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初期先建立「求生存、求發展」目標 – 新加坡能贏是因為「怕輸」！
不過，在發展初期「以填飽肚子為第一要務」的情勢下，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的問題，還不足以產生太大的現實意義。當時，在政府的號召和鼓勵下，生存、發展和經濟成功成為全社會普遍追求的目標。自一九五九年獨立伊始，出任總理的李光耀即振臂高呼，喊出「沒人欠新加坡人生計」，號召全體國民埋頭苦幹，以建立一個繁榮的國家。此後，對「生存危機」及「脆弱性」的警示、對「艱苦奮鬥」的呼籲，就成了各類官方話語中的固定成分。伴隨著領導人的大聲呼號，以自強、自立為核心的「奮鬥」價值逐漸成為了全社會的價值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多種族社會因缺乏共同價值觀而產生的分裂與隔閡。一段時期內，「奮鬥」扮演了凝聚新加坡社會的價值紐帶，提供了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凝聚力。
對成功、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使各種族人民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團結在政府周圍，傾聽領導者的聲音，響應領導者的號召，從而保證了像「中央公積金」「組屋區種族配額」這類看似強硬、不近情理但又著眼長遠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可以說，新加坡政府在發展早期對「奮鬥」價值觀的宣導，不僅填補了種族磨合期核心價值觀的空白，更為獨立後經濟社會的第一次騰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
雖然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種族關係的持續演進以及政府在建構共同價值觀上的不懈努力，「奮鬥」在社會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比以往。但作為一座曾在崢嶸歲月裡幫人們照亮前路的精神「燈塔」，「奮鬥」價值觀經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新加坡社會的基石之一；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奮鬥」價值觀的內涵與外延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早期的「奮鬥」洋溢的是謀生計、求自立的激昂、豪邁與萬眾一心，後來的「奮鬥」逐漸多了一份基於市場經濟的理性與務實。再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積澱，加之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奮鬥」的內核又逐漸向「競爭」遷移。現如今，新加坡國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怕輸」心理，即是這一狀態的真實寫照。「怕輸」，即怕落於人後，這本是人類的一種普遍心理，同時也被認為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但新加坡人似乎將其演繹到了極致。
例如，很多新加坡人為使自己的生活達到一定水準，不得不做兩份工作，一天工作一二到一六個小時的大有人在。至於什麼樣的生活水準才能讓自己顯得不落後於人，二○○九年新加坡熱播的一部電視劇曾做過精彩的闡釋。在這部名為《5C老公》的電視劇中，新加坡人為生活水準設定的目標被總結成了「5C」：Career（事業）、Cash（現金）、Club Card（高級俱樂部的會員證）、Car（汽車）和Condominium（高級公寓）。「怕輸」心理驅使著新加坡人竭力打拼，繼而造成了一種普遍的緊張與焦慮，兩個經常被引用的例證是：新加坡人的早禿現象非常嚴重；新加坡成功人士聚集的辦公區，萊佛士區珊頓大道上的行人，步行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比香港人慢。此外，普遍存在的「怕輸」心理還產生了諸如攀比、斤斤計較、貪小便宜等不良社會風氣。但在新加坡的管理者們看來，「怕輸」心態促使新加坡人力爭上游、奮鬥不息，恰是脆弱島國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永保活力的關鍵所在。
「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哲學
四通八達的工業區，縱橫交錯的廠房，拔地而起的高樓，西裝革履的外國人，殷勤備至的政府官員，成群結隊的工人……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不少城市中的常見圖景；同樣，這也是新加坡在經濟啟動階段的真實寫照。雖然如今在經濟體量、結構和發展道路上迥異，但兩國啟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卻有諸多相似之處：都在百廢待興、內外交困中起航；都擁有強勢且務實的領導者；都通過打開國門、引進外資實現突破；都以「兩頭在外」 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作為基礎。
