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節選一】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煙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榦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冬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你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煙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詼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櫥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隘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
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的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為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館尚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濕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為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方照片。
慕陵先生一一為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館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館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館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閒，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曾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徙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
【內文節選二】
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節選）
我其實是專攻中國中世紀文學研究的，退休以前，一直都在臺灣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所以每常被人問及為何研究中國文學而翻譯日本文學？簡單言之，我是太平洋戰爭前，出生於上海的日本租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以前，受日本語文教育，戰後，我們臺灣人的身分依法律改變為中國人，我的家庭也就離開上海遷回了「故鄉」臺灣。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在臺北的老松國小改受中國語文教育。換言之，十二歲以前是過日本語文的生活，十二歲以後才學著使用中國語文過日子。當初在幼小的心中，我得將中國語文轉換為日本語文，或是反過來把日本語文改變成為中國語文才能生活的。當時並不知那就是「翻譯」。是的，其實在蒙蒙未解何謂「翻譯」的年少時期，我就得常常在腦中進行著翻譯了。
一九七二年日本筆會舉辦「國際筆會大會」，我出任為中華民國代表之一。依大會規定，出席者需提出與日本文化相關之論文。我以日文寫出一篇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會後將此論文自譯為中文。〈桐壺〉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名著《源氏物語》的第一帖帖名。為了中國讀者的閱讀之便，遂將〈桐壺〉也譯出而附繫於論文之後，刊登於《中外文學》雜誌。相當意外的是讀者們對〈桐壺〉譯文的好感與興趣似乎更在那篇論文之上。雜誌社的編輯室接到許多讀者投書，要我繼續把《源氏物語》全部譯出。當時臺灣尚未有此書的譯本。讀者們或許並不知悉此書有多長多難翻譯；而況，自忖以我小學校五年程度的日本語文基礎，到底能否勝任此工作？當初附〈桐壺〉譯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讀者閱讀我論文的方便，遂將一萬字左右的〈桐壺〉原文翻譯出來，豈敢有全譯《源氏物語》的意圖？但是投書不斷，而《中外文學》的社長胡耀恆教授每每從文學院樓下的外文系辦公室走到樓上的中文系辦公室誠懇相勸，令我感動。於是，以譯事可能會中途停頓的前提條件之下，暫時答應下來。
其後的生活，委實是緊張逼迫的日日。身為臺灣大学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而且是有一兒一女的家庭主婦，答應《中外文學》的同時，我在心裡暗中約制，要兼顧教師之職及為母的責任。時年四十餘歲的我，幸而體能狀況健康，家族也都了解和支持我。每月約二萬字的譯文出現在《中外文學》月刊，五年半（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十六期），連載遂告完成，沒有拖延一期。其後回顧，連自己也不能相信，那一段時間好似經歷一次長長的馬拉松賽跑。初時，於譯文達到三百頁左右，就出版一冊單行本。如此，在心理上比較有一種可以把握的「成就感」。全書譯完，共得五冊。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舉辦國際性的《源氏物語》大會。我趁著受邀出席之便，用整個暑假的時間從事第三版的修訂工作，並且改原來的五冊本為上、下二大冊（共一三五二頁）。有趣的是，其後相較之下，世界各國翻譯此書，儘管語言相異，文字有別，只要是全譯本，文章長度卻都相近。例如中國語譯，大陸豐子愷譯為一○七三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林譯為一三二六頁（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英譯Edward G. Sidensticker譯為一○九○頁（Alfred A. knopf, Inc, 1976）、Royall Tyler譯為一一七四頁（The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1）。我的譯文比豐氏譯多出三百多頁，可能是譯文之前附有種種與《源氏物語》其書相關之解釋，以及與平安時代貴族生活有關的說明文字之故。
我翻譯《源氏物語》的時候，臺灣和中國大陸互相閉鎖，兩岸人民固無來往，即使信件及印刷物也都無法通郵。而且，豐子愷約是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始譯《源氏物語》，那種取材於平安時代貴族生活的「物語」在「文化革命」之下的當地文化界，斷無被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性。可惜在我多方採用日本現代語譯本、英國語譯本等等參考書的書房裡，獨缺中譯的《源氏物語》，此未免是遺憾之事；然而也是亦憾亦幸之事。何以？設想當時如果知悉前輩已譯成此巨著，我可能根本就不敢存有再試的念頭；而且即使再試之，一遇到猶豫存疑處，難免會賴以為參考的吧。或許，正因為伸手可及之處少了另一本《源氏物語》的中文譯書，我才不得不始終獨立思考判斷，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譯寫出來。其後得知，豐氏的譯本是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之間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分為上、中、下三冊發行。可惜，當時譯者已亡，故而無由目睹慶喜。至於那本譯者已故才出版的書，序文是由另一位葉渭渠氏所執筆，所以讀者也無由得知默默譯出此書的豐氏翻譯的心路歷程了。
