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西]
我不該發出聲音的，是我錯了。我是說，如果我真的想自殺的話。原本可以又快又安靜地走到馬汀剪破鐵絲網的地方，爬上梯子然後往下跳。可是我沒有做到，我吼出來︰「閃開，廢物們！」然後發出印第安人的哇嗚呼喊聲，當作在玩遊戲──至少在那時候對我來說是如此－－半途中馬汀用打橄欖球的方式撲上來。然後他用膝蓋壓在我身上，把我的頭壓進一般用來鋪屋頂的假柏油裡，那時我真的想死。
原本我不知道那是馬汀。我什麼都沒看到，他就已經把我的鼻子往土裡塞，然後我就只看到泥土。可是我爬上來的那刻就知道他們兩個人在這時間在這裡幹嘛，不用是天才就可以想到。他壓在我身上的時候我破口說，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可以在這裡自殺，我就不行？
他這麼回答，妳太年輕了。我們的生命毀了，而妳的還沒有。我說你怎麼知道？他接著應道，沒有人在妳這年紀就把生命毀了。要是我殺了十個人怎麼辦？包括我父母，或隨便講講，我的雙胞胎？他這麼問：妳有那麼做嗎？我說，有啊。（雖然我沒做，只想看看他接下來會怎麼做）。他繼續：嗯，妳可以來這裡就表示妳沒有被關起來，不是嗎？如果我是妳，我會買張到巴西的機票。而我說，如果我要用自己的生命來作補償呢？他說，給我閉嘴。
[馬汀]
把潔西壓倒在地上後，腦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我不要莫琳偷偷跳下去。這跟想救她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是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偷跳會讓我很生氣。喔，這好像講不太通，兩分鐘前我還一直趕她，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潔西會是我的責任而不是她的，也不懂為什麼我一個人把梯子扛上來而她卻是使用的那位。所以我的動機完全是自私的，這沒什麼讓人吃驚的，欣蒂會這麼告訴你。
潔西和我那段關於她殺過很多人的白癡對談之後，我大聲叫莫琳過來幫忙。
「妳動作快點。」
「你要我幹嘛？」
「坐在她身上。」
莫琳坐在潔西屁股上，我跪在她手臂上。
「讓我走，你這個變態老屁股，現在是不是很爽啊？」
嗯，從最近發生的事情來看，這句話有點刺人。我想了一下，潔西可能認出來我是誰，可是我沒那麼擔心。要是你在半夜準備跳樓的時候被人撞倒在地上，你那時候可能不會想到早餐新聞的主持人。（這會讓早餐新聞主持人覺得有點訝異，他們大部分人都深信人們除了早餐、中餐、晚餐外不該想其他東西。）我不去在意她的奚落，雖然我很想把她的手臂折斷。
「如果我們放開妳，妳會乖乖的嗎？」
「會。」
於是莫琳站起來，可想而知潔西掙扎地朝梯子的方向衝，我又得把她撞倒一次。
「現在又怎樣？」莫琳說，好像我經歷過很多次同樣的情形，會很清楚該怎麼解決。
「我他媽的怎麼知道。」
為什麼我們沒人想到，最出名的自殺勝地在除夕夜晚會這麼熱鬧，我一點也想不通。可是在這當下，我接受我們所發生的情況：我們正在把一個嚴肅、私有的時刻變成一個千人參加的鬧劇。
就在接受的同時，我們的人數從三人變成四人。身後一陣禮貌性的咳嗽聲，我們一起回頭，看到一位高挑、帥氣、長髮的男人，也許小我十歲，手臂下夾著一個安全帽，另一條手臂背著特大號保溫袋。
「有人訂pizza嗎？」他問。
[莫琳]
我不認為我曾經遇見過美國人，我也不太確定他到底是不是，直到其他人開口說話。沒想到美國人在送比薩吧？嗯，沒錯，可是我可能離群索居太久，也不常叫比薩，可是每次我叫的時候，送比薩來的總是不會講英文的人。美國人不會派送東西吧？應該也不會在餐廳當服務生、或是在公車上收錢。他們在美國應該會，可是在這裡不會。印度人、西印度人跟很多澳洲人在醫院裡看顧麥提，可是沒有美國人。所以一開始我們以為他腦袋有點不清楚，那是唯一的解釋。他看起來就有點瘋，尤其配上那頭髮，還有他以為我們都待在頂尖大廈頂樓的時候還會訂比薩。
