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士頓，我們有敘事了
「嘿，想不想跟人談談你那些溝通概念？一千個聽眾引頸企盼喔！」那是我朋友梅根的點子，她找我去聖地牙哥參加二○一三年海洋科學家會議，在小組座談會上擔任與談人。這正好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我原本是科學家，後來跑去當製片，現在則是和其他科學家合作，幫助他們與大眾溝通得更有效。我聽得出梅根語帶興奮——這是大好機會啊！我可以好好談談我在溝通和說故事上的想法，而且還有一大堆人想聽。聽來是個好主意，所以我一口答應。
我沒想太多，整個夏天就這樣過了。直到距離會議差不多六週之前，我才悠哉悠哉地上會議網站看看。結果發現另兩位與談人我都認識，而且他們都比我資深十年以上。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世界頂尖的專家，專精海平面上升議題——而我對這個議題根本是門外漢。接著我再看看座談會標題：「如何因應海平面上升」——我，一個從科學轉換跑道當製片的人，怎麼會排在這裡呢？與談人名單讀起來像是「兩位偉大的科學家（加某個路人甲）」。
我對自己說：「休士頓，我們出事了。」
我打電話問梅根：我對那個主題了解不深，找我參加那場座談沒搞錯吧？她說：「當然沒搞錯，就是要找你啊！那些人超想跟你合作的！他們希望你發揮說故事的功力，把他們的報告呈現得更好。」
仔細談過一遍之後，我總算了解她的想法了，似乎很酷：他們想把故事說得更好，我也有機會試試我在書裡和工作坊上提出的想法，彼此相得益彰，兩全其美。太棒了！
我興沖沖寫電郵給我們四個，提出我的初步構想：我來把兩位科學家的見解改寫成故事，然後他們和我輪流說，一人講一部分。這樣安排似乎非常完美……直到我看到兩位科學家的回信。
他們都回得很快。一位說他已經決定怎麼報告了——他一年多來都是那樣報告的，大家都喜歡，基本上沒什麼問題，不必再改，謝了。另一位人在歐洲，他說他沒時間修改。
我決定多推一把，除了進一步解釋想法之外，也講了一下團隊報告風格新穎，可以為往往無聊的研討會形式注入活力。不過他們好像不太高興我說研討會「往往無聊」。對了，我有沒有說他們一個六十八歲、另一位七十歲？
其中一位回「我們不需要改」。當然，我才不管。我實在欣賞梅根的熱血，所以我繼續使出我的老招——死纏爛打。最後，實話終於跑出來了——
「這樣說吧，」其中一位說：「我們兩個是大家公認的好講者。我們也都很忙。我們會參加討論，照我們原本的方式講。這樣就OK了。」
我馬上回擊：「我了解，可是我覺得『OK』還不夠。只要善用敘事的力量，我們一定能做得更好，我們可以讓大家永生難忘。」
他下一封信來了：「我實在不認為這樣行得通。你說我們輪流講，可是這樣 (★4) 我們就得不斷起立、坐下，你一句我一句吵成一團，怎麼想都很亂。」
我又回：「不會的！相信我，聽眾會很喜歡我們團隊合作的活力。大家會覺得我們有彼此聆聽。」
然後……然後我們又這樣你來我往了幾次，直到其中一位終於說：「蘭迪，這種座談我們都參加無數次了。我們都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也都有一大堆經驗。我們真的不必改成你說的那種方式。」
一語驚醒夢中人。我突然懂了。
不論對科學家、管理人員、學生或很多人來說，報告怎麼呈現是非常、非常私密的事。那是講者在表達自我，就像他們內在本質的延伸。在TED演講大行其道的今日，每個人都對報告投入大筆心血，不但會精心雕琢、不斷調整，還會找家人朋友事先預演。所以，我這種摩拳擦掌要指揮別人的報告的行為，就像是大剌剌進門整理人家的內衣褲抽屜。是的，報告就是那麼私密。
我踩到他們底線了。我感覺得出山雨欲來。換句話說，我該老實承認僵局難解，盡快結束這個話題。於是我往這場對話扔出一枚手榴彈，確保彼此毫無懸念。
我用最最謙卑的語氣回覆：「咳……我覺得我們這幾個人呴，好像只有一個人有二十年大眾傳播經驗……」
我按下「傳送」，兩分鐘不到就收到我知道一定會來的核子飛彈。它化身成一封這樣開頭的短信：
「蘭迪，是這樣的……我想我們不是泛泛之輩。在整件事弄僵之前，先想想自己有沒有什麼地方弄錯了，如何？」
