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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年）至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年）將近一百年，是小說的衰落期。這個時期的小說數量超過清代前期的一百年，但再也沒有出現一流的作家和作品。
第一章 ∥清代後期小說衰落的原因
第一節 朝廷禁毀小說
清朝禁毀小說自不從嘉慶始，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就已將禁毀小說法律化，凡「造作刻印淫詞小說」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此法收入《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賊盜」條款。此條款對於何謂「淫詞小說」並沒有明確的界說，當時豔情小說盛行，尚未見有法辦此類小說作者、刊刻者和發售者的紀錄。乾隆年間「文字獄」十分酷烈，但朝廷關注的是有關政治的作品，而非「淫詞小說」，對小說創作的壓力有限。
嘉慶時期情況發生變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秘密宗教如白蓮教之類的「教亂」此起彼伏，嚴重威脅清廷的統治。嘉慶帝認為小說與治亂大有關係，他的關注點從「淫詞小說」轉移到「無稽小說」、「不經小說」，嘉慶七年（西元一八〇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他說，「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於邪慝，轉相慕效，糾夥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這就是說，他認為小說不止有關風化，更與社會動盪有直接關係，因此其查禁的嚴厲程度非昔日可比。
嘉慶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眾進攻紫禁城，令朝野震動。朝廷對此事件調查，得出的結論之一是稗官小說不能脫其關係。嘉慶帝於十月十三日說：「至稗官小說，編造本自無稽，因其詞多俚鄙，市井粗解識字之徒，手挾一冊，薰染既久，鬥狠淫邪之習，皆出於此，實為風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賣，本干例禁，並著實力稽查銷毀，勿得視為具文。」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下旨禁止開設租賃小說的書肆：「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屢經降旨飭禁。此等小說，未必家有其書，多由坊肆租賃，應行實力禁止。嗣後不准開設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坊肆之人，以違制論。」
朝廷禁令的範圍從「淫詞小說」擴大至「不經小說」、「無稽小說」，實際上把小說完全包括在內了。「不經」指不合名教，小說的第一功能就是消遣，讓人沉溺於娛樂，當然與聖教不合。「無稽」指虛擬，小說不能沒有想像虛構，怪力亂神在在必有。嘉慶朝廷所要壓制的是整個小說文體。這個政策就是從嘉慶十八年天理教眾「奪門犯闕」總結出來的。道光年間白山《靈臺小補》說，「教匪」之行事全模仿戲曲小說，「夫盜弄潢池，未有不以此為可法，天王元帥，大都伏蠢動之機，更有平天冠、赭黃袍，教匪窺竊流涎；又是瓦崗寨、四盟山，盜賊爭誇得志。專心留意，無非《掃北》；熟讀牢記，盡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傳》時時讚羨。《三國志》上慢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實起禍之端倪，招邪之領袖，其害曷勝言哉！」
道光十八年（西元一八三八年）五月，江蘇按察使司為禁毀小說，在吳縣學宮設立公局，收買各種小說書本、板木予以銷毀，公布之收繳書目達一百多種，《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均在其中。道光二十四年（西元一八四四年）浙江學政仿江蘇，在杭州仙林寺設立公局收繳小說書本、板木加以銷毀，所開書目與江蘇所列大致相同。設立專門機構銷毀小說，史無前例。江蘇、浙江是當時小說創作和刊刻最發達的地區，此舉對小說創作的打擊，可想而知。
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歷時十四年，動搖了清朝統治的根基。平定了太平天國之後，江蘇巡撫丁日昌於同治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二月上奏朝廷，認為太平天國之亂與小說有關，「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閒蕩檢之說默釀其殃」，主張設立常設機構嚴行禁毀，朝廷依其所奏，由禮部諮知各省督撫飭屬照辦。由是，原臨時設置的「銷毀淫詞小說局」升格為常設機構，「永遠經理」查禁小說的工作。丁日昌開列的禁毀小說書目較前又有所擴大。
