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多麗絲，妳準備好了嗎？」
「嗯……」
豆大的淚珠突然自英國老婦人的藍色眼眸落下。她舉起右手緊握的面紙擦去眼淚，顫抖地用最後一絲力氣低聲說道：
「對不起。我明知道會這樣……」
老婦人躺在微傾的床鋪上，微笑地對著眼前的女醫師普萊希克說：「我準備好了。」接著，普萊希克開始向她提問。
「請告訴我妳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我叫多麗絲．海茲（化名）。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出生。」
「妳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去年發現自己罹患癌症，已經不想再過著不停接受檢查和吃藥的日子了。」
「妳不想再接受檢查，是因為妳這一生已經過得很充實了嗎？」
「是的，我這一生過得非常精采。我已經實現我想要的人生了。我一直認為，如果沒有辦法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活下去，那就是我邁向另一個階段的時候了。」
「我在妳手上扎了一支裝有開關的點滴針。妳知道如果打開這個開關，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知道。我會死。」
「多麗絲，只要妳做好心理準備，隨時都可以打開點滴的開關。」
這一刻，老婦人心裡想的是什麼呢？她人生的終點嗎？或者是她可以和十年前去世的丈夫在天國重逢了？她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打開自己手上的開關，靜靜地閉上雙眼。
普萊希克對著她輕聲說：「就快沒事了，再一下下，妳就輕鬆了。」十五秒、十六秒、十七秒……經過了二十秒後，老婦人嘴唇微張，靠在枕頭上的頭向右側垂落，就像對著電視機打起盹來一樣。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九點二十六分。在瑞士西北部巴塞爾（Basel）的一間小公寓裡，老婦人在普萊希克的協助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當時就坐在距離老婦人三公尺遠的椅子上，從頭到尾見證了這一幕。我放下手中的筆，闔上筆記，並將錄音筆關掉，挺著莫名沉重的身軀，上前來到已經斷氣的老婦人身邊。
我看著她的臉龐，幾分鐘前她還笑著跟我聊起西班牙旅行的往事，如今卻已經完全沒了氣息。她不是痛苦地自然死去，而是在此刻、此地，親自將致命藥物注入自己的血液中，「在他人的照護下自殺」。
──我可以什麼都不說、靜靜坐在椅子上，眼睜睜看著這一切發生嗎？難道我不應該說服她放棄自殺的念頭嗎？
在她死去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處犯罪現場。到頭來，我什麼也無法替她做，只是袖手旁觀似地呆站在她身旁祈禱，上演一場為自己「贖罪」的戲碼。
多麗絲．海茲，享壽八十一歲。從此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之所以能夠見證多麗絲的人生最後一程，必須回溯到和普萊希克的相識。
二○一五年十一月，我開始準備走訪世界各地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現場，最先選定的，便是瑞士的大型協助自殺組織——世界許多名人向其尋求人生最後一程的「尊嚴」（Dignitas），以及瑞士最大規模的「解脫」（Exit），我向這兩個組織提出了採訪申請。
不過，經過了兩個星期，我遲遲沒有收到回覆，於是趕緊上網搜索是否還有其他類似的協會或組織。這時候我才知道，有一個規模不大，但運作和組織型態都和尊嚴相當接近的組織，就叫做「生命週期」（Lifecircle）。