「我們怎麼可能訂比薩？」潔西問他。我們還坐在她身上，所以她講話聲音有點好笑。
「用手機啊。」
「什麼是手機？」潔西問。
「好啦，行動電話，隨便。」
平手，我們也會那麼說。
「你是美國人？」潔西問他。
「是啊。」
「你送比薩幹嘛？」
「你們又幹嘛坐在她頭上？」
「他們坐在我頭上，因為這不是個自由的國家。」潔西說。「你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妳想做什麼事？」
她沒接口。
「她想跳樓。」馬汀說。
「你也是！」
他不管她。
「你們都要跳樓？」那個送比薩的人問我們。
我們都沒接口。
「什麼鬼？」他說。
「什麼鬼？」潔西問。「什麼什麼鬼？」
「這是一種說法。」馬汀說。「『什麼鬼？』在美國是表示『搞什麼鬼？』有些人太忙了，沒有時間說那個「搞」字。」
「拜託，可不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語言？」我對他們說。「我們可不是都在豬圈裡長大。」
送比薩的人就坐在邊邊搖頭。我想他大概覺得我們很悲慘，之後他才告訴我們並不是如此。
「好吧。」他過了一會兒才說。「放開她吧。」
我們沒有動。
「喂，你們。他媽的有沒有在聽我講話？難道要我走過來動手才聽得見？」他站起身朝我們走來。
「我想她沒事了，莫琳。」馬汀說，好像他站起來是自己願意，而不是因為那個美國人要來揍人。他站起來，我也是，潔西爬起來拍拍自己身體還罵了幾句髒話，然後她瞪著馬汀。
「你是那個男的。」她說。「晨間電視那個男的，那個跟十五歲女孩上床的馬汀．夏譜。靠！馬汀．夏譜坐在我頭上，你這個老變態。」
嗯，我自然不了解任何十五歲的人，也不看那種報紙，除非我在髮廊或是有人把報紙留在公車上。
「妳在開玩笑吧？」那個送比薩的人說。「那個被關進監獄的人？我讀過他的報導。」
馬汀發出低吼聲。「是不是每個美國人都知道？」他說。
「當然啦。」送比薩的人說。「我在紐約時報讀到的。」
「老天。」馬汀說，可是看得出來他滿得意的。
「我開玩笑的啦。」送比薩的人說。「你之前在英國主持早餐新聞，美國沒有人聽過你啦，醒醒吧。」
「給我們比薩吃吧。」潔西說。「你有什麼口味？」
「我不知道。」送比薩的人說。
「那讓我看看。」潔西說。
「不要，我是說……那不是我的比薩，懂嗎？」
「呴，不要那麼沒種。」潔西說。（沒騙你，她真的是這麼說得，我也不太懂。）她靠過去，握住他的袋子把裡面的比薩盒拿出來，然後把盒子打開，開始翻看。
「這個是義式辣香腸。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蔬菜。」
「素食。」送比薩的人說。
「隨便。」潔西說。「誰會想吃那個？」
我說我要吃，那個義式辣香腸口味聽起來就不好吃。
[阿傑]
我們幾個人聊過那晚的事情，奇怪的是，他們能了解自殺的部分可是卻不懂比薩的部分。大部分的人都了解自殺吧，我猜；大部分的人，即使是深深地藏在心底，也會記得在生命的某一天想過隔天早上是不是真的真的想起床。
想死似乎是活下去的一部分。不管怎樣，我跟幾個人說除夕晚上的故事，沒出現「什麼？你想自殺？」的反應。比較像是「喔，這樣啊，你的團毀了，你的音樂已經沒看頭，這是你這輩子唯一想做的事，加上你跟女朋友分手，她是你當初來這個天殺的國家的唯一原因……是啦，我看得出來你為什麼會去那屋頂。」可是下一秒鐘，他們通通想知道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會去送他媽的比薩。
好，你們不認識我，所以你們必須相信我說的話，我不是個笨蛋。我該死的讀過所有我讀得下去的書，喜歡福克納（Faulkner）、迪根斯（Dickens）、馮內果（Vonnegut）、布蘭登畢漢（Brendan Behan）跟迪倫湯馬斯（Dylan Thomas）。那個星期初－－精確點是聖誕節－－我才看完李察葉慈（Richard Yates）所寫的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這本小說好得沒話說。我本來打算帶著這本書跳樓的－－不僅是這樣做蠻酷的，而且還可以為我的死亡添加點神祕感，可能還會讓更多人讀這本書。
