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外交政策網站「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二〇一九年推薦書單

得獎紀錄：外交政策網站「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二〇一九年推薦書單

〈序言〉

一九八○年九月，中國高階軍官召開長達一個月的會議，討論中國的戰略，以抵禦蘇聯可能入侵。當時，蘇聯在中國北境邊界部署約莫五十個師。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講話了，他用直率的風格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用簡短幾句話，不僅認可要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一九六○年代中期採用的軍事戰略（立足於深入中國領土打持久戰），也贊同採用新戰略來對抗蘇聯侵略；解放軍最高指揮中心已經在會議中制定了新戰略，刺激中國採取行動，進行軍隊現代化。

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一共採用過九套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es），又稱為「戰略方針」（strategic guideline）。這些方針提供了中共中央軍委所下達的權威指導，包含解放軍的作戰準則、軍隊編組與訓練。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年與一九九三年採用的方針，則全力改造解放軍，準備以新的作戰方式發動戰爭。中國何時與如何大幅更改軍事戰略？為什麼中國在這三個時刻，而不是其他時間點大幅改變軍事戰略呢？

基於幾個理由，這些問題的答案很重要。第一，理論上，從中國對軍事戰略的各種態度，可以發現豐富的案例，深入了解軍事組織改變的根源。一般來說，目前學術研究檢驗過的案例相對較少，大多局限於民主社會的先進軍隊，尤其是美國和英國。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研究聚集於探究兩個時段：第一段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段則是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像中國那樣的非西方國家比較少獲得學術界關注。同樣地，除了蘇聯以外，關於擁有政黨軍隊（party-armies）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改變，研究仍舊不足。此外，除了美國和蘇聯以外，學者鮮少研究個別國家的軍事戰略改變進程，儘管這樣的研究計畫能在無涉於文化和地理等背景因素的情況下，有益於解釋戰略的變化。

因此，檢討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提供了機會，能夠在數個面向上豐富關於軍事準則和創新的現有文獻。第一，這項研究可以用新的重要案例，也就是當代中國，來評估現有的理論。第二，這項研究讓學者能夠廣泛探究諸多潛在變數的影響。中國一九四九年起的諸多特色如下，包括：作為非西方國家，有豐富且與眾不同的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隊隸屬政黨而非國家；是革命國家，在激變中創立；跟其他強權相比，屬於軍隊現代化較晚的國家。如果從西方案例推導出來的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軍事改變，那麼，那些理論應該就能通過一系列困難的重要檢驗。然而，如果現有的理論無法說明中國的戰略改變，那麼學者就應該重新思考那些理論可以應用的範圍。

第二，根據經驗，目前還沒有針對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所進行的全面系統化研究。在研究當代中國的領域，有一小群橫跨幾個世代的活躍學者，曾經檢討解放軍的組織演化，以及解放軍在社會、政治與國防相關政策上的角色。雖然對於理解中國對國防政策的態度，現有的研究貢獻良多，但卻在三個方面有所限制。

首先，現有的中國軍事戰略研究在實證範圍或時間區段上有局限。檢視中國的軍事戰略，一般多從兩個角度出發。第一個作法是研究解放軍的組織發展，同時檢討戰略和其他主題，像是訓練、軍隊編組、編制、政治工作與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第二個作法比較常見，就是利用記錄當代變遷的書籍資料或期刊文章。從一九七○年代中期起，高德溫（Paul Godwin）、黎楠（Nan Li）與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等學者，對於這個主題有最多的論著。雖然這些作品在出版時是十分前沿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並沒有全面研究中國對軍事戰略的態度，然而軍事戰略在軍隊發展和現代化的其他大部分面向上，都具有指導性作用。