生命週期的創辦人艾瑞卡．普萊希克（Erika Preisig），是一位五十八歲的家庭醫師。她很快就回覆我的申請，並提出了一個條件——「請你先讀過我的書再來採訪」。
普萊希克的著作《爸爸，你可以長眠了》（Dad, you are allowed to die），封面是地中海某一處的夕陽海景，天空中掛著一道明亮的彩虹。我在她的網站（http://www.lifecircle.ch）上訂書時，老實說，心底充滿涉足新興宗教的感覺。書很快就寄來了，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讀完。書中很清楚提到，她之所以踏入協助自殺這個領域，起因正是「父親的死」。
普萊希克的母親在生產過程中因為腦出血不幸去世，之後，家中七個孩子全靠父親一個大男人獨自扶養。二○○○年時，七十七歲的父親因為腦中風倒下，後遺症造成他從此右半邊行動不便。
身為他的女兒、同時也是家庭醫師的我，最後終於協助他實現心願。那是我第一次協助他人走向生命終點。雖然身為一名醫師，我的義務應該是維持生命。（中略）這時候的我還不知道，這個經驗會對我的將來產生多大的影響。
普萊希克的父親到了八十二歲時，連走路都不太方便了，不過這時候還沒有對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接著，她父親二度中風。這一次，他連說話都沒辦法了，只能臥病在床。有一天早上，普萊希克看到躺在床上的父親一口氣吞下所有藥丸，企圖自殺。後來雖然撿回一命，不過從那天之後，她對「臨終」的想法有了極大的轉變。
人非得活到這種地步不可嗎？為什麼即便想死也死不了呢？
只是站在醫師的立場，她必須讓父親活下去。在矛盾和進退兩難的掙扎之下，最後，她找上了只要成為會員就能申請協助自殺的尊嚴。二○○五年五月，當她終於聽到父親親口說出想離開人世的心願時，淚水當場潰堤。據說，那天是個風雨交加的日子。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因為我決定了。
普萊希克的父親溫柔地握住她的手。她強忍住眼淚，為父親準備早餐。喜歡馬的父親坐在沙發上，頭靠在有著白馬奔馳圖案的抱枕上。普萊希克在尊嚴的工作人員見證下，餵父親喝下致命藥物。父親在長眠之前，喊了一聲「酒！」他不是以苦藥結束生命，而是喝了一口最愛的紅酒之後，才嚥下最後一口氣。
我一時之間無法消化父親的死，內心充滿不安。不過，當我重新認知到父親走得很幸福時，突然覺得，如果患者的家人也能接受，協助自殺說不定是一種正確的作法。
在那之後，普萊希克成為尊嚴的一員，有時遠赴各國為受各種疾病所苦、希望安樂死的患者進行診斷，或是在瑞士為符合組織規定的患者進行協助自殺，直到二○一一年為止，時間長達六年。同年十一月，她便創立了生命週期。一直到我們相識之前的這四年之間，瑞士國內外共有多達一百五十名患者，在她的協助下結束生命。
她對「協助死亡」這件事懷抱著特殊的理念。她曾經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鼓勵，也遭受許多幾乎讓她陷入自我厭惡的抨擊。只是，關於她的理念以及開始這份工作的動機，就連在瑞士也不太有人清楚。
而我就在她的帶領之下，逐步邁入「安樂死的世界」。
在這裡先聲明一點，我是個非常怕死的人——即便我不是隨時面對死亡的老年人，也不是重病或末期患者。「死」究竟是什麼？老實說我不是很清楚。不，應該說，我完全不了解。
我這年四十一歲，正是準備邁入日本人所謂「厄年」（譯註：指多災之年，類似台灣的犯太歲）的歲數。我在美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生活了二十三年，不過這並沒有讓我對死亡有不同於他人的特殊想法。大多數的日本人恐怕也都和我一樣，每天過著從來沒思考過死亡的日子。尤其是沒有經歷過家人離世的人，更是如此。
先介紹一下我的家庭。除了罹患胰臟癌、在六十七歲就離開人世的外公以外，我們家族的人個個都很長壽。母親那邊的外曾祖父母和外婆，以及我的祖母（祖父戰死於二戰結束前兩天），每個人都活到了九十歲左右。