可是事情到後來，我沒時間準備，還把書忘在家裡。不過我必須說，我不建議在聖誕節當天、在冷颼颼的小套房、在一個你什麼人都不認識的城市裡讀它。它可能對我的常識沒幫助，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故事結局挺讓人失望的。
算了，重點是，人們很快就下決定，認為任何為了基本薪資在除夕夜騎爛摩托車送比薩的人，一定是個失敗者，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很缺錢。嗯，好吧，在定義上我們是失敗者，因為送比薩是失敗者的工作，可是我們不全是傻瓜。
事實上，就算我讀過福克那跟迪根斯，我也可能是同事中最笨的，或至少是學歷最低的。同事裡有非洲醫生、阿爾巴尼亞律師、伊拉克化學家……我是唯一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我不懂這個社會裡怎麼沒有跟比薩有關的暴力事件。想想看：在辛巴威你高人一等，不論是腦科醫師還是什麼的，由於法西斯黨員想把你釘在樹上，才逃到英國來，最後在凌晨三點替一些吸大麻腦筋不清楚天殺的青少年送宵夜……你看看，你是不是有理由把他們的下巴打碎？）雖然如此，有不少辦法可以當個失敗者，也可以很確定失敗的方法不只一種。
所以我可以說我在送比薩因為英國爛，說得更仔細點，英國女孩爛，而我無法合法工作因為我不是英國人，或義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或他媽的芬蘭人，管他是哪國的，我只好做唯一我能找到的工作；伊凡，在好萊塢路開義大利餐廳的立陶宛人，不在乎我是從芝加哥來，不是赫爾辛基。用另一種方法解釋，運氣爛到谷底，對我來說沒有地方是太小、太黑、太封閉跟沒希望。
我這世代的問題是我們都認為自己是他媽的天才，製造東西不能滿足我們，做買賣、當老師、不管做什麼都不能；我們都只想做大事。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這是我們不容奪取的權力。
如果克莉絲汀或小甜甜布蘭妮或那些選秀節目裡的蠢人都可以成功，為什麼我不行？屬於我的東西呢？嗯，我的搖滾團，我們的現場表演是你所在酒吧裡看到最讚的，出過兩張不只樂評家跟發燒友喜歡的唱片。可是天分永遠不夠讓我們快樂，對不對？我的意思是，這該夠了，因為有天分是上天的禮物，該好好感謝老天，可是我沒有。我反而還很不爽，因為沒人付我錢，我也沒出現在滾石雜誌的封面上。
王爾德曾說過，一個人想過的生活，通常都不是他現在的生活。嗯，說得真他媽的對，王爾德。我想過的生活是在溫布利、麥迪遜廣場出現的頭條秀，還有白金唱片、葛來美獎，可是這都沒出現，也許這就是我覺得可以隨時放棄生命的原因吧。我現在的生活不讓我做，我不知道……做我以為的自己，甚至不讓我好好站直，就好像沿著一條越來越窄、越來越暗、水不斷滲進來的隧道走，我整個人縮成一團，前方還有一塊巨石擋著我，而唯一個工具只有指甲。
可能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可是沒有理由一定得如此。算了吧，那個除夕夜我總算受夠了。我的指甲早已磨損，指尖也磨破，再也挖不下去了。團散了，唯一能表現自我的空間只剩下檢視自己不真實的生命：我要像超人一樣從他媽的屋頂上飛下。除了，事情最後並不是這樣。
一些作古的人、對身旁人事物太過敏感而活不下去的人：雪薇雅．普拉思（Sylvia Plath）、梵谷（Van Gogh）、薇吉妮雅．吳爾芙（Virginia Woolf）、傑克森．帕絡克（Jackson Pollock）、普力摩．李維（Primo Levi），當然一定要把科特．柯本（Kurt Cobain）算進來。一些生龍活虎的人：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阿諾史瓦新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nden）。