《源氏物語》譯完後，我時常被人誤認為日本文學研究者，或在大學裡教授日本古典文學。至今，臺灣的譯界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翻譯不可謂不多，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作品的介紹卻很少，而平安朝文學的作品可說幾乎沒有。無怪乎三十餘年前，我的《源氏物語》中國語譯之出版，會引起讀者們很大的興趣和頗深的感動了。一千年以前描寫平安朝代的這本「物語」，對於中國的讀者而言，於異國情調之中，又會時時看到中國的歷史，或中國古代人物名稱之出現；甚至於讀著讀著，唐詩的一句、二句，也往往藉著「物語」裡某人說話而忽然插進來，令讀者意外感到驚奇有趣。這樣的意外和驚奇，是在我們閱讀其他的外國文學翻譯時所不可能的體驗；而其他的外國讀者在閱讀此書的翻譯時，也决不會有如此奇妙感受的。通過《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中國讀者會感知：原來在一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有這麽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而其中又有些許似曾相識之處。例如打開書一看第一帖〈桐壺〉：
不知是在那一朝帝王的時代，在後宮眾多女御和更衣之中，有一位身分並不十分高貴，卻格外得寵的人。那些本來自以為可以得到皇上專寵的人，對她自是不懷好感，既輕蔑、又嫉妒。至於跟她身分相若的，或者比她身分更低的人，心中更是焦慮極了。大概是日常遭人嫉恨的緣故吧，這位更衣變得憂鬱而多病，經常獨個兒悄然地返歸娘家住著，皇上看她這樣，也就更加憐愛，往往罔顧人言，做出一些教人議論的事情來。那種破格寵愛的程度，簡直連公卿和殿上人之輩都不得不側目而不敢正視呢。許多人對這件事漸漸憂慮起來，有人甚至於杞人憂天的拿唐朝變亂的不吉利的事實相比，又舉出唐玄宗因迷戀楊貴妃，險些兒亡國的例子來議論著。（林譯P.2）
《源氏物語》開頭著名的這一段文字，只要稍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能看到深受唐代詩人白居易名作〈長恨歌〉詩的影響。臺灣中學生的國文課本每每收入此作，許多學生甚至於能全篇朗誦而出，也不足為奇。因此，讀者在覽閱《源氏物語》的譯本時，往往會遇到既富異國情調，而又耳熟能詳，似曾相識的奇妙的喜悅。這種奇妙的喜悅，不是別的外國語譯本的讀者所能體會經驗，唯有中國讀者才會一邊領略這種奇妙的感覺，一邊被書裡所記述歷史大舞臺的變化，和一個一個人物的悲歡哀樂愛惡慾所吸引下去。
一九八七年秋季到冬季，我曾訪問旅行英國、美國和日本各地學界，會見一些學者，而决心再次投入《枕草子》的譯事。原因之一是在倫敦博物館看到Ivan Morris的英譯本《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以及日本近代學者所著各種相關論文，並且在舊書店裡買到了《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一些英文的資料。其後，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查閱參考書，竟好像忘了過去五年半的譯事疲憊似的，不知不覺又產生一種熱烈的情緒。回臺灣後不久，遂又一度展開了在教室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在家中夜深時大部分與清少納言相對，把另一位平安時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枕草子》譯介出來。這本書在份量上遠不如《源氏物語》之長篇巨構，但翻譯之際，查閱資料最是費時耗神。在翻譯過程中，也同樣在《中外文學》雜誌每月連戴，二十二期，二年餘而譯竟。
《枕草子》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朝文學的「双璧」。這兩本書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後世習稱「女流作家」；而她們的書《源氏物語》及《枕草子》則又稱為「女流文學」。這樣的稱謂是由於「假名」書寫的文體始於平安朝代女性所執筆的「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納言，不僅是堂堂第一流的文學家，而今透過多種外國語的譯介，更已享有舉世尊重的地位。中國的讀者至今無緣得識《枕草子》與《源氏物語》，是因為我們的譯事耽誤的緣故。猶記得一九七二年冬，在京都舉行的「日本國際筆會大會」裡偶然與京都大學教授的漢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相會時，吉川先生所講的話：「日本漢學界研究中國的文學，我們把《詩經》、《楚辭》……直到《水滸傳》、《紅樓夢》等等，都翻譯成為日本語文了，但是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文學卻是太過冷淡了。」