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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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英｜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陳小雀｜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淡江大學國際長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看海，聽海，寫海⋯⋯ 聶魯達的一生宛如大海，時而碧波蕩漾，時而波瀾壯闊，不僅千變萬化，也精彩絕倫，海之於聶魯達，一如水之於魚，不可或缺。他化潮聲為詩篇，化浪花為漫歌，譜出海的呢喃與嘆息；他以書房為燈塔，以宅院為輪船，擁抱海的柔情與狂傲。品讀《聶魯達回憶錄》，儼然透過海螺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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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未曾結束的傳記
智利版主編　達里歐．歐塞斯（Darío Oses）

《聶魯達回憶錄——坦白說，我沒有白活》是一部卷帙浩繁、手法獨特的作品。聶魯達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臨終前，都還在整理這部回憶錄。回憶錄當中有他對先前不同時期、不同出處作品的重寫，也有他審視和反思個人生平之後再創作的作品。
大約在一九七二年中旬，當時擔任駐法大使的聶魯達，在歐梅洛．阿爾塞（Homero Arce）的協助下，有系統地整理個人回憶錄。同年八月，他在寫給好友博羅迪亞．泰德爾鮑姆（Volodia Teitelboim）的信中說道：「我正著手完成《十字路口》的連載，直到把它變成一本重要的書為止。」就這樣，十篇自傳式的編年史成了他回憶錄的基礎，以「詩人的歲月」（Las vidas del poeta）為題，刊登在一九六二年的《國際十字路口》上。期刊的版面總是有限，但是關於「聶魯達」這題材需要更大的發揮空間與更多的篇幅，所以他乾脆重寫，並且加上不同時期創作的文章，例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在智利大學進行的一系列關於個人生平與著作的講座講稿。
曾有人說，聶魯達的詩也成了他寫回憶錄的養分。他在我們編輯的這個版本的引言中提到：「我的詩是什麼？我不知道。還不如直接向我的詩問我是誰。」
事實上，聶魯達總是在回憶錄中穿插自己的詩歌和散文。他的生平不僅表現在那部縝密規劃且有系統撰寫的傳記式詩歌中，也遍布在他大部分的作品裡。從他的第一部作品便能看出他企圖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記錄下來。對此，他寫道：「《晚霞》（Crepusculario）像我某些成熟時期的創作。有某部分是關於發生在我內心和外在世界的所有事情；關於所有打動了我的感覺。」
雖然聶魯達提及了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國籍的作家，但是並非單純引述他們的作品來建構回憶錄。在回憶錄裡，我們發現他以不同的方式撰寫個人的生平故事。其中一種是以事件發生順序作為敘事主軸，比如描述前往俄南德斯（Hernández）家的脫粒場故事。他部分借用了英雄冒險旅程的典型：主角從原生家庭出發，在架構上與背景上歷經種種現實與夢境交錯，然後達到情節的高潮——主角的初夜，最後在回程中又回到了平淡的現實生活。在敘述行經安地斯山的旅程中，也有同樣的敘事特性：身體的長途跋涉同時也意味著精神狀態的改變，從被通緝的人過渡到自由的人，也開啟了詩人通往「世界的康莊大道」。
除此之外，《聶魯達回憶錄》中的許多篇章也寫得很像遊記。