在你可能會想跟他們出去喝一杯的人旁邊打個叉叉，然後看看他們是在作古還是生龍活虎那一邊。對，你會發現我做了點手腳，有幾位詩人、音樂家之類的可能會搞砸了我的論點，所以不在我的「生龍活虎」名單裡。你也會指出史達林跟希特勒沒那麼偉大，他們早死透了。不管怎樣好好讓我高興一下：你知道我講的是什麼，敏感的人覺得活著很沒意思。
發現莫琳、潔西、馬汀正準備要走上梵谷那條路離開這世界時，我很訝異。（是喔，謝謝，我知道梵谷沒有從北倫敦的某大樓上跳下來。）一位看起來像清潔工的中年婦人、一個老在尖叫的瘋癲少女跟一個臉色發黃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根本湊不起來嘛。自殺是為了薇吉妮雅．吳爾芙跟尼克．杜雷克之類的人發明的，不是這些人。自殺應該是很酷的。
除夕夜是為多愁善感的廢柴準備的。
是我自己腦殘，當然會有一些貪小便宜的人聚在這裡，我該選個更經典的日子－－像3月28號，薇吉妮雅．吳爾芙走入河裡的忌日，或是尼克．杜雷克的11月25日。如果任何人在這幾個日子出現在屋頂上，他們很有可能都有相似的靈魂。不像這些沒救的廢物，不知怎地說服了自己，覺得一年的最後一天有什麼特殊意義。只是當我知道要送比薩到頂尖大廈的派對時，我覺得機不可失。我的計畫是信步走到屋頂，看看四周習慣一下，送完比薩後再回來跳。
不知怎麼搞的，我跟三個打算要自殺的人一起啃我要送的比薩。那三個人盯著我，期待一篇蓋茲堡之類的演講，談談為什麼他們的生命值得延續下去。很諷刺，真的，我不在乎他們到底要不要跳。我又不認識他們，他們通通看起來不像會對人類有任何貢獻。
「那，」我說，「好極了。比薩。非常適合今夜的好東西。」你可能知道這是雷蒙．卡佛說過的話，可是這些人沒一個聽過。
「現在要怎樣？」潔西問。
「我們吃比薩啊。」
「再來呢？」
「再等個半小時好嗎？之後再來看看我們進展到哪兒。」我不知道這句話從哪裡冒出來的。為什麼要半小時？那時候又會發生什麼事？
「每個人都需要給自己點時間。在我看來，事情變得有點混亂。所以三十分鐘如何？同意嗎？」
一個接著一個，他們點點頭，我們繼續一言不發地嚼著手上的比薩。這是我第一次吃伊凡做的比薩，味如嚼蠟，可能還有毒。
「我才不要他媽的坐在這裡三十分鐘盯著你他媽慘兮兮的臉看。」潔西說。
「前一分鐘妳才同意要這麼做。」馬汀提醒她。
「那又怎樣？」
「那同意卻又做不到有什麼意義？」
「沒意義。」潔西根本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從一而終是沒想像力的人最後的避風港。」我說，又引用王爾德的話，我忍不住。
潔西惡狠狠瞪我。
「他沒在欺負妳。」馬汀說。
「本來就沒意義，不是嗎？」潔西說。「這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啊。」
看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哲學論點。潔西說只要我們待在屋頂，我們都是離經叛道的人。不必履行任何合約，不必遵守任何規定。我們可以去強暴、去殺人放火，沒有人會在意。
「活在法律之外，你必須對自己誠實。」我說。
「你他媽的在講什麼？」潔西說。
你們知道嗎，我從來都搞不太懂你他媽的是什麼意思。巴布．迪倫先說的，不是我，不過我一直覺得這是句好話。這是第一次我可以好好檢視這句話的含意，可是卻看不出來這有什麼用。我們活在法律之外，可以面不改色說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該這麼做。
「沒什麼。」我說。
「那閉嘴啊，洋基小子。」
我乖乖閉嘴。我們還有差不多二十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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