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為人所知、但卻充滿戲劇性的故事:
非洲,這塊別人眼中的窮酸土地與黑暗國度,
早就是中國人眼中的沃土與機會。
兩位深入非洲的作者發現,中國正悄悄在非洲打造經濟版圖,
並將引來全球政治大地震…
書中內含四十張真人實事彩色照片,
本書法文版出版後引起西方世界大震撼,
英文版將同步在2009年於美國上市!
「非洲,過去是悲觀主義受害者,被西方人放棄的一片大陸地;在北京的施惠下,非洲有了選擇,如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經濟興旺。僅僅如此,這個經常被佔據,同時衝突仍不斷的位置,如今西方人想要再回去。
這些冒險的中國人是誰?他們又是到了哪些非洲國家?在那兒從事什麼?他們成功致勝的祕密又是什麼?中國—非洲,兩個極端不同的世界相遇後又是如何?在人權與環境保護上又得出怎樣的結論?台灣在這有著她多數邦交國的大陸地上,又得到怎樣的政治發展?
作者簡介:
Serge Michel,法國《世界報》駐西部非洲特派員。2001年他對伊朗情勢做出的相關報導獲得Albert Londres獎。他同時也是2006年出版的《Bondy Blog》一書的作者,為了寫作此書,他以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為基地,探訪了幾內亞、奈及利亞、尚比亞、布拉薩市剛果、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與中國。
Michel Beuret,主持瑞士雜誌《L’Hebdo》外語部。十五年來一直是眾多有關中國與非洲報導的作者。為了此書,他前往了蘇丹、衣索比亞、埃及、喀麥隆、尼日、塞內加爾、中國與台灣。
Paolo Woods,攝影師。2004年,他針對伊拉克的報導榮獲「世界記者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 Award)。與Serge Michel於2003、2004年共同出版過《野蠻的世界》(Un Monde de Brut)與《混亂美國》(Américan Chaos)。他走訪了奈及利亞、尚比亞、布拉薩市剛果、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與中國。
【關於譯者】
陳虹君,1982年生。好奇心強、喜愛交遊。於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深造法文,並取得資格文憑。社會—影像工作者、影片導演。2005年入選柏林青年導演。目前居住在巴黎。著迷北非文化,熱中地緣政治,關心人類生存境遇。兩年多時間寫作紀錄片「阿爾及利亞,中國製造」與籌備拍攝,對於中國-非洲的議題自然相當關注。
擅長編譯影像與撰寫社會政治相關文章,作品多發表於《破報》。
章節試閱
<前言>
中國人帶給我們實質的建設。
西方人給我們神聖卻摸不著的道德觀。
假如我的人民沒有電、沒有工作,
透明化、清廉又有什麼意思呢?
民主,是能吃的東西嗎?
──Serge Mombouli,剛果總統顧問
「你好,你好!」走在剛果布拉薩市(Brazaville)的路上,愉快地玩著回力球的孩子們向我們打招呼。在非洲,白人習慣聽到「哈囉,mista!」、「嗨,toubab!」或是「敬愛的先生!」這樣的問候語,然而,眼前這些洋溢著笑容、列隊於路邊的孩子,卻是一聲一聲用中文喊著「你好,你好」 。
對這些孩子來說,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中國人。
不遠處,一家中國營造公司正在蓋剛果國營電視台總部,一座從天而降的金屬玻璃帷幕建築,就落在這貧民區。同時,在這條路的入口處,同一家建設公司正在為一名政府官員蓋一棟豪華別館,也許是為了答謝這位官員對電視台工程所做出的貢獻。城裡的其他地方,別的中國企業在替新的外交部與法語事務部進行最後一項工程──填補建築物因內戰所留下的大坑洞。
往西北方兩千兩百五十公里,奈及利亞的首都拉哥斯(Lagos)郊區,有家曾經歷過一場厄運的Newbisco餅乾工廠。這家餅乾工廠是由一名英國人,在一九六○年奈及利亞獨立前所創立的,經常換老闆。在這個擁有石油資源,同時貪污舞弊充斥所有產業的國家,沒有一位經營者有能力協助它擺脫困境。二○○○年,工廠的前一任老闆是一位印度人,將破產的Newbisco賣給了中國朱姓商人(Y.T. Chu)。二○○七年四月的一個早晨,我們來到這家餅乾工廠,工廠內充斥著麵粉與糖的香氣,輸送帶上每天送出兩噸多的小餅乾,一出爐馬上就被幾十名工人分裝好。朱姓商人面帶微笑地說︰「我們的產量,才剛剛好滿足奈及利亞百分之一的市場需求而已。」