另一種撰寫回憶錄的方式是透過描述地點、人物、回想與反思，將許多事件彙集起來，例如第十一章〈詩是一種職業〉，大多是雜記。在回憶錄的其他章節，我們也看到作者描寫了一系列人物，而這些有如演員表般的人物，也出現在聶魯達的某些詩歌作品裡。比如說，回憶錄中由一九二○年代聖地牙哥的波希米亞作家組成〈冬天裡的瘋子〉這篇章中的主要人物；另外還可看到聶魯達年輕時在天堂谷認識的一群放蕩不羈的奇才，以及分散在此書各章節中許多不平凡的男男女女：羅哈斯．希梅內斯（Alberto Rojas Giménez）、阿卡里歐．柯達伯斯（Acario Cotapos）、南希．庫納（Nancy Cunard）等。這些人物以某種形式呼應了詩人在他的小說《居民與其希望》（El habitante y su esperanza）前言中所宣稱的，那種對於「不平靜與不滿的人們」的一種喜好。
聶魯達自己在簡短的前言中，指出本書的特殊之處：「回憶錄作家的回憶與詩人的回憶不同。他們或許生活經驗少，但卻忠實記錄許多外在的事物；他們經營細節來消遣讀者，讓我們看到他們那由時代光影交織出的幻象。」如同我們看到的，聶魯達抒情式的回憶錄是一種從他最初期的創作逐漸累積成的一部作品，經由這樣長期且緩慢的沉澱過程，他賦予了這部回憶錄既豐富又完整的內容。
聶魯達在此書前言中指出的另一項特殊性，在於他多重的生命：「我的生活精彩豐富，這就是詩人的生活。」在他的創作中，許多地方都隱含有他對多重自我的影射。光是以下這幾句，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是人群，無數的人群。」（《漫歌》〔Canto general〕）；「我無法／沒有生活而活著／無法身為人而不關心人……」（《元素頌》〔Odas elementales〕）；「在我的歌裡，彙集了看不見的人為大家所唱的歌……」（同上）。
因此，這本書可以說是代表個人與眾人的聶魯達傳記，也是一部被所有人認同的個人傳記。
如同我們先前提過的，《晚霞》中已看得出詩人動了寫自傳的念頭，但是在某些代表性的作品中，這樣的企圖表現得更加明顯，例如在《漫歌》中〈我是〉（Yo soy）的部分；之後在歡慶五十歲生日的活動上，於智利大學暑期學校公開發表的五場演說；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他於一九六二年發表的一系列標題為「詩人的生命」的文章；還有一九六四年，他為了慶祝六十歲生日，創作的一部重要的傳記式詩歌集——《黑島備忘錄》（Memorial de Isla Negra）。
關於最後這一點，聶魯達同年在智利聖地牙哥國立圖書館舉辦的一場個人創作研討會中提過。當時詩人以即興演說作為開頭，談論他的《備忘錄》一書：「在這部作品中，我同時仔細回顧了我在《晚霞》中的最初感受，也就是回顧一部記錄每天感受的詩歌集。雖然書是以生平為主軸，但在這部長達五卷的詩歌集裡，我除了看見每天幸福或幽暗的表情，什麼也沒找到。確實，這部作品就像一個散落後又再次聚集的故事，被我個人生命的大事件以及無數呼喚我的大自然聲音糾纏、串連。」
聶魯達結束演說時，表達了想繼續撰寫自傳，直到生命結束那天的想法：「我不知道活到這把年紀了，這麼講是不是在說大話，我不會放棄繼續珍藏我見過、愛過的所有事物；珍藏我感受過、經歷過、爭取過的一切，這樣我才能繼續寫這一系列還沒完成的長詩，因為我將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會停筆。」
《聶魯達回憶錄》本來應該在一九七四年出版，作為慶祝他七十大壽的其中一項活動。然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爆發軍事政變，使他在同月二十三日提早結束了生命。1本書確實在一九七四年出版，不過卻成了遺作。
聶魯達基金會仔細檢查檔案後，找到某些與回憶錄相關的文件。首先是一本聶魯達於一九七三年六月親筆寫的筆記本，內容包括大量有趣的眉批，並且記載如何將各主題安插在《聶魯達回憶錄》中的構思。再來又找到兩個文件夾，裡面收有從未曝光的自傳稿。其中，包含了許多類似〈返鄉的少女〉這類的文章，它們就像拼圖裡少掉的圖案，與回憶錄的某些部分幾乎完全吻合。其他像〈詩人費德里克最後的愛〉這類的文章，則附上說明，解釋他當時為什麼公開「群眾能完全拋開成見，接受費德里克有同性戀傾向，而無損於他的名望嗎？」這樣的自問。之後，瑪蒂爾德．烏魯蒂亞（Matilde Urrutia）澄清：「我也同樣質疑這一點，所以沒有將這篇放進回憶錄中。