至今，我還忘不了吉川先生講話時非常遺憾的表情。我們只是冷淡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源氏物語》、《枕草子》連續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經由翻譯而介紹了兩本日本的古典文學作品以後，不知何故，臺灣的讀者們無形之中自然會對我有所期待的問：「下一本呢？」而我自己也似乎在休息一段時間後，就會思考下一本翻譯的書。在我心中，感到有必需盡一己所能的「使命感」。第三本書，我選擇了《和泉式部日記》。「看吧，她偏愛女性作家。」或許有人會這麼想。但我以紫式部、清少納言的順序譯出平安朝文學為中文，並不因為二人是女性的緣故，而是因為她們是《源氏物語》、《枕草子》這兩本重要著述的作者。其後，我選擇了和泉式部的《日記》為第三本譯著的道理，也就無需說明，是基於同樣理由，與作者的性別不相關。任何一個人都會承認《源氏物語》、《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記》為日本平安朝文學「鼎足而立」的三大巨著。這才是我唯一的考慮。
《和泉式部日記》的譯文是在臺灣著名的文學出版社《聯合文學》連載刊出（1992年1月號─1992年9月號）。與紫式部雍容華麗的文字、清少納言簡潔自信的文字風格相較、和泉式部的日記所顯現的是一個女性為追求愛情之一途所付出的熱烈與奔放；其實千年以前的愛情記錄，比諸現代，並無不同。以詩歌為中心之此愛情記錄，從男女二人戀情之產生，到其後的不安，到疑惑、乃至於對世間耳目的種種顧慮等等，所寫的是古今不變的愛情。與《源氏物語》、《枕草子》不同的是，《和泉式部日記》寫的是男女二人的愛情世界，那世界小而大，脆弱卻强韌；而這一切感情的變化移動，都是付託在一來一往的和歌贈答而達成。《源氏物語》於一三二五頁的譯文之中，含有七九五首的和歌，《和泉式部日記》雖只有一八六頁譯文，卻含有一四七首和歌在內。從和歌出現的頻率言之，這本「日記」實遠遠超過了「物語」。和歌往往受到字數或語言的制限，每常有言不盡意處，遂由散文之記述補足之。書中之散文稱為「地文」。因而和歌是核心，語詞為聯結歌與歌，使其不明處彰顯之用。沒有和歌，則其書不可讀，實為其特色。對《源氏物語》和《枕草子》而言，和歌當然也十分重要，但是除了少數一部分以外，去掉那些歌，書仍是可以讀下去的；但是《和泉式部日記》裡的和歌，為數雖不算多，卻幾乎占著全書的一半比重。
《和泉式部日記》譯成的一九九三年，恰巧是我自臺灣大學退休之年。歲月如流，三十五年，彈指間過去了。長時期在家和研究室與教室之間來往的生活，對我已成定型。由於生活背景使然，而具備了雙語能力，又由於因緣際會，在生命的中途，得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教授與研究的同時，又不覺的享受到從事日本文學翻譯的樂趣。退休後，旦夕仍以讀古今中國文學書籍為生活的中心，但也沒有停止日本文學的翻譯。這種輪流閱讀和翻譯的步調行之多年，已經成為我生活裡一種自然的韻律了。回顧多年來所譯三書的作者紫式部、清少納言與和泉式部是所謂「女流作家」，無怪有人或以為我有「性別歧見」。在退休之後我選擇《伊勢物語》為翻譯的新對象，卻也未必只是著眼於作者是男作家的緣故。千餘年來，對於此書是否即是書裡每常出現稱為「從前，有個男子」的在原業平？仍有一些問題存在，不過非為女性執筆之作，倒是明白可信的。而《源氏物語》第四十七帖〈總角〉引有《伊勢物語》的詩、文內容（詳林譯《源氏物語》P.1087注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則證明了《伊勢物語》書成於《源氏物語》之前。然則《伊勢物語》之翻譯，就成為十分必要之事了。我想既然已譯介了《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三書，理當更為中國讀者譯出著作年代更在其前的書，《伊勢物語》遂成為我需要面對的第四本重要的平安時代著作了。同為寫愛情的作品，從男性的立場描述的《伊勢物語》，是通過一個生活在平安京的「男子」的眼睛去看女性、又是從男子的心書寫出愛情的喜悅、和相思的傷悲，而以素樸的方式對讀者訴說。其語言不是《源氏物語》那樣的華麗，也沒有什麼《枕草子》那樣充滿智慧的句調，同時也不見《和泉式部日記》中陶醉於戀愛中的男女相互比賽似的和歌往返。至於在書的後半部，多記述著貴族男性社會的優雅集會，卻展現出「女流文學」所不可多見的平安朝男性社會的「貴遊」氣氛，又往往記述著男性間的友誼，令人想到中國建安時代曹氏父子文學集團（一九六─二一九）、以及六朝蕭梁時代的文學集團（五四九─五五○）；也是十分有趣的現象。
【內文節選三】