此外，完成於二○○○年代之前的絕大多數現有中國戰略學術研究，都仰賴於數量有限的中文翻譯原始資料。然而，在過去十年裡，已經可以取得來自中國、有關現行和過去戰略的材料。早期能取得的中文原始資料有限，影響重大，原因有二。第一，許多關於中國軍事戰略的研究，沒有用解放軍本身使用的術語來解釋這個現象。戰略方針的概念反映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戰略精髓，近期才吸引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儘管戰略方針在解放軍裡很重要，但以往大多數的學術研究都沒有系統化檢討這些戰略方針的採用與內容。第二，過去的一些中國軍事戰略，在無意間被錯誤地描述，例如，許多學者（包括我在內）曾經說解放軍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戰略，是奉行「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因為有幾位值得關注的將軍使用這套詞彙，表達出希望將解放軍現代化。然而，中央軍委本身卻不曾使用過這句口號來說明中國的軍事戰略。再者，中國高階將領首次使用這套詞彙是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接著持續使用到一九九○年代──但中國在這兩個時期都採用了不同的軍事戰略。同樣地，中國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的軍事戰略，經常被說成是「人民戰爭」。然而，在這段時期裡，解放軍採用了四套不同的戰略方針，其中只有兩套說得上接近毛澤東所說的人民戰爭。

最後，現有的解放軍學術研究，與政治科學中討論軍事準則與創新的相關文獻缺乏整合，這很可能反映出取得的原始資料相當不足。無論原因是什麼，整合不足的代價很高，導致阻礙將「中國案例」的發現結果，放在比較廣泛的理論文獻中進行辯論；亦造成無法與涉及世界強權的個案進行比較，並造成新架構無法應用於研究中國政治。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了解中國的軍事戰略從來沒有像今日這麼重要。經過了四十年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現今中國的國防支出僅次於美國，解放軍有兩百萬現役軍人，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龐大的軍隊。但是，有些關於中國的重大問題，包括中國會如何運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以及使用在什麼樣用途上，這些無法用國內生產毛額或國防支出之類的簡單度量來回答。答案的關鍵在於軍事戰略，若能了解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戰略態度，就能知道評估未來改變的重要底線，也能洞悉這其中重要的意涵，包括對中國軍力的淨評估（net assessment）、威逼（coercion）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東亞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的強度，以及中美爆發衝突是否可能擴大到高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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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二章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軍事戰略〉
中國戰略術語
一九四九年後，高階軍官制定軍事戰略時所使用的術語，皆傳承自解放軍在內戰中的經驗與戰略；當時傳承下來的不只有戰場經驗，還有一些討論戰略用的重要概念，包括戰略方針、積極防禦、誘敵深入以及人民戰爭。這一節要探討這些概念，深究它們與內戰的關聯，以及討論本書出現的其他解放軍軍事術語。

※ 戰略方針
一九四九年後，解放軍曾經使用戰略方針這個概念來制定與說明軍事戰略。無論如何，戰略方針的概念必須溯源自中共是如何在內戰期間發展戰略，隨著內戰依照前述幾個階段的演進，戰略方針此概念漸漸變成了中共整體軍事戰略的同義詞。

中共在什麼時候第一次使用「戰略方針」一詞，我們不得而知。但根據可以取得的共產黨檔案，第一次使用這個詞可能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之前，而長征期間使用得更加廣泛。比方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長征期間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開會，商議「紅軍的戰略方針」那次會議做的主要決定是，放棄原本的計畫，取消在湖南西部建立根據地，改建在川、黔交界處。一九三五年一月，共產黨在遵義開會，討論第五次圍剿戰爭的戰略，檢討黨採用的戰略方針是否正確。在遵義通過的決議認定，「唯採用正確的戰略方針，才能正確領導作戰行動」。

