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名朋友
我每天早上六點半到咖啡館，剛好在第一批顧客出現前半小時。我把預先秤好重量的咖啡豆磨成粉，並啟動滴漏式咖啡機，讓三個保溫壺都裝滿了咖啡。我設定好義式濃縮咖啡的研磨、秤重並計時，直到得出一杯正確的濃縮、正確的粉水比例。我打開飲水機。我把一包包手工烘焙咖啡豆排在展示架上整整齊齊。我把手沖臺布置好，放上咖啡磅秤、玻璃壺，還有日本製的V60陶瓷濾杯。我把冰箱的鎖打開，裡面裝滿了義大利蘇打水和綠色玻璃瓶裝的汽泡水。我把巧克力糖漿、香草糖漿和焦糖糖漿擺出來。我把保冷壺裝滿有機淡奶油牛奶，把外帶區的杯套、攪拌棒、吸管、杯蓋、紙巾和糖包重新補滿。我走過中庭到廚房去拿冰塊過來。然後，我把折起來的木頭店招打開，在中庭架好招牌，拿掉櫃檯上的「休息中」告示牌，打開收銀機，擺出我的小費桶。
咖啡館是一個商場的眾多店鋪之一，這個小型的複合商場圍繞著西班牙老市集風格的露天中庭。早上六點半還在悠閒幹活時，我碰到寥寥幾位其他店鋪的工作人員——墨西哥烘焙坊的糕點師傅、塔可餅店的備料廚師，以及負責維護市集中庭的管理員。管理員是位來自瓦哈卡、名叫荷西的壯漢，臉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總是頭戴一頂黑色棒球帽，身上的灰色T恤被他粗壯的寬肩繃得緊緊的，衣襬俐落地塞進黑色牛仔褲裡。荷西會用澆花水管或長柄刷清潔中庭的地板。他定期用吹葉機清掃緊鄰的人行道，把各種碎屑一波波吹到水溝，等著被雨季的大雨沖走，或被炎夏的熱風襲捲。他整理中庭的家具，用腰際掛的一串鑰匙打開一扇扇的門，輸入密碼解除保全系統，並打開廣場各處的大門，放當天的第一批客人入內。
一早的尖峰時刻來臨前，荷西和我常常隔著咖啡吧檯聊天。我們用西班牙語交談，友好地問候彼此。他問起我在研究所的課業、我的旅行計畫、我最近的桃花運。他問候我的家人，我也問候他的家人。他問起我母親的心臟健康，並請我在出遠門去探望她時，代為致上他的問候。我也請他代我問候他的太太和三個男孩。他的長子上中學的第一天，他驕傲地把手臂靠在吧檯上。他家老么贏了人生第一場足球賽時，他樂得眉開眼笑。他的次子出車禍時，他乏力地拄著長柄刷。車禍後幾個月，荷西說：「他好轉了，感謝上帝（gracias a Dios）。」
荷西知道我在邊境巡邏隊待過幾年，但他很少問起那份工作，幾乎像是沒什麼可問的。同樣地，我也刻意不問他是如何來到美國、以什麼身分留下。我日復一日和移民往來互動——咖啡館的客人、整個城市各處碰到的移工，還有晚上來公園、隨性加入我和我朋友的行列、大家一起踢足球的日班勞工。我常在他們身上認出越界留下的微妙痕跡，那是對這件事有形無形的領會，一種留連不去的沉重印象。我在荷西身上也感受到了，但我們沒法談論這麼隱微曖昧的事情，於是我們對彼此報以點頭和沉默、眼神和手勢，以及一種很快就發展成友誼的東西。
一天，值班結束，我站在那裡數小費，荷西拉了一張吧檯椅，坐下來喝一瓶氣泡水。我把一堆零錢換成二十元鈔票時，感覺到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抬眼看他，他示意我靠過去，壓低聲音問我：「喂，你在巡邏隊的時候，一定賺很多吧？」我說：「當然。」他四處張望一下，確定沒人在聽得見的範圍內，然後靠得更近問道：「比你在這裡賺的更多吧？」我笑了出來，回道：「那還用說（claro que sí）。」他重新靠回椅子上，不解地問：「那你為什麼要離開？」我聳聳肩，有點訝異他終究還是問出口了。我說：「到頭來，我發現自己不是那塊料。」我迴避他的目光，想著自己還能補充些什麼。最後，我抬起頭來看著他說：「我想回學校念書，學寫作，拿個碩士。」荷西對我投以一個調皮的笑容。他說：「學生可賺不了什麼錢。」我指著櫃檯上那一小疊小費笑了笑。他不可置信地看著我說：「你去別的地方可以賺得更多。」我說：「但我喜歡這裡的步調，而且這裡的人很好。」我指了指那臺義式濃縮咖啡機說：「咖啡又好喝。」荷西哈哈大笑道：「當然了，每個人都需要咖啡（claro, todo el mundo necesita café）」