從〈雅堂先生家書〉觀連雅堂的晚年生活與心境（節選）
連雅堂先生傾其一生心血，以著史撰文編書為職志。他的不朽鉅著《臺灣通史》已於生前出版，其後又屢次再版。《大陸詩草》也在民國十年由臺灣通史社發行。至於其餘的詩文創作，及所編纂的有關臺灣史蹟文物諸作，如《臺灣詩乘》、《劍花室詩集》（包括《大陸詩草》與《寧南詩草》）、《雅堂文集》、《臺灣詩薈》、《臺灣贅談》、《臺灣漫錄》、《臺南古蹟志》、《臺灣語典》、《雅言》、《閩海紀要》、《臺灣叢刊》等，亦於臺灣光復後陸續編印問世。
民國八十一年，雅堂先生之孫連戰先生將其父震東先生珍藏一甲子的家書八十七封交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製而公之於世。至此，除了可能仍有若干刊布於當時報章雜誌或其他刊物而尚未能採入《連雅堂先生全集》之詩文而外，雅堂先生的文字已經大體可以看到了。
本文擬自《雅堂先生家書》所收錄八十七封家書，來觀察雅堂先生晚年的生活情況，以及其心境。筆者雖忝為連雅堂先生之外孫女，除少數未為外人所知得自長輩之口述部分外，餘均以文字資料為依據，以徵信實；又以下敘論，擬依一般論文撰寫習慣，對人物將直稱姓名而不加尊稱，以避免行文冗贅，特先申明於此。
民國八十一年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連雅堂先生全集》精裝二帙共十五冊，其第一帙包括《臺灣通史》上、中、下三冊、《雅堂文集》、《劍花室詩集》、《臺灣詩乘》各一冊，及《臺灣語典》與《雅言》合輯本、《雅堂先生集外集》與《臺灣詩薈雜文鈔》合輯本各一冊。第二帙包括《雅堂先生餘集》、《雅堂先生家書》、《連雅堂先生年譜》《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下）及《臺灣詩薈》（上、下）。《雅堂先生家書》共計二五五頁。第一頁至第九十二頁為鉛印八十七封書信；第九十三頁至第二五五頁為家書原件影印，其墨蹟清晰，信箋上之花紋及邊印字體亦可辨認。此八十七封家書的書寫日期雖都記有月日，但未繫年，惟自其內容可以推知當係起自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五日，終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七日1；亦即連雅堂五十四歲其獨子震東離開臺灣赴大陸之年，至五十九歲雅堂逝世之前二個月止。連戰在《家書》付印出版之際，有一篇長序說明出書之緣由，茲錄其中一段文字於此：
溯自先父投效故國，至先祖父謝世，此五年期間，父子睽隔日久，先祖父愛子教子之深情，悉繫於尺素之中。……先父震東先生在日，自壯至老，直視此先人函札遺澤為至寶，自西安、重慶、南京，而至重返臺灣，歷經炮火洗禮，戎馬倥傯，均什襲珍藏，畢生不離行篋。十年來，定居臺北後，則長年深鎖於書房鐵櫃中，惟恐有失。迄八十歲誕辰前夕，始鄭重交余繼續保存。歲月易逝，先父謝世已將六載，余受命保管信函已近十稔矣，撫今追昔，感慨實深。
連雅堂十八歲時，中日戰役清廷敗績，簽下馬關條約，臺灣遂淪為日本之殖民地。但雅堂一生以愛國保種為己任，雖在日人占領之下，仍以書生報國自勉2。他以漢文在報端發表議論，大聲疾呼保存臺灣之古蹟文物；甚至其撰寫《臺灣通史》、編纂《臺灣詩薈》、及《雅言》等書，也都是基於這樣的心態。至於他的獨子震東，在日本人占領之下的當時，自難免不接受日本教育，為多了解日本，他甚至還鼓勵震東遠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不過，震東畢業返臺後，僅在臺南的昭和新報社擔任記者工作一年，旋即勉其再度遠離家人，赴祖國效命。連震東對於中國大陸其實是完全陌生的，雅堂所以忍心命獨子遠離故鄉，乃基於熾烈的民族情操與愛國熱心。連雅堂本身曾於三十五歲大病痊癒時遊歷大陸三載3，當時所結識者多為一時之人物，如王闓運、章炳麟、趙爾巽、胡適、張繼等。其中，章炳麟與張繼，在雅堂返歸臺灣後，仍藉書信保持聯繫。對於雅堂嘔心瀝血之作《臺灣通史》，二人皆深表欽佩，炳麟以為「民族精神之所附」，張繼則「歎為有價值之書」4。雅堂與張繼既結識多年，又為文章知己，故震東自日本學成歸鄉未久，雅堂便修成一封十分感人心之信函於張繼。其全文如下：
