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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壹 導論
一、前言
評點，是古人習以為常的讀書方法，讀書人日日用之而不 察，亦不自覺有何學問？而對評點開始注意、加以討論研究，進而撰作單篇，或論述成書，乃是近代以來學界之盛事。所以說，先有評點而後始有評點學，這就與學界其它叫法，諸如：紅學、金學、敦煌學、甲骨學、龍學、文選學、唐詩學……等等一樣的概念，皆可視作學術研究範疇類目的一種研究。
依此類推，傅山其人及其學術的研究也是自來有之，這只要略略檢視傅山研究潮流到目前為止，既是方興未艾，同時也看到研究成果的琳瑯滿目。如果不信，只要參看本書第八章傅山研究書目的敘錄，即可略窺其概況。
然而，如果再將評點學與傅山研究架起聯繫的橋樑，進行跨界與旁通的多元研究，不知何故？卻是很少見到。
考評點一詞，蓋合「評」與「點」而言之。評點之批語多為賞鑑之語，批語皆本乎古代文論，亦關乎詩文章法之學，批語之可參與易懂，自不在話下。惟評點之「點」，各家施法不一，自亂其例者有之，但識顏色符號，無甚深意者有之，故而「點」之方法，徒具形式而已。攻擊評點學者，大多不喜此類。蓋不知「點」實不可孤立而觀，須合併「評」之批語，參讀揣摩，始能會其意。今據前人所見評點之書，考其所載記，有評有點之方式，各有訂法，頗不一例，惟必如此，始足以還評點之原來面目。例如《曝書雜記》載歸震川評點《史記》云：
嘉興錢警石廣文泰吉，記《震川評點史記》云：「鱸江評《震川集》，即用震川評《史記》之法。震川評點《史記》自為例意，略云：『硃圈點處，總是意句與叙事好處，黃圈點處，總是氣脈，硃圈點者人易曉，黃圈點者人難曉。黑擲是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硃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又謂：『我喜怒哀樂一樣不好，不敢讀史，必讀得來吾與史一，乃敢下筆。』遺筆令其子照本批點，蓋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壬辰秋日，既從方子春得鱸江評《震川集》，又假莊芝階舍人所錄震川評《史記》，讀一過，未及鈔謄。丙申秋日，乃用海昌徐孝廉開業藏本，手錄於汲古閣本。自《樊酈滕灌列傳》後，因病輟業，命銘恕錄畢，並書震川評點例意於卷首。欲從事古文者，從此入手，可用其意，以讀歐陽《五代史》，於此事思過半矣。」「子春知余喜談古文，乃出其舊所評《震川集》，及錄吳江張鱸江先生士元評本，畀余錄其副。」云云。
據此所記，評點之點，有圈有抹，非只有點。且用青、硃、黃、黑四色，乃知評點筆色有四種。此與《魏叔子文集》載吳壽氏所見《尚書評點》頗類同。吳氏云：
《尚書》評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餘經標點，大略相同。」云云。
據以上二家所見之評點，有圈有點，頗有避重就輕之嫌。故而曾國藩分析明清兩代，何以評點遭人濫用，產生誤解，導致評點狼籍之歪風，蓋出於科場取士之圈點方法與時文八股大圈密點之混用，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自序云：
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意，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
曾氏的分析頗切時弊，指出圈點與評點混而為一之弊，以致真正的評點論文論詩，原本精心構作，可圈可點，往往因時人不查，悉遭貶低價值，等同八股，實屬可惜。
再者，評點學與評點文學非盡相同，宜稍辨之。蓋評點學乃古代特有之讀書方法，施及各種領域之學問，舉凡經、史、子、集各部無不有評點，且因所評對象性質不同，亦分別呈現不同的評點結果。
例如經部評點，多注重在字句訓詁與校注，子部評點除了有校有補注，亦兼及義理之分辨。史部評點側重在史事之考證，史例、書法之歸納，以及紀傳人物之品評。集部即文學類評點，可總括之曰文學評點或評點文學，主要是以「評點」做為讀書法，批點各種集部書目，藉由批語所展現的文學品評、鑑賞、校注與其它相關問題之討論，總稱為評點文學。因此評點文學不僅屬於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領域，評點文學也是古代文論史上的重要研究課題範疇之一。
根據以上的觀點而言，可以舉清初康熙年間評點大家何焯為例，加以討論。何焯一生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古書評點。何焯學問精進，四部兼治，故而不僅對四部之學，皆各有評點。尤其傾力在文學作品（集部）的評點，表現高度的評點文學睿見，所以說，何焯兼具評點學家與評點文學家兩種雙重身份，同時展現兩種評點的高度成就，可謂近代評點學這一領域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也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