我將它放在這裡，我認為我沒有權利去破壞它。」隨著那個「我將它放在這裡」的舉動，瑪蒂爾德將這個小節交給時間處理。她靜置，希望在更尊重人之多元性的未來，有某個人能找到這篇文章，將它公諸於世。而這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加入的其他文章，在當時並沒有被編入回憶錄中，原因可能是發行《聶魯達回憶錄》第一版時，情勢危急。我們回想一下，聶魯達臨終前在聖地牙哥的聖母醫院度過，當時智利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軍事獨裁統治。他位於聖地牙哥的家——恰斯孔納（La Chascona），和另一個位於天堂谷的家——塞巴斯蒂安納（La Sebastiana），皆慘遭嚴重破壞，而且他的許多朋友都被逮捕、處決，或者下落不明、被隔離。
聶魯達死後，他的遺孀瑪蒂爾德好不容易將回憶錄從智利救出，以委內瑞拉外交郵袋將它寄到卡拉卡斯（Caracas），然後自己再飛過去，與一起合作出版此書的米格爾．歐德羅．希爾巴（Miguel Otero Silva）會合。
最後，我們找到三份不曾出版、撰寫於一九五四年的自傳式演講稿。這些都是詩人撰寫回憶錄時最主要的資料來源。
雖然聶魯達曾說，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會寫下那一系列長詩的最後一個字，但是這一版新加入的這些珍貴的自傳式資料，讓我們得以重新閱讀他的回憶錄，同時延續且豐富詩人未曾結束的生命故事。


【內文節錄】
我的第一首詩

現在我要跟你們說一個關於鳥的故事。在布迪湖（Lago Budi）有人用殘暴的方式捕捉天鵝。他們會坐在小船上悄悄接近，然後船槳突然划得很快、很快……天鵝和信天翁一樣很難飛起，必須在水上迅速滑行。而且牠們要張開大大的翅膀也有一定的難度。所以獵人能靠近牠們，用棍棒把牠們敲暈。
有人帶了一隻垂死的天鵝給我。那是隻美麗的黑頸天鵝，在這個世界上我就只見過那麼一次。牠就像雪做的小船，瘦長的脖子上套著一條細長的黑絲襪，泛著橘色的小嘴，加上兩顆紅紅的眼睛。
這一切就發生在南方印貝里阿爾河的薩韋德拉港附近的海邊。
我收到天鵝時，牠已經快死了。我幫牠清洗傷口，把一小塊一小塊麵包和魚肉塞到牠喉嚨裡，餵牠吃東西，不過牠全都吐了出來。但是隨著傷口慢慢復元，牠開始了解我是牠的朋友；而我也慢慢明白，牠會因為相思病而死。我用雙手捧著那隻沉甸甸的大鳥，沿街走到河邊。牠在我前面游了一下下。我想要牠自己捕魚吃，指著河裡的小石頭，指著南方銀色小魚游過的沙子。但是牠哀傷的眼神看著遠方。
我每天帶牠到河邊，再帶牠回家，就這樣往返超過二十天。天鵝幾乎長得跟我一樣大了。某天下午，牠若有所思地游到我身邊，但是當我想再教牠捕魚時，牠沒有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反而顯得相當平靜。我用兩隻手再度將牠抱起，準備帶牠回家。接著，正當我把牠舉到胸前時，感覺到彷彿一條緞帶鬆脫，有如一隻黑色手臂般的東西磨蹭了我的臉。原來是牠那纖長優美的脖子倒下來了。到那時我才曉得天鵝垂死前不會歌唱1。
高廷河的夏日相當炎熱，把天空和小麥都烤焦了，大地想從昏睡中甦醒。家家戶戶依然像冬天時毫無準備般，也都沒做好避暑準備。我出門到田野裡閒晃，走呀走的，結果在涅羅爾山（Cerro Ñielol）迷路了。我獨自一人，口袋裡裝滿了金龜子，還帶了一個盒子，裡面裝著一隻剛抓到的、毛絨絨的蜘蛛。往上看不到天空。森林裡的濕氣很重，我滑了一跤。突然有隻鳥發出有如幽魂般的叫聲，原來是竄鳥（chucao）。一陣恐懼從我腳底升起。我幾乎認不出如血滴般鮮紅的智利風鈴草。在巨大的蕨類植物底下，我就像個渺小的生物。一隻白頸野鴿啪嗒啪嗒拍著翅膀，從我嘴邊飛過。更高處的其他鳥兒則發出嘶啞的叫聲取笑我。天色已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
我父親還沒到家，他要凌晨三、四點才會回來。我上樓進房間讀薩加里的小說。外面下著傾盆大雨。就短短一分鐘，黑夜和大雨覆蓋了這個世界。我獨自在房間裡，在數學練習簿上寫詩。隔天我很早起。當時李子還沒成熟，但我帶著一包鹽上山。我爬上一棵樹，找了個舒服的位置，然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李子，再把口中一小塊李子肉取出，蘸滿了鹽，再把它吃下肚。我就這樣吃了一百顆李子。我知道，我真的吃太多。