溥泉先生執事：申江一晤，悵惘而歸，隔海迢遙，久缺牋候。今者南北統一，偃武修文，黨國前途，發揚蹈厲。屬在下風，能不欣慰！兒子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科，現在臺灣從事報務。弟以宗邦建設，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門下。如蒙大義，矜此孑遺，俾得憑依，以供使令，幬載之德，感且不朽！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是以託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為他族之賤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怒？所幸國光遠被，息及海隅，棄地遺民，亦沾雨露，則此有生之年，猶有復旦之日也。鍾山在望，淮水長流，敢布寸衷，伏維亮察！ 順頌任祺 不備。
愚弟連橫頓首 四月十日
並且殷殷諭告：「欲求臺灣之解放，須先建設祖國。余為保存臺灣文獻，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畢業，且諳國文，應回祖國效命。余與汝母將繼汝而往。」震東便攜此信函買船前赴大陸投效祖國。
《家書》所收八十七封信，即自震東離臺的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五日開始，經民國二十二年春雅堂攜妻女離臺赴上海定居，至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病逝之前兩個多月的最後一封書於四月七日為止，前後實歷五載；亦即是連雅堂一生之中最後五年，對子女所書寫諸信函，故可與其他文字著述相互對照，從中窺見一代耆儒的晚年生活及心境，為極可貴之第一手資料。
八十七封家書之中，除第七十八封為日文電報而外，餘皆為對其獨子震東及長女夏甸所書，其稱謂雖有「震東」、「定一」及「夏甸」、「孟華」等四種不同寫法，實則定一即震東之別稱，孟華則為夏甸之別稱。連雅堂與其妻沈少雲5共育有三女一兒：夏甸、春臺，震東及秋漢。次女春臺夭逝於十三歲，當時雅堂三十六歲，正旅遊中國大陸。故家書寫作時期僅有三子女，先後已皆長大成人，除幼女秋漢仍在高級中學就讀即將畢業外，長女夏甸已適林伯奏，定居於上海，故《家書》雖以寄與震東為主，其中亦有多封寄夏甸，囑咐照拂其弟，或令其轉寄於其後遠赴西安之震東。
雅堂寄與子女之信，多為簡短扼要，從附錄之原跡影印觀之，悉以毛筆小楷書寫於稿紙或信箋，筆跡清楚，一絲不苟；其書於稿紙者，則一格一字，尤為整齊，甚少塗改。書寫家書而如此方正整潔，或者亦可以想見其人之人格與個性了。至於其內容則充分表現出父親愛子教子之深情與期許。下錄其第一封家書，以見其貌：
震東知悉：汝至福州，曾接一信，甚為欣慰。閱今十餘日，更無消息，不知汝尚在福州或赴上海？汝母極為懸念。此次汝之出門，汝母心頗不忍，然為汝之前途計，不得不從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書，以慰汝母之心。余自歸後，諸事便利，夜學已於一日開課，僅開卿家族數人，尚擬再設小學，以教鄉中後進。聞李延禧君日前回臺，余已寄書問候，而許丙與乃賡、木根自東京赴滿州，大約當至上海也。家中安善。父諭 五月十五日
此信僅記五月十五日，當係書於民國二十年。此年四月十日，雅堂書成致張繼書（已見前引），震東即攜其信函乘船赴大陸。由此第一封家書可知，船行至福建省，其後改由陸路北上，故稱；「汝至福州，曾接一信」。當時張繼在南京，而震東長姊夏甸居住上海，距南京不遠，故震東擬先赴上海會見其姊，而後再赴南京。接獲出遠門之子自離家到達第一站後所寄來的家書固然「甚為欣慰」，但其後十餘日更無消息，不免牽掛。信中雖宛轉稱，「汝母甚為懸念云云」，實則從其後屢見類此之口吻，雅堂思念愛子之情甚為殷切，而天下父母心總不免於此；唯雅堂愛國之心更熾熱，所以寧忍別子之苦而令其再度遠離家門。
雅堂心中一向以中國大陸為祖國，此種思想可謂溯源於連氏祖先。遠在清康熙中，其七世祖興位公即因恨明室之亡，決計隱遁，故渡海來臺，卜居於臺南寧南坊馬兵營。馬兵營曾為鄭成功駐師抗清之故地；所以連氏世代居住於此地，實有其歷史的紀念意義。雅堂十八歲時，中日戰役清廷敗績，割讓臺灣、澎湖於日本，臺灣人民不服而成立臺灣民主國以抵抗日本，劉永福又一度曾駐軍於馬兵營。雅堂之父憂思成疾以亡。年少之雅堂受此國仇家恨雙重打擊，終身不忘；所以他贊助國父革命推翻清廷，又始終不肯屈服為日本殖民地之臣民，上錄致張繼書已充分表露其心志，可謂一字一血淚！壯年時期的連雅堂自己亦曾前後旅遊中國大陸，參與華僑愛國之舉動，復屢屢刊登民主革命及反對軍閥之議論於各種報刊6；至此，保存臺灣歷史文化之重要著述，如《臺灣通史》、《臺灣詩薈》、《臺灣詩乘》等已經次第編纂書竟。五十歲以後，連雅堂雖仍然開書局專售漢文書籍、講授臺灣歷史文化之課程、並且更致力於臺灣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7，但子女均已成長，長女且已遠適定居上海，震東更赴大陸之後，則舉家內渡脫離日本占領下之殖民地的願望即可達成。故而《家書》之二，致夏甸轉其弟的冒首有言：