在我成長的環境中──可能也受到有「長壽縣」之稱的長野縣居民性格的影響──老人家個個都很健壯，接著才漸漸變得衰老、臥床，最後與世長辭。記憶中，除了因為胰臟癌過世的外公，以及二○一四年騎腳踏車穿越國道時發生死亡車禍的外婆以外，大家都是死於衰老的「自然死亡」。就算感到身體不適，也都是在家裡養病，直到臨終的前一刻，才在醫師的照顧下走完最後一段路。
直到一九七○年代後半，在醫院臨終的患者人數，才漸漸多於在自己家中離世的人數。以那個時期為分界，日本人開始篤信醫師。到了九○年代，情況幾乎就和現在一樣，有八成的人都是在醫院臨終。曾幾何時，就連醫療劇也都是以患者成功被搶救回來為前提。不論是日本或歐美，人們都不再像半個世紀前那樣輕易死去了。或者應該說，死，變得不容易了。
本書所介紹的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指的是在即將自然死亡之前，藉由醫師的協助，提早迎接最後一刻。在瑞士、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以及美國的某些州──最近就連在加拿大──患者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選擇死亡，而這些並不是「自然死亡」。
對死亡感到恐懼的我，相信人直到死去的前一刻，都還可能得救。當然，我既不曾受到令人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也沒有被宣告生命只剩下幾個月可以活，所以基本上，我無法了解罹患這些疾病的人的感受。在採訪前夕，如此堅信的我，對安樂死其實是存疑的。
據說當年罹患胰臟癌的外公，在臨死前十天，曾對著我的母親喃喃自語地說「我想活下去」。只要是人，難道不都應該相信「自己可以繼續活下去」嗎？這樣的想法原本就存在於人類的基因。我不知道促使我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是日本人，或是我的個性使然。然而，隨著採訪一步步進行，這個想法不斷受到動搖。
激發我對安樂死產生興趣的，是一位我在巴塞隆納的西班牙伴侶。她經常一臉認真地告訴我：「如果我到了癌症末期，希望自己可以毫不猶豫地選擇安樂死。因為我覺得那才是對我而言有尊嚴的死法。」接著她總是會問我：「那你呢？你想怎麼死？」
她平時就在巴塞隆納的老人特別看護中心工作，同時也是一位替癌末患者進行安寧緩和醫療的護理師（目前兼任在宅醫療護理師），幾乎每天都在照顧老人和癌症患者。她曾聽說有癌末患者由於法律制度不完備而無法安樂死，因此在醫院跳樓自殺，也看過許多因為嚴重神經痛而產生自殺衝動的患者。不過，就算她問我想怎麼死，我也無法馬上給出答案。看著優柔寡斷的我，她說：「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以安樂死結束生命。不過我想，根據不同狀況，讓某些人可以透過安樂死離開，確實是最好的作法。」
她為何能如此肯定呢？在後面內容會提到，其實是因為西班牙是一個不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不過，近年來有愈來愈多輿論認為，國家應該在法律上承認安樂死。事實上，從歐洲整體的趨勢來看，關於安樂死正確與否的討論，也愈來愈白熱化了。
然而，遠在海的另一端──我的祖國日本，這樣的輿論並未浮上檯面（我後來才知道有許多支持安樂死的潛在聲音）。或許宗教和文化因素，左右了一般人對安樂死的想法吧。漸漸地，我開始對安樂死產生興趣。
就這樣，我展開了一段為期約兩年的安樂死採訪之旅。我和等著隔日就要面對死亡的患者會面，深刻感受他們的絕望和期望，見證他們隔日清早安樂死的瞬間。我也和這些患者的家屬，以及實際執行安樂死的醫師對話。他們的談話，使我的生死觀一步步被推翻。
假如各位現在只剩下一個月的生命，你想讓家人看見你痛苦的模樣嗎？或者，你希望依照自己的決定，選擇平靜祥和的死亡？各位心目中有尊嚴的死法，又是什麼方式呢？
我希望各位能和我一同透過本書，思考總有一天會來到的「生命終點」。倘若各位能藉此和重要的人對話，更是我莫大的喜悅。
