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前的自由危機
人類的最終目標……在於運用其力量，與一完整而持續的整體發展出至高無上的和諧關係。想要達成此一發展，最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條件，便是自由。
──卡爾．馮．洪波特(Karl von Humboldt)
自由，說穿了，就是已經沒什麼好損失的了。
──克里斯多弗遜與佛斯特(K. Kristofferson and F. Foster)《我和巴比．麥姬》(Me & Bobby McGee)
人類有史以來，自由(freedom)就不斷教人震驚，它被成千上萬的人視如珍寶，願意為它犧牲性命。對自由的熱愛，不僅出現在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身上，譬如為了信仰自由而死的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以及面對宗教裁判時，仍對自己喃喃低語地球真是繞著太陽運行的伽利略(Galileo)，這種對自由的熱愛，也出現在不知名的芸芸眾生身上。自由必定具有某種深刻的意義，跟人類的「核心」有某種根本的關聯，才會成為人們獻身的目標。
至今，許多人仍認為他們和他們的國族應有為自由而死的準備。這種情感以愛國主義的面貌出現。另外一些人，雖然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一死，卻依然認為心理與精神上的自由乃神聖不可侵犯，人有權利思考，有權採取自發的態度，應免於受到像小說《一九八四》那樣的精神監視。從有史以來到本世紀的自由示威遊行到抗議種族隔離(freedom rides)，自由出現了千百種意涵，也得到各式各樣的證明，自由的信條被認為超越了生命本身。
只要對許多秀異的人物稍有了解，我們便會發現，在過去，用易卜生(Henrik Ibsen)的話來說，自由至少是「我們最美好的寶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則被這樣的事情深深打動，人們寧願「忍受飢餓、烈焰、刀劍和死亡，只為了保持其獨立自主。」他接著說，關於自由，人類「犧牲了享樂、休閒、財富、權力，連命也賠上，以保留這項獨特的利益。」康德(Kant)也加入了為自由辯護的行列，以駁斥這樣的論調：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恐怖暴行，證明人群大眾根本不配擁有自由。康德寫道：「對那些在某一人的控制之下，並有權令他們永遠失去自由的人們來說，要他們接受自由毫無價值這樣的信條，就等於在冒犯上帝的權柄，上帝創造人，本欲令其自由。
謝林(Schelling) 也同樣熱烈地為自由辯護，「如果在所有知識的基礎上，某些事情沒辦法自力保有自身，那麼所有的知識都屬罔然，」而「自由……便是此等至要之事。」他又寫道：「哲學……乃一自由人之純粹產物，而哲學本身便是自由之行動……所有哲學的第一設準，便是依其特有的觀點自由行動，其必要性就如同……幾何學的第一設準，畫出一條直線。幾何學家很少花力氣來證明這條直線，哲學家也很少費心證明自由。」換句話說，自由的真相乃不證自明的，它是一項不能讓渡的權利。
稍後，我們雖然會對自由的一些實證定義加以審視，但值得注意的是，謝林認為自由的乃是一項不證自明的公理，即使我們要思考、要討論，都得預設自由，因此，自由無需任何證明。若要有能耐去體驗到敬畏與驚奇，去想像和寫詩，去認識科學理論和偉大的藝術作品，都得預設自由。人類要有反省的能力，這些體驗都不可或缺。事實上，當代世界中，有一位與謝林才幹相當的知識份子以撒．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說過，「人類史上，幾乎每一位倫理學者都曾歌頌過自由。」
為何會有這些連篇累牘的頌辭？為何自由要被如此尊崇，好像世間已沒有任何更值得獻身的事了？
自由無可取代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瞭解自由的無可取代。人類生活經驗中，其他類型的事實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心臟跳動，眼睛看見，它們依其自然本性而各行其是。若我們舉出非身體機能的事情，譬如以價值來說，我們會知道真(truth)的特性是什麼，諸如盡可能貼近事實陳述事情，我們也知道美(beauty)的價值有何意義和特質。這些事態各依其特性，作用於人類身上。
那麼，自由的特性又是什麼？在本質上，自由的特性顯然不是既定、現成之物，其作用正在於改變其特質，變成某種全然不同於任何它所曾是之狀態。自由是發展的可能，是個人生命的提升；自由也是退縮不前、自我封閉、拒絕成長、自暴自棄的可能。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主張，「自由的本性，便是自我決定。」這種無可取代的特性，使得自由與人類生活經驗中的其他實在有所不同。
