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生與阿拉伯的勞倫斯之間
很明顯的，英國和美國的軍事當局都不肯讓發生在阿富汗的事外洩太多，但只要你是個細心的讀者，就能比別人多知道一點內幕。比方說，《郵報》已經在九月二十日探討過現在我們要拿來議論的主題，而這要早於軍事行動往坎達哈蔓延的時候。
現在我要談的這個人是以軍醫身分加入編號為「第五諾森布蘭槍手隊」這個菁英軍團，可是不料後來他被重新編入「皇家柏克夏」部隊，並調往坎達哈西北方去對抗剽悍的阿富汗人，也就是離穆恩達巴德不遠之處。在那裡發生了一件起因情報錯誤產生的意外事件：英國人打聽到阿富汗軍隊的人數和裝備並沒有他們想像中強勢，所以便輕率發動攻擊，結果被對方殺個落花流水，在庫西克‧伊‧納庫德山口（在阿富汗，山間隘口是最恐怖的地方，而且根據某些記者報導，阿富汗人並沒有囚禁敵軍的習慣）至少死掉百分之四十的兵員。那位軍醫肩膀被傑撒伊（Jezail）型步槍的子彈所傷。那種步槍今天已經落伍，但殺傷力仍然教人聞之色變。那顆子彈射斷他的鎖骨、穿透鎖骨下的動脈。他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被稱職而熱心的同袍救回一命。軍醫後來被送回倫敦，而隨後發生的軼聞讓我們看到這個悲劇如何仍在大眾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軍醫遇到那個將要和他共住一間公寓的人時，後者對他說：「根據我的了解，你以前待過阿富汗。」過了一段時間，那位軍醫問室友，為何會知道他待過阿富汗，對方便向他解釋自己是如何推知的：「當時我估計，這人同時具有醫師和軍人的氣質。他因為臉曬得很黑，所以應該剛從熱帶國家回來，那一定不是他原來的膚色，因為他兩手的手腕都很白。他過去一段時間物資生活應該很匱乏，而且生過病，那張削瘦的臉便說明了一切。此外，他的左手臂還受過傷。那隻手臂僵硬、姿勢不太自然。到底在哪個熱帶國家──一位英國軍隊的醫生必須忍受這種艱困生活而手臂還帶著槍傷？很明顯的，是阿富汗。」
進行這段對話的地方是貝克街，那位醫生是華生醫師，而和他談話之人則是福爾摩斯。華生是在一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發生的麥萬得（Maiwand）戰役中負傷的。倫敦的「畫報」要到八月七日才刊出這個消息（在那時代，資訊傳播的速度比起今天要慢很多）。我們從《暗紅色研究》的前面幾章便可知道。
華生醫生受這件事的影響很大。在短篇小說〈波斯康谷秘案〉中，他肯定地說，阿富汗經驗使他成為動作敏捷、善於吃苦、不知疲倦的旅者。可是，當福爾摩斯在《四簽名》中要給他古柯鹼（藥劑濃度百分之七）時，華生強調，在阿富汗打過仗後，他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新的經驗。過了不久，他回想起以前自己很喜歡坐著照顧自己受過傷的手臂，因為每次氣溫一變化，他的手臂就會痛。在〈馬斯葛雷夫家族成人禮〉中，華生對於阿富汗戰役在他心靈中留下的痕跡做出思考。
事實上，華生一直想談論那場戰役，可是一般來說，別人是不愛聽這種事的。在〈雷加特的鄉紳〉中，他無法勸福爾摩斯讓他陪自己去探望舊日軍中同袍海特上校。在〈海軍協約〉中，他想用在阿富汗冒險的話題吸引一個名叫費普斯的人，但是沒能成功（費普斯很神經質又愛抱怨訴苦）；在《四簽名》中，華生堅持向莫爾斯坦小姐談論那場戰爭，可是對方僅有一刻表現出好奇。退伍軍人，尤其是受過傷的退伍軍人通常會有百無聊賴的切身感受。
