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血液工作
一九八一年，媽利回到台灣。在做了決定之後，她曾先返台一趟，主要是為了工作的事。她原先想到台大醫院做血庫的工作，找林國信主任，但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缺」。「其實我聽到的說法是：因為我『不是台大的』，不夠資格，所以不歡迎我。」媽利可以選擇回台大病理科，但那時她所敬愛的林文士人老師已經過世，倒是當年曾屢次質問媽利「為什麼不回高醫？」的侯先生歡迎她回去。物換星移，生命似乎像媽利扮出一個嘲諷的笑臉。但她不想回台大病理科。
因為如此，在台大醫院待了十幾年的媽利，才開始思考「台大」以外的選擇。馬偕醫院當時的吳再成院長要媽利到馬偕看看，「我那時是部定副教授，當時馬偕還沒有副教授。」吳院長的延攬，加上朱醫師的鼓勵（薪水比台大醫院高），媽利於是決定：好吧，我來做做看。
由於十幾年的專業與慣性，初到馬偕的媽利還是表明想做病理（血液病理），但由於病理科林雲南主任的反對，媽利並無法如願，而只好做檢驗科；當時最沒人想做也不會做的就是「血庫」，又為了原技術主任周龍國先生的不退讓，新來的檢驗科林媽利主任於是接下了這個冷門的工作。
雖然後來專注在血庫相關研究工作的媽利，成為台灣血液政策、國人血型研究的重要人物，也從而使她在台灣、甚至世界的醫學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在當時，不能做自己最擅長的病理，只能在檢驗科負責血庫，對媽利不啻是一大挫折；她感到迷惘，甚至懷疑自己在醫院中的意義何在？
還好在美國受訓時學了血庫，雖然一開始猶疑、不安，但在逆境中努力，一直不是媽利陌生的事。這個嬌小的女人常常如此：一邊質疑自己，一邊奮勇向前。
當時馬偕的血庫可謂「家徒四壁」，除了一個醫檢師外，「只有一張桌子、一個冰箱、一台顯微鏡和一台離心機。」顯微鏡是和檢驗大、小便共用的，媽利說：「當時血庫是和urine stool（尿液糞便檢驗）一起作業，血庫除了一台專放血袋的冰箱外，什麼都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媽利常用高醫時期杜聰明校長的話來鼓勵自己，「以前他常常說：做研究是不是一定要有很好的設備呢？他的答案是不一定需要。他認為很多偉大的研究，都是在很差的環境中做出來的，像居禮夫人和發現細菌的Koch。他這些話在那段時間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直到現在有些人碰到我還會說：他真是想不通，當年在馬偕醫院那樣的環境下，我怎麼能待那麼久，而且做了那麼多研究？」媽利說：「事實上，的確有許多研究並不需要很多或很好的設備。」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就從最基本的開始。
媽利從編寫作業手冊、教血庫工作人員如何正確地搖動試管、做交叉試驗……做起。在她的建議下，醫院添購了一台當時台灣沒幾家醫院有的「血液交換機」，有了機器，當然也要訓練工作人員操作這台機器。
最寂寞的地方、最棒的夥伴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醫院裡的血液來源、輸血狀況，是現在的台灣人難以想像的；那時，沒有隨處可見的捐血車，捐血的觀念極不普及，一般人深信「捐血有損自身健康」，醫院裡需要的血液，絕大多數由「血牛」（靠賣血維生、謀取利益的人）供給，抽血、驗血的流程沒有統一標準外，血液來自「販血為生」的血牛，品質亦堪慮。「那時很多醫院都固定養著一些『血牛』，需要血的時候只有靠他們；甚至還要常常看『血牛』的臉色呢！」也因為輸血來源混亂，當時B肝帶原率相當高，不少病人因輸血造成感染。這些基本的問題，明明白白擺在眼前，媽利當然就有一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夢想：要讓台灣的輸血作業「跟上美國的標準」。一切只等時機來到。
一九八三年，媽利加入「國際輸血學會」，成為會員。當時衛生署也有意革新台灣亂無章法的供血系統，於是邀請當時紐約血液中心主任Dr. Aaron Kellner前來檢驗台灣的捐血機構（當時是「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及醫院的血庫。Kellner後來寫了一篇內容洋洋灑灑的建議書給衛生署，這成為日後台灣血液政策的藍本。
「Dr. Kellner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議，第一，他建議整個國家的血液政策應由政府制定，且由一個捐血系統有計畫地提供及調配全國所需要的用血，血液來源必須全部來自捐血，以提高血液的品質，且須充分提供整個台灣所需要的血。第二，要做研究。他認為台灣有這麼多材料，應該要做相關的研究。第三，辦理全國有關輸血工作人員的在職訓練……。」
