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愛看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寫的一本歷史書，叫做《創世親歷記》（Present at the Creation），書中在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領袖打造新世界秩序的過程。我的日記無意與艾奇遜氣勢磅礡的回憶錄相提並論，但就內容廣度與寫作風格而言，確實從中獲得啟發，據以書寫當前充滿變動的時代。
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前，我從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二〇年擔任《金融時報》總編輯，近距離觀察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政經衝擊，與世界各地眾多執政者對談，得以一窺背後高層決策與政治算計。同時推動報社改革，帶領《金融時報》從紙媒轉變為榮獲獎項肯定的完整數位媒體。
本書是「危機時代」的第一手見證，記錄到世界金融體系幾近崩潰，以及自由主義民主國家被外來移民、民粹主義與恐怖主義浪潮折騰。傳統媒體在這段期間也遇到格外難挨的變化，權力集中在蘋果、臉書與谷歌等少數科技巨擘手中。中國則是靠著阿里巴巴、騰訊及華為等大型科技公司，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強權國家。
上述種種文化、經濟與政治力量的集結，威脅戰後國際秩序（又稱為艾奇遜秩序）的存亡，造成歐美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民眾對傳統政黨與制度的支持消退，同時挑戰《金融時報》親市場、自由主義式國際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
本書旨在藉由對談與旁觀掌權者的面貌，傳達劃時代變動氛圍。《金融時報》總編身分讓我有幸能夠接觸北京、莫斯科、利雅德、德黑蘭、東京與華府等世界各地領袖，不僅採訪過總統（歐巴馬、普亭、川普），也採訪過華爾街與倫敦金融圈頂尖生意人及金融人士，更曾與查爾斯王子、安德魯王子及沙烏地阿拉伯強人薩爾曼王儲等皇室人物正式會面。
這些掌權者（多是男性）習慣活在身邊有一群行政助理、公關顧問與隨扈層層包圍的保護泡泡內，靠他們阻絕記者與大眾窺探。多虧我的職位之便，加上《金融時報》的名望，我得以戳破泡泡，近距離與這些掌權者及（偶爾會有的）壞蛋私下互動。
可想而知，我從一開始就決定要站在前線跑新聞，而非躲在新聞中心。我在倫敦的日子無時無刻不致力於生產符合「金本位」的新聞報導。但我也會撥出時間遠行，善用本報超過百人的駐外記者網絡，共同產出新聞，增廣見聞。
擔任總編期間，《金融時報》的新聞報導獲得好評，讀者人數持續上升，但我們也犯過錯誤。我們的不足之處（我的不足之處）在於未能充分掌握大眾在金融危機之後對權威與菁英產生幻滅，使得認同政治與對貧富不均根深蒂固的痛惡為英國脫歐種下肇因。二〇一六年的公投敗仗即便不是我們的錯，但總體而言我們也沒有好好掌握住新聞重點。不能拿「建制派」報社當藉口，問題出在缺乏想像力。我們學到教訓。
但我仍然認為，多數時候本報重要報導方向是對的，像是關於市場與歐元走向。我們也從事一連串風險極高、但回報也絕佳的深入報導，尤以德國版本的安隆弊案「威卡事件」為最。在我離任之後六個月，威卡（Wirecard）宣告破產，證明我們三年多來深入挖掘並原創報導這家名列德國DAX指數公司濫權積弊的決定是對的。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讓人們知道在這個所謂後真相的年代，事實還是很重要。
我並未在擔任總編期間每天寫日記，而是針對訪談、聊天與會面做許多筆記，本書取材自這些筆記和已出版的內容，也常會搭配斜體字呈現評論與背景脈絡說明，提供有用的後見之明。
本書分為五部。第一部橫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八年，以「威利狼時刻」來形容最為貼切，當時全球經濟正處於信貸泡沫，對即將到來的金融危機渾然未覺。我親眼見證「全盛」時期的倫敦金融圈，當時對沖基金與私募基金稱霸天下，即將輸到脫褲的皇家蘇格蘭銀行更是躋身世界十大銀行之列。然而這場危機其實有跡可循，特別是本報榮獲獎項肯定的金融記者兼評論人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就曾點出金融體系過度槓桿的現象。
