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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秋，我把曾在不同的學術期刊發表過的四篇論文，經過調整和修改，再加寫了一篇〈導言〉，編成了一本專書，以《胡適與新儒家》為書名，送交臺北中央研究院的出版機構審查。當時該出版機構已採用了作者和審查人的雙向匿名的審查制度，大約二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幾乎是完全肯定，認為只需略作修改便可以出版。但到了二〇〇八年一月初，我收到了另一份匿名的審查報告，對拙書稿完全予以否定。該報告寫得相當的長，其中的核心論述，端在於舉出胡適曾在其著述中，尤其是在英文著述中，對孔子和中國文化有所肯定，而拙書稿竟把胡適視為「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者，究其實是大錯特錯。本來，按照學界行之有年的慣例，若出現了一正一負的審查意見，還需再送第三位匿名審查人決審。但我細讀了負面報告之後，認為確實打中了要害。於是，我便主動向出版機構提出撤稿，不需再送第三審了。
本來，在撤稿之前，我已在全力撰寫另一本《五論馮友蘭》的專書，在撤稿之後，我便把書稿丟到抽屜中，先把新書撰成再說。誰料新書付梓不久，我便接受了香港理工大學的聘書，離開工作了二十年的中研院近史所。來到香港的前四年，身為參與創建中國文化學系的資深教授，「開荒牛」的負重角色，我被日常繁忙雜多的學術行政工作擠壓得難於喘氣；從未曾在大學專任教職而欠缺教書經驗，又迫使我必須用數倍於別人的時間來準備教案，這不啻是百上加斤。四年過後，新學系的行政教學工作終於走上了正軌，我才從箱底翻出塵封已久的書稿，深入自省昔日失察的緣由。
我在徹底反傳統的社會中生活了將近二十年。二十三歲的那一年，我有幸負笈於當時尚未退出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研究所，在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的教誨薰陶之下，開始從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逐漸變成了當代新儒學的信仰者。我皈依新儒學的經驗，和異教徒轉奉（convert to）基督教的體驗頗有相類之處。由於「聞道」比常人艱難得多，「見道」之後也就把握得比常人更加堅定。愈堅定的信仰，便愈容易形成《莊子‧齊物論》中的「成心」，而有「成心」又必有「成見」。我正是囿於成見，沒有深入省察到「五四」反傳統運動本身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沒有把胡適和「五四」運動的其他主要領袖如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作適當的區分；同時，我也沒有覺察到胡適的思想和言行之中的矛盾和複雜性，對胡適某些肯定中國文化的言論視而不見。
由於長期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學習和工作，過眼的聰明人可謂多矣，而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又是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的三個人。但在他們三人和錢穆先生等港臺新儒學大師的大量著述中，也同樣把胡適和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不加區分地並列為鼓吹「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一切重估價值，打倒二千年來的學術思想而全盤西化」（錢穆語）的「禍首罪魁」。此一當代學術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似乎又不能完全以「成心」加以解釋。是否因為胡適肯定中國文化的某些微弱聲音，相較於他猛烈攻訐中國文化的大量「過火」兼「過頭」放言高論，無論在「質」和量的兩個方面都渺小得不成比例，因而在摧陷廓清中國文化方面的客觀效果，把他「融會中西」和「充分世界化」的初心遮蔽了？若果真如此，胡適是否也應為錢、唐、牟、徐等人「成心」的形成，負有相當一部分的責任？