稍後於何焯的紀昀，在何焯《義門讀書記》一書的提要，稱許何焯「考證皆極精密」，其實，何焯的評點學不只有考證，他已把校、注、與評賞等諸多手法融合一體，紀昀的話只是就何焯的評點法其中之一項而言。與何焯同時代的山西太原大儒閻若璩尤其看重何焯的學問功夫，稱讚何焯「此君且蓋代」。即是稱許何焯以精深學問，應用在評點學所表現的功夫。考今存《校刊唐賢三體詩》有何焯的手校，其中包括眉批、夾批、尾批、以及有圈、有點，有校有注。夏時云：「何義門先生以朱筆通部點勘，評語多者，上下眉行間幾滿。」此書後有近人鄧 邦述的題記，謂：「往往於批語下自注甲子，亦間有自加塗抹，覺今是而昨非者，於此彌見先輩用功之勤，進德之猛，宜其負大名而不朽者也。」這句話說明何焯的評點法，有塗抹，與有 圈有點一樣，都是許多評點方法之一。而且，何焯的評點，帶有濃厚的閱讀意味，一讀再讀，反覆探求文章精義，不只是批點與校注而已。就這一層面而言，何焯大都在「評點文學」的批語中反映出來。
可惜，歷來評述何焯學術成就的意見，只是片面談論何焯的學問以及他評注校書的功夫，都只看到何焯的「評點」精密特 色，未能更深入理解何焯在「評點文學」的成就，因為，評點方法與評點文學二者其實密不可分。
康熙皇帝在何焯去世後（1722）曾云：「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殤，深可憫惻。」這即是稱頌何焯的校書功夫精勤，至於如何精勤？蔣維鈞與全祖望分別說出了何焯的校書方法。蔣維鈞云：「義門讀書，丹黃並下，隨有所得，即記于書之上下方以及旁行側里。」以上的功夫，即評點學。全祖望云：「其讀書，蠶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核，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由此句話表明要到全祖望這句話，才知進一步明白何焯的評點不只是校注，更兼及 「持論」的正確與否？這就把校注與評賞閱讀功夫結合起來，提升到評點文學的境界，並且由此納入整體通貫的古代文論源流之體系，可以當作清代文論的組合之一部份，對學界而言，值得深入研討。
回顧近代以來，整理清代文論者，早有先賢從事，卓然有成。然其間以詩論之研究為例，專家專書之探討多集中在通論與原理原則性之研究。例如日人青木正兒之《清代文學批評史》，即是如此，該書所論對象大都以成就一家之學，專門著作之類為材料，於實際批評方法上之討論則較少。
再者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下卷第五篇，亦專論清代詩論，仍以神韻、格調、性靈、肌理諸說為分派，就其成說之淵源、內容，及其原理一一論述，遍引原典，詳加疏釋，從此多為後來繼起研究者所本，轉出愈精，引述增益，可謂奠基之作。然而，若問及此類理論之實際應用如何？其施於解詩之方法示例如何，除了少數隨例引示，終屬零簡斷章，較少通盤整體之示範。
承繼前人偉業，開展清代文論之研究，每為近數十年學界努力之方向，其中單篇論文，散見各種學術刊物，而專門成書，較論清代詩學者，又以吳宏一《清代詩學》此書最稱完備。其所謂詩學，嘗引楊鴻烈與朱自清的說法，謂專指舊詩的理解與鑑賞。可見清代固有清人自己一代之詩，但清代人談詩之見，包括詩話、筆記、詩選、批注，與乎詩文別集中有關之序跋題記、論辨書翰、及論詩絕句和懷人詩等等。這個取材之類舉，清楚明白，總括清代文論材料之可及者。倘持此材料反觀前人研究清代文論著作所已經談及者，大抵皆有，但相較之下，有關批注一項應是取材最少者。因為這一項，未有專書專篇專文之可求得，而是清人文論中一種屬於實際讀詩，批詩，點詩，評詩之歷程，又因為其私秘性高，而起始之作，本是自家讀詩本事，開始未必有如專書專文之欲公開示人，所以，其零碎蕪雜，簡略輕率，實有甚於其它文論材料。然而，若欲探求清人如何讀詩文解詩文，以及清人如何運用前人已建立之文論，而實際施之於字句之間，從
而瞭解清人文論批評之方法者，則此類清人批注之材料，其具體性，其重要性，實又更甚於其它諸項。蓋這類批注，乃實際可見可行之文評示範。其性質內容，即如吳宏一之解釋云：
所謂批注，大約可包括評點和注解二項，評點方面，像馮舒，馮班之評才調集，紀昀之批蘇詩及瀛奎律髓，我們即可從其褒貶，稱贊和駁難的批語中，看出他們的詩學主張。注解方面，像金聖嘆的「杜詩解」，我們拿來和錢氏箋注仇氏詳注比較，也可以看出他們不同的論詩態度。因此，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我們也應予相當重視。
這段話，賦予清人之評點與注解之重要價值，可謂將清代文論擴大之深化之。然而，清代批注類之作，何其繁多，欲就此材料加以歸納整理，又何其艱巨，而前賢之在這方面有專論專書之作又何其少？因此，有關清代文論之研究，尚有一天廣地闊之園地，亟待學界之投入。為此，本書的論述焦點，專就評點一項，試為初探，拋磚引玉，自期在評點方法的實際性之研究得到預期成 果，以明末清初遺民大儒傅山所著之《傅山全書》評點材料，全面研究，探討其理論所本，其方法，其意見。綜合歸納，類分為說，期望匯整為清代文論在「實際批評」方面之意見與方法示例。
須注意在清人批注一類之著作中，不少已經由前人研究論述過，但是遺漏者也有不少，例如何焯《義門讀書記》一書中相關各書的批注，在前述青木正兒，郭紹虞，吳宏一諸氏的研究中，皆不及見有所稱引。這一方面固因何焯留傳後世遺著不多，除了讀書記五十八卷與道光年間才刻成的《義門先生集》十二卷之外，未有它本專作見於著錄。而另一方面，則因何焯之讀書記不止文論之評點，尚及於經部與四史，其書又非生前自訂，乃捐館後，親姪與門生合纂所成。終其一生，實未有專門文論與專書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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