第4章 選擇「死」與選擇「生」的女子——美國
在YouTube宣告自己將死亡
和布蘭特妮的約定
親愛的朋友和家人，再見了。我因為末期疾病，今天就要接受尊嚴死了。（中略）這是個美麗的世界，旅行是我最棒的導師，而我親近的朋友和家人們，則是最偉大的施予者。直到今天我寫下這封信的此刻，他們仍在我的床邊支持著我。永別了，這個世界。請散播正面的能量，並將它傳遞出去！
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這則臉書上的公開貼文，不斷被分享至全世界。寫下這則貼文的是美國女子布蘭特妮．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她因為罹患腦癌，最後在奧勒岡州以尊嚴死結束生命，得年二十九歲。這是她臨死前一字一句敲鍵盤寫下的公開宣言。
布蘭特妮的死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大幅報導，除了她美麗的外貌之外，一部分原因是她將自己臨死前的過程完全公開，甚至在媒體上「預告」自己的死亡日期。
在死亡的前一個月，她將訴說自己赴死決心的影片放上YouTube，短短一個小時就有十萬人瀏覽，兩天內的點閱次數更是高達八百萬次。她在死亡約一週前，曾經接受美國CBS電視台的訪問，當時她提到：
這不是自殺，是癌症結束了我的生命。我只是為了擺脫身體的疼痛和心靈的痛苦，選擇早一點離開人世罷了。
我還記得當時在網路上看到關於她死亡的報導。那時我還沒有接觸到安樂死的議題，所以只當它是遠在美國的轟動話題，也就是用看娛樂新聞的心態來看待。
然而，世界的反應卻不一樣。不僅美國，就連在歐洲，這個事件都掀起了大家對人的「臨終」的討論，甚至促使日後加州參議會制定了尊嚴死的相關法案。
當時以快轉瀏覽死亡宣言影片的我，此刻，就坐在布蘭特妮死前幾個月曾住過的房子裡。這種感覺實在非常奇妙。
說服布蘭特妮的丈夫丹．迪亞茲（Dan Diaz，四十四歲）接受訪問，並不簡單。自從太太布蘭特妮死後，世界各地的媒體紛紛找上他，讓他開始對於媒體的過度報導──其中或許就有我看過的新聞──變得小心謹慎。經過媒體塑造的動人故事，和他們夫妻倆對社會拋出的、關於死亡「尊嚴」的對錯議題，已經相差甚遠了。我一開始就抱著會被拒絕的心理準備向丹提出採訪請求，雖然理所當然地等了一個星期才收到回應，不過在我鍥而不捨、不斷說明來意後，最後他終於被我的心意感動，答應接受採訪。
我一直希望可以在這個時間點訪問他，因為在加州停滯許久未討論的尊嚴死亡法──正確來說是《死亡選擇權法案》（End of Life Option Act）──由於布蘭特妮的死，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通過，並在六月九日、我訪問丹的前兩天，也就是布蘭特妮死後約一年半正式生效。這無非是丹在這段日子以來，不斷向加州參議會提出訴求才得到的結果。
我一坐下沙發，馬上恭喜他。
恭喜你，丹。你的法案終於在大前天實現了。
「不，不是我的法案，那是布蘭特妮的法案。」
肩膀寬大、胸膛厚實的丹強調。他雖然努力堆出笑容，不過神情馬上黯淡了下來。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我曾經發過誓，無論如何一定都要實現她的心願。而就在兩天前，我終於實現約定了，這是我可以獻給她的榮耀。」
這位年僅二十九歲就離開人世的年輕女子，在YouTube影片中訴說著以下的心願：
我希望全美國的人，都可以接受同樣的醫療制度（尊嚴死），不需要再像我一樣必須搬到其他州。
布蘭特妮原本住在加州，當時為了實現尊嚴死的心願，不得不離開出生的故鄉，搬到其他州居住。她透過影片，說出自己無法在家中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遺憾。
「我再也不會離開妳」
丹和布蘭特妮是在二○○七年四月三十日，透過交友網站「match.com」相識的。原本住在奧克蘭的兩人第一次見面的地方，是鄰近城市舊金山市區的一家餐廳。