因為我們舊家發生火災燒掉了，所以這個新房子對我來說充滿了神祕感。我爬上籬笆觀察鄰居，發現沒人。我又舉起幾根籬笆的木棍，然後什麼也沒看見，只發現幾隻可憐的小蜘蛛。在那最偏僻的角落有一間廁所，廁所旁的樹上有毛毛蟲。當時杏樹上結了覆著白色絨毛的果實。我知道如何用手帕抓大黃蜂而不傷害牠們。我把牠們包住一會兒，再把牠們舉到耳朵邊聽。嗡嗡嗡的聲音真是美妙！
一個住在廣闊可怕的邊界、身穿黑衣的小詩人，真的好孤單呀！生命和書籍漸漸讓我觀察到巨大又沉重的奧祕。
我忘不了昨天讀到的故事。在一個遙遠、叫作馬來西亞的地方，麵包果救了桑德坎1和他的同伴。
我不喜歡水牛比爾，因為他殺了印第安人。不過他真的是個很厲害的「騎務士」2！大草原好漂亮！印第安人的錐形帳篷好美！
經常有人問我，第一首詩是什麼時候創作的，第一首詩是什麼時候誕生的。
我試著回想。在我還很小、才剛學會寫字的時候，突然產生一股強烈的情感，然後就隨便寫了幾行與平常說話不一樣、有點押韻的句子，就連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把那幾句話謄寫在紙上，當時我感到一股強烈的焦慮，一種在當下也說不上來的情緒，有點痛苦，又有點悲傷。那是一首獻給我當時認定的母親，也就是有如天使般溫柔呵護我童年的繼母。我完全沒辦法判斷我的處女作寫得好還是壞，所以就拿去給我父母親看。他們當時在飯廳裡竊竊私語，沉浸在一些像條大河般隔開大人和小孩世界的話題中。我把那張寫了幾行字的紙拿給他們，當時我還因為第一次有靈感而全身顫抖。我父親漫不經心地把紙拿在手裡，隨意看了一下，然後毫不在意地把紙退還給我，對我說：
「你哪抄來的？」
接著，又繼續跟我母親悄悄談論起那重要但卻離我很遙遠的話題。
我隱約記得，我的第一首詩就是那樣誕生的；就是那樣首次收到漫不經心的文學批評。
與此同時，我有如孤獨的水手在浩瀚的知識中航行，在毫無秩序的書海中前進。出於對書的貪得無厭，我不眠不休地閱讀。在海邊，在小小的薩韋德拉港，我發現了一間市立圖書館，還認識了一位名為奧古斯多．溫特（Augusto Winter）的老詩人。他佩服我書讀得快。「那些都看完了？」他問我，同時拿了一本巴爾加斯．比拉的新作、一本易卜生（Ibsen）的書，以及一本關於羅坎伯雷2的小說給我。我就像隻鴕鳥，來者不拒，全把它們吞下肚。
那時候，一名身材高大，穿著長版套裝、低跟皮鞋的女士來到蝶夢谷。她是女子中學的新校長，來自智利南邊白雪皚皚的麥哲倫地區。她的名字是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3。
看她穿著長到腳後跟的外衣，走在小鎮的街道上，我對她感到敬畏。但是當有人介紹她給我認識時，我發現她人很好。在她深褐色、有如阿勞卡尼亞美麗陶罐的臉頰上，表現出明顯的印第安人特徵。她露出潔白的牙齒，發出爽朗開懷的笑聲，讓整屋子的氣氛都活絡起來。
我太年輕、太害羞，又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所以沒跟她成為朋友。我很少見到她。她每次出現都會送我書，我覺得那樣就夠了。她認為世界上最精彩的就是俄羅斯文學，所以她送的那些書都是俄文小說。我可以說加芙列拉讓我與俄羅斯小說家嚴肅、驚人的洞察力接軌，讓我深深愛上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到現在他們仍持續陪伴著我。

序
未曾結束的傳記
智利版主編　達里歐．歐塞斯（Darío Oses）

《聶魯達回憶錄——坦白說，我沒有白活》是一部卷帙浩繁、手法獨特的作品。聶魯達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臨終前，都還在整理這部回憶錄。回憶錄當中有他對先前不同時期、不同出處作品的重寫，也有他審視和反思個人生平之後再創作的作品。
大約在一九七二年中旬，當時擔任駐法大使的聶魯達，在歐梅洛．阿爾塞（Homero Arce）的協助下，有系統地整理個人回憶錄。同年八月，他在寫給好友博羅迪亞．泰德爾鮑姆（Volodia Teitelboim）的信中說道：「我正著手完成《十字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