昨得震東自滬寄來之信，甚為欣慰！汝弟此次出門，實為前途之計，邀天之福，如得機會，以圖寸進，則余三十年來之希望乃得償矣，……
所謂「三十年來之希望」，並非虛言。雅堂三十五歲民國初建之年，曾旅行大陸遊西湖，有家書寄其妻沈少雲道遊湖之樂，謂：「他日苟偕隱於是，悠然物外，共樂天機，當以樂天為酒友，東波為詩友，會稽鏡湖為俠友，蘇小小為膩友，而屬苧羅仙子，為我輩作主人也。」並繫有七絕云：
一春舊夢散如煙，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共千年。
作此詩時，《臺灣通史》尚未完成，但革命已成功，清政府已滅亡，雅堂反清之第一志望已達到，遂有此第二個閤家移居大陸宏願之表露。當時三女秋漢尚在女子高級中學就讀最後階段，所以雅堂夫婦不得不仍居住臺灣。
連雅堂一生為文儒書生，著述編書雖亦可得稿費報酬，但生活始終不富裕。終其一生有固定收入之職業，乃為報社記者之職。自二十二歲入臺南〈臺澎日報〉為漢文部主筆以來，至四十歲前後8，斷斷續續在臺南與臺中各主要報社，除上述〈臺澎日報〉外，又曾在〈臺南新報〉、〈臺灣新聞〉等報社任職9。此外，於二十五歲赴福州時期，一度曾在廈門為〈鷺江報〉主筆；二十八歲時，日俄戰爭起，雅堂恨清政不修，攜眷再赴廈門，與友人合資創辦〈福建日日新聞〉。而三十五歲至三十八歲為期三載之大陸旅行期間，更於東北吉林參與〈新吉林報〉以及〈邊聲〉之報務11。青年時期，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居臺灣，雅堂皆擔任漢文部之主筆，一方面以漢文書寫，從實際行動表現其反日維護中國文字的立場；另一方面則在內容上發揮其主張人權與男女平等12、保護本土文物13、以及反清擁民主14、抗議軍閥15思想。不過，因為雅堂在報社所任之職為主筆，而非報導新聞之工作，故其所撰之文字雖不免具有時效新聞性質；大體言之，與其個人之文章風格完全不牴觸。而且，主筆究竟不同於普通記者，工作時間方面諒亦較為輕鬆自由，故身為報人之連雅堂，得同時又兼為詩人、甚至史家；《臺灣通史》之著述便也是在這一段時期。有一份固定的薪酬，又因為工作關係而多結識一時之士，詩文與著史亦多順利書就，這大概是雅堂在物質與精神雙方面較為滿足的一段時期。民國九年，連雅堂四十三歲，《臺灣通史》上、中二冊相繼發行，翌年春，其下冊亦發行，而他在大陸所寫的詩篇又編成《大陸詩草》，由臺灣通史社發行。此是雅堂第一部詩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詩集。
民國八年，雅堂四十二歲時，應臺北板橋富賈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聘為祕書，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之文牘，遂北上移居於臺北大稻埕。這一份工作對於雅堂而言，似純為生計所需，頗有大材小用之憾；不過，可能由於工作比較輕鬆，時則閉門靜習，時則吟詩校書，並且利用空閒，與妻子少雲赴東瀛旅遊兼探望當時負笈在東京之震東16。報社之工作雖似已不再實際擔任，但以其多年來的關係，仍經常有詩文刊登於各種報端；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文化的活動，於臺灣文化協會臺北支部所舉辦之週末通俗學術講座，多次主講文學、歷史、宗教方面的內容。
民國十三年，四十七歲時，連雅堂為了振興傳統詩而毅然辭卸其他職務，創刊《臺灣詩薈》，慘淡經營17，自十三年二月至十四年十月，於每月十五日發行，共二十二期；終因經費不足而停刊。其後，雅堂夫婦又一度移居西湖，本欲一償「移家湖上住」之夙願，然因北閥軍興，江南擾攘而重返臺北。遂於臺北市太平盯三丁目（今延平北路）二二七番地，與黃潘萬合夥，各投資二千元經營「雅堂書局」。此書局專售中國書藉及國貨文具，概不售日本書籍及日製文具。由雅堂負責全盤局務統監之責，潘萬任理財兼文牘工作，另聘張維賢司對外聯絡並協理局務。三人各支月薪三十元。對於喜愛閱讀的雅堂而言，書局之開辦不啻擁有了一個私人圖書館。故初時日夜往返，略事寒暄，即埋首研讀，自得其樂；遇有年少讀者請益18，則又指點迷津，樂此不疲。不過，「雅堂書局」所出售者在當時既為冷門之漢文書籍，而主人則純屬文人，不善營業，維賢又未幾而辭職赴日研究新劇，故局務冷淡，僅維持二年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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