然而，阿富汗的回憶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在〈空屋探案〉中，在提到福爾摩斯敵人莫里亞提時，大家看到一張莫蘭上校（倫敦第二號危險人物）在喀布爾時登錄的資料卡。另外在〈駝背人〉中，讀者也可以讀到阿富汗戰爭的迴響。
最後，在〈硬紙盒案〉和〈住院病人〉中，福爾摩斯把他誤解的「歸納」抬舉到傑作的地位〔因為根據皮爾斯（Pierce）的解釋，那是「肢體外展」（abduction）之誤〕。
就在他們安靜在公寓定居下來的時候，福爾摩斯突然說道：「華生，你說對了，我似乎覺得這是解決紛爭最愚蠢可笑的方式。」華生同意，但在心裡尋思，福爾摩斯是如何猜到自己心中正在想的事情。其實福爾摩斯只是觀察華生眼神在房內遊走的路徑，便可以精確重建這位朋友的思緒歷程。福爾摩斯看到華生不斷想起阿富汗戰爭特別恐怖的插曲，而且又不停用手觸摸自己的舊傷，於是他便得出如下的結論：華生認為解決國際紛爭最荒謬的方式便是戰爭。
這是很基本的概念啊，我親愛的華生。為什麼布萊爾沒把這個道理的細節告訴布希呢？
以「人民」之名
我們在很多國外報章雜誌讀到，國際間都害怕輪到義大利總理擔任歐盟主席的時刻來臨了。理由很多，而且每一條我們都知道，然而，如果說這些理由令不同國家的公民印象深刻（擔心將來哪天同樣之事會發生在他們國內），在義大利卻反而有相當高比率的公民對這些理由依舊視若無睹。
貝魯斯柯尼的「政權」還表現出其他危機，但我現在只想談論其中一點。首先，我們且先不要把「政權」一詞妖魔化（雖然它動不動就教人聯想起法西斯政權），因為即使是最嚴厲批評政府的人也得承認：貝魯斯柯尼並沒有組織法西斯式的議會、也沒有組織公會，而且不曾命令年輕人穿起黑衫或強迫報社關門。「政權」只是個形容政府形式的中性字眼（比方我們會說哪個國家的政權是民主的、基督教民主式的、共和的或君主的）。
貝魯斯柯尼自有一套執政風格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政府形式的諸多特徵中，我也許應該指出其中危險的民粹傾向。在我的定義中，「民粹」並非歷史意義上的（比方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而是現行的一般意義。如同以前大家談論阿根廷總統裴隆（P’eron）及其他南美洲或非洲的國家領袖。我們要提醒各位讀者，當年貝魯斯柯尼尚未受到免責保護傘庇蔭而遭司法檢控時，便一再挑戰負責審理其案件之各位法官的公信力。他不斷放話聲稱，自己不願被那種只因通過考試成為法官就有資格左右他命運之人審理。
如果我們嚴肅看待這番說詞，那麼同理可證，他要是得了急性盲腸炎或腫瘤，那就應該拒絕外科醫師替他開刀，應該拒絕將小孩託付給學校教師，應該拒絕被憲警逮捕，因為操上述職業之人都只是參加考試進而獲得工作，而不是人民普選推舉出來的。可是貝魯斯柯尼正是以自己的民選身分來對抗那些經由考試獲得合法審判他資格的人。而他所犯的是普通法罪名，本應由司法單位來判斷他是有罪還是清白。
事實上，如果把「人民」看作用來表達單一意志、呈現相同觀感，好比體現道德和歷史的自然定義的話，那麼，這種「人民」是不存在的。實際存在的是理念分歧互異的公民，而民主政體（一如邱吉爾所言，除了其他所有的政體之外，民主政體是最糟糕的政體）的基本精神，便是將國家的統治權交付給獲得絕大多數民意贊同的人。所謂的「贊同」並非「人民」的贊同，而是「大多數人」的贊同。
這個所謂的「大多數人」在比例投票制下並不見得是由總計數字而來，而是由不同選區的民意分佈而來。獲選者依比例在國會中代表其選民。然而，國家並不僅由議會組成，因為其間還存在數不清的「中間團體」，從工業勢力到軍隊，或者報刊業等某些專業群類等等。在大多數情況下，操那些職業的人是透過國家考試而取得資格，而且也不會有人對於他們代表的公權力提出質疑。