在初始階段，「烤蛋糕，幫人民填飽肚子」 這一任務的緊迫性使兩國政府在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上幾乎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用嚴崇濤先生的話來說，「根本沒有什麼“高科技”、“低科技”之說，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無論何種產業，只要能為我們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我們就歡迎」 。不同的是，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並完成原始積累後，新加坡利用「身輕體勻」的優勢，又完成了兩次漂亮的轉型，不僅迅速將「蛋糕」做大，而且由於分配合理，很快進入了一個「做蛋糕」和「分蛋糕」互相促進的良性迴圈。而中國由於「體沉且結構不勻」，長期停留在了這一階段，雖然也通過「規模效應」做大了「蛋糕」，但已顯露出後勁不足的缺陷；體制機制上的積弊，尤其是「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更使得轉型升級困難重重。「轉方式」「調結構」因此作為中心詞出現在了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和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中。
當然，新、中兩國基本國情差異巨大，中國不具備新加坡「小快靈」的優勢，無法完全依附於外部世界以定位自己的角色，但中國擁有決勝未來的最大本錢——市場，這也是新加坡及其他許多發達經濟體渴求的優勢。遺憾的是，這一優勢目前還遠未被發掘和利用。一方面，對「集裝箱」（出口）和「鋼筋水泥」（政府投資）的長期依賴已經形成巨大慣性，以至於改革稍遇波折即本能地退回老路。實際上，「調結構」作為經濟工作的基本點已提出多年，但在「保增長」和「控物價」此起彼落的「蹺蹺板」遊戲中一直地位尷尬，直接制約了「蛋糕」的進一步做大。另一方面，發揮市場優勢的前提是實行「藏富於民」的分配制度，但「分蛋糕」方式的不合理卻在現實中長期存在，甚至常常演化為「與民爭利」。這種現象不僅直接導致了社會不公，更抑制了市場潛力的釋放，從而使「調結構」和「轉方式」愈發艱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雖通過「4萬億刺激計畫」咬牙撐過難關，但接踵而至的「股市泡沫」「樓市泡沫」和「民間借貸危機」，無不顯示實體經濟已陷入困境，無法吸納資本，只能任其在體外迴圈，以至於釀成惡果。
獨立伊始，新加坡便毅然拋棄了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也隨之拋棄了依賴國內市場振興經濟的任何幻想。多年來，它一直務實地維持著一個外向型經濟，雖然有過若干次轉型升級，也只是從低層次的「外向」邁向高層次的「外向」。實際上，新加坡的歷任領導人也從不諱言外資和跨國公司對於新加坡的重要性，李光耀更是篤定「新加坡向來是，並將永遠作為跨國企業的中間人」、「新加坡的製造業永遠都要依賴跨國企業」。新加坡主動推動轉型，力求做大「蛋糕」，合理分配「蛋糕」，力保社會和諧以及立足國情妥善處理「做蛋糕」與「分蛋糕」關係的一整套發展哲學，卻可以為各國經濟的「轉軌」提供諸多有益的啟示。畢竟，從根本上來說，經濟發展的要義在於更巧妙地「做蛋糕」、更合理地「分蛋糕」以及更科學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台灣自然也不例外。
打開國門
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令新加坡的處境雪上加霜，但同時也讓政府徹底認清了現實：單靠自己無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65年，新加坡由於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國內市場驟然縮小，原料供應受到極大限制，而且區域貿易中心的地位也受到印尼的嚴重威脅，進口替代工業政策受到嚴峻挑戰。於是，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在一夜之間出現了180度的轉彎——由進口替代工業政策轉向出口導向工業政策。然而，「打開國門」並不意味著馬上就可以擺脫困境。轉型的痛苦無法避免，剛剛萌芽就失去保護的國內製造業遭受重創，很多工人因此失業，一些小企業主損失慘重。更糟糕的是，英國於1967年宣佈提前從新加坡撤軍，這意味著一個重要的經濟支柱即將崩塌。雖然李光耀利用和英國政府的良好關係延緩了撤軍進程，但新加坡的經濟還是因此損失了近10％。
艱難困苦更加堅定了新加坡開放的信念，這無疑是審時度勢的結果。當時，西方發達國家正處於戰後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時期，需要將大量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但全球範圍內此起彼伏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民族主義浪潮阻礙了這一進程。新加坡在此時以開放經濟體的面目出現，自然大受歡迎。為了盡可能廣泛地吸引外資，政府開放了除公用事業和電信業外幾乎所有的部門，對製造業領域的投資更是來者不拒。曾經讓政府操心費神的勞工隊伍，這時成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財富。這些低成本的半熟練工人，吸引了服裝、食品、玩具、紡織等行業的許多企業在新加坡投資建廠。失業問題很快出現好轉，廉價的外籍勞工也開始大量湧入。政府在稅收和土地上的「讓利」政策同樣使投資者受益匪淺。稅收方面，所有保護性關稅在一夜之間被取消，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也先後出臺。土地方面，秉承「繁榮共用、痛苦同當」的原則，政府在初期只向企業收取極低的租金，且無需一次付清，以此鼓勵企業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建設廠房、購買設備及擴大生產上，政府最終通過工業發展和經濟繁榮產生的土地增值「共用」發展的果實。不過，即便是通過土地增值獲利時，政府也沒有藉機對企業進行掠奪，而是為增值的幅度設限。這一富有遠見的土地政策，保證了政府和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和諧雙贏。