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離婁下》
不做什麼比做什麼更重要
人生本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而選擇就意味著，「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意思是說，只有對某些事捨棄不幹，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也就是說，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有所不為，畢竟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孟子的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要做到「有不為」，需要理解這句話裡所包含的四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不要掉入機會陷阱。
在創業階段，經常有人請我吃飯，而每一次飯局我幾乎都會遇到一個誘惑。比如，有人會在酒桌上跟我說：有一塊地皮不錯，咱們一起投資房地產吧。其實，無論在生活或工作的社交中，每個人都曾遇到過一些機會，有的是發財機會，有的是升遷機會，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機會都是機會，有的機會很可能是陷阱。很多時候，機會和陷阱只有一步之差。一旦踏入陷阱，就會覺得每個機會都不錯，但最後的結果只不過是在自己周圍挖了無數個坑。
有一個挖井人漫畫，大家應該都很熟悉。有個人想要挖一口水井，他先是找了一個感覺有水的地方開始挖，挖了一陣發現沒有水，就換了一個地方接著挖，結果還是沒有水，於是又換了一個地方接著挖……就這樣，反反覆覆操作下來，一口水井也沒挖出來，周圍只是徒增了很多個坑罷了。
同樣還有一個人也要挖井找水。他沒有像第一個人那樣東挖一下，西挖一下，而是找準了一個地方，一直挖下去，直到把水挖出來為止。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機會都需要抓住，有些只會浪費自己的時間，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第二層含義：不要忘記自己的原則和底線。
不可為的事情堅決不為，否則很可能到最後一事無成。比如在做生意時，客戶為了獲得更大利益想要給你回扣，你如果為了眼前利益而收取了回扣，就等於破壞了原則，丟掉了底線，甚至觸犯了法律。生意場上，真正可以讓客戶滿意的，絕不是給回扣，而是為客戶創造價值，為客戶解決實際問題。這樣才能與客戶維繫良好的關係，讓生意做得長久。
第三層含義：不做戰略分散，要做戰略集中。
巴菲特曾讓自己的私人飛行員在紙上寫下二十五個目標，然後他讓飛行員逐一刪除這些目標，並把這些目標放在「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避免」的清單上——「無論如何，不要讓這些事情引起你的注意」，最後只保留了五個目標。
這就是巴菲特的時間管理法則：專注20%的要事，堅決不做剩下80%的次要事。強調戰略集中，就是要讓大家把子彈集中打在最有效的陣地上，這樣面對再強的敵人我們也有戰勝的機會。
第四層含義：不要即時滿足，而要延遲滿足。
二十世紀六○年代，史丹佛大學選取數十個孩子做了一個實驗。實驗人員給每個孩子分了一顆糖，並告訴他們，如果馬上吃掉這顆糖，那麼他們就只能吃到這一顆；如果等十五分鐘之後再吃，就可以再得到一顆糖。結果，有的孩子沒能堅持住，馬上吃掉了這顆糖，但有的孩子卻忍耐了十五分鐘，然後又得到了第二顆糖。
經過長達三十年的跟蹤，實驗人員發現，那些能夠堅持十五分鐘再吃糖的孩子，比馬上吃掉糖的孩子所取得的成就普遍要高得多。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這句話的四個層面是值得我們每個人去認真思考和探索的。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才能不被欲望和瑣事所左右。當斷掉多餘的欲望，自然就能擦亮雙眼，認準一條主路勇往直前，直到成事為止。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孟子．公孫丑上》
追求成功要懂得乘勢和待時
我在《低風險創業》這本書中，曾經講過如何尋找低風險創業的機會。其實你不論是想創業，還是想成功地做一件事，都要弄清一個核心邏輯，就是怎樣找到關鍵性的問題。說白了，就是找到一個創業或做事的時勢和時機。