再者，國家考試（只要沒有作弊現象，但選舉有可能作弊）保證了從專業角度考量下，中間團體的代表人是有資格行使其職權的。幸虧有這些國家考試，各級學校的歷史教師才有權利證明，貝魯斯柯尼所提到的羅馬城創建者神話「羅慕魯斯和雷慕魯斯」（Romulus et Remulus）是不正確的，而醫療界人士也是透過競試取得資格，才能針對某種藥品的有毒副作用向大眾提出警告。最後一個例子：也是經由一種所謂「自行遴選」的類似競試機制，才使部會首長取得合法地位，因為他們不一定是從國會議員中舉出，有時是根據他們的才幹而獲得青睞。
所謂的「向人民呼籲」其實正好相反，那代表了虛構：不加修飾語的「人民」是不存在的，民粹主義者便是藉口代表全民意志而自創權威形象之人。墨索里尼在羅馬的威尼斯廣場聚集了十萬或二十萬向他鼓掌叫好的人，而這些就好比擔綱飾演「人民」角色的戲子。有心人士也常利用民意調查來造成普獲認同的印象，或者連這個也用不著，只消心血來潮時將「人民」二字掛在嘴上喊喊就好。因此，民粹主義分子將自己的目標計畫與人民的意志混淆，而一旦成功（經常都是如此）便會改變大部分的公民，因為後者已被那假象迷惑，進而認為自己便是民粹主義分子口中的「人民」。
上述便是民粹主義的危險。當它出現在其他國家時，我們很快就能辨認出來並對之憂心忡忡，可是說來奇怪，一旦它在自己國內生根茁壯時，大家卻反而視而不見。有些危機也許當局者迷，在外國人眼中反倒看得真確。
如何和羅馬人簽約？
公元前六十四年，馬庫斯‧杜里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n）已是雄辯術名家，但在貴族階級中還是「新人」，那時他登記參選執政官一職。他的兄弟昆突斯‧杜里烏斯（Quintus Tullius）特別為他寫了本小小的教戰手冊《選戰手冊》（Manuel de campagne ‘electorale），告訴他應如何進行才有機會成功。
那個古羅馬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和我們的第二共和相當類似。兩者的共同點有美德上的（但很罕見）也有缺失上的。古羅馬的例子在長達兩千年時間中不斷對「國家」這個觀念產生極深遠的影響。這個最古老的共和典範對美國建國之初起草「聯邦文件」（Federalist Papers），也就是日後美國憲法的奠基條文之人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起草者覺得，若是談到全民民主政治，那麼羅馬的例子要比雅典更具有實際性。今天圍繞布希身邊的那些新保守派人士，經常從羅馬帝國的意象汲取靈感，但另外加上更多成分的現實色彩。另外，時下大部分的政治論爭指涉的對象也是羅馬帝國、而「羅馬和平」的機會大於「美利堅和平」。
只是昆突斯那短短二十頁手冊中呈現出的選舉競爭意象，不如啟發十八世紀聯邦主義者的意象具有高超理想。昆突斯完全不認為一個政治人物應向選民勾勒什麼勇敢的未來藍圖，或者應該隨時準備提出宏偉的計畫或前後一致的論據。這個文本對於理念的辯論隻字不提，作者甚至告誡他的兄弟不要因為涉入政治議題而損害自己的名聲或與人結仇。昆突斯理想中的候選人只要「顯得」有魅力即可，對某些人施些小惠，對另一些人應允所求，而且不要向任何人說「不」，因為只要讓人覺得自己有付出心力的樣子即可。選民都是健忘的，候選人以前天花亂墜的滿口允諾，到了後來誰也記不起來。選戰在他眼裡看來純粹是裝模作樣的表演而已，而且最重要的不是候選人的理念或人格特質，而是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像昆突斯所言，雖然天生條件也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天性妥善地用表面功夫加以隱藏遮掩。