反省過後，我便從失足之地站立起來再出發。我的書寫和論述方向，已改為呈現當代新儒學大師馮友蘭、錢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人，是如何在「觀看」五四反傳統運動，尤其是如何在「觀看」胡適，藉以為當前研究五四運動的眾聲喧嘩，加入另一種新的聲響。我把書名由《胡適與新儒家》，改為《新儒家眼中的胡適》，正是為了與此一改變相適應。除了把原來的四個舊章大幅度調整、刪節和改寫之外，我還另外加寫了四個新的篇章；此一舉措，在壞的方面，讓書中的字數增加了一倍；但在好的方面，也使得書中的「名」和「實」，變得更為相副。此外，在呈現新儒學諸大師的「觀看」「五四」和胡適之時，我也會在適當的地方，加入一些扼要的疏釋，藉以說明胡適的某些引起誤會的言行及其原因。至於昔日囿於「成心」而在行文中針對胡適的一些「失敬」的言詞，凡能被我覺察到的，也都已刪除了。
和十二年前的舊稿相較，本書可以說算是一本新著。此書之所以能撰成及付梓，首先得感謝舊稿的兩位匿名審查人。肯定的審查意見，是我能在摔跤後再站起來的精神支柱。否定的審查意見，對我是一記當頭棒喝。它提醒我治學須突破「成心」的束縛，看問題切忌簡單化和片面化，而只有那些能夠充分地展現其研究對象的矛盾性和複雜性的著述，才更值得我們以一輩子努力去探索和追求。由於必須遵守學術的紀律，我不可能知悉兩位審查人姓名並當面叩謝，但我由衷地希望，希望他（她）們有機會讀到這篇小序，並領受我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所謂「千虛不如一實」。能夠向自己的研究對象當面請益，相信是任何研究者莫大的福報。我一九八二年七月曾有幸在檀香山和舊金山二次訪問過馮友蘭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八月在臺北內雙溪素書樓上有幸拜謁了錢穆先生。至於在負笈九龍農圃道新亞研究所之時，常侍隨於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講席杖履之後，過蒙三位恩師耳提面命，覺悟開迷，更是沒齒難忘。
本書前後八章，常從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視角，處理相似或相近的課題，故在內容上或文字上難免有重複之處；儘管已大力加以刪節，容或仍有「漏網之魚」，隱身於此章或彼章之字裏行間。先師唐先生被問及著書何以重複難免之時，嘗慨乎言：「重複何傷乎？倘真理不重複，則錯誤必重複！」旨哉旨哉！聊以自解。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毛永波先生的一再優容。本書自二〇一四年簽約之後，因自覺還需更多的時間改寫，我竟再三再四在交稿期限中「食言而肥」，最後還藉退休而自行「失聯」；如果不是毛先生過人的耐性、不斷的溫馨提醒，以及他的多次寬容和永不放棄，本書早已胎死腹中。感謝我在中研院時的研究助理吳燕秋小姐、陳依婷小姐、吳景傑博士、任立瑜先生，尤其是張繼瑩博士和嵇國鳳小姐，如果沒有他們幫忙蒐集、抄錄、查對各種研究資料、輸入電腦文稿以及借書還書等繁雜事務，本書是不可能寫出來的。感謝香港理工大學的導師胡光明博士，全憑他在擔任我的研究助理時，以其精密和嚴謹的校對，讓本書可能出現的錯誤減至最低。感謝陳永發教授、白先勇教授、張洪年教授、何漢威教授、洪長泰教授、馮耀明教授、羅志田教授、葉其忠教授、余敏玲教授、楊翠華教授、羅久蓉教授、楊貞德教授、呂妙芬教授、賴惠敏教授、胡曉真教授、林月惠教授、何冠環教授、陳曉平教授、黎漢基教授、賀照田教授、楊祖漢教授、李瑞全教授、楊君實博士、徐均琴博士、李啟文博士、陸鍵東先生、曹永洋先生以及陳文華先生，感謝他們賜讀全部或部分書稿並惠予寶貴意見。當然，最該感謝的還是內子華瑋和小女君宜，有了她們的一路陪伴，任何荒涼貧脊的文化沙漠，都會變成萬紫千紅的人文樂園。
先慈陳芷君女士和先嚴翟超先生，以九三與百歲之高齡，兩年多前先後在美國三藩市棄養。人子頓失怙恃之哀思，卻未因父母之福壽全歸而稍減。憶及每有成書之日，先父母恆挑燈夜讀，相與講評，引為至樂；而此書出版之稽遲十有二年，竟使先父母未及生前展讀，孤兒心中抱憾，奚可勝言！唯願把本書化作一瓣心香，呈獻給先父母在天之靈。
二〇一九年元宵之夜東邑翟志成自序於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職員宿舍我樂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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