荷西繼續好奇地看著我問：「為什麼要學寫作？怎麼不去唸企管、醫學、政治？這樣你就能賺更多錢（así podrías ganar más dinero）。」我又聳了聳肩說：「寫作似乎是整理我所見所聞的好辦法。」荷西坐回他的椅子上，回說：「啊，現在我明白了（ah, ahora te entiendo）。」過了一會兒，他補上一句：「我可以寫很多本書。」他的見識可多了。
荷西和我常常談到毒品戰爭和墨西哥的亂象——在阿約辛納帕（Ayotzinapa）失蹤的四十三名學生、毒梟在邊界沒完沒了的槍戰、警方和政府官員持續的貪汙腐敗。一天，他說了個笑話：有一場盛大的獵鹿競賽，美國、俄國和墨西哥的獵人都來了。第一天，美國人帶著戰利品來到評審面前，但在他們的強力武器摧毀之下，他們的獵物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來是不是鹿，於是他們喪失了資格。第二天，俄國人帶了很大的一頭公鹿回來，但評審發現這頭鹿是被毒死的，而不是光明正大獵來的，俄國人也喪失了資格。第三天過去，第四天過去，還是不見墨西哥人的蹤影。到了第五天，評審團決定出發去找人。找了幾小時之後，評審團在林子裡的一片空地找到了墨西哥人。只見他們圍著一隻兔子，其中一人正在殘忍地對兔子用刑，另一個人高高在上地站著，對兔子吼道：「混帳東西，還不快承認你是鹿！」
二〇一四年，墨西哥軍方抓到矮子古茲曼（El Chapo Guzmán）那天，荷西問我：「你覺得他們真的抓到他了嗎？」我說我不知道，反問他覺得怎麼樣。荷西說：「我覺得很難說，你知道嗎？他有替身。」荷西想了想，又說：「也搞不好是政府的安排，他們只是抓來一個長得像他的人。」幾天後，荷西給我看出現在網路上的照片——這位毒梟頭子的臉部特寫，和他先前一九九三年被捕時的照片並排。荷西說：「看起來不一樣，是吧（se ve diferente, qué no）？」我仔細看了看，不敢確定地說：「或許是吧（puede ser）。」他把手機放在吧檯上，盯著其中一張照片說：「他的樣子不像毒梟頭子，看起來沒有那麼壞。」我倒了杯咖啡給荷西，靠在我這一側的吧檯上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壞人長得就跟普通人一樣。」
荷西抬頭看我，問道：「你在邊界巡邏的時候，真的找到毒品過嗎？」我告訴他：「當然，超乎你想像得多。」他緩緩點頭，眼睛眨也不眨，又問：「那你逮過毒梟嗎？」我說：「當然，只不過沒有矮子古茲曼那麼大條。」荷西聽得入神，我繼續說：「我們抓到的多半是些小人物——走私客、毒探、毒騾、蛇頭之類的。」我看著他臉上浮現一種了然於心的表情。他定定直視我的目光，直到我別開目光為止。我最後坦承道：「但我抓最多的是非法移民，純粹想要改善生活的人。」
每天早上九點或十點左右，荷西就會帶著他的早餐到咖啡館，在吧檯前坐下來吃，風雨無阻，吃的也是一樣的東西——隔壁塔可餅店的蔬食早餐墨西哥捲餅。每天早上，他都會邀我跟他共享。他會問：「想來點捲餅嗎（vas a querer burro）？」而我多半都會接受。他會說：「拿把刀子來切成兩份，你要多大份都可以。」我禮尚往來泡杯咖啡給他，總是裝在紙杯裡，加一份香草糖漿調味，再倒一點淡奶油牛奶。他常對捲餅品評一番：今天的還不錯、豆子涼掉了、鹽巴太多了、一定換了個新廚師。他也會針對莎莎醬品評一番：今天的太水了、不夠辣。有時候，他甚至在點餐前先過來問我：「我也可以把花豆換成黑豆，或加點酪梨，你怎麼說（qué te parece）？」