最糟也不過如此了吧？我看著電腦螢幕心想「哇靠……」，決定到此為止，不再回嘴。我深吸一口氣，出門慢跑冷靜一下。
我想了想自己幹了什麼。那兩個人是知識泉源，他們對真實世界的真相真的懂得不少。而我呢？我是跑去迎合大眾口味的科學逃兵，竟然想插手更動他們的文字和資訊，把真實世界改成故事世界。
人類登月史上的經典台詞就被改過。一九七○年，阿波羅十三號的氧氣罐爆炸後，太空人傑克・斯威格特（Jack Swigert）的原話是：「休士頓，剛才我們這裡出事了。」二十五年後，湯姆・漢克（Tom Hanks）在電影裡的台詞卻變成：「休士頓，我們出事了。」
改了哪裡？為什麼改？好萊塢的人做了兩件事：第一，他們把句子改得更簡潔（字數變得比較少）；第二，他們讓這句話更引人注意（從過去式改成現在式，感覺更加急迫）。這就是我想為科學家做的事——一方面正確傳遞資訊，另一方面也讓這些資訊更容易吸收，更能配合我們生活的故事世界的限制。
可是科學家對這種文字操作方式有疑慮。他們希望人們了解事物在真實世界裡的樣貌，他們的夢想是能單純地「觀察之，描述之」。他們想告訴你的是真實，觀察到什麼就告訴你什麼，完全不加修飾，因為修飾過程可能出問題。修飾資訊是有風險的——輕則傳遞錯誤資訊，重則有欺騙之嫌。
問題是：「觀察之，敘述之」根本行不通，連在科學界都行不通。諾貝爾獎得主梅達沃（P. B. Medawar）在一九六○年代就點出這個問題。在〈科學論文是騙局嗎？〉（Is the Scientific Paper a Fraud?）裡，他為資訊必經轉換煩惱不已。他指出：科學家傳遞資訊時非妥協不可，一定得為「觀察之，敘述之」加上第三個步驟，變成「觀察之，整理之，敘述之」。科學家每天修他們的論文時，其實都在做這件事。
奇怪的是，儘管科學界在上個世紀已經做出重大讓步，承認資訊須經整理才能傳遞，但他們對此似乎渾然不覺。我做過一個小實驗，正足以說明科學界缺少這份自覺。
●你知道IMRAD是什麼嗎？
面對一大群科學家聽眾的時候，我很愛問他們知不知道某個縮寫詞。幾乎每份科學期刊都符合這個詞代表的敘事架構，要在科學界生存，非知道它不可。對科學家來說，它就跟駕駛執照上的姓名一樣重要。
有一次我在美國農藝學會年會上演講，台下有超過八百位科學家。我問他們：「大家知不知道這個縮寫的意思？」然後拿出寫了「IMRAD」的字卡，請知道的人舉手。
沒有人舉手。我暗自發笑，拿出手機拍了張八百雙手沒半隻舉起的照片，供後世留念（也供那些不信任科學家的人留念，我相信這種人很多）。
我接著問第二個問題：「再請問各位：有多少人讀過這種架構的科學論文，分成四個部分：序論（I，Introduction）、方法（M，Methods）、結果（R，Results）以及（A，and）討論（D，Discussion）？」我才講到「R」就聽到底下一陣竊笑，大家交頭接耳「瞭了瞭了」。
這種格式的論文他們讀過成千上萬篇。我稍後會講到：IMRAD格式是一百年前設計出來的，後來廣為接受，成為最能呈現科學報告的標準敘事結構。它形式簡單，基本上跟三幕劇結構一致，而後者幾乎是現在每部電影或戲劇的基礎。IMRAD採用了故事結構，有開端（I）、中段（M和R）和結尾（D）。
可是沒人舉手——其實是我看漏了一個。像是要凸顯大家對IMRAD無感似地，有一隻手在我左方孤伶伶舉著，只是我到問了第二個問題之後才發現。他旁邊的人紛紛指著他說：「這裡有一個！」
我向他請教大名。原來他是喬許・許梅爾（Josh Schimel），暢銷書《科學論文寫作：如何寫出會被引用的論文和能獲補助的計畫》（Writing Science Papers: How to Write Papers That Get Cited and Proposals That Get Funded）的作者。他當然知道這個縮寫——他書裡有一整節都在寫它。但他也是全場唯一舉手的。
還有一次，我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灣景醫學中心（Johns Hopkins Bayview Medical Center）演講，聽眾是大約兩百位醫師和學生。我問了同樣的問題，也得到同樣的結果：沒有人舉手。我還問過我所有科學家朋友，同樣沒人聽過這個縮寫。儘管有一大堆文獻談IMRAD的歷史、IMRAD的力量、IMRAD的一致性等等，知道它的人就是那麼少。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我當了二十年科學家，直到去年才知道這種寫作架構居然有正式名稱。