遵義會議之後，中共進行戰略決策時，使用「戰略方針」一詞變得常見許多。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展開長征的兩大主要隊伍在四川的兩河口會合後，中共領導階層發布新的戰略方針，指示往北進發，在川、甘、陝交界處建立根據地。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修改此方針，將重點放在繼續往北至陝、甘交界處，建立根據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澤東率領的紅軍部隊抵達陝西後，共產黨領導階層又發布新的戰略方針，指示結合對付國民黨的內戰和對抗日本的國家戰爭。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通過的軍事戰略決議，該文件的第一節標題就是「戰略方針」。其後，關於內戰軍事戰略的所有重要決策，都被稱為戰略方針，包括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洛川會議制定的華北抗日戰略；劉少奇一九四五年提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中共一九四六年六月因應國民黨全國總攻；中共一九四七年九月決定發起進攻；以及中共一九四八年九月制定的內戰第三年戰略。官方歷史也使用「戰略方針」一詞來指稱內戰期間做的其他重要決策，包括一九三○年代的圍剿戰爭戰略、一九三九年新四軍在中國中南部進行游擊戰的辦法，以及中共在一九四○年初的內戰總體戰略。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時，戰略方針這個概念提供了構思軍事戰略的基本架構。誠如彭德懷元帥在一九五七年所言：「戰略方針影響軍隊建立、部隊訓練和戰爭準備。」如同第一章所述，戰略方針概略說明了中國將如何進行下一場仗。

一九四九年之後，西方學者所稱的高層次軍事準則大多成為戰略方針的構成要素。中國官方原始資料指出，方針有四個構成要素，第一個是根據對手造成的具體軍事威脅，來確認「戰略對手」（strategic opponent）與「作戰對象」（operational target）。藉由確認戰略對手和作戰對象，能夠反映出共產黨如何評估國家的總體安全環境與國家所面對的威脅。因此，只有這項戰略方針的構成要素，主要並非由高階軍官所決定。凡是與戰略對手「鬥爭」，均需動員國家力量的所有元素而不單只有軍隊，因此必須由黨來決定。軍方則負責評估具體作戰對象，以及發展軍事計畫，對抗敵人。

戰略方針的第二個主要構成要素是主要戰略方向（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指的就是可能會爆發衝突的地理焦點，以及會明確塑造整體衝突的動武重心，無論是軍隊部署以及提升或維持戰備。在內戰中，由於紅軍處於弱勢，經常必須找出重心，或焦點的中心區，才能使相較弱勢的軍隊發揮最大的戰力。紅軍也會設法防止軍隊在戰場上分散，分散的話，就更容易被殲滅。

第三個也許能稱得上是戰略方針的核心構成要素，軍事鬥爭準備基點（basis of prepararions of military struggle），指的就是戰爭型態（form of warfare）和作戰型態或樣式（form or pattern of operation），兩者都用於說明未來應該如何發動戰爭。在內戰期間以及進入到一九八○年代初期，關於「戰爭型態」，主要的辯論在於如何結合運動戰、陣地戰與游擊戰，還有該優先採用或著重哪種戰爭型態。後來，焦點變成戰鬥兵種的合成作戰（combined operation），像是陸軍的步兵和裝甲兵；而後又再聚焦於提出聯合作戰（joint operation）的各種概念，含括了陸軍、空軍和海軍的結合。

戰略方針的第四個構成要素是動用軍隊的基本指導思想（basic guiding thought），指的就是應用於衝突的一般性作戰原則。根據主要作戰型態，這類原則用於說明如何執行作戰行動，因此應該被視為提供戰爭作戰層面（operational level of war）的指導綱要。比方說，內戰期間，運動戰經常搭配強調速戰速決。當從抵禦全面入侵戰爭，轉變成一九八○年代末期和平時期的現代化以及地方戰爭之際，戰略指導思想（strategic guiding thought）全面為軍隊所用，尤其是在尚未爆發戰爭的局勢，像是危機（crisis），在除了作戰基本指導思想之外，變成戰略方針中比較重要的一環。