有些日子，荷西會提議和我分食一份甜點，主要是來自隔壁烘焙坊的甜甜圈或雞蛋糕。一天早上，他帶了他太太做的早餐，說是瓦哈卡經典地方菜。他分了一大堆給我，笑著說：「我都這樣吃。」我一邊就著他的保鮮盒大吃特吃，一邊告訴他有一次我抓了兩個瓦哈卡人。荷西睜大了眼睛說：「哦？是嗎？」我說：「他們是好人，謙虛客氣。」荷西笑了笑說：「我們瓦哈卡人都這樣。」我又說：「他們就像這樣分食物給我吃。」我描述了牛肉乾、烤蟋蟀和小魚乾的滋味。荷西笑容燦爛，眼裡閃著飢渴的光芒說：「你說的是carne seca、chapulines和charales。」我繼續說：「但最棒的是梅斯卡爾酒，他們父親釀的在地龍舌蘭酒。」荷西坐回椅子上，張大了嘴說：「啊啊啊啊啊！梅斯卡爾酒讚啦！」
荷西靠在吧檯上，垂下目光看著木紋搖頭道：「以前我喝梅斯卡爾酒喝得可多了，我表哥自己釀，他從我們村子一帶採來龍舌蘭，我們以前還會直接從釀酒桶喝。」他望著窗外的中庭，輕聲坦承道：「我以前是個酒鬼。」接著挺直腰桿坐正了說：「但現在不是了，自從老大出生之後，我已經十五年滴酒不沾囉！」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每天早上在咖啡館始終如一。荷西忙完了就過來吧檯聊天，與我分享他的食物。將近兩年，沒有一天不來串門子，沒有一天不把他的麵包分給我。
一天早上，我問起荷西在瓦哈卡的家。荷西告訴我，他們的村子很小，半隱在首都南邊的叢林山區裡。他說：「那裡很平靜，暴力到現在都還沒接近我們的村莊。我家鄉的人都很謙卑又勤勞，雖然沒什麼錢，但在我們村子裡，都還沒人轉去求助毒品、過上打打殺殺的生活。」
那天上午趁生意清淡，他拿著他的智慧型手機來吧檯，打開「Google地球」，在螢幕上張開手指，放大瓦哈卡州的畫面，包圍村莊的蒼翠山巒映入眼簾。他充滿嚮往地對著衛星影像傻笑，指出村子邊上種得整整齊齊的田地給我看，眼神發亮地告訴我：「我親戚他們就是在這裡釀梅斯卡爾酒。」他打開街景服務，指著五顏六色的建築和龜裂的路面。他的聲音飄到很遠的地方，幽幽說著：「這是教堂，這是市政廣場。」我打斷我們的談話去幫客人的咖啡續杯、幫一位顧客點餐，但荷西始終在吧檯前，埋首於他的手機上。他叫我過去：「看！我媽家在這裡。」我走了過去，他把手指按在螢幕上說：「從屋子的弧度看得出來。」說完，他坐回椅子上，臉上洋溢著笑容。
一個炎炎夏日裡，我注意到荷西沒來上班。近午時分，商場的老闆娘黛安來喝她的每日拿鐵。我問她有沒有荷西的消息，她說：「他昨晚打給我，說他母親病危。真是不幸，他請了兩星期的假回瓦哈卡，好見他母親最後一面。」黛安啜了一口她的拿鐵，從敞開的門望向外面的中庭，回憶道：「我知道那種感覺，我母親過世那晚，我就守在她身邊。老天保佑，她在睡夢中安詳地離開。」黛安抬頭望著天花板，又說：「你知道嗎？這是最傷心的事，但對我來講，能在那一刻陪在她身邊很重要。」她把目光拉回來，看著吧檯另一頭的我，我啞口無言，不知能說什麼。黛安搖搖頭說：「不好意思，我只是很為荷西難過，他是這麼好的一個人。」她又啜了一口拿鐵，豎起一根手指說：「我跟你說，他是我們雇用過最好的工人，這三年來，今天是他第一天缺席。」
兩星期後，黛安一樣坐在吧檯喝拿鐵，我問她荷西有沒有消息。她瞄了一眼坐在她左右兩旁的顧客，告訴我說：「他還在瓦哈卡，顧他母親的房子。」我只說了聲：「喔。」那天後來，我忙著把存貨補充到櫥櫃上時，她從敞開的門口叫我，請我跟她到外面去。