●不知道IMRAD又怎樣？
可是，沒聽過IMRAD有什麼大不了的嗎？既然一堆科學家並不知道他們論文格式的縮寫是什麼，不就代表知不知道IMRAD都無所謂，反正會用這種格式寫作就沒差？我認為重要的是這個現象反映出一件事：雖然科學浸潤在敘事結構和敘事過程裡，科學家卻遲鈍到沒發現敘事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這種行之有年的格式有名字。
要是科學界真的看重敘事，那麼每一門科學課都會在第一天告訴學生：「我們這個學科完全是依敘事力（narrative dynamics）建構的，我們甚至逼科學家照一種叫IMRAD的敘事模版寫作，你們非學不可。」老師甚至會說：「敘事跟故事幾乎是同一件事。換句話說，科學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接受故事，承認故事對他們的專業極為重要。也就是說，你們沒道理對故事懷有不理性的恐懼。」（最後這點有助於改善「故事恐懼症」〔storyphobia〕，我會在第十一章討論這種毛病）可是這種事從沒發生。
你現在或許想問：「要是科學界沒發現敘事無所不在，也不清楚敘事怎麼發揮作用，會有什麼問題呢？」答案是：一切都會出問題。
●不懂敘事會出什麼問題：（一）誇大成性
我接下來會用「敘事缺陷」（narrative deficiency）來指這本書要談的大問題：對敘事及其作用了解不足。水管工或飛航管制員有敘事缺陷也許不是大問題，可是在科學裡，敘事無所不在，不了解敘事就不能完全了解科學。我們先來談談敘事有多常見。
科學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科學工作（以科學方法做研究），二是散播科學工作相關資訊（交流）。敘事缺陷對這兩個部分都會造成損害。
在研究部分，科學研究只有兩種結果：不是陽性結果（positive results，發現有模式存在），就是查無結果（null results，觀察不出模式）。陽性結果就像講了個好故事（我們有發現！），查無結果差不多等於說了個無聊故事（抱歉，我們什麼也沒發現，zzz……）
最近的問題是每個人都想說好故事，沒有人想講無聊故事。期刊想說好故事，科學家想說好故事，研究機構的公關部門想說好故事，記者也想說好故事。結果是大家都成了說好故事的共犯。這未必是好事。
2014年，貝卓克・桑納（Petroc Sumner）教授和同仁發出警訊，提醒大眾健康科學裡的這種問題有多嚴重。他們查閱英國二十所主要大學的生醫研究新聞稿，再對照這些研究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實際內容，結果發現：新聞稿誇大消息的有四成，誇大因果關係的占三成三，提出誇大推論的有三成六。
誇大不實的作風氾濫成災，大家把更多心思花在講更大、更吸引人的故事，而非真實世界的實際情況。這對科學可一點都不好，因為科學追求的是記錄真實世界的樣貌，不管故事好或不好。
我在這裡必須講清楚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我想做的是讓科學家了解怎麼寫好故事，而我在書裡講到的很多東西能助你達成目標。可是，增進你對好故事的了解，並不代表你應該只寫「好」故事。
瘋狂硬掰好故事的問題隨處可見，它們往往以「偽陽性」（false positives）的形式出現。所謂「偽陽性」，指的是明明沒有模式卻「看出」模式。比方說你告訴全世界冰淇淋會致癌，但它其實不會，這就是偽陽性結果。這種論文會讓你登上全世界頭版，人們會為之瘋狂——刊登你論文的期刊、你學校的公關部門、把你的成果報導給一般大眾的記者——全都會開始暴衝。一夕成名確實誘人，你八成也能步步高昇。可是如果真相並非如此呢？如果這只是偽陽性結果，冰淇淋不會致癌呢？
但反過來說，如果你的研究從一開始就認定冰淇淋不會致癌，你從報章雜誌各方賢達得到的讚譽將是：「廢話。」