自由的另一項獨特之處，在於它是所有價值之母。如果我們認真思考諸如誠實、愛、勇氣等價值，我們會發現，很奇怪，它們的價值都無法跟自由比擬。因為，其他價值要獲得安置，首需自由，它們仰賴自由而生。
以愛的價值來說，如果我知道某人的愛不是出於某種程度的自由付出，我怎麼可能重視這份愛呢？究竟是什麼讓這份所謂的愛，跟純屬依賴和順從的行為有所不同呢？賈克．艾拉爾(Jacques Ellul)寫道，「由於愛只能在自由之中具體成形，因此，只有自由的人才會愛，愛是對他人的意外發現，也是為此人付出任何心血的準備。」
再以誠實的價值來說，弗蘭克林(Ben Franklin)到處宣揚他的倫理原則：「誠實為上策。」但是，如果誠實是上策，重點就不是誠實，而是把生意做好的策略。一個人有自由不隨著自己或自己公司的金錢利益而起舞，這才是誠實的真義。除非誠實預設有自由，否則誠實就失去了它的倫理特質，除非勇敢不是因某人強制脅迫所生，否則勇敢將毫無價值。
因此，自由已不只是一種特定價值：它突顯了價值活動的可能條件，它本是我們任何價值活動的能力基礎。沒有自由，任何價值都無法名副其實。在這個公共福祉關懷與私人榮譽關懷分裂的時代，在這個價值讓位的時代，（如果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想要有所改善的話，）首先必須回頭處理我們與所有價值根源──自由──的關係。這也正是為什麼自由如此重要，成為心理治療的目標之一，因為，不論案主發展出什麼價值，都必須基於他的自主經驗、個人勢能感與可塑感，這些感受，都必須基於他在心理治療中想獲得的自由。
自由永無止境地重新創造自身，賦與自己新生命。我們已經了解，自由就是超越其自身特性的能耐，「超越」(transcend)這個已被濫用的字眼，最足以描述其狀態。我們不禁開始讚嘆我們的先人，他們將自由的魅力變得多麼迷人，如同不死鳥般奮力拚搏、浴火重生。我們也不禁開始體會到自由的危險。人們會堅持要求自由，珍視它，不斷嚮往它，如果無法立即享有自由，他們不惜與別人開戰，必要的話，甚至為它而死。根據米爾頓．羅奇區(Milton Rokeach)的統計研究，時至今日，大多數人的價值順位中，自由還是佔有最高的位置。
古希臘羅馬時代，自由市民與奴隸間的極端差異正在於此，美國蓄奴時期的南方，差別也在這裡。在生理方面，奴隸可能被照顧得很好，吃得飽、過活有餘，事實上，甚至比他們恢復自由身獨立過活還過得更溫飽。但是，他們卻失去了「不可讓渡」的人權，無法公開伸張他們的信念，甚至不能與他們的主人信仰相左。 跟著主人的姓氏，就是這種根深柢固主從關係的顯現，這跟自由市民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我們都記得電視影集《根》（Roots）的主要角色，費了多少工夫，才能夠把他們的原有姓氏，可憐兮兮地留在自己的墓碑上。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婚姻裡面，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攻擊目標。
每個人都明白，附屬在主人之下，對奴隸的人性尊嚴有多大的打擊，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其實，這也對主人造成相仿的打擊效果。擁有奴隸的人所受的奴役，跟他的奴隸沒什麼不同，蓄奴讓雙方的自由蕩然無存。然而，即使是生活條件比較差，人們也寧願選擇過自由人的生活，而不願成為被妥善照料的奴人。盧梭曾經告白，「自由的人們推倒守護他們，讓他們免於受壓迫的石像」，這樣的狀況，讓他不知所措。
個人自由的無可取代，雖然在歷史過程中歷歷可數，卻一直到了存在主義，才將自由做為其哲學的核心概念。謝林這位存在主義的先行者，他曾一再強調「人類生而為行動，而非沈思，」 他更強烈主張，「哲學的起點與終點乃是──自由。」當代的存在主義者認為，現代生產裝配線對個人人格的物化，乃是對自由最嚴重的威脅。沙特(Jean-Paul Sartre)的戲劇《群蠅》(The Flies)裡，由於宙斯想強加其權威於奧瑞斯提斯(Orestes)而不成，便惱羞成怒地咆哮：「目中無人的兔崽子！我不算是你的主子嗎？你不想想，誰創造了你？」奧瑞斯提斯反擊道：「是你！但是，你錯就錯在，不該讓我自由。」之後，奧瑞斯提斯總結了這一切，他高喊：「我就等於我的自由！」沙特要補白的重點是，自由不僅是人類的根本需求，其實，成為一個人跟擁有自由，根本就是同一回事。
自由與存在的同一，可以由一個事實證明：我們做抉擇的當下，都會實實在在地體驗到自己的存在。當一個人斷言「我能夠」、「我選擇」或「我將要」時，他就會感受到自身的意義，因為，奴隸是不可能下這類斷言的。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寫道：「在抉擇的行動中，藉由我一本初衷與自然自發的自由，我第一次親自體認到我的真實自我。」「只有自由，存在才屬真實……自由乃是……存在的本質。」「只有我施行我的自由的時候，我才完全屬於我自己。」「成為自由，就等於成為自己。」