記者們從非洲帶回的影像,經常是悲劇性的:飢餓的兒童、種族的殺戮或是難以理解的暴力衝突。多年來,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從事報導工作,已經見證了這一切。然而這次,當我們開始著手編寫這本書,從我們眼前閃過的卻是一個新非洲的影像:布拉薩市用中文問好的孩童;拉哥斯蓬勃發展中的餅乾工廠;甚至,在蘇丹,一條我們曾在二○○七年夏天借道的嶄新高速公路。
兩小時前,我們在首都喀土木(Khartoum)與蘇丹港之間行駛,羅伯特.費斯科(Robert Fisk) 在《給文明世界一場戰爭》中的一個場景,浮現在我們的腦海。
一九九三年,這位英國記者與在九一一事件後、避難於蘇丹的奧薩馬•賓•拉登(Oussama Ben Laden)有約,地點就在這條公路左邊的一個村子裡。賓•拉登向費斯科說,為了答謝蘇丹這位東道主,他將建設一條八百公里長,連接首都與大港的新公路。到了一九九六年,賓•拉登必須再次逃亡,這次他到了阿富汗,並在當地展開了其他計畫。誰來完成蘇丹的這項工程呢?答案是:中國人。不僅如此,中國人還要加碼一條鐵路。九○年代中期,中國的營建工程公司大舉抵達蘇丹,中國企業們陸續已經投資了二十億美元,特別是油井工程,供應中國至今約一○%的進口量。
一群沒有臉孔的螞蟻兵團
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們走了數千公里,拜訪了十五個國家,就是為了一探中國在非洲所做的事。中國人在非洲的「黑暗大佈局」這個點子,反覆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直到二○○六年十月,我們與幾內亞總統蘭薩納•孔德(Lansana Conté)的一次會面之後,終於實現了這個想法。
這位總統有十多年不曾與外國記者對話。為什麼這一天他願意在離首都柯那克里(Conakry)三小時之遙、他所成長的村落接見我們?或許,是因為當時人們謠傳他生命垂危,他想證明自己仍然健在。無論如何,我們在他那棟面向私人湖畔的宏偉別墅裡的對話內容,還是相當嚴肅的。孔德總統視他多數的政府首長為竊賊,並抨擊白人從未停止過殖民。他懷念農業時代的幾內亞,對於近海石油礦脈的發現難以忍受,在他看來,這讓幾內亞成為一個貪腐更加嚴重的國家。
當話鋒一轉到中國人身上,有一小段時間,他的表情轉而開朗起來。「中國人實在是無人能比!」這位年邁的老將軍驚嘆道:「至少,他們勤奮工作!他們跟我們共同生活在泥地裡。有誰像我們一樣耕作?我們把失調的土壤託付給中國人,你們應該去看看他們的耕作!」
中國人在非洲的影響力,已經不是新聞。近四、五年來,我們在安哥拉、塞內加爾、象牙海岸與獅子山共和國的採訪過程中,幾乎每個地方都看到中國人的增加。改變的幅度,超乎很多人的想像。從幾內亞總統──一個如今只前往瑞士治病的年邁老人,到稚嫩得尚無法辨明歐洲人與亞洲人差別的剛果孩子,一切的發生,非洲人彷彿得花上十倍的力氣,才能理解這個變化。
就在這幾年,對研究地緣政治的專家們 來說,「中國人在非洲」早已不再是敏感話題,而是國際關係與非洲大陸日常生活中的核心課題。不過,學者與記者們仍然在所謂的宏觀經濟數據上做文章︰從一九八○到二○○五年間,中非的雙邊貿易增加了五○倍,從早期的十億美元,到了二○一○年會達一百億美元。今天,在非洲土地上約有九百家中國企業,二○○七年時,中國取代了法國,成為非洲第二大經濟夥伴。
這些官方數字,並沒有把所有移民的投資算進來。有多少中國移民在這裡落腳呢?非洲的記者們常宣稱有「數百萬」中國人在非洲;二○○六年底,在擁有最大中國人社群的南非舉辦的一場大學講座,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數字︰全非洲大陸共有七十五萬中國人。中國這邊最高的預估數字,來自行遍三十五個非洲國家的「中非友誼聯盟副主席」黃子全(Huang Zequan,音譯),在《中國貿易報》二○○七年二月十五日的訪談中,估計有五十萬的中國人生活在非洲(黎巴嫩人有二十五萬,法國人還不到十一萬)。
這裡的移民彷彿是螞蟻兵團,沒有名字,沒有面孔,總保持緘默。記者們一邊抱怨這些人不肯受訪,一邊擔心著──甚至驚慌──一股新勢力的來臨,又會給這片黑暗大陸帶來更多無止盡的痛苦。
讓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這個世界超級強權,在自己國內奇蹟似的發展能力,或許可以在這個地球上最貧脊的土地上複製。對非洲來說,或許意味著自六○年代去殖民化以來,長期等待中的經濟起飛、屬於非洲的時代終於來臨。這不只是幾內亞總統最後的希望,也是九億非洲人的期待。
誰來扶起非洲?