我們走到露天停車場，我和黛安一起站在夏日豔陽下。她開始切入正題：「我不想在你的客人面前說這些，但我想荷西要想回到這個國家會有問題了。」我問：「什麼問題？」她望著遠方說：「我們從沒問過他，但我覺得他應該沒有合法居留身分。」我搖搖頭，低頭看著停車場的泥土地說：「但願我在他離開前跟他聊過。」黛安說：「你也說不了什麼，相信我，他非回家鄉不可，擋也擋不住。」我重新抬起頭來，看著黛安說：「他不明白，要偷渡回來不像以前那麼容易了。」我轉頭望向停車場上的車輛，被陽光刺得瞇起眼睛。
我問：「有辦法聯絡上他嗎？」黛安說：「我可以給你他家裡的電話，我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人在邊境，正要設法偷渡過來。」我說：「千萬不要，他不能現在偷渡，不能挑夏天。」黛安看著我。我說：「我得和他談談。」我閉上眼睛，眼前浮現火山石和腫脹的屍體、醫院的床單和焦黑的皮膚。「不，」我低聲說：「不要是荷西。」
我打到荷西家裡，接電話的是個小男孩。我先自我介紹說是荷西的一個朋友，接著問他：「你是荷西的兒子嗎？」男孩一語不發。我繼續說道：「我和你爸一起工作，聽說他在邊境，想從墨西哥過來。他還好嗎？」長長的一陣沉默過後，男孩終於開口問道：「你要我媽回電給你嗎？」我說：「當然。」接著他就掛斷電話了。
半小時後，我的手機響了。電話另一頭的女人說：「我是荷西的太太盧佩。」我再次介紹說我和他是工作上認識的朋友，並表示我有點擔心荷西的下落。盧佩沉默了一陣，像是在考慮要說什麼、要對我透露多少。我想直接衝口而出說現在太熱了，想過來要再等等，不值得為了搶一時之快賭命。最後，她說：「你打來的時機真巧，因為我才剛跟墨西哥領事館講完電話。他們打來告訴我，荷西兩天前被邊境巡邏隊逮捕了。他今天下午兩點到庭聽訊，他們沒告訴我地點。」我手裡拿著電話踱來踱去，盧佩的語氣很平，彷彿她能做的就是把他們的話複誦給我聽。我問：「今天下午兩點？」她確認道：「對。」我繼續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熟悉的流程和進度在我腦海浮現。我告訴盧佩：「我想我應該知道他會在哪裡，我可以再打給妳嗎？」
我和摩拉里斯已經好幾個月沒見面、沒講話，但我還是打給他了。我問：「嘿，老兄，你還在法院上班嗎？」他說：「當然，但我今天休息，怎麼了嗎（por qué）？」我說：「我想我有個朋友要被送去流線法庭了。」他說：「靠，退出巡邏隊幾年，你的朋友就全變成濕背佬了？」我還在想要怎麼回敬他，他就說：「開玩笑的啦，我懂。」我反擊道：「你當然懂，你以為我不記得你在道格拉斯邊界長大嗎？靠，搞不好連你都不知道自己就是濕背佬。你去法院上班的時候最好不要忘了穿制服，老兄，不然他們搞不好會把你遣返。」摩拉里斯大笑道：「好啊你，夠嗆的！」
我問摩拉里斯，流線訴訟是否仍開放給民眾旁聽，他說：「是啊，嬉皮和抗議人士成天跑來聽，你以前從來都不跑法庭嗎？」我說：「不用，沒去過。」他開始向我說明：「嗯，你知道下城區的法院大樓在哪吧？到二樓的主要法庭——在一點半到那裡。」我看看手錶，又問：「我能見到我朋友嗎？」摩拉里斯說：「當然，只要你認得出他來。今天可能有個三、四十人吧，而且每個人都會背對你，臭小子（pendejo）。」我問：「他的家人可以去嗎？」他說：「當然。」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留下案底。」他向我保證道：「那不要緊，沒人會去動他們的。」我又問：「那他們能跟他說上話嗎？」摩拉里斯斷然回道：「不行。但你如果坐在法庭的右手邊，牆壁旁邊的前兩排，等法警押他出去的時候，你應該能讓他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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