「很高興終於見到你了！」
布蘭特妮先開口。兩人打過招呼後，丹情不自禁地對布蘭特妮說：
「妳好美，就跟照片上一樣！」
這就是丹對她的第一印象。之後在了解布蘭特妮的個性、想法，以及幽默的性格之後，他對她的感情變得更強烈了。
那天，布蘭特妮喝了雞尾酒，丹則是點了什麼都沒加的蘭姆酒，兩人都非常喜歡這家餐廳，後來也經常光顧。
當時，布蘭特妮剛從丹的母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心理學系畢業，正在同一所大學的爾灣分校進修教育碩士課程。
比布蘭特妮大十一歲的丹原本在食品公司工作，和布蘭特妮相識時，他則開了一家同樣性質的公司，正獨力創業維持生計。後來兩人開始在舊金山同居，布蘭特妮也計劃要取得碩士學位。
……
二○一二年六月，兩人訂下婚約，同時也買下了如今丹獨自居住的平房。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兩人終於步上紅毯，決定將來要和孩子共同打造幸福的家庭。然而，兩年後，他們的命運開始陷入黑暗。
只剩下六個月的時間
隔年一月，新婚的丹和布蘭特妮一起到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度蜜月。布蘭特妮熱愛大自然，比起身邊許多友人嚮往的海灘別墅，她更喜歡爬山、一天健走十公里和浮冰皮艇。如今家裡走廊上還掛著兩人當時坐在巴塔哥尼亞懸崖邊拍下的照片。
在新家過了約半年的新婚生活，布蘭特妮開始漸漸感到慢性頭痛，也愈來愈常作嘔，幾次向醫師求診，最後得到的結論卻是「偏頭痛」。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新年的那段期間，她不僅感到頭痛，也覺得身體不適，不得不取消年底的出遊計畫。
「奇妙的是，發生在布蘭特妮身上的事，都和旅行有關……」
丹一面喃喃說，一面撫摸著坐在一旁、布蘭特妮生前最愛的大狗查理。
跨年的這一天，兩人在加州希爾茲堡（Healdsburg）的家裡共進早餐，但過沒多久，布蘭特妮開始不停衝到洗手間嘔吐。他們心想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偏頭痛了，於是趕往最近的醫院求診。一開始的醫院檢查設備不夠完善，兩人於是又趕往另一家醫院，在那裡接受了MRI的檢查，最後發現罹患了腦癌。
「我還剩下多久的時間？」
布蘭特妮以微弱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醫師。醫師告訴他們腫瘤已經太大，無法再進行治療了，布蘭特妮聞言隨即哭倒在丹的懷裡。
「我無法為妳開刀，不過我可以介紹妳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中心的醫師。」
這位醫師為他們介紹了精通腦部手術的專家，而布蘭特妮就這樣在醫院迎接了新年的到來。一月四日，她轉院至全美首屈一指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中心接受檢查，手術日期最後訂在一月十日。
布蘭特妮和丹開始蒐集資料，不眠不休地仔細研究，想了解腦癌究竟是什麼樣的疾病，又有什麼治療方法。
「布蘭特妮連為自己哀悼的時間都沒有，馬上就開始對抗疾病，她真的很努力。」
丹每次提到過世的愛妻，都會特別注意自己的遣詞用字，形容她的模樣時，用詞更是謹慎。
自從布蘭特妮生病之後，兩人在家已不再討論未來的家庭生活，所有話題都只圍繞著腦癌打轉。丹也問過幾位熟識的外科醫師，雖然其中有位醫師認為「根據患者的症狀不同，也有人活了十年之久」，但大多數的醫師都表示可能「只剩下三到五年的時間」。只不過，大家都沒有把話說得太白。
手術結束後，醫師推測布蘭特妮還有三到五年的生命，於是便讓她出院了。然而，就在兩個月後，一個更大的惡耗降臨——MRI複檢發現她的腫瘤變大了。醫師判定她罹患的是腦癌中最嚴重的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於是做了最後的宣告：
