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發現與尋訪
呂赫若與郭琇琮、許強及吳思漢是我們那一代台灣青年公認的四大才子。郭琇琮三人同時於馬場町刑場犧牲。呂赫若的生死下落卻是傳奇一般的「謎」。
——林書揚〔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
從台北南下的山線莒光號火車駛離苗栗站，隨即在穿越市區的鐵道上加速前進。窗外的風景隨著火車疾行而不斷倒退著。望著熟悉的故鄉景物，許多童年往事便一幕一幕重新回到腦海。火車疾疾駛過最後一道無柵欄平交道。我刻意望向右邊，不遠處山坡上的牧場已經沒有牛隻吃草的景象了，不堪入目的是一片零亂醜陋的公寓住宅。因為這樣，我又回到一九七六年春夏之間，思想開了竅，卻苦無出路的青春年代，從而看到那個在黃昏時候獨坐草坡望著南來北往的火車的孤寂少年的背影，並且重新體會了他那盼望早日遠離家鄉的心情。那時候，幾個談得來的同學都到外地念書了。我卻因為休學而困居閉塞的山鎮。這樣，每天走到媽祖廟對面那家書店看書，就成了紓解那令人鬱悶的氛圍的唯一安慰。
就是那個夏天，在書店裡擺著的一本《夏潮》雜誌第一卷第五期，我第一次讀到了謝敏譯的呂赫若小說《牛車》。我看到文後的「作者簡介」寫道：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一九一四年生於豐原潭子。台中師範畢業，後赴東京學音樂，成為出名的男中音歌手。返台後，當教員、聲樂家和編輯，此外參與「厚生演劇研究會」，也是台灣文化界的風流人物。戰後參與台灣省藝術建設協會和出版業。死年不詳。
一九三五年開始發表大量小說作品，處女作〈牛車〉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學評論》雜誌。其他作品大部發表於台北《台灣文學》雜誌。一九四三年以小說〈財子壽〉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一九四四年三月作品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收入小說：〈鄰居〉、〈柘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清秋〉。其他還有很多作品未出書。
然而，像〈牛車〉那種題材的小說，彼時並沒有給思想剛剛啟蒙而又心性魯鈍的山鎮少年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至於呂赫若，我也全然不知。
在我遐想著往事的時候，火車已經進入如今已經因為改道廢棄而改造為觀光步道的「功維敘」隧道。穿越這座長長的隧道之後，火車就要開始進入山區。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終於得以遠離家鄉，到台北上大學。那年冬天，南台灣發生了一場「美麗島事件」。校園裡的空氣因此顯得沉悶而死寂。我聞不到大學該有的新思想的空氣。於是經常翹課，自己讀小說。就在這段期間，通過鍾肇政〔一九二五—二○二○〕與葉石濤〔一九二五—二○○八〕兩位文學前輩主編的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五卷《牛車》一書，我又讀到了呂赫若在日據時代的七篇小說創作：〈牛車〉、〈財子壽〉、〈風水〉、〈合家平安〉、〈廟庭〉、〈月夜〉與〈清秋〉。平心而論，相較於我在當時所能看到的日據時代其他前輩作家的作品，呂赫若的小說在表現手法上體現的藝術性，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這本書同時也附了與《夏潮》大致雷同的「作者簡介」：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一九一四年生，豐原潭子人，台中師範畢業，赴東京學習聲樂，是一名出眾的男中音歌手，返台以後，擔任公學校老師、聲樂家和興南新聞編輯，並參與「厚生演劇研究社」，是台灣文化界的風流人物。