此外，「阿諛諂媚的行為會令一個人品格低下，所以那種話是可憎可恨的，然而……對一個候選人而言，這套技巧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他的態度、表情、講話方式，應該隨著交談對象的思想和欲望而隨時調整適應。」自然而然，必須做到「你所打的選戰莊嚴肅穆、教人眼花撩亂而且排場闊綽奢華，但仍要讓人覺得你和群眾走得很近……還有，一旦有機會，不要放過任何製造選民對其他候選人生出負面觀感的手段，趕緊將他們抹黑成地痞流氓、縱慾無度或揮霍成性的不良分子。」總而言之，這些都是相當受用的建議，新鮮得好像今天才剛寫出來，但我們也立刻看得出那是寫給誰看的。
民主難道就只是這樣？不求別的，只求贏取選民的好感，手法等同劇場或電影導演或無所不用其極的騙術？這毫無疑問是民主的一部分，而且如不這樣也不知還能如何，因為這是個全看民意取捨而決定能不能取得政權的制度，是民意而不是武力或暴亂。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這些純粹的「假說」對於選戰的建議步驟是發表在羅馬民主已進入危機階段時。不久後，凱撒便在麾下軍團的簇擁下掌握了實質上的帝位，而且馬庫斯‧杜里烏斯也在以民意基礎的政權過渡到以政變為基礎的政權時，喪失了他寶貴的性命。
所以，我們不禁會想：當羅馬的政治人物開始了解不必對所允諾的計畫看得太認真，而且只須在他們的（怎麼說呢？）電視觀眾眼裡顯得和藹可親就好時，那也是羅馬民主步入衰亡的年代。
反抗執法者
以前，每當警察攔下某人給他開罰單時，後者（也就是下文我們所稱的被告）通常面對執法者會想出三種策略：第一，立刻認錯並付錢了事；第二，首先辯白一番，企圖向執法者證明自己沒犯錯；第三，如果是個白癡，那就會厲聲回嘴說道：「你大概沒長眼睛不知道我是誰吧！」而執法警員對於後者通常只有兩種做法：其一，完全不理對方的威脅，繼續不動聲色將罰單開好然後遞給對方；其二，警察會心生疑懼並回答：「對不起，打擾您了，沒事沒事，您可以走了，某某醫師、某某大哥、某某議員先生等等。」
然而今天，被告似乎另有第四種選擇，而且會用它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只需冷靜開口說：「你搞不清楚自己是誰！」然後再對那嚇得面無人色的執法者解釋說：「你不過是莫斯科拿錢豢養的骯髒共產黨員。我們指的當然不是現在的俄羅斯人，因為他們都是很棒的人，包括普亭總統都是（這位先前幹過ＫＧＢ的人是貝魯斯柯尼的摯友），而是昔日的莫斯科，那時它還以秘密權勢中心的身分藏在阿富汗的岩洞裡，和賓拉登還有猶太國際組織一起，因為大家知道他們都是一路貨（儘管最好不要高聲張揚）。」
總而言之，今天的被告不必再證明自己的無辜與否，或低聲下氣詢問自己被告的確實緣由，而是立刻回過頭來反咬執法者一口，管他警察或是最高法院的院長。
從我所提議的革命性法律（尤其是允許每位被告受自己信任得過的法官審判的那條）來看，我認為自己有關立法修正的各項提議可以用一條原則加以概括：每個公民首要擁有的，便是不僅可以質疑控告他那個人的合法正當地位，而且還要將同樣的態度加諸於調查他的人身上。波隆納法院的那幾位檢察長曾對某些公務人員展開調查（其中包括一位縣長）以便釐清他們在馬可‧比亞吉被暗殺事件中有無失職情事，因為比亞吉曾多次根據自己應享的權益向當局申請貼身護衛，可是每次均遭拒絕。
那些公務員很可能會以過失殺人罪名遭到起訴。人家沒有明講他們有可能為了什麼緣故被告，只說當局對他們展開調查，如此而已，但司法制度也許操之過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而當中有些成員或是和多數黨關係匪淺的人〔科西卡（Cossiga）──共和國前任總統，卡羅‧喬凡納第（Carlo Giovanardi）──國會關係部長，卡耶塔諾‧培果雷拉（Gaetano Pecorella）──「義大利力量」黨的國會議員等等〕第一時間的反應便是對檢察官展開反擊。在當前的氛圍中，很明顯的，他們一定會先否定執法人員的合法地位，並將對方抹黑成收受反對勢力好處、在違反國家利益的情況下迫害他們。