雖然我們曾經說，自由就是變化的可能，但自由也包含了保持本色的能力，但是，保持原樣並不等於考慮改變或拒絕改變。更有甚者，我們會說明，這種變化不能跟為了改變而改變混為一談，也不能跟為了逃避而改變混淆。因此，美國年輕人經常把任性和真正的自由掛在嘴邊，其實是嚴重的混淆。索忍尼辛(Solzhenitsyn)以其英雄行徑爭取到了自由，也贏得了談論自由的權利，但我認為，他下面的講法很有問題：
自由！就是十四到十八歲的青少年，耽溺在他們的無所事事和玩樂之中，而不必振作鼓舞、完成精神成長。自由！就是健康的成人會不想工作，靠社會救濟過日子。
索忍尼辛的辯辭，把任性、不負責任和自由混為一談。他不知道，他的同胞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說得好，自由總是形成弔詭。
任性就是沒有命運的自由，就像夜晚之於白晝，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稍後我們會明白，自由就等於你如何面對你的限制、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投身於你的命運。希臘神祇普洛提烏斯(Proteus)能夠不斷變形，以免於被別人定形，祂可以視為我們八面玲瓏過日子的一個象徵，但是，祂從來不被人視為自由的象徵。
即使有人否認自由，他們也預設了自由。換句話說，在否認自由的這個行動裡，他們的否認若要被當真的話，不能仰賴純粹的偏見或當天想到了什麼，而是必須依賴大家能否接受或拒絕他所提出的客觀基準。然而，如果我們不把這種「接受或拒絕」的能耐稱為自由，我們又能怎麼樣稱呼它呢？我們稍後會討論的一種觀點──決定論(determinism)，其實也必須以自由為前提。就此而言，決定論的信念乃是人類自由的一部分，是人類自由使之成為可能，就如同黑暗使得光亮足以讓人識別一般。
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下結論：自由是人類尊嚴的根本要件。就此，洪波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人類本性的內在尊嚴寄予最深的尊重感，使我自身感到通體生氣蓬勃，然而，唯有自由，足堪與此尊嚴相稱。」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哲學家皮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la)也將自由與人類尊嚴視為同一回事。他這樣描繪創造者：
非天亦非地，非不朽者、亦非平凡如吾人者創造了您，您擁有自己的意願與榮耀，因而擁有了自由，成為您自身的創造者、建造者。唯有仰賴您自身的意願，我們才能讓您成長、發展。您自身蘊育著宇宙生命的起源。
人類尊嚴的基礎在於自由，而自由的基礎，又在於人類尊嚴。兩者相互預設了彼此。
然而，文藝復興時代的皮科，他可以大膽運用我們這個時代難以理解的字眼，譬如「自由意志」(free will)。依傳統的意義而言，「自由意志」乃是爭論經年、卻毫無建樹的一個概念。人類的自由遍及其整體，而非其部分，譬如其意志。當然，意志是很重要，我們稍後在強調自由即是說「我將要」、「我能夠」的能力時，會提到這一點。但這個「我將要」指的不是一個既有的技能，好像已經包含在「自由意志」當中，「我將要」的來源是整體的自我，包括自我的種種分歧樣貌，諸如運動個人肌肉的自由、想像的自由、做夢的自由、自我奉獻的自由，事實上，這包含了人類的整體存在。即便是不相信自由意志的相關能力，這種不信，本身也是在行使自由。
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曾經說：「自由乃是『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其基礎是個人抉擇、自由契約、自發的努力，亦即個人的自發創造。」
齊克果(Kierkegaard)在一百五十年前亦說過，自由即可能性，至今，這依然是自由的最佳正面定義。艾蜜莉．狄瑾遜(Emily Dickinson)在一首詩中亦對此有所直觀：
我住在可能之屋裡——
比陳腔濫調住起來寬敞——
不僅窗戶為數較多——
門面品質亦復優越——
每個房間都像雪松所造——(譯按：雪松用以製箱、傢俱、鉛筆)
任何目光難以侵入——
還有一幢恆久耐用的複折屋頂
讓天空在此亦得折腰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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