第二部橫跨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描述二〇〇八年金融風暴的發生過程，雷曼兄弟倒閉引發信貸市場及廣大銀行體系信心危機。短短幾週內，全球金融體系彷彿就要崩盤。此部收錄與華爾街人士的訪談，例如高盛的勞伊德．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Jamie Dimon）、黑石的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及雷曼兄弟的狄克．富爾德（Dick Fuld）。同時收錄與政治人物及技術官僚的訪談，也會談到我對這些危機管理者的印象，像是我的多年好友暨消息來源：歐洲央行總裁馬里歐．德拉吉（Mario Draghi）。
此部側重於現代資本主義危機，但也會談到在倫敦與莫斯科訪問中國總理溫家寶（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領袖）、俄國總統當選人梅德韋傑夫，以及在柏林訪問兩次德國總理梅克爾。雷曼兄弟倒閉不久後，我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見證事件餘波，阿布達比出手紓困債台高築的杜拜。這次中東行除了造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在敘利亞停留四天。到耶路撒冷採訪內坦雅胡時，這位未來總理向我預示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
第三部重點放在媒體遭逢數位革命，這場革命不僅加速報紙衰退，也迎來新的碎片化時代。我眼睜睜看著一家英國「傳統媒體」竊聽醜聞發酵，導致魯柏特．梅鐸（Rupert Murdoch）經營的色羶小報《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被迫關門。這起事件也促成列文森調查（Leveson inquiry），旨在檢視新聞業行為與規範，為此我投入將近兩年精神。同時定期造訪矽谷，親眼見證「新媒體」的興起。這背後的一個重要弦外之音，就是維基解密、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與史諾登（Snowden）事件象徵的「資訊流不對稱」與「開源新聞」，給新聞界帶來道德與專業難題。
第四部先談法國諷刺漫畫《查理周刊》遭遇恐攻，這是伊斯蘭信徒針對歐洲大城發動數波暴力行動的首波。接著記錄英國脫歐這場大地震前夕種種事件，包括卡麥隆總理任內第三度致命公投豪賭，以及二〇一五年自民黨聯合政府告吹。我會側寫幾位重要角色，像是多明尼克．卡明思（Dominic Cummings）、林頓．克羅斯比（Lynton Crosby）、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及卡麥隆，也會記錄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震撼與後果，毀了卡麥隆與奧斯本的政治前途。
緊接著是《金融時報》出售內幕，最後由日本日經這匹大黑馬買家勝出，而非外界看好的德國出版巨擘施普林格集團。這一部也會談到我和同仁在本報紐約新聞中心報導川普這場選舉。最後，我收錄一段在利雅德和薩爾曼的罕見私密訪談，側寫這位當時年僅三十歲，卻已注定成為沙烏地阿拉伯最有權勢的領袖與世界富豪。
本報被收購後不久，日經請我「三度」續任總編輯，超過慣例的兩任，也是意外的好處，除了讓我有機會鞏固本報與日經攜手創造的新興全球媒體聯盟（為此我在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九年間出差東京十四次），也讓我對日本商業、文化與新聞業有獨特洞察。
能夠在這段格外動盪時期擔任總編，歷經英國脫歐、川普執政、美中貿易戰與戰後聯盟體制光澤不再，實為難得。日記除了記錄我對這些事件的思索，也記錄我在泰瑞莎．梅伊（Theresa May）擔任首相期間與她在內的政治人物對談，直到最後鮑里斯．強生（Boris Johnson）繼任首相為止。早在三十年前我在布魯塞爾當《金融時報》記者時就認識強生，和他算是老熟識。
其他掌權者側寫包括：在盧安達基加利採訪總統保羅．卡加米（Paul Kagame）三小時；在香港採訪林鄭月娥；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採訪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二〇一七年四月）；以及在克林姆林宮與普亭進行罕見訪談（二〇一九年七月），事後上了全球頭條新聞。最後，就在新冠肺炎病例剛出現不久，我到柏林進行卸任前的最後一次採訪，對象是總理梅克爾，替這位舊自由主義秩序最堅定守護者留下政治註腳。隨後不到幾週時間，新冠肺炎便席捲全世界。