這種場面其實並非新鮮事。另有一件眾所周知的案子（而且內情已被證明為真）：有人將古柯鹼帶進某部會。不久前我還提議不處罰這件確實成立的輕罪，反而將它視為可阻止毒品在外流通、值得嘉許的努力。可是警方將一份報告交付法庭，報告中陳述，古柯鹼的的確確交到經濟部副部長吉安法蘭柯‧密西凱手裡。但警方也可能弄錯，所以可以想見，認為自己遭到不當控訴的副部長會說的話應該是：「證明給大家看呀！」或者他該提出超級有力的不在場證明（比方證明那天他的腳沒踏進經濟部裡一步）。可是，密西凱先生的真實反應究竟如何？他堅持認定：「在我國警政體系中有些誤入歧途的分子，根本忘了當初入行時前輩向他們諄諄教誨的正道。」這真是將執法者去合法化的經典例子啊。副部長的這句話有不少弦外之音：首先，做為秩序捍衛者的警察並不是什麼值得相信的榮譽人士（我們知道這句話如果是在西西里人間使用會有什麼後果）；其次，他們很明顯都是莫斯科羽翼下的分子。怎麼？連警察都是啊？是的。以前不是說只有司法體系裡的人才是嗎？那就要視情況而定，那些檢控你的，你才要將他們去合法化，可是如果換成警察，也是要由他們去承受相同的命運。那麼難道不需要替熱那亞那些帶槍警察說些辯護的話㳖？當然，這是人之常情，因為他們在熱那亞並沒有反對你們。可是回到羅馬就反過來對付你們，所以你們就在羅馬將他們去合法化，因為各位無法再相信他們。
於是大家看到，我所建議的事絕非空中樓閣。每個公民都該有「反控控訴者」的權利，還有，心態要以「服從司法」轉變成「執法人員都是豬」才行。另外，大家不僅要從貫徹「凡事存疑」的立場變成「逢警必反」。自然，也需要發明一個適合梵諦岡使用的版本：為了保障「天使守衛」（Anges Gardiens）那不可置疑的尊嚴和本質，從今以後也許可以改口稱他們是「天使蹩腳律師」（Anges Avocaillons）。
波斯灣的新戰爭
隨著蘇維埃帝國的崩解，冷戰的先決條件也隨之煙消雲散，可是在第三世界一直未曾銷聲匿跡的傳統戰爭一下便躍上國際舞台最顯眼的位置，隨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爆發，人們開始意識到，必須以某種方法讓傳統形式的戰爭復活（各位回想一下，當時的論點和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評論完完全全相同：假若當時希特勒出兵侵略波蘭時就立刻予以制止，那麼也不會……），可是大家旋即又察覺，戰爭已經不在兩個涇渭分明的敵對陣營間進行。
身處巴格達的美國記者所表現出的震驚，竟和生活在反伊拉克陣營國家中同情伊拉克的伊斯蘭教徒的反應一樣，唯一不同的只是，後者的反應程度比較激烈。
在昔日的戰爭中，敵人被拘禁起來（或者屠殺）。一個在敵方領土發言支持敵方的我方人士在戰爭結束時該受絞刑處死。各位想必還記得，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人因為本國同胞約翰‧亞梅利（John Amery）曾在法西斯的廣播電台發聲攻擊過自己的祖國而絞死他。至於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要不是因為他蜚聲國際，有各國知識分子為他撐腰，否則也難逃死罪，而且還被診斷成精神病患。
那麼，所謂的「新戰爭」具有哪些特徵呢？
「我們無法確切知道誰是敵人。」所有的伊拉克人？所有的塞爾維亞人？該被殲滅的人是誰？