我記得馬克．祖克柏在接受採訪時曾經透露，說自己在學校裡經常聽學生抱怨，說尋找其他同學的聯繫方式很難，如果有個大學花名冊就好了。祖克柏就覺得，自己可以為大學更快、更好地做出這個花名冊，於是臉書就借著這個問題誕生了。
廣州曾有一家商場的老闆，平時喜歡研究政府的各種政策、決定等。有一天，他看到廣東省政府下達文件，要求各單位工廠處理庫存物資，加快資金周轉。這個老闆覺得，企業一旦處理各類積壓物資，就會為商業部門提供一批廉價商品，如果開一家廉價商店，很可能會受到企業和消費者的青睞。
於是，他馬上派人到各工廠聯繫業務，低價收購了大量積壓物資，開了一家廉價商店。結果，大量顧客湧入廉價商店內搶購商品，那些積壓貨品一下子成了搶手貨。這位老闆不但幫助很多工廠處理了積壓物資，自己還大賺了一筆。
你看，這就是善於抓住時機做事帶來的成功，用孟子的話說，這就是善於「乘勢」和「待時」。
在《孟子．公孫丑》中，有一段孟子與公孫丑的對話，公孫丑問孟子，如果孟子有機會在齊國執政，是否能重現管仲、晏子的政績。要知道，管仲和晏子都是齊國最了不起的人，管仲輔佐過齊桓公，晏子輔佐過齊景公，這兩個人都做出了相當大的功業，齊國人都很敬重他們。
但是，孟子卻不屑與管仲、晏子相提並論，因為這兩個人都是以霸道治天下，而自己主張以王道治天下，並且他認為，以齊國當時的富有、廣闊程度，如果能實施王道仁政，要統一天下易如反掌。公孫丑很不解，說您認為行王道能治天下，那周文王那樣仁德的人，怎麼活了九十多歲，幹了幾十年，都沒統一天下，直到第三代周成王時，才在周公的輔佐下統一天下，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孟子就說出了一句在今天看來仍然非常經典的話：「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國人有句話說的是：雖然你有絕頂的智慧，但也要有有利的時勢才行；這就像你雖然有鎡基（一種鋤具），可以下地幹活，但也要等待合適的時機才行。讓你在大冬天的時候拿著鋤具下地幹活，你能幹出什麼成果來？
孟子的這句話意思是說，周文王雖然很仁德、有智慧，但他當時所處的形勢不好，地少人稀，什麼都沒有，只有岐山腳下的百里之地。他是從一無所有艱難創業的，創了一百來年才做出一點樣子來，已經很了不起了。而到周成王時，一切都已成熟，他統一天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說白了，周成王就是趕上風口了，風來了連豬都能飛起來，所以他成功了。孟子認為齊國當時的形勢就正處於風口之上，百姓眾多，國土遼闊，國家富有，只要實施仁政，就一定可以統一天下，根本沒人能阻擋得了。
孟子與公孫丑的這段對話，所講的就是要善於抓住時勢和時機來做事的道理。不錯，乘勢與待時的確是創業和追求成功的重要因素，時勢和時機不對，你付出多少努力可能都毫無效果。這就像歷史上的很多發明家一樣，明明自己辛辛苦苦地發明了一堆東西，卻因時運未到，不被認可，自己也只能過著窮困潦倒的日子；後人趕上時勢或抓住時機後，很可能就會利用他們的發明大發其財。
不過，對於孟子提出的大國施行仁政就能一統天下的說法，我個人是不太認同的。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大企業，稍微沒做好可能就倒閉了，很多人不明白，那麼大的企業，怎麼說倒閉就倒閉了呢？你稍微省點兒經費，可能就會賺一個上市公司出來。其實這都是站在外面看，覺得經營大企業很容易，而我們不知道的是，大企業也有大企業的難處。
在我之前講過的《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有一種說法叫「右上角遷移力」，就是當一個公司變大之後，它一樣會有很多無奈之舉，它要照顧的方方面面，比如耗費的成本、所兼顧的各種體系等，都比小公司多得多，所以我們常說「創業容易守業難」。不論是一個大公司還是一個大國，做錯一個決定，也許就會一敗塗地、萬劫不復。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孟子把齊國實施仁政說得那麼容易，可能是因為他缺乏這方面的認識和經驗，沒有考慮到實際上一個大國要轉型、要掉頭是多麼難的一件事。
當然，這並不會影響到孟子提出的「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的觀點的價值，這一點還是十分值得我們在創業和追求成功的過程中積極借鑑的。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公孫丑下》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我剛開始做樊登讀書的時候，還是一個大學老師，一個月的工資是六千元，每週只需要工作半天，還能跟很多年輕的學生見面溝通，我覺得這是件特別讓人愉快的事。但是，很多人就勸我說：「你要是出來創業，做事專心些，肯定可以！」