一九三四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成名作〈牛車〉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號日本《文學評論》雜誌，一九四三年以〈財子壽〉得到台灣文學賞。一九四四年三月出版他的小說集《清秋》，共收入小說：〈鄰居〉、〈柘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清秋〉等七篇作品。光復後參與台灣省藝術建設協會和出版協會，一九四七年傳聞被毒蛇咬死。其一生文學創作，以小說和文學評論為主。
呂赫若的名字與作品再次映入我的腦海。我對這樣一個既能唱聲樂又能寫小說，才情洋溢的「風流人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更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原本「死年不詳」的他竟然會在「一九四七年傳聞被蛇咬死」。我不知道這個「傳聞」有多大的正確性？如果確是如此，我想知道為什麼。再者，我不知道「一九四七年」是什麼概念。那年，他，或者台灣社會，發生過什麼事情？我因此萌生想要更進一步理解他的生命史的念頭。一直要到後來，讀了吳濁流先生〔一九○○—一九七六〕的《無花果》〔一九八四年伸根版〕，我才約略知道，「一九四七年」應該是指充滿禁忌的「二二八事變」發生的那年。我想，呂赫若的「死」難道與「二二八」有關連嗎？然而，在彼時的大學校園，我既無從查找解答，也找不到討論的對象。呂赫若，於是很快就在我尋找思想出路的苦悶歲月中，隨著酒後的頹廢而遺忘了。
1光復初期台灣四大才子之一
八年後。呂赫若及其「傳聞」再次走進我的生命裡頭。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加入小說家陳映真先生〔一九三七—二○一六〕創辦的《人間》雜誌的報告文學寫作隊伍。因為在全省各地採集有關「二二八」的證言史料，我偶然走進了在反共戒嚴體制下被人們刻意遺忘的、遼闊而悲壯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現場。就在那段田野調查的日子，我經常聽到許多當年的政治受難人提到關於呂赫若的種種傳聞。這樣，呂赫若及其謎般的生死下落又再次來叩我的心門了。
首先是一九五○年五月底被捕，坐了卅四年又七個月牢的「麻豆案」老政治犯林書揚先生〔一九二六—二○一二〕。在訪談中，他向我提到，浪漫的呂赫若，連同「台北案」的三君子—學生領袖郭琇琮〔一九一八—一九五○〕。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一九一四—一九五○〕。以及放棄京都帝大醫學學位，隻身穿越鴨綠江，尋找祖國三千里而投身抗日的吳思漢〔一九二四—一九五○〕—是他們那一代台灣青年公認的四大才子。唯一不同的是，郭琇琮三人同一天犧牲於馬場町刑場，呂赫若的生死下落卻是傳奇一般的「謎」。他強調，雖然他和呂赫若同為日帝支配下的殖民地人，但年齡差了一截，而且呂赫若是中部人，他是南部人，所以只見過呂赫若兩次，沒有什麼來往，只是讀過他的小說作品罷了。林先生進一步解釋說，他和呂赫若第一次見面是光復不久，在別人的家，許多人碰面雜談中交換了幾句話。他記得，當時的話題主要有關戰時被徵用到日本的所謂海軍工員的戰後境遇等。第二次，是二二八前一兩個月，還是在別人的家。因為情況有所不同了，他們互相點了點頭。如此而已。我於是問林先生，是否聽過他在一九四七年被毒蛇咬死的「傳聞」。它的可信度有多大。還有，這個「傳聞」究竟是怎麼傳出來的。我想，林先生既然是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那麼，在長年繫獄的押房裡頭，應該也聽到了這個「傳聞」吧。林先生毫不遲疑回答我，說他的確聽過這個「傳聞」。不同的是，他聽到的「傳聞」不是在一九四七年，而是在一九五○年前後的鹿窟山區。
林先生的回答，雖然指出時間的不同，而且還多了一個現場地名。但是，「呂赫若被蛇咬死」的「傳聞」，仍然只是個「傳聞」罷了。
一九八七年，採寫了郭琇琮的生命史之後，我已經走入禁忌的白色恐怖歷史現場。我的思想狀態也已經不像大學時期那樣陷於沒有出路的苦悶，而有了一定的世界觀。雖然禁忌猶存，寫過幾篇小說並以此為人生志業的我，卻因為受到郭琇琮的理想主義人格感召，立誓在往後的歲月全力挖掘這段被埋葬的歷史與人物。我告訴自己，今後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而為了將來能夠寫出有意義的小說，我首先要去認識台灣的歷史，進而在這樣的基礎上，理解自己在寫作時該站的位置。我決心不再讓呂赫若與我擦肩而過了。我一定要去尋訪呂赫若的生命腳蹤，揭露他那「謎」般的生死傳聞。