先來談談中國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某一天,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鄧小平所推展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十年後成了十三億中國人共同的信條。對部分人而言,改革開放帶來了財富,但對其他人──特別是出身鄉村的人──來說,生活卻變得困苦不堪。
長期以來,為了尋找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中國的窮人經常離鄉背井。四處遷徙的中國人,可說是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估計有將近一千萬人。這些人可能也是最富有的,特別是東南亞一帶的中國移民。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歐洲人強行進入中國,用苦力、華工的買賣 取代了黑奴交易。廢除了奴隸制,使得西方人亟需招募兩百萬到八百萬的華工,去開發澳洲的煤礦場、巴拿馬的運河以及位在剛果、莫三比克、坦尚尼亞的鐵路建設等幾項重大工程,以及為美國中太平洋鐵道(Central Pacific Railway)工作。一八七○年,舊金山已經有五萬名中國人。到了共產黨執政的時代,中國人移民依然不曾停歇,大多是前往歐洲的已開發國家與北美大陸,在那裡將近有十萬人。
直到西元二○○○年,北京當局為了保住面子還在試圖抑制人口外移。但是今天,中國卻轉而鼓勵遷移,特別是那些想前往非洲闖天下的勇者們。在中國高層幹部的觀念裡,尤其是被稱作「非洲胡錦濤」領導人的想法裡,向外移出勞動力,成了減輕國內人口壓力、過熱經濟與污染的方法之一。「中國有六百條河川,其中四百條受到嚴重污染,已經沒救了。」一位匿名科學家向費加洛報 證實。「我們無法不向非洲送出三億人!」
截至目前,他們共有十多萬人這麼做了。
土地所支撐的兩個遙遠文化,無聲無息中完成了全球化的最後階段。非洲,成了這群中國人的新西部,他們摸索著這個遼闊的空間、異國風情,面對著排斥、歧視與冒險。他們明白,非洲這個世界要比《人民日報》上所描繪的更複雜。這些移民時而是獵人,時而以英雄自居,把自己視為征服者或慈善家、布施者。他們偏好小團體之間聯誼,吃家鄉的食物;他們不想花力氣學習當地的語言,更別提學習法語或是英語。此外,他們老是對當地風俗表現出一副噁心、倒胃的表情,特別是非洲的黑女人。他們的遊歷、他們的發現,不僅振作了中國,這些在非洲的中國人也為他們的祖國帶來新的雄心壯志。
中國的政府同樣在改變。自從開始重視非洲以來,中國政府對於非洲國家的內政,緊守著「不干涉」的原則,因為中國政府明白,過於公開地支持某些獨裁者是一種重大錯誤。也正因如此,在被指控協助喀土木(Khartoum,蘇丹首都)與哈拉雷(Harare,辛巴威首都)後,北京如今嘗試遏止達佛(Darfour)好戰分子的氣燄,以及有條件地對辛巴威獨裁者羅伯特.穆加比(Robert Mugabe)提供援助。
至於非洲,直到一九六○年,殖民者對非洲的強勢掠奪仍未停歇,隨後更為了持續奪取利益,甚至支持那些粗暴的政權。從一九六○年至二○○○年,我們預估昔日的殖民主對非洲的金援達四千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土耳其二○○七年的國民生產毛額,也可能是非洲權貴們藏放在西方銀行裡的金錢總額)。經濟援助所號稱的好處,並沒有任何一項兌現,甚至,反而加劇事情的惡化。