後來，我確實開始創業了，但我的創業模式卻是「腳踏兩條船」，一邊繼續在大學當老師，一邊出來創立了樊登讀書。直到樊登讀書的年收入超過五千萬元以後，我才辭掉了大學老師這份工作。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你明明可以好好創業，為什麼還要保留那六千元工資的工作呢？
這讓我想起了《反脆弱》一書中提到的一個概念，叫作「槓鈴式配置」。它指的是創業者需要學會做多手準備，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在槓鈴兩頭都做準備，為自己留下充足的選擇權。
在這方面，孔子和孟子早已為我們做好了典範，比如孔子就曾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大環境好，國家興盛，那我就做官；如果不行，那我就回去當老師。孟子則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意思是我沒有官位，也沒有進言的責任，我走或是留都由我自己決定。
孔子的話很容易理解，孟子的話似乎不太好理解，原因是孟子說的這段話是有個故事背景的。
當時，孟子在齊國推行他的王道，發現有個叫蚳蛙的司法官，遇到問題也不跟齊宣王進言，他就跟蚳蛙說，你這樣不行，你是司法官，有問題得去匯報、諫言。蚳蛙就去做了，結果齊宣王沒聽，蚳蛙一生氣辭職走了。這時，齊國人就開始議論孟子，說孟子自己跟齊宣王進諫好多次，齊宣王也沒聽，那孟子怎麼不走呢？孟子聽說後，就說：「有官職的人，如果無法盡職盡責，就可以辭官而去；負責進言的人，如果君王不聽，也可以辭官而去。我沒有固定官職，也沒有進言的責任，我進退留去，不是由我自己說了算嗎？」
孟子的做法也是一種「槓鈴式配置」，我不在體制內，進退均可，怎麼高興怎麼來。但蚳蛙不行，就像范仲淹一樣，「進亦憂，退亦憂」，最後即使辭官不做，也不甘心。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孟子玩的其實是一種無限遊戲，而蚳蛙一類人玩的則是一種有限遊戲。在《有限與無限的遊戲》這本書中，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即有限遊戲的參與者需要具備一定的資格，就像孟子說的，要麼你有官守，要麼你有言責。我父親以前就經常批評我，說我不好好工作，我說我做讀書會，他說你這個也不能評職稱，算什麼正經工作？你安安分分當個大學老師，以後才有資格評職稱，這才是正經工作。這就是一種有限遊戲，你得具備一定資格才能參與。沒有這個資格，你根本玩不了這個遊戲，比如蚳蛙就失去了這個資格。
但是，孟子玩的無限遊戲是不需要參與者具備什麼資格的，不管你是什麼身分，都可以參加。比如李白，就算他沒進翰林院，照樣可以寫詩養活自己。蘇東坡辭官後，哪怕在海南島上待著，也照樣可以寫文章、寫詩，做發明家、美食家。孟子也是，雖然沒有官職，但照樣能到各國遊歷，跟國君探討政事，還經常被一些諸侯國邀請去講道。在一個國家待得不爽了，換個就是了。他們都是無限遊戲的玩家。
所以，《有限與無限的遊戲》這本書就說，人一輩子一定要努力地選擇玩無限遊戲，而不是玩有限遊戲。當然，反過來說，無限遊戲的玩家也可以參與有限遊戲，比如孔子就曾經做過中都宰，在體制內待過一段時間。但是，他玩這個有限遊戲的過程用的卻是無限遊戲的心態，不讓自己被遊戲規則所束縛，隨時都能抽身。我當時創業時的心態也是這樣的，一旦創業不成功，我還能繼續留在大學當老師，並不會損失什麼，也不會沒有退路。這時，人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用一句俗話說就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看起來是在努力創業、努力工作，但並不會特別計較其中的得失，只要自己盡心盡力就好。
反之，一個人如果以入世之心做出世之事，那便容易深陷其中。就像有些人創業，每天心心念念的都是怎樣才能一下子賺更多的錢；在一個職位上任職，每天想的則是怎樣才能絆倒別人，自己爬到更高的職位上。這樣的狀態，你就很難專心做好一件事，也很難從中得到快樂。
所以，孟子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這種狀態真的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就是「無官守，無言責，進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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