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最近這個冬天，我在一個民間學苑上課，講日本時代的衣食住行，八十歲白髮學員不少，那是他們親身存在的時空，所以，也是去採訪。
一天上課前，一位女學員很禮貌來致歉，我請他們寫一個自己與日本時代相關的故事，她說她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出生，沒有故事，另一方面也忙，還沒能回家鄉問老母親有甚麼值得說的記憶。
我第一個反應，笑稱，「哦！你也當過日本人！有日本名字嗎？」然後，聊著聊著，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跑出來。
她說，戰時美軍飛機來轟炸，有一天，飛機又到村子頭上，全家急成一團要逃，阿公叫母親快跑，「查某仔不要緊啦！」不要管躺在床上的小女嬰。阿公重男輕女，但母親捨不得，還是趕緊抱起，躲到屋外的防空壕。後來發現，空襲過去，房內的床留有彈痕。她笑著說：「要不是媽媽，我早就沒命了！」
不是沒有故事，只待發現。
我也想到自己家裡的戰爭記憶。
我們住的鄉鎮挨在濁水溪南不遠，阿公約有三甲地，一甲的溪埔地租給佃農。「日人尾」〈台灣人稱日本時代最後幾年〉，美軍轟炸機B29動不動就來空襲，農人在田間無法安心耕種，佃農「做無」〈沒有收成〉，索性把地還回來。一下子，鐵線草長得奇高，阿公借了親戚的牛去翻土，爸爸跟在牛後面用腳把草踩進土裡。阿公又跟阿衡仔叔公討了短短的蕃薯藤苗。叔公不保證種得起來，但當時農田荒蕪，作物缺乏，能得點小苗，阿公已非常感謝。結果，鐵線草埋進土裡，成了最好的有機肥料，半年後，蕃薯個個肥大；爸爸跟我說這個故事時，用雙掌合捧來形容。
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台灣各方面更形殘破，一切物資都少，米和豬肉要配給，對農家這兩項監控得厲害，對蕃薯卻放任自由。於是，阿公每一天去田裡挖蕃薯，每天載一牛車回來，約莫一千台斤，倒在家後巷子。鄉人聞風而來，一天就賣得一千圓。一千圓是非常大的錢，小學老師一個月才領四、五十圓。爸爸說，「賣到心會燒」。
阿公先前在公學校後方買了一塊地，欠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三千多圓，十幾年還不完，利息壓力愈來愈重，沒想到賣幾天蕃薯，就還清了。這塊地後來分給爸爸這一房，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五人能繳出學費、安然成年的後盾。雖然，那塊地不得不賣掉，但故事永遠留下來了。
我總鼓吹朋友，回家去問阿公阿媽爸爸媽媽，去幫他們做口述回憶。由於日本時代記憶曾經長期無心被撫觸，此時再去挖掘，相信更會有許多意外，驚聞許多從來不知道的家族舊事，激盪難歇。
一位好朋友真去和她爸爸聊了，就大呼驚奇，長到四十幾歲，她從不知道祖父留過學，唸過東京的「目白中學校」，終於才知道為什麼家裡有坐在雪地的泛黃照片、為什麼有刻著「目白」的網球優勝紀念牌。
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
懷念的鐵路便當
北海道名寄市原有全日本最北的鐵路便當，日夜守護，歷經四代。即將屆滿一百年之前，卻因老闆要照顧生病的太太，不得不熄燈休業。覆雪的月台，將不再有「便當、便當」叫賣聲，陪伴旅客孤獨的腳步。
現在台灣人大口吃便當，以「便當」來指稱飯包，就從日本來的，源於日本統治台灣的年代。
日本時代的便當寫做「辨當」或「弁當」，是日文的漢詞。日本時代，台灣人圖其方便，直接借用不少日文漢詞，例如「見本」（樣本）、「口座」（銀行戶頭）、「注射」（打針）等等，再以福佬話發音，而不流行轉換成適當的中文翻譯。「辨當」也是如此，頻繁出現在當時的中文書寫裡。
「便當」兩字，雖未普遍，戰前倒也已經出現。一九一一年，台南一家糖蜜會社，十幾個員工，有台灣人，也有日本人，興致勃勃跑去安平海邊，辦了海灘運動會。當時，中文報紙就報導說，老闆和職員「均帶便當。充為午飯」。
日本的「鐵路便當」，他們專稱「弁」，「」是「車站」，「弁」就是「弁當」。日本第一個弁於一八八五年由木縣的宇都宮賣出。當年日本開通東京上野到宇都宮的鐵道，鐵道會社請求站前白木屋旅館製作販售。便當形式很簡單，竹片包著兩丸飯糰加黃蘿蔔乾。便當價格五錢，跟鰻魚飯賣十錢比起來，被認為並不便宜。今天，到宇都宮站，還可以看見便當包裝強調是從「弁發祥地」賣出。
台灣的鐵路便當起於何時，難以確認，不過，鐵路各站的便當菜色，報紙提供了一點線索。一九一四年，報紙評比了桃園、苗栗、新竹和台中四站的便當，仔細記錄菜色。前三者大同小異，以桃園站便當來說，用的是日本米炊的飯，配菜有炸土魠一片、鹽煎旗魚一片、炸筍兩片、煮豆少許、鰻魚八幡卷一個和醃漬蘿蔔兩片。台中站便當稍微不同，煮物一片、煮藤豆（類似豌豆）、魚板三片、蒟蒻兩片、蓮藕和醃漬蘿蔔各兩片來搭配白飯。看得出來，當時的鐵路便當全然和風。
以前有在月台叫賣的鐵路便當，像一九一○年代，打狗（高雄）站的便當，曾由日式料理店「滋養亭」承辦。另一種鐵道便當出自火車站附近的旅館和餐廳，像新竹站前，就有一家塚迺屋旅館，聲稱是鐵路便當的「元祖」（鼻祖）；不過，究竟是新竹當地或全台的第一家，不得而知。而台北市最高級的西洋旅館「臺灣鐵道旅館」則調製了洋式便當，旅客預訂，即送到火車站內。
洋人吃的鐵道便當該是甚麼樣子？台灣前輩畫家奉為老師的石川欽一郎一九二二年到歐洲訪遊，他畫筆下的便當小販，揹著圓盆，胸前滿是誘人口水的餐食。石川欽一郎還表示，各國鐵道便當以義大利最便宜，內有兩個圓麵包、半熟的蛋兩個、三條大香腸、起司一大片、水果，再加一小瓶葡萄酒。
台灣進入三○年代後半期，因日本侵華，社會大變調，鐵路便當則小突變。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滿一年當天，台灣的火車站統一推出「愛國辨當」。平時在月台叫賣的普通便當、炒蕎麥麵、炒米粉，一律禁絕，只准賣這色便當，裡頭只放白飯糰、梅干和黃蘿蔔乾。
日本便當都是冷的，經歷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慢慢習慣吃冷便當，這個飲食文化卻和戰後大陸移來的外省人不同。前工業委員會化工組組長嚴演存在《早年之台灣》回憶說，外省人「生活習慣也和本省人不盡相同。例如台灣人中午吃便當，外省人一般非吃熱飯不可」。
祖籍江蘇、生於北京的作家張天心（一九二四年生）在〈便當之戀〉文中也寫道，來台前，他「不但沒有吃過『便當』，也從來沒有聽過『便當』這個名詞。」第一次在台灣吃便當，是一九五○年代的事，而且在火車上吃的。沒想到「蓬萊米飯是那樣柔軟清香，炸肉片或炸魚片是那麼酥脆鮮嫩」，而黃蘿蔔「看起來有點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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