內戰期間和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戰略方針有些不同之處，值得一提。內戰期間制定的方針，反映出的是戰爭時期的戰略改變，而非和平時期。因此，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在這二十幾年的內戰期間，共產黨發布或調整過數次方針。相較之下，從一九四九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只發布過九個戰略方針，大約每八年一個，頻率比內戰期間還要少。除此之外，內戰期間發展的方針通常由黨的最高領導人們決定，尤其是政治局或其他領導團體的最高領導人。一九四九年之後，方針由任職於中央軍委的高階軍官所制定，再經由黨內最高領袖批准或同意。
※ 積極防禦
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九個戰略方針，都被指稱體現了積極防禦的原則。面對具有數量或技術優勢的敵人，積極防禦這種戰略概念能夠指引如何執行作戰，繼而何時該採戰略防禦。這些條件下的主要挑戰是如何保存軍力，接著逐漸取得主動權。因此，積極防禦是給予克服弱點的視野，而非在戰略進攻或是在與對手交戰擁有全面優勢時，該如何發動作戰行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窯堡會議中，共產黨首次在文件中使用「積極防禦」一詞。獲得通過的決議主要是由毛澤東所提出，也被納入他個人的官方文件輯錄。決議中聲明，紅軍不該採取「單純防禦」和「先發制敵」（preemptive）行動。由於紅軍處於劣勢，消極防禦或先發制敵攻擊，都可能會折損大量的中共軍隊，尤其是在內線或中共掌控區內作戰之際。反之，紅軍應該採用「積極防禦」與「後發制人」（gain control by striking afterwards）。如此一來，面對比較強大的對手時，積極防禦──定義就是等敵人先攻，才展開反擊──構成了面對強壯且具威力的敵人時，「內線作戰的正確原則」。而這乃是紅軍在內戰大部分時間所面對的條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也是面對這些條件，當時美國和蘇聯是中國的主要對手。

然而，瓦窯堡會議之前就出現了鞏固積極防禦的想法，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根據地發想的初步游擊戰作戰原則，在許多方面都蘊含相同的理念，「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句口訣道盡了當時紅軍的戰略。還有，一九三○年代圍剿戰爭期間（尤其是前三次），紅軍等國民黨先發動攻擊，才展開反攻。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毛澤東認為，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紅軍當時應該採用以運動戰為基礎的「攻勢防禦」（offensive defense）來反制國民黨，才是上上之策。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主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演說中，對積極防禦提出更完整的定義。如前述已提過，這場演說是在探討戰略防禦，以及紅軍處於數量與技術劣勢時應該採用的戰略，毛澤東的答案是「積極防禦」，他把積極防禦定義為「攻勢防禦或決戰時的防禦」。他重新檢討關於第五次圍剿戰爭戰略的討論，以及在遵義會議的辯論，對照比較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或「專守防禦」。在戰役與戰術層面的攻擊行動，可以從反而是消極的位置奪取主動權，以達成戰略防禦的目標，最後轉為反攻。然而，戰略防禦時，毛澤東要求的主要作戰行動是機動移動與撤退（消耗對手），以及速戰速決，目標是為了消滅敵軍，而非攻占領土。而運動戰是主要的戰爭形式，因為運動戰有助於撤退和大規模機動移動，能在特定時間與地點集結優勢軍力，贏得戰鬥。但是整體概念就是要如何採用攻擊行動，達成防禦目標──這裡指的就是防守中共的根據地，擋下國民黨的攻擊。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九個戰略方針皆被認為根源於積極防禦。解放軍今日把積極防禦定義為，「用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抵禦發動攻勢的敵人」。解放軍的定義進一步指出，積極防禦通常會結合外線攻擊作戰行動，作為持久防禦內線的一環。後面的章節會談到，積極防禦的意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採用的每個戰略方針裡都不盡相同，然而，等敵人先攻再反攻這個主要原則，始終是共同的思路，這個思路也跟正義戰爭（just war）的概念有關。什麼要素可能構成會引發反攻的「先攻」（first strike），到二○○○年代初期，才出現比較多的相關討論。軍事科學院的戰略專家認為，根據積極防禦的指示，「政治面」的「先攻」，以及入侵或攻擊行動，就會引發反擊，特別是來自「民族分離主義者」的挑戰。然而，即便在這樣的背景中，重點仍舊是反擊敵人傷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舉動，尤其像是台灣可能會追求法理上獨立。