套句學者、外交官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主席理察．哈斯（Richard Haass）的話，這起百年難得一見的現象不僅讓二〇〇五至二〇二〇年這段期間備感沉重，原本已經紛亂不堪的世界更是走向難料。因此我試圖在後記評估新冠肺炎帶給人們目前生活的影響，未來又會如何形塑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艾奇遜的世界已經結束了。他曾經「親歷創世」，我則是「親歷滅世」。
二〇〇五年
序幕
十月二十日，週四
大衛．貝爾爵士（Sir David Bell）想要共進午餐。沒有特別要談的事。真的假的？認識他二十年，總是會有要談的事。他既是培生集團人事部主任（培生是《金融時報》的母集團），又是《金融時報》常務董事長，呼風喚雨的一號人物。我從來搞不懂箇中學問，大概是指在任，但幾乎不進辦公室吧。既然出現在紐約，想必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約在一家隱身在第五十三街，叫做雷米的義大利餐廳，位置就在美國大道一三三〇號本報紐約分局對面，摩天大樓頂部鑲著《金融時報》粉紅色招牌標誌，這可是當初一九九九年浩浩蕩蕩插旗曼哈頓、挑戰美國媒體巨鱷的成果。《金融時報》攻占美國實在振奮人心，想當年我們可是沒人看好的黑馬，一心一意追求成功。不過我不太買單請《魔鬼剋星》（Ghostbusters）丹．艾克洛德（Dan Aykroyd）在第六大道騎著粉紅機車的行銷手法就是了。
大衛的穿搭依舊老樣子，發皺的深色西裝、白襯衫佩領帶，今天不走好兄弟路線，反而有意客套。他伸出肥胖的手跨過桌子說：「位子是你的了，恭喜！」
《金融時報》總編輯。第一時間尚未會意過來，自己得到世界上新聞界最棒的一份工作，接著想起先父法蘭克，在利茲土生土長，打從十五歲從學校畢業後最想當的就是新聞工作者。他曾經告訴我，新聞業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志業。《金融時報》也有給我這種感覺。當記者與駐外記者覺得刺激美滿，從未想過要當總編。我連經濟學學位都沒有，有的是新聞造詣。當時我五十歲，心底明白過去記者、新聞編輯與經理資歷讓我水到渠成。我已準備好接下這項重任。
幾週以來變革傳聞不斷。三年來我們損失六千萬英鎊，二〇〇〇年以來廣告收益銳減百分之五十。發行量正在下滑，尤其是在我們的主場英國。自從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一年網路泡沫化以來，生意其實未曾恢復昔日榮景，但我們的新聞本身也有問題，缺乏一致性，品質不再。這對頂尖品牌來說可謂致命。
我倆碰了碰水杯（香檳跑哪兒去了？），咕噥幾句感謝他的話，隨即吃起心愛的香辣義大利通心粉。此時，大衛一臉真心好奇卻又調皮的模樣，向我拋出一個像樣的總編心裡都會有底的問題：「再來呢，你打算怎麼做？」
真是出師不利。
其實我被任命為總編並非全然意外，只不過之前沒有確定過。早在二〇〇一年，培生公司就曾經跳過我和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這兩位總編候選人，選中安德魯．高爾斯（Andrew Gowers）出任總編。儘管失望，卻也沒有失望到要一走了之。梅鐸挖走羅伯特去當《泰晤士報》總編的同時，我就從倫敦調到紐約接替他原本在美國分局的執行總編一職，接下來三年半期間力推美國新聞業務，更加體會到現代新聞業得要面對的商業現實面，也更深刻了解募才與留才的挑戰。眼見倫敦總部一再犯錯，實在越來越叫人氣餒。
二〇〇五年夏天，安德魯考量新聞主任（這個職位相當於新聞中心的主播）一個人做太吃重，決定分工。我再也按捺不住，跑到美國大道一三三〇號八樓培生執行長暨《金融時報》社長瑪裘莉．史卡迪諾（Marjorie Scardino）的辦公室，要求見她。
巴伯：「妳得做點改變。」
史卡迪諾：（沉默且神情戒備）
巴伯：「我不在乎妳任命我或任命別人，但妳必須換掉總編……不然這耳根子軟的傢伙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儘管瑪裘莉討厭我讓她很為難，但還是感謝（我真心如此認為）我的直言不諱。她說不定覺得我好萊塢電影看太多。從此再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與貝爾爵士共進午餐為止。