就這樣,非洲在西方人的罪惡感中苟延殘喘,最後連西方人也灰了心、洩了氣,擱置所有的發展計畫,留下無知的苦難老百姓、獨裁君主、屠殺、戰爭、瘟疫與沙漠化,也更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這場盛會。「自獨立以來,非洲致力於國家內部的和解,」史帝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黑人文化學》 一書中寫下這句話之後,還追加上一段令人沮喪的文字:「在這樣的結構裡,非洲大陸挫敗了,再也沒有人能將它扶起。」
錯了!中國就是那隻扶起非洲的手。
為了供應國內的龐大需求,中國虎視眈眈於非洲大陸上滿溢的天然資源:石油、礦產,還有木材、漁業與農產品。中國並不因這裡缺乏民主、貪腐橫行而氣餒,中國人本來就習慣睡在簡單的草蓆裡、幾天不吃肉也沒關係。別人視為貧脊的土地,中國人卻在此找到良機;西方人老早棄守的土地,中國人卻在此努力耕耘。中國看得更遠,它的目標超越先前只想瓜分勢力範圍的殖民者。
據說,這是學自《孫子兵法》:「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侍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意思就是:為了擊敗敵人,得先給予他支持,使其疏於警戒;先施捨再擒拿。」
實際上,中國不僅占取非洲的天然資源,也傾銷廉價的貨品、修築道路、鐵路、辦公大樓。擔心能源不足嗎?中國人替剛果、蘇丹、衣索比亞建造水壩,也準備協助埃及發展核能電廠。需要通訊嗎?中國在整個非洲裝設無線網絡與光纖纜線。老百姓還是對中國有所疑慮嗎?中國人到處開大醫院、診所與孤兒院。白人過去自傲、愛現?今天的中國人,保持高尚與謹慎。
非洲人深受感動。今天有好幾千名非洲人說中文,或正在學習中文。他們讚賞中國人的堅忍不拔、勇氣與效率。對於打破長期由西方人、黎巴嫩人與印度人壟斷市場的這股新勢力,整個非洲無不感到高興。
日復一日,各種以合作為前提的友誼協定、共同開發計畫中的零利率借貸,一個個與北京聯手的非洲國家內閣,把巴黎、倫敦與華盛頓晾到一旁。北京也用計謀逐出另一個敵人──台灣。長久以來,中國在這塊大陸上訂下「漢賊不兩立」的規則,胡錦濤主席的接連出訪,在外交上鋪天蓋地寫下令人驚嘆的成績。
為了能像在「超級市場」般地在非洲自行取用資源,北京為非洲各國提供了中國的發展經驗,以所謂的「北京共識」,取代由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主張的「華盛頓共識」苦藥──民營化、民主化與透明化。
胡錦濤強烈抨擊殖民政府所留下來的模式,例如在非洲設下「法語區」(Françafrique)等。法國艾麗榭宮曾經支持非洲的獨裁者,也聲援法國大企業,為了延長法國對其舊殖民地的支配,前總統戴高樂的首席非洲顧問賈克.佛卡德(Jacques Foccard)教唆各種政變,不顧慮蒼生百姓的命運。
然而,封閉在老大心態與昔日殖民大國時代的巴黎,沒有能力看見非洲正在改變。靠著天然資源的增值,非洲正逐漸富裕起來,法國人居然在北京開始大舉投入的重要時刻,轉身離開。
於是,中國在非洲不再是一個全球化拋物線,而是一場盡善盡美,一個國際平衡的翻騰,而是一場地緣政治的天搖地動。非洲會不會在西方世界犯了決定性的錯誤之後,迅速發展?中國能不能為這片昏暗的大陸帶來光明?能不能協助非洲掌握自己的命運?
