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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赤羽橋邊
我們以前都是住在本鄉區內，這在東京稱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一帶更是有名，是知識階級聚居之處，呂之七號以前夏目漱石曾經住過，東邊鄰居則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號的房東乃是順天堂醫院的院長佐藤進。現在一下子搬到麻布，雖然不能算是出於喬木，遷於幽谷，總之是換了一個環境了。那裡的房屋比較簡陋，前門臨街，裡邊是六席的一間，右手三席，後面是廚房和廁所，樓上三席和六席各一間，但是房租卻很便宜，彷彿只是十元日金，比本鄉的幾乎要便宜一半的樣子。在本鄉居住的時候，似乎坐在二等的火車上，各自擺出紳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談，而且還有些不很愉快的經驗，例如在呂之七號貼近鄰居有一家是植物分類學者，名叫牧野富太郎，家裡下女常把早上掃地的塵土堆到我們這邊來，這或者不是牧野的主意，但總之可見他的沒有什麼家教了。在森元町便沒有這種事情，這好像是火車裡三等的乘客，都無什麼間隔，看見就打招呼，也隨便的談話。不過這裡也有利有弊，有些市井間的瑣聞俗事，也就混了進來，假如互相隔離的住著，這就不會得有了。我們的右鄰是一個做裱糊工的，家裡有一妻一女，這女兒是前妻所生，與後母相處自然是不很和協，而那後母又似乎是故意放縱她，或者真是不能管教呢，總之那女兒漸漸流為「不良少女」了。每天午後，我們衚衕裡便聽見有男子在吹口哨，這是召集的口號，於是她便溜出門去，到附近的芝公園裡與她的那些男女同志會合了。晚上父親回來，聽了後母的訴說，照例來一通大嚷大罵，以至痛打，但是有什麼用呢？第二天到那時候，召集的口哨又來了，弱小的心靈恍如受了符咒的束縛，不覺仍舊衝了出去，結果又是那一場的吵鬧。有時鄰婦看見她，順便勸說道：
「你也何妨規矩點，省得你父親那樣生氣呢？」但是她卻笑嘻嘻的回答道：
「你不知道在外邊玩耍是多麼有趣哩。」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句話，很值得人去思索玩味的。我們在森元町住了大半年，到了暑假就回中國來了，在我們離開那裡以前，那情形一直是如此，至於後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赤羽橋左近，那裡還有一個畸人，他那地方我卻是時常去的，雖然並不曾談什麼天，因為他乃是理髮師，所以我總是兩三星期要去找他一趟的。他據說也有妻子，但是卻獨自住著，在芝公園的近旁，孤另另的一所房屋，外邊一間店面，裝置得很考究，後邊一間三席的住房，左右幾十步之內並無什麼鄰舍。他的店裡比較清淨，這是因價格特別高之故，所以我去理髮的時候，總見他是閒空著，用不著在那裡坐等。還有一種緣由，人們不大去請教他，便是傳聞他是有點精神病的，試想一個人怎肯伸著脖子，聽憑一個手執鋒利的剃刀的精神病患者去播弄呢？我到他那裡去嘗試，本來是頗有點危險的，但是幸而他卻不曾發病，這個危險也就過去了。其實他或者性情乖僻則是有之，看他那樣的生活形式可以想見，人們加鹽加醋的渲染，所以說他有精神病，雖然也是難怪，但總是不足憑信的。我的危險的經驗，縱然不能證明他沒有神經病，但至少說明人言之不盡可信了。
臥治時代
在東京留學這六年中都沒有寫日記，所以有些事情已經記不起來了，到了民國元年這又繼續來寫，從十月一日起，一直寫到現在。但是壬子年十月以前的事情，也大抵年月無可查考了，這些事例如范愛農的一件，幸而有他的親筆信札和魯迅的日記，還可知道一點，我自己的往杭州的教育司當視學，在那裡「臥治」的事跡，那就有點茫然了。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後幾個月，我在家裡閒住，所做的事大約只是每日抄書，便是幫同魯迅翻看古書類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之類。壬子元旦臨時政府成立，浙江軍政府的教育司由沈鈞儒當司長，以前他當兩級師範學堂校長時代在那裡任教的一班人，便多轉到這邊來了，一部分是從前在民報社聽過章太炎講《說文》的學生，其中有朱逷先錢玄同，（其時他還叫錢夏，號中季，）這就是朱逷先，他介紹我到教育司去的。起初是委任我當第幾科的課長，但是不久又改任了本省視學，這時期大概是三月裡的事情，所以范愛農在三月廿七日的信裡提到這事，但是我因為家裡有事，始終沒有能夠去，一直拖延到大約六七月中，這才前去到差。那時教育司的辦公處是租用頭髮巷丁氏的房屋，這丁家便是刻那「武林掌故叢編」的，在前清鹹同時代很是有名，是杭州的一個大家，但是我覺得這住屋並不怎麼好。我在教育司的這多少天裡，並沒有遍看教育司的房屋，我只到過那客廳，飯廳，和樓上的住室，都是很湫隘的地方。客廳裡擺列著許多石頭，是那有名的「三十六峰」，我卻看不出它的好處來，而且那間房子很是陰暗，那時又值夏天，終日有蚊子飛鳴著，這上邊就是我的宿舍，因為我到來晚了，所以床位已經是在旁邊樓門口，樓梯下院子裡是一個小便桶，雖然臭氣並不薰蒸，卻總也不是什麼好地方。視學的職務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該有些業務，可是這卻沒有，所以也並沒有辦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樓上坐地，看自己帶來的書，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臥在床上，我因為常是如此，所以錢玄同就給我加了一句考語，說是在那裡「臥治」。在樓下「三十六峰」的客廳裡，有些上海的日報，有時便下去閱看，不過那裡實在暗黑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裡做市的樣子，看一會兒的報就要被叮上好幾口。因此我「臥治」的結果，沒有給公家辦得一點事，自己卻生起病來了。當初以為是感冒風寒，可是後來因為寒熱發得出奇，知道是給「三十六峰」室的蚊子叮的發瘧疾了。本來瘧疾自有治法，只要吃金雞納霜即可以好的，但是在那蚊子窩裡起居，一面吃藥，一面被叮，也不是辦法，所以就告了假，過江回家來了。我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後有一個月光景，因為我記得領過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過這乃是浙江軍政府新發的「軍用票」。我們在家的時候，一直使用的是現大洋，乃是墨西哥的鑄有老鷹的銀元，這種軍用票還是初次看見，我在領到之後，心裡忐忑不知是否通用，於是走到清和坊的抱經堂，買了一部廣東板朱墨套印的《陶淵明集》，並無什麼麻煩的使用了，這才放心，以後便用這個做了旅費，回到家裡來了。
我往杭州的月日，因為那時沒有寫日記，所以無可考查，但我查魯迅的壬子日記，卻還可以找到一點數據。五月項下有云：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發，雲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婦於十六日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極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發。」上面所說因為私事不曾往杭州去，便是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來幫忙，這時她只有十五歲的樣子，由她的哥哥送來，但是到得上海的時候，這邊卻是已經生產了。六月項下記云：
「九日，得二弟信，三日杭州發。」這時大概我已到了教育司，可見是六月初前去到差的。隨後在七月項下記云：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紹興發，云范愛農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無終，越之不幸也，於是何幾仲輩為群大蠹。」這樣看來，那麼我到杭州去的時期，說是從六月一日以後，七月十日以前，那大概是沒有大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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