我於是展開了尋找呂赫若的旅程。
2第一個歷史見證人江漢津
火車穿越長長的隧道。不遠處，那座雜草叢生見證一九三五年大地震的龍騰斷橋，在陽光下露出依稀可見長著青苔的赭紅色磚面。穿越山線鐵路三義后里段最後一座隧道之後，窗外豁然明亮。火車駛過橫跨大安溪的鐵橋，進入台中縣界。窗外的風景與先前有了很大的變化。平原取代了丘陵。東邊的遠山隱約在視線盡頭處浮現。過了后里，就來到尋找呂赫若旅程的第一站豐原。
那年六月，我接到一通從大甲打來的長途電話。通話者是我不久前才採訪過的一名老政治犯郭明哲先生〔一九二一—一九九八〕，日據下台中一中畢業，一九五○年在南投信義鄉布農族望鄉部落同富國校校長任內被捕，一九六五年出獄。郭老出身大甲望族，家族裡頭也培養了不少知識分子，白色恐怖時期不可免地遭到相當打擊。除了他繫獄十五年之外，與呂赫若同是台中師範校友的叔叔郭萬福〔一九一二—一九五三〕槍決。在電話中，他告訴我，打這通電話，主要是要向我介紹一位呂赫若台中師範的同學江漢津先生。江先生也是老政治犯，坐過二十五年牢。他說，你去找他談談，應該會有一些線索吧。於是，經過事先的電話聯絡之後，我就南下了。
火車駛抵豐原車站。夏日午後的陽光斜斜照著站前廣場。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奔角潭路。車子很快就轉進一條夾在兩排老式民房中間的狹窄巷弄，彎彎曲曲地前進著。一段路之後，房子沒了，右邊是水流湍急的灌溉圳溝，左邊是禾苗已經青黃彎垂的農田。車子沿著約略一個車身寬的鄉間小路繼續前行，過了一座攔水閘門上的水泥橋，終於在日頭西落前來到江家。我付了車資，打開車門，下車。藍先生吧。滿頭白髮的老先生站在院子門口微笑著向我招呼。先去洗洗手，準備吃飯。
我洗了手，從浴室出來。老先生把我領到餐廳就坐。餐桌上已經擺好飯菜。窗外，天色已經暗了下來。一盞暈黃的溫暖的燈光照著桌上幾樣色澤引人的家常菜。我突然就感到餓了。我們〔江老及其老伴與我〕於是邊吃邊聊。起先，當然是彼此互相介紹。江老是豐原人，與呂赫若同是一九一四年出生，一九五○年
四月任教豐原南陽國小時被捕，判處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後的七月十四日特赦出獄，總共坐了二十五年又三個月牢。我於是端起桌上的那杯米酒說敬江老出獄十二週年。他笑了笑說你不說我倒忘了。他喝了杯中酒，然後說我知道你。我有點訝異。他於是笑著向我解釋，說他不久前才看過我在《人間》雜
誌七月號發表的關於郭琇琮的報導〈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他又說，他不但是《人間》的讀者，而且曾與陳映真先生在綠島監獄同房。他誇讚說，那篇報導寫得不錯，但是還可以更深入去寫。郭琇琮這個人很精采。
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依然籠罩的年代，老先生的這些話，無疑是向我明示他對我的一定信任吧。這讓我對即將進行的採訪感到樂觀。飯後，江老又把我帶到客廳坐下來，燒水泡茶。我從書包拿出筆記本，準備進行訪談。先別急。老先生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再給自己倒了一杯，說呂赫若的事情也不是一個晚上就談得完的，晚上就先隨便聊聊。通過閒聊，我知道，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政論的司馬文武是江老的姪兒〔前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也是〕，只是彼此立場不同。江老也直接問我，為何會去寫郭琇琮，為何想要知道呂赫若的事情等等。我一一據實回答。
在談話中，牆上的掛鐘敲了九響。老先生站了起來，說鄉下人早睡慣了，晚上就先聊到這裡。他要我也早點休息，明天早上，再好好地談。然後就帶我到浴室。他的老伴提了一桶熱水進來，倒入擺在地板的大腳盆。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內心的謝意，就說我洗冷水就可以了。江老沒回應，只是告訴我如何使用盥洗用具，怎麼加冷水。然後遞給我一條乾淨的毛巾，說他們先去睡了。