聽起來很蠢，對吧？但這就是科學界的現況。偽陽性結果四處流竄，從某些領域的重大課題中冒出來，再一路蔓延到其他領域，近乎失控。生醫研究領域尤其意識到問題嚴重。二○一三年，史丹佛大學的約翰・約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醫師在研究報告中說：「在傳統醫學研究裡，大多數聲稱具有統計顯著效果的研究是偽陽性或遭到誇大。」請看，他說的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數」（約安尼迪斯醫師自此一戰成名，成了當前生醫界偽陽性研究氾濫的重要記錄者）。
其他人也有類似觀察。最近和我談過的一位傑出遺傳學家說：「就我的研究領域來說，最近在《科學》（Science）和《自然》（Nature）發表的很多文章都言過其實。」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蘭迪・謝克曼（Randy Schekman，諾貝爾生醫獎得主）更以行動表達不滿。2013年，他在諾貝爾獎領獎致詞時宣布杯葛頂尖期刊，說他自己和實驗室成員不會再投稿《科學》、《自然》和《細胞》（Cell）——也就是科學界最重要的三本期刊。原因是他覺得審查標準太偏重「突出」（這篇論文說的故事精不精彩？）而非「嚴謹」（這份研究做得多好？）
偽陽性研究氾濫是災禍嗎？也許未必，但它顯然是重大問題。而照我寫這本書時訪問的每一位科學家的看法，這個問題正越滾越大。
此外日益明顯的是：隨著科學家越來越渴求媒體目光，科學期刊對無法製造新聞的研究也興趣缺缺。2014年，安妮・法蘭柯（Annie Franco）和同儕在《科學》上發表論文：〈社會科學中的出版偏見：拉開檔案櫃〉（“Publication Bia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locking the File Drawer”）。他們發現查無結果的報告備受歧視，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是如此：在這個領域裡，查無結果的研究獲接受刊登的機會低四成，從而導致其研究者投稿率低六成——他們甚至懶得為這些研究再費工夫，把它們往「檔案櫃」一扔就算了。很多查無結果的研究從此不見天日。
總之，重點是陽性結果的研究說大故事，並獲得刊登；查無結果的研究說小故事，很難有發表機會。這全是敘事力的作用，告訴我們故事怎麼說。這是同一件事。
一定有人希望科學的世界只講求精確，遺憾的是科學文獻的精確性也會經歷一番拉扯。它可能受到提出重大陽性結果的誘惑，也可能遭到對查無結果的歧視，而這兩股力量都會影響敘事力（說到這裡，我們不妨想想「科學文獻」〔scientific literature〕第二個字的另一層意義——文學）。
●不懂敘事會出什麼問題：（二）無聊沉悶
前面提過科學有兩個部分，第二個部分是與科學界和一般民眾交流研究成果。這個部分的問題由來已久：我們究竟該怎麼跟日益麻木的大眾溝通？科學家不擅溝通是出了名的，我2009年出的第一本書也寫過這件事，書名就叫《講話別像科學家：在講究風格的時代說出內容》（Don’t Be Such a Scientist: Talking Substance in an Age of Style）。我在那本書有談到資訊量大會遇上哪些溝通難題。那本書跟其他類似主題的書都挺受歡迎，例如柯娜莉亞・迪恩（Cornelia Dean）的《我有講清楚嗎？》（Am I Making Myself Clear?），南希・貝倫（Nancy Baron）的《逃出象牙塔》（Escape from the Ivory Tower），還有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和雪瑞兒・柯申堡（Sheril Kirshenbaum）的《不科學美國》（Unscientific America）。科學界像是透過熱銷這些書籍在說：「我們知道了，有在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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