「戰爭不再是正面衝突。」新戰爭不可能是面對面的，原因是跨國資本主義的特色。武裝伊拉克的其實是西方的工業勢力，同樣的，十年後武裝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還是那批工業勢力。這絕對不是湊巧，這是成熟資本主義的邏輯，那種早已不受個別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
我想提醒各位一件表面上看來似乎無關痛癢，但往深處看卻別具意義之事：有一次當波斯灣戰爭打得如火如荼時，西方的飛機以為摧毀了薩達姆‧海珊的一處戰車或軍機基地，後來卻發現，一方面那些被炸掉的其實都是假的模型，二方面那是一家義大利公司透過完全合法的管道賣給海珊的。
在古戰爭時代，受惠的是交戰各國自己的軍事工業。到了新戰爭階段，從中撈取好處的竟是在戰場兩邊都吃得開的跨國企業（假設這仍是舊日定義中的戰場）。但更有甚者。要是說古戰爭餵肥了大砲販子，而且他們豐厚的利潤使一般貿易往來的暫時停止顯得不太重要，新戰爭雖然一樣餵肥了大砲販子，可是卻讓全世界的航空運輸業、觀光休閒業以及傳播媒體陷入危機（比方說，後者拉不到商業廣告），而且一般來說，做為經濟系統骨架的房地產業及汽車製造業也會應聲倒地。在新戰爭中，某些經濟勢力和其他經濟勢力發生競爭，而它們衝突的邏輯已經超越國家勢力的邏輯。當年我就提過一種看法：新戰爭的典型特色便是不能持久，因為戰爭一旦拉長，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新戰爭由於令太多勢力糾纏在一起，而且這些勢力又經常處於衝突狀態，因此，在這個現象中，主角的計算和意圖已不再具備決定性價值。基於所涉入的勢力數目急劇增加（這已是全球化的肇始），新戰爭所導致的結局常是根據不可預見的微妙平衡所達成。因此，如下事件很有可能發生：最後結局對於敵對一方尚可接受，不過原則上「雙方都輸了那場戰爭」。
波斯灣戰爭期間似乎建立了兩個原則：一、我方將士不應折損半個；二、若非得殺死敵人不可，那麼數量也要儘可能的少。面對敵人傷亡時，我們見識了一種既曖昧保留又虛偽的態度，因為在沙漠中，伊拉克人可說死傷枕藉，可是西方國家卻盡量不突顯這個事實，這種改變已是值得注意的跡象。無論如何，自此之後，新戰爭的一項鮮明特色便是盡量不要造成無辜平民的傷亡（除非是不可控制的意外狀況），因為任意屠戮他們只會招致國際媒體的同聲譴責。
於是便使用了所謂的「聰明炸彈」並推廣之。或許由於冷戰時代長達五十年的非戰狀態，許多年輕人認為「聰明炸彈」這方法理所當然，可是各位能不能想像一下V1戰機轟炸倫敦或同盟國炸彈將德勒斯登夷為平地的慘狀？
在舊戰爭的邏輯中，上述那種被俘士兵的作為一定受到千夫所指，或者人家對於他們不幸的命運寧可以慈善的胸懷故意視而不見、盡量避免談論。可是到了新戰爭時代，這一切徹底改觀。他們被人諒解，受到熱情的支持擁戴，收下補償，對方就算不是軍事當局，至少也是感到高度好奇的傳媒，因為話說回來，那些士兵至少有幸活了下來。
總而言之，新戰爭已然變成一種大眾傳媒產品，而且這種情況明顯到布希亞（Baudrillard）甚至能利用這當中的矛盾現象斷言：波斯灣這場新戰爭根本沒有發生，因為那只是電視上的表演擺佈而已。大眾傳媒的一項基本定義是販賣幸福快樂而非哀痛愁苦，因此大眾傳媒必須在戰爭邏輯中導入最大幸福（或者至少是最小犧牲）的至上原則。然而，一場被認為不應造成人命傷亡，同時又要講求最大幸福原則的戰爭是不能打太久的。波斯灣戰爭正是這種型態的戰爭。
只是，這場戰爭打得如此之短，以至於幾乎變成無用的了。從此以後，新戰爭竟和原先滋養它的基本理由處於不一致的困境之中。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