持續強調積極防禦其實暗示著幾件事，可以從中了解中國對軍事戰略的態度。第一是，相信中國準備動武的目標是用於防禦，像是保衛國土，防止遭到入侵，或是捍衛中國長久以來與鄰國間充滿爭議的領土宣稱。跟積極防禦概念有關的寓意是，中國追求的目標是防禦，哪怕並不明確。第二是隱晦地認為中國是比較弱的一方，比較容易受到攻擊（vulnerable），因此重視採用攻擊行動來達成防禦目標。第三是，中國不會先發動攻擊，但是會聚焦於遭到攻擊後展開反擊。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提出這個想法，當時他說「除非遭到攻擊，否則我們不會發動攻擊」。雖然這些想法描繪出了一九四九年起中國的大部分軍事戰略，但是過去十年中國物質力量的改變，積極防禦在未來的意義，已形成嚴重的問題，因為中國不再處於物質或技術劣勢。

※ 誘敵深入
誘敵深入跟內戰期間積極防禦的形成初期關係密切，其實，在積極防禦出現之前，誘敵深入這個軍事概念就已被明確提出，不過在一九三○年代兩者交錯在一起。

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圍剿戰爭中，誘敵深入首次被採用於戰略中，反制國民黨。這個概念是毛澤東所提出的，他說「方面軍的首要任務是，引誘敵人深入紅區，使國民黨軍疲憊後，加以殲滅」。後來分析時，毛澤東認為第二與第三次圍剿戰爭能夠獲勝，也應該歸功於誘敵深入。然而，如同前述，誘敵深入在這些戰役中比較不重要，即便紅軍是在中央蘇區的領土內攻擊國民黨。第二次圍剿中，國民黨軍一個師在攻擊蘇區時，紅軍設下了埋伏襲擊；在第三次圍剿中，紅軍運用持續機動移動（continuous maneuver），不交戰，消耗國民黨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首次提出積極防禦時，誘敵深入在說明這個概念中，扮演著主角。運用誘敵深入，在整體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創造適合發動攻擊的有利條件，是一九三五年積極防禦的核心。然而，儘管誘敵深入在圍剿戰爭中扮演要角，但是在長征之後，使用頻率就大幅減少了。到一九三○年代後期，中共所建立的根據地，已不用引誘敵部隊深入腹地就能防禦了。紅軍被攻擊時，會盡量避免交戰，哪怕會造成根據地腹地縮減。除此之外，如同前述，這個概念在一九三○年採用時就已遭到質疑，一九三二年寧都會議決定撤除毛澤東有關軍事事務的職權，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反對誘敵深入的策略所造成的結果。
※ 人民戰爭
內戰期間，與中國軍事戰略最密切相關的概念，或許莫過於人民戰爭了。這個詞擁有許多不同涵義，只有一些與軍事戰略直接相關。最普遍的說法是，人民戰爭是指為了「人民」的利益，發動武裝衝突，追求正義或公平的目標。在中國，這個目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抗國民黨）和民族解放（對抗日本人）。除此之外，人民戰爭亦指一種整體政治軍事戰略（general political-military strategy），藉由動員與組織「群眾」（the masses），增加武裝軍隊的人力與物質支援，提升共產黨目標的政治支持度，以克服在這類衝突中的弱點。在中國，農民是這類動員的目標。第三，人民戰爭意指這類衝突的軍事面向，包括欲發展的軍隊種類，以及運用軍隊的方法。人民戰爭經常被視為游擊戰的同義詞，尤其是在中國之外。雖然民兵部隊和游擊戰術確實是中國內戰的一部分，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誠如中共的內戰軍事戰略所顯示，主要的軍隊是正規主力部隊，而不是民兵部隊，而且主要的作戰方式是運動戰，並非游擊戰。