八月，衛生署召開「第一屆血液科技研討會」，並邀請多位國外的輸血專家與會，美國紅血球血型專家李昌林教授也是受邀貴賓之一，他卻不幸在會議結束當天中風病倒，幾天後病逝榮總。這件遺憾的事，讓媽利當時就決心翻譯李昌林教授所著、成為美國臨床病理的工具書中有關輸血醫學的文章，以做為紀念。幾年後這個心願結合自己的研究與發現，媽利所著的︽輸血醫學︾一書，成為台灣第一本關於輸血醫學的專書，至今仍是大多數醫學院學生的教科書。
當時的衛生署長許子秋，是媽利高醫時的老師，兩人自高醫後近二十年沒見，在血液科技研討會中重逢。許子秋知道媽利去美國學了血庫，也感受到她對健全捐、輸血系統的熱血與使命感，於是次年派她公費赴歐洲一個月，考察先進國家的捐供血系統及血液事業，這也是媽利此後在台灣血液政策及制度建立發揮功能與影響的開始—雖然她的身分一直是一名私立醫院的醫師。
在馬偕檢驗科的研究工作也同時進行著。在這個原本非常寂寞、孤立的地方，先是有一位全力支持她的同仁楊定一，在他口中，媽利是一個「最棒的老闆」，因為媽利是個充分授權、充分信任的好上司，兩人共事十幾年，媽利全心做研究工作，楊先生負責管理、行政，相輔相成，楊先生對媽利十分感佩，媽利也說：「他幫了我很多忙。」
另一位「上帝派來的工作夥伴」，是愛爾蘭籍的免疫血液學家鮑博瑞（Richard E. Broadberry, FIMLS）。鮑博瑞曾於一九七九年赴花蓮門諾醫院服務，之後回英國。在一次禱告中，他清楚地感應到上帝呼召他再度到台灣的馬偕醫院服務，於是一九八三年，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兼好同事「從天而降」，和媽利前後共事共十二年。鮑博瑞不但是媽利研究工作方面最好的夥伴，兩人共同完成了多項血型研究計畫；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管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兩人也常一起禱告、互相打氣度過難關。
台灣當時的供血亂象
現在輸血，是所謂的「血液成分治療」，捐來的血將其中的紅血球、血漿、血小板分開，病人若貧血缺少紅血球，只要輸給他紅血球就好了；但在當年設備與人力都不足的情形下，沒有「血液成分治療」的觀念與作法，於是病人若需要血，「醫院就抽血牛的血，然後把整袋血（所謂的全血）輸給病人。」媽利說：「沒有人知道全台灣的醫院有沒有按部就班做各種檢查？品質又如何？」這些在當時都完全沒有評鑑或檢查機制。「我們的血庫的工作主要就是抽血—抽血牛的血。房間裡常常是一堆血牛等在那裡。當時有個大學醫院更是血牛當家，據說有時候晚上是血牛在幫忙做交叉試驗、抽血……。有些血牛這個醫院賣完又跑到另一個醫院，弄得血很稀，有時候血牛的血比病人還稀，這樣的血我們還是抽，因為血源不足。有的醫院甚至於養血牛，給他們住的地方。」
那時捐血中心隸屬於「捐血運動協會」，由內政部管理，是黨營機構，有些職位在當時是酬庸性質的職缺，其中大多數人員都是自「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退休的長官。捐血中心當時有一位陳凌海總幹事相當努力，他拜託媽利去幫忙，於是從一九八三年到八六年，媽利每個禮拜跑一趟台北捐血中心幫忙他們改善作業，「像抽血時的消毒、血紅素的測定等；也教他們免疫血液學及如何解決血型問題。」此外，最怕在眾人面前說話的媽利也成為「捐血運動宣傳大使」，常上電視、媒體宣導關於捐血的觀念，如：捐血不會有害健康；血液是無價的，不應買賣，只能贈與；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等。有一段時間，媽利是「薇薇夫人」電視節目的常客，定期上電視向國人宣導關於血液的正確、進步觀念，各種演講、座談更多不可數。
那時台灣共有十個名為「紅十字會血液銀行」的組織，分布在台灣十所醫院中，其實就是有價供血──血牛的供血站。「我去國外參加會議時，告訴人家我們的『紅十字會血液銀行』提供的血是血牛的血，大家都驚訝得張大了嘴巴。」媽利笑說：「先進國家沒有這種事情，他們都是捐血制，也是由紅十字會主辦。台灣那時候很亂。」透過捐、輸血可能傳染的疾病不少，尤其是令世人聞之色變的AIDS──「還好台灣提早了一點把捐血系統、血液政策建立起來了，否則真是不堪設想！像中國就很慘，他們就是因為捐血系統、血液政策沒有先做起來。」
在Kellner來台考察並提出建言後，隨後衛生署召開的「第一屆血液科技研討會」及其他相關會議中，Kellner的意見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也鼓舞了媽利。媽利寫信給Kellner，報告之後台灣在血液政策方面的進展與工作，也感謝他給台灣的指導與建言。那年九月媽利去美國看兒子，順道也去了Kellner所任職的「紐約血液中心」參觀。
媽利也開始以「輸血學會」的名義在馬偕醫院做全台灣醫檢師的在職訓練工作，「輸血學會」至今仍然持續這項訓練工作。一九八七年，媽利和幾名志同道合的醫師孫建峰、李正華成立「中華民國輸血學會」，會員也成為這項全國性、長時間的在職訓練計畫的義工。這項工作在剛開始時並沒有專用經費或頭銜職稱，媽利說：「我們這個團隊好像沒有人要搶什麼功勞、出什麼名。從一開始我和鮑先生只是抱著服務的心態，做該做的事。」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