沒放棄批評哲學之常規，他們老壯之際的鉅作，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與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巴斯卡沉思錄》，卻也都表達了他們希冀用其他手法以繼續哲學探究的心願。布赫迪厄他是某一悠長系譜中的傳人之一，該系譜中人希望哲學家既能獻身社會科學，卻又同時能在他們原有的學科領域中，占有體制與專業學識（épistémique）的一席之地。如此這般立場的可能性，多少是因為社會學很晚才走向體制化的緣故：不再附屬於其他學科的社會學學士文憑在一九五八年才誕生，而早期一些專業化的走向，也不過是一九六○年代的事情，這還得歸功於〈法國社會學學刊〉（La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的創立。布赫迪厄他自己從未投入、動員以促使該學科專業化，也就是，在中等教育制度中開設社會學教學一事，例如，一九七○年代初期方頒訂的社會科學的中等師資合格證書（Capes）、與中等教育高級教師學銜等等，他完全置身事外。
有時一些博士生會擔心從他口中吐出「博士論文就是廢話連篇」之類的話。在其《自我解析手稿》中他提到，曾經希望雷蒙．阿宏（Raymond Aron）能核准他將所有與阿爾及利亞相關的研究合併作為一篇博士論文，但此一提議被大師毫不猶豫地否決了：「惟恐會讓您自降格調。」布赫迪厄在其學者生涯的早期，與其他如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同窗相同的是，都選擇站在學術舞台的外圍，以免受到時下權勢的誘惑，並規避學院體制的擴大所帶來的限制。他再三重申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宛如「賤民」或是「收容所」，另一方面，卻又不忌表達他對諸多同事的輕蔑。這一切種種都說明了，他毫不尊重學科倫理。某天晚上，我與他倆人單獨在那棟位於拉斯百大道（boulevard Raspail）上的建築物的四樓，也就是教育與文化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culture）的所在地，那時他跟我描述著某法國社會學大老，說是「大學時哲學念了四次才拿到學位的蠢貨」。他轉述的小道消息未必可靠，卻說明了，對某些他堅信在概念與方法論上都黔驢技窮的同事，他不時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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