十月二十六日，週三
聽從大衛的建議，起草一份繼任總編之後打算發動的全盤變革計畫。重點不只放在表現不佳的專題報導與人事方面幾個關鍵問題，更要綜觀全局。「週期性變動不足以解釋我們苦苦掙扎的原因。網路正在改變整個結構，會大幅改變讀者閱讀習慣，翻轉既有商業模式。」
我列出五項迫切策略：報紙網站同步發展；深化國際讀者群，我們的未來要靠他們；讓報導回歸商業新聞正軌；戮力提供讀者最銳利的金融新聞；以及人事招聘解凍，重新投資員工與人才。
備忘錄結尾寫道：「必須讓《金融時報》更上一層樓，成為權威、可信且獨特的報紙。是時候回歸金本位。」
十一月十六日，週三
首次在唐寧街與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會面。這陣子在讀同事借給我的《局內人》（The Insider），這是《每日鏡報》及《世界新聞報》調皮前總編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的日記，我靠它來了解布萊爾這幾年執政。皮爾斯有段期間似乎與布萊爾關係融洽，但有些不倫不類，後來兩人關係因伊拉克戰爭生變。本來我決心要與政府保持距離，但一上任沒幾天，唐寧街就致電要求見面。於是現在就坐在布萊爾對面，陪在他身邊的是年紀約莫中年、專門擋子彈的禿頭公關主任大衛．希爾（Dave Hill）。
巴伯：「感謝首相先生接見。」
布萊爾：「叫我東尼就好。」
巴伯：「沒關係，首相先生。」
布萊爾（很堅持）：「叫我東尼就好……畢竟我們確實認識。」
我提醒首相我們只在一九九八年見過一次面，是在英國駐比利時大使位於布魯塞爾的家中。布萊爾看上去有些洩氣。
問起幾天前國會否決政府提案要求容許在不具罪名情形下拘留恐怖分子嫌疑犯九十天，他如何看待這次挫敗。畢竟工黨在國會有六十六席，擁有多數優勢。這是政府在下議院首次吞敗，問題出在哪？布萊爾說，工黨在這八年期間變得「難以管控」。
布萊爾：「工黨有三個陣營：死硬左派及叛逆陣營、新工黨陣營，以及摸不著頭緒的陣營。」
巴伯：「那高登．布朗（Gordon Brown）算哪個陣營？」
布萊爾：「他算新工黨吧。起碼他是這麼說。你最好還是問他。」
沒問題，首相先生。我一有機會就會問。
話鋒一轉，布萊爾談起《金融時報》，問我打算做多大的改革？我第一個反應是，關你屁事。接著回答：以拖待變。《金融時報》有共識型文化，新上任的總編必須如履薄冰。
這位贏得三次大選的新工黨策劃師說：「這樣的話，你會一事無成。」
布萊爾決定入侵伊拉克錯得離譜。但對於《金融時報》與改革的看法則對得不得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週三
在金融圈獵人頭暨本報「財氣小姐」專欄主筆希瑟．麥克葛雷格（Heather McGregor）的牽線下，與告我們誹謗的倫敦柯林斯史都華（Collins Stewart）證券商老闆泰瑞．史密斯（Terry Smith）密會，地點在梅費爾區安妮皇后街希瑟的辦公室。多數同仁反對這樁安排，擔心一旦接觸形同暗示我們打算投降。史卡迪諾若知道的話，肯定也會不開心，但現階段我沒有要讓她知道這件事，這主要是編輯事務。上任後第一個週末我就在閱讀相關檔案，發覺這個案子實在令人坐立難安。當初報導都是依據一名後來因行為不當被革職的前任員工的說詞，還預設有些報導內容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結果預設錯誤。史密斯警告我們不要刊登，但我們照登不誤，於是兩年多來往返的法律文件堆積如山，被求償三千七百萬英鎊。史密斯這位百萬富翁分析師出身倫敦東區，讀的是文法學校，閒暇時會打拳擊，熱愛與權貴打小白球。我好奇這位對手會不會因為巴伯的一點魅力有所軟化。
史密斯向我客氣致意，看上去年紀與我相當，西裝配領帶，整齊俐落，穿著並不浮華，反而低調。他聚精會神聽著我的開場白，我主張並抗辯自己是新任總編，這些報導與我無關。但我當然也告訴他，《金融時報》打算要彌補他的一些損失，也會捐獻到他指定的慈善機構，同時會登報致歉，不過啟事文字需要雙方確認。整個過程中，他只有偶爾不滿地咕噥幾下，但我說完之後，他瞪著我說：「說什麼狗屁！」
泰瑞無意與新任總編重談條件，甚至一度自喻為中世紀領主圍攻城堡，城堡內就是《金融時報》記者與培生高層。就算要花上幾天、甚至幾週時間，最終一定會讓所有人餓得眼冒金星，俯首稱臣，他將在白旗高掛之刻以勝利者之姿進城。他直視我雙眼，說：「猜我接著要怎麼做，萊奧納。我會他媽的砍下你們的頭，插在旗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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