「妳大概只剩下六個月的存活期了。」
就在這一刻，布蘭特妮決定要尊嚴死。她蒐集了膠質母細胞瘤的相關資料，再對照自己的症狀——頭痛、噁心、失眠、痙攣，想像自己最後痛苦地病死。她朋友的父親同樣因為膠質母細胞瘤痛苦地離開人世。這件事也一直在她的腦海裡打轉。
丹曾經在心底發誓，只要可以拯救愛妻、讓她不再悲傷，就算要付出再大的犧牲，他也在所不惜。布蘭特妮一方面持續對抗癌症，另一方面也加入尊嚴死亡法的推動。由於加州當地不可能實現她尊嚴死的心願，所以兩人後來搬到了奧勒岡州。
從沒想過要自殺
自從二○一四年五月搬到奧克蘭的公寓之後，布蘭特妮的病情一天天惡化，有時痙攣發作的時間甚至長達半個小時。她三天兩頭咬到自己的舌頭而流血，視野也變得愈來愈狹窄。她經常對丹說：
「我不想痛苦死去，我想在所愛的人圍繞下，離開這個世界……」
根據過去的採訪經驗，我知道對抗疾病的人中，有些會因為受不了痛苦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由於知道有這種情況，為了確認，我便對丹提出了疑問。
布蘭特妮沒有想過自殺嗎？
或許是愛妻被誤認為是有自殺念頭的軟弱女子觸怒了他，丹挺身表示「關於這一點我要解釋清楚」。
「前天才剛生效的《死亡選擇權法案》，雖然反對派堅決主張『那不過是協助自殺』、『和安樂死沒什麼不同』，不過法案的具體內容其實是『針對死亡的醫療協助』。會自殺的人，都是因為不想活下去，但布蘭特妮其實是想活下去的，只是她無法控制自己的疾病（腦癌）。自殺的人有的是因為憂鬱症，或是在悲慘的際遇中選擇了死亡，但布蘭特妮並非如此。」
丹顯得有些激動。看著眼前的他，我只是點頭回應，不過內心其實有不同的想法——患者從醫師手中取得處方、自行服下致命藥物。以結論來說，這樣的行為不就是協助自殺嗎？也就等同於安樂死。
布蘭特妮曾經在接受美國《時人》（People）雜誌的獨家專訪中透露，自己對「自殺」一詞感到厭惡。
我的體內沒有任何想自殺或尋死的細胞。我想活下去，我希望自己的疾病可以治癒，但因為治不好，所以……
我當初和丹接洽採訪事宜時，他一開始就嚴正聲明——他並不贊成安樂死。
但聽完他的說明之後，我確定了一點：美國所謂的尊嚴死，只是另一種巧妙的說法，實質上和我認為的協助自殺果然一樣。
丹針對自己先前在信中強烈的措詞慎重向我道歉：「之前對你不太禮貌，我覺得很抱歉。」說完，他再度像是要糾正我的問題似地接著解釋，看來這一點他似乎無法妥協。
「布蘭特妮完全沒有任何想自殺的念頭，她最終還是希望自己可以活下去。《死亡選擇權法案》的內容，就是要讓像她這樣的人可以平靜離開人世，這並不是透過醫師的協助來自殺。」
假如他看過瑞士協助自殺的過程，不曉得會怎麼想？那些在我眼前結束生命的患者，倘若不是承受著「難耐的痛苦」和「沒有復原的可能」，誰會不想「活下去」呢？他們就和布蘭特妮一樣，因為考慮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所以才會選擇到瑞士，請醫師「協助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和移居到奧勒岡州、取得醫師的處方而提早結束生命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布蘭特妮取得醫師處方是在二○一四年五月，實際服下藥物則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說，在那段期間，她還是研究了各種治療方法，想盡辦法要活下去。《尊嚴死亡法》在奧勒岡州已經實施了十八年，數據顯示，在這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即便已經拿到處方也沒有服用，最後是以自然死亡的方式離開人世。」
對於這個說法，我也不太能認同。在荷蘭，同樣也有決定接受安樂死、最後卻沒有執行的案例。在瑞士也一樣，加了致命藥劑的點滴就擺在患者眼前，最後要不要打開點滴的開關，全看患者自己的決定。