嘉慶以降的百年間，朝廷和地方政府對小說的禁黜不斷升級。用行政的手段壓制文學創作，並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白話小說的編寫、刊刻和發兌是一種商業行為，有廣大的市場，從業人員甚眾，不是一紙禁令就可以消滅的。事實上小說在社會或明或暗地編撰出來，書坊照舊刊刻，之後在市場流通。不過，朝廷的高壓政策，使得一些有身分的文人視小說編撰為畏途，退避三舍，造成這個時期小說藝術品質顯著下降，平庸之作充斥坊間。
第二節 樸學之盛行
如果說朝廷對小說的禁毀使得一些文人不敢撰寫小說，那麼嘉慶年間盛行的以考證為主的樸學則使文人不屑於創作小說。
「樸學」得名於這門學問的學風和文風，它的學問內核是經學。樸學是對明代王陽明心學的反駁，力排空疏而務求實用，致力於經書的箋釋，古書的辨偽和輯佚，典籍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訓詁以及金石、音韻、算學、地理學等的研究，講究無徵不信，基本方法是考證。此派認為學問以實為貴，故文風亦樸實簡潔，從而有樸學之稱。
樸學的興起，有學術自身發展的原因，也與康乾實行文化專制有直接的關係。思想不自由的時代，士人學者便逃到故紙堆裡做考證的工作。從學術的角度看，其考證的方法與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很是相近，可以說這個學派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樸學發端於清初，至乾隆、嘉慶朝達到高潮，所以又稱「乾嘉學派」。梁啟超說：「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內行話。」
樸學既然是對王陽明心學的反駁，理所當然鄙視李贄，排斥以虛構為原則的稗官小說。樸學的發端者顧炎武（西元一六一三年至西元一六八二年）曾嚴厲抨擊李贄：「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他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小說所敘多怪力亂神之事，又以想像見長，當屬「無稽之言」。顧炎武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小說即無稽之言，但小說無益於天下之意甚明。乾嘉學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錢大昕（西元一七二八年至西元一八〇四年）說得更明白了，他說：「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而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為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錢大昕此論，立足於人心風俗，乃道學家們的老生常談，但他對小說的批判，不限於什麼「淫詞小說」、「不經小說」和「無稽小說」，而是一切小說。把小說這個文學門類視為邪惡的一教，這是對小說全盤和絕對的否定。他是乾嘉學派的著名人物，主持過鐘山、婁東、蘇州、紫陽諸多書院，其言論對小說的殺傷力是政府法令所不及的。
唐代古文運動的「文以載道」的文學工具論導致了傳奇小說的消歇；清代乾嘉學派的主實反虛的思潮，使以虛擬為特徵的小說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況且樸學成為當時的顯學，士人趨之若鶩，小說這種「無稽之言」，士人自然不屑為之。小說的著作權便又傳遞到「書會才人」之類的下層文士手中；稍有學識的文士，即使涉足小說創作，也把小說當作宣講學問的工具，有影響的作品如《鏡花緣》，有的則以文言駢文敘事，意在炫耀才藻之美，如《蟫史》、《燕山外史》。在這種情況下，希望有代表時代的鉅著出來，當然也就是一種奢求了。孫楷第對此議論說：「明朝人不喜講考證，萬曆以來，士大夫生活日趨於放誕纖佻，所以在這個期間小說戲曲也特別走了好運。清朝人好讀古書，好講考據，尤其是嘉慶以還士大夫的志趣幾乎完全在窮經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時的風氣；生活在經學昌明之世，學問既要樸，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單純；據當時人的見解，連詞章之學還覺得可以不作，何況於小說戲曲呢？學者默想到嘉道間樸學如何之盛，便知道戲曲小說在當時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小說在傳統文化價值觀中本屬虛妄不根之談，聊備消閒而已，在樸學高揚的時代，其地位更顯卑微，衰落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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