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我們知道,幾篇文章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前往現場,從一個地方再到另一個地方,和中國人與非洲人碰面。
採訪結束時,幾內亞總統下了命令,讓我們在能第二天前往首都柯那克里,與他的部長們聊聊。實際上,當我們抵達總統府的廳堂,差不多整個幾內亞政府官員一字排開,部長們的抱怨聲起此彼落,彷彿一場告解大會。
當時的礦業部長烏斯曼.席拉(Ousmane Sylla),剛結束德國杜塞道夫(Dusseldorf)的一場會議返國。在這場全球跨國鋁礦公司都出席的會議上,有鑑於全球鋁價狂漲,每個人都對他投以親切的眼神,彷彿在告訴他,幾內亞得更加倍提煉鋁礦才行。
然而,對於這個要求,部長只感到惋惜:四十年來,西方人不停地開採幾內亞境內的鋁礦,幾內亞人民卻根本沒賺到半毛錢。二○○七年,礦工們一個月的薪資,相當於一袋米的價格,僅夠讓一個家庭生活兩星期。其他的開銷和剩下的那兩星期該怎麼過活,根本沒人管。
號稱全球第一的鋁礦生產者美國鋁業集團(Alcoa)官方網頁上,一篇標題為「一把土的神奇」的報告說,該公司二○○六年賺了二十六億四千萬美元,較前一年增加一倍。該公司自許做到了一項精煉的「藝術」,從四噸的鋁土礦中,提煉出高達兩噸的氧化鋁,經過加工精煉後,將生產一噸的鋁。「一噸,足夠製造出六萬個可口可樂罐、百事可樂罐或是美國百威啤酒罐;足夠製造出七台汽車的車架;足夠製造四萬個電腦硬碟。這一切,來自一台載滿礦石原料的卡車。這就像是一場魔術表演,而令人驕傲的是,我們擁有能完成任務的魔術師!」
幾內亞每年生產兩千萬噸的鋁礦,能製造三百億個啤酒罐,或三千五百萬個汽車車架。礦土在沒有加工、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無附加價值亦無稅收的情況下就出口,幾內亞的人民當然享受不到天然資源的收益,所以,根本連一瓶罐裝啤酒都買不起,更別提汽車了。話說回來,這個國家也沒有像樣的道路,可以供汽車行駛。這些鋁土礦能製造出大約兩百億個電腦硬碟,但是幾內亞人卻沒有電腦,更別說讓電腦運轉的電力設備了。接近考試季節,柯那克里的大學生會一整夜朝著遠方機場的停車場複習功課,因為那裡是首都唯一有燈的地方。
以美國鋁業公司與加拿大鋁業(Alcan)為首的業者們,藉口總是一樣的:幾內亞沒有電,沒有足以運作精煉廠的電力。但是,幾內亞是一個有許多河川流經的國家,西部非洲也有著豐沛的水資源,不少專家已經鑑定出,有一百二十二處適合建造水壩的位置。
既然如此,希望從哪裡來?「中國人!」部長烏斯曼.席拉說。「中國人是唯一向我們提出全套計畫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一個礦場、一座水壩、一座中央水電站、一條鐵路和一個冶煉廠的全套供應。全部由中國進出口銀行(Exim Bank of China)出資,以生產氧化鋁來回收成本。這項買賣不用我們花一毛錢,但卻能帶給我們稅收、就業、基礎建設、部分能源。」「當我們向美鋁公司提出相同的要求,他們做出的回答是:他們的工作是製鋁,不是水壩,」礦業部長憤慨地說。
公共工程部部長看來也對西方國家非常失望。六年前,歐盟曾切斷對幾內亞的糧食援助,原因是幾內亞缺乏好的政府與民主化,兩億三千兩百萬歐元就這樣被凍結在布魯塞爾的保險櫃裡。在這段期間,柯那克里的赤字暴增,尤其是一個殘酷的雨季,曾將一段通往恩澤雷科雷(Nzérékoré)的瀝青路面給吞沒了。商品價格暴漲、暴動伺機而起。同樣地,援救來自中國人。他說︰「比起其他人,中國人又快又便宜。他們解除了我們四千五百萬美元的債務,還重新借錢給我們。」
接著輪到外交部長麻馬帝.孔德(Mamadi Condé),跟其他官員比起來,他似乎更焦急。「中國人正在擊垮歐洲人。對他們來說,兩國利益互惠是最高原則;他們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他們想要的是繁榮昌盛,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一種『雙贏』的協定。一九九○年代,我曾是駐北京大使。我已經跟他們談了三個月了,協商在我們國家一億美元的投資。拜託,加緊你們採訪的速度,我等下就要出發去北京,為了十一月三日至六日的中非高峰會。」
十一月三日?今天已經是十月三十一日。就像其他的西方記者們,我們早已到處打聽高峰會的正確日期,但主辦單位似乎盡可能地拖延,不讓外界知道。要取得中國簽證,我們只剩下四天。
中國人帶給我們實質的建設。西方人給我們神聖卻摸不著的道德觀。假如我的人民沒有電、沒有工作,透明化、清廉又有什麼意思呢?民主,是能吃的東西嗎?──Serge Mombouli,剛果總統顧問「你好,你好!」走在剛果布拉薩市(Brazaville)的路上,愉快地玩著回力球的孩子們向我們打招呼。在非洲,白人習慣聽到「哈囉,mista!」、「嗨,toubab!」或是「敬愛的先生!」這樣的問候語,然而,眼前這些洋溢著笑容、列隊於路邊的孩子,卻是一聲一聲用中文喊著「你好,你好」 。 對這些孩子來說,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中國人。 不遠處,一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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