我必須先強調，對於布蘭特妮的死法，我完全沒有要否定的意思。我甚至同意丹的某些主張，也就是我認為她看待疾病的態度是「只要可以（不過她實際的病情並不允許），就算是透過安寧緩和醫療或安寧治療，都想再活久一點」。
相對的，前面提到的瑞典女子芬努，則是不考慮安寧緩和醫療，甚至完全排拒。和布蘭特妮不同，她刻意避免自己痛苦死去，因此比布蘭特妮更早結束了生命。像芬努這樣選擇「逃避」痛苦，難道就無法得到諒解嗎？
丹對於妻子「努力到最後一刻」的態度充滿肯定，認為這是一種「有尊嚴」的死法。對我來說，卻不知道哪一個選擇才是正確的。實際上，就算是芬努的選擇，我也認為是「有尊嚴」的作法。看樣子我和丹所認知的尊嚴，似乎有所差距。
於是我進一步問他。
布蘭特妮既然想活下去，為什麼最後又決定要喝下藥物呢？
聽到我的問題，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告訴我：
「因為她切身感受到自己的死期已經到了。就像大家說的，末期患者會感應到自己的死亡。人總有一天會死，就像九十二歲的老人在面對死亡時會有所感覺，布蘭特妮也一樣，她已經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感覺到自己的死期
美國有一部紀錄片《如何死在奧勒岡州》（How to Die in Oregon，彼得．理查森執導，二○一一年）。這是丹介紹給我的電影，他說裡頭清楚描寫了末期患者臨終的瞬間，據說當初他和布蘭特妮在奧勒岡州看了這部紀錄片後都深受感動。後來，隨著痙攣發作的症狀一天天惡化，感覺到自己就快面對死亡的布蘭特妮，某一天突然對丹說：
「我現在真的覺得自己罹患癌症了。我感覺我就快要死了……」
丹和布蘭特妮是在二○一四年五月搬到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在這之前的兩個月，布蘭特妮被宣告只剩下半年的性命。如果依照醫師的宣告，她將會在九月離開人世。
由於藥物的副作用，布蘭特妮的體重在三個月內增加了二十五磅（約十一公斤），這也讓她變得不再愛照鏡子。不過因為想「活下去」，所以她設定了兩個特別的日子，以此為目標努力讓自己活下去。
「一個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九月二十九日，另一個是我的生日十月二十六日。如果可以的話，她希望自己可以活到隔月的十一月一日。」
那時候，美國CBS和NBC電視台都來到奧勒岡的家裡採訪布蘭特妮。丹表示，自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對媒體感到排斥，是因為當初媒體擅自扭曲了他們的故事。布蘭特妮為自己設定了日期，努力懷抱著活下去的希望，然而媒體卻對此做了煽情的報導，宣稱「布蘭特妮的死亡日期為十一月一日」等。
後來她離開人世的日子——也就是執行尊嚴死的日期，只是剛好在這一天罷了。假如這一天她能一如往常平靜度過，一定會繼續抱著活下去的念頭。對於這一點，丹憤憤不平地不斷表示「非常生氣」。
十一月一日的早晨，布蘭特妮和三位友人，以及丹和他的弟弟等一共六人，圍著餐桌共進了早餐。這一餐吃得比平時來得晚，因為她在前一晚又輕微發作了。用完早餐之後，布蘭特妮和丹一起牽著愛犬查理外出散步了約一個半小時，就在回到家之後，她突然對丹說：
「好像是時候了。」
才好好散步回來的她，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天作為人生的最後一天呢？
「從那之前的幾個禮拜開始，她的狀況就愈來愈糟。她最害怕的，是萬一她心臟病發作時，沒有辦法自己服下尊嚴死的藥。一旦變成這樣，說不定她就必須將自己的死交給他人執行。」
年僅二十九歲的布蘭特妮，希望自己的人生不是結束在痛苦中，而是在所愛的人的圍繞下離開。假如我罹患和她一樣的疾病，面臨人生盡頭，我有辦法做出和她一樣的抉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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