中共使用「人民戰爭」這個詞的歷史，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諷刺的是，即便是在內戰期間，中共領導人們其實並沒有廣泛或經常使用這個術語。事實上，雖然人民戰爭跟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密切相關，但他只有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第七屆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報告時，才第一次提到這個詞。再者，後來在一九四○年代後期，他也沒有經常使用這個詞，而且這個術語鮮少出現在共產黨的主要報紙《人民日報》。然而，現在很多跟人民戰爭有關的概念，尤其是動員與組織民眾的這個中心思想，都在更早於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出現，即便當時沒有被標示為人民戰爭概念的一部分。例如，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在湖南提出關於農民處境的報告，指出了農民具有政治動員的潛力。一九三六年毛澤東發表關於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的論文，文中包含了大部分與人民戰爭的相關概念，但是卻完全沒有使用人民戰爭一詞。

人民戰爭的基本概念如下──革命或民族解放戰爭是公平或正義的衝突，由弱勢的一方對抗強大許多的一方；而弱方要贏得這樣的戰爭，必須能夠「動員、組織、指揮與武裝」人民，遂能逐漸克服弱勢，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以及達成最終的政治目標。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寫道：「軍隊與人民是勝利的根基。」現代化軍隊能「把日本人趕回鴨綠江對岸」。同時，「戰爭中最豐富的力量來源是廣大的民眾」。同樣地，毛澤東主張，政治動員人民「能創造出能淹死敵人的大海，能創造出能彌補缺乏武器等弱點的條件，能創造克服各種戰爭艱難的先決條件」。

動員人民，中共就能獲得原本無法取得的人力、物資和財務資源，有助於逐漸轉變革命或民族解放運動的軍力平衡。動員群眾也可以在軍事事務以外的領域進行「鬥爭」，協助取得勝利。在軍事面上，農民不只能為紅軍正規部隊提供兵源，也能組織成民兵部隊與自衛隊，分配到特定地區後，能負責地方防禦、小規模游擊作戰，以及支援和後勤活動。在內戰的最後階段，由於解放軍的成長規模，民兵部隊和自衛隊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可以協助與支援正規作戰部隊。

在一九三○年代的演說中，毛澤東認為革命或解放戰爭是持久的對抗，他認為這類衝突會經歷三個階段：第一是敵人攻擊時的戰略防禦階段，第二是敵人設法鞏固戰利時的戰略相持階段，第三是中國反擊時的戰略進攻階段。這些戰爭會曠日持久，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虛弱，二是需要時間動員群眾，在人民之間建立廣大的支持基礎，並組織人民協助達成黨的目標、消耗敵人軍力，然後逐漸扭轉局勢，最後發動攻擊軍事作戰。對於革命或民族解放而言，長期戰的勝算比短期戰高了許多，因為必須獲得民眾支持，才能取得優勢，而要獲得民眾支持，必須花時間耕耘栽培。

儘管游擊戰經常被視為是人民戰爭的同義詞，其實這樣的推論或觀點是錯誤的。在毛澤東的著作中，以及在中國內戰的各個階段中，只有在敵人的占領區裡才會發動游擊戰，像是一九三○年代中期的國民黨占領區。若是在其他地方，則著重正規軍的運動作戰。在中國內戰的各個階段中，最著重游擊戰的時期，是一九二○年代後期在中部地區剛開始建立根據地，以及一九三七年以後在日軍防線後方作戰。在其他階段，像是一九三○年代初期的圍剿戰爭、一九三○年代後期在中國北部期建立根據地，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後對抗國民黨的作戰，常規部隊執行運動戰是首要的戰爭形式。換句話說，在持久戰的三個標準階段中，游擊戰只有在第二階段「戰略相持」中比較重要。敵人在這個階段已經把守得住的領土擴張到最大，因此有比較多機會可以運用游擊戰，消耗敵軍，同時在非敵人掌控的根據地和敵防線後方，動員與組織群眾。相較之下，在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階段，主要的軍事作戰形式是運動戰；而運動戰由於著重流動戰線（fluid fronts）和運動性（mobility），有時候會被認為具備游擊元素。然而，運動戰的基礎是運用常規軍隊直接與敵交戰，而不是非正規軍隊。