洗過熱水澡。我進了客房，關了燈，在床上躺下來。屋外，田野的蟲鳴聲吱吱叫個不停。長期以來習慣晚睡的我久久無法入眠，於是扭亮床邊的檯燈，隨手翻看床頭櫃上擺著的，一本牛皮紙包著封面，內頁泛黃的影印裝訂書。那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觀察社出版的《唯物史觀精義》，作者吳恩裕，「目次」包括：作者「自序」，唯物史觀的基本涵義、政治論、道德論、人性論、計畫社會論與永久和平論。為了更好地把握江老先生，乃至於青年呂赫若的思想狀態，我於是從作者「自序」開始隨意閱讀，直到睡意來臨。
正是從那個晚上起，我和江漢津先生成了無所不談的「忘年之交」。一直到他不幸於一九九三年春天病逝為止，環繞著呂赫若，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物、歷史與思想，我們一共作了十來次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紀錄。我的尋訪「台灣第一才子」生命史的漫長旅途，也就從這裡正式展開。
第二天的訪談，我就採集了許多台灣文化界前所未知的關於呂赫若的第一手資料。江老根據他與呂赫若的實際交往與耳聞目睹，按照時序，有條理地憶述了他所知道的呂赫若的家庭背景、青年時代、思想成長、文藝才華、戰後動態，以及失蹤傳聞等等。
3呂赫若復出文壇
我結束了江漢津先生的第一次採訪就返回台北。我想，呂赫若主要是一名作家，那麼，尋找呂赫若，除了實地尋訪他的生命腳蹤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先全面閱讀他的作品，然後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因為這樣的認識，我隨即回到當年虛無過的大學，在文學院圖書館找到復刻版的日據時期台灣的文藝雜誌，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自費影印了所能找到的呂赫若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及《台灣文學》等三個重要期刊發表的作品。當天晚上，我就帶著這些複印件到敦化南路郭琇琮遺孀獨居的公寓，央請自稱少女時代是呂赫若粉絲的林雪嬌女士，翻譯這些一直被台灣本土文學界有意無意忽視的舊作。
從某個角度來說，林女士也算是呂赫若的舊識。她說，早在日據時期，還只是十四歲的文藝少女的她，曾在台北大正町四條通〔今長安東路一帶〕，一個瀰漫著書香、咖啡香和蕭邦音樂的優雅的文學沙龍，見過年約二十六、七歲，高大又英俊的呂赫若。一九五○年，二十五歲的她牽連所謂郭琇琮「叛亂案」被捕，並以「參加叛亂組織」之「罪名」處刑十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和呂赫若也該算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葉石濤語〕的同志了。基於這樣的雙重關係，林女士毫不遲疑地接下了那一大疊呂赫若作品影稿。
從此以後，我和林女士就分別在書房與田野，分別展開復活呂赫若的工作。
一九八九年年底。林女士艱辛而寂寞的翻譯工作大致完成了。我們一致認為，接下來，就該讓世人重新閱讀呂赫若的作品，重新再認識生死如謎的呂赫若了。我想，通過這樣的閱讀與認識，在反共國安戒嚴體制統治下被長期湮滅的呂赫若的思想，也必定會在台灣文壇重新引起討論與重視。但是，《人間》雜誌已經停刊了。我沒有把握哪個報刊敢或願意刊登他的作品。評估之後，僅有的可能出路，就是彼時絕無僅有願意刊登我的文稿的南部小報《民眾日報》副刊了。於是，我在通讀譯稿並略作清校之後，掛號寄給張詠雪主編。
這樣，一九九○年四月十三日起，林雪嬌女士以筆名林至潔翻譯的一系列呂赫若日文作品，就以「呂赫若復出」專輯的面貌隆重刊登了。果然，呂赫若的「復出」，立刻引起台灣本土文學界的重視與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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