有關人民戰爭的概念，以及把必須動員農民支援黨放在首位，是軍隊發展的重要必然結果。其中的核心概念是，軍隊屬於人民，存在的目的是要解放人民。而提高「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能提高士氣，提升效力。為了動員更廣大的民眾，軍隊不只必須讓人民看到，並且軍隊本身也必須認知到要與人民團結一心，不能跟當時強取豪奪的軍閥軍隊一樣，行剝削人民之實。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會議中，首次確立了黨掌控軍隊這項中心原則；另外，有關行為與紀律的規範也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發布。除此之外，軍隊也肩負作戰以外的職責，協助黨對人民擴大政治動員。軍隊直接執行政治工作，協助黨動員群眾，以及從事農業與其他形式的生產，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欲建立與擴大根據地，同時避免與強敵直接交戰時，軍隊的這些作用格外重要。

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戰爭的意義改變了。在中國國內，人民戰爭一詞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以及反對在軍事事務上過度依賴蘇維埃思想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下一章會討論），才被廣泛使用。一九六五年，中共發表由林彪所署名的一篇文章，題為〈人民戰爭萬歲！〉，內容談論日本投降二十週年，在中國內外進一步宣傳有關人民戰爭的概念。而關於人民戰爭的討論，在文化大革命激進化期間達到高峰，人民戰爭被指稱是中國固有的作法，由此反映出毛澤東的軍事天賦並且是別人效法的典範，尤其是在越南。在中國之外，人民戰爭一詞跟大陸防禦的戰略有關，在大陸防禦戰略中，中國用時間換取空間，利用地廣人多，在持久戰中打敗入侵或來襲的敵人。在一九八○年代，外國分析者描述中國的戰略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本書後面的章節將會說明，這樣的人民戰爭觀點也是不精確的，誇大了非正規軍、游擊戰和社會性動員（societal mobilization）的作用，低估了常規軍隊和作戰的中心地位，也小覷動員能夠為解放軍提供人力，直接支援軍事作戰的作用。

更普遍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戰爭有了其他的意義，都反映出解放軍在內戰期間的經歷。實際上，人民戰爭的概念意味著中國身為新獨立但物質條件虛弱的國家，必須持續動員人民與資源，才能在大型衝突中戰勝，尤其是遭到攻擊的時候。即便在冷戰結束之後，中國持續宣揚人民戰爭的概念，強調焦點在於社會動員，以提升中國國力。例如，今日解放軍把人民戰爭定義為「組織與武裝廣大的民眾，發動戰爭，反抗階級壓迫，或對抗外國敵人入侵」。近期的例子像是強調「軍民融合」（military-civil integration），目的是要利用民間專業，發展新的作戰技術。人民戰爭也有清楚的政治意義或寓意──那就是，解放軍絕對不能忘記自己是黨的軍隊，完全掌控在中共之下。

推薦序深度解析中國的軍事戰略／丁樹範（政治大學東亞所名譽教授)
推薦序變與不變！「中國特色」下的新世紀解放軍戰略研究／林穎佑（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

序言
第一章　解釋軍事戰略的重大改變
第二章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軍事戰略
第三章　一九五六年的戰略：「保衛祖國」
第四章　一九六四年戰略：「誘敵深入」
第五章　一九八〇年戰略：「積極防禦」
第六章　一九九三年戰略：「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第七章　中國一九九三年之後的軍事戰略：「信息化」
第八章　中國自一九六四年起的核戰略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