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清醒地認識到，無資源稟賦的彈丸小國，要想源源不斷地吸引並長久地留住跨國企業，除了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各種優惠政策，還必須在其他可以努力的方面做到最好。因為，環繞著新加坡的是資源和人口遠勝於它的鄰國，不遠的地方則是兩個沉睡的「巨人」——中國和印度。一旦這些國家覺醒，新加坡將難以在區域內立足。為了謀求長遠發展，新加坡必須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勞動力素質、教育水準、創新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但打造一個親商的軟硬體環境卻可以立刻提上議事日程。於是，政府利用經濟發展帶來的積累，同時不惜向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投資建設道路、港口、碼頭、機場和水電設施，努力改善新加坡的基礎設施條件。「軟體」的改善也同步進行，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政府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新加坡的和平和安寧，同時不遺餘力地提高自身的廉潔和透明度；另一方面，法律體系尤其是與經濟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也很快得到完善。一個穩定、廉潔、誠信、守法的商業環境因此逐漸成型。李光耀在談到新加坡的軟環境時不無自豪地說道：「這裡是法治社會，我們從不食言。我們確保國家穩定、工業繁榮，我們絕對值得信賴。」 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新加坡經濟在獨立後的十幾年內即實現騰飛。1965—1970年間，其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7％，20世紀70年代則為9‧4％。其中，製造業的迅猛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例如，在1968—1971年之間，新加坡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13‧3％，而製造業在這一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0‧8％。製造業的崛起不僅直接帶動了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還深刻地改變了其經濟結構。到20世紀70年代初，製造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和貿易不相上下，標誌著新加坡初步完成了從港口經濟到出口導向型工業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製造業的發展還直接產生了發展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客觀要求。政府順應形勢，採取一系列鼓勵政策對上述產業進行扶持。例如，為了推動金融業發展，新加坡政府於1971年成立了國家金融管理局，大力推進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建設。十年間，在新加坡經營亞洲美元業務的銀行就從16家增加到了151家。在交通運輸業中，政府也為發展海運、空運先後投入鉅資。金融、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相繼崛起，為新加坡多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後續的轉型升級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新加坡價值」前路漫漫
二○一二年年末，世界著名的調查研究公司蓋洛普（Gallup）連續發佈了兩份調查報告。其中一份報告關注的是各國國民的「情緒豐富度」，調查者在3年的時間裡，訪問了來自一五○個國家的十五萬（每國約一千人）位居民，問題圍繞「一天中經歷的正面或負面情緒」進行設置，旨在瞭解受訪者日常生活中情緒的豐富程度。另一份報告聚焦於各國國民的「情緒正面性」，由蓋洛普耗時一年、在一四八個國家（每國約一千人）完成調查後匯總結果所得，受訪者被要求回憶自己前一天是否有過以下經驗：休息得很好、受到尊敬的對待、微笑或者大笑、完成或者學到有趣的事。
兩份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激發了有關「財富」與「幸福」之間關係的討論。原因在於，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兩份榜單中，世界公認的富國——新加坡均排名墊底。在前一個調查中，僅有三六％的新加坡人表示自己在一天當中會經歷情緒變化，而新加坡的近鄰菲律賓卻以六○％的比例居首；此外，無論是美國、瑞士、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還是巴林、卡達等石油富國，其比例均遠高於同為發達國家的新加坡。在後一個調查中，有四六％的新加坡人報告自己在前一天有過積極、正面的情緒，這一比例甚至低於飽受戰爭、衝突摧殘的阿富汗（五五％）和敘利亞（六○％）。
新加坡人富有卻不幸福？
兩份報告的結果，似乎指向了同一個結論：新加坡人不幸福。雖然調查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尚待評估，用「情緒豐富度」和「情緒正面性或負面性」衡量「幸福」水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上述結果至少表明：新加坡人的精神世界，不如他們的物質生活那般充實、飽滿。畢竟，在同樣的榜單中，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能與新加坡一較高下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排在了前列，只有新加坡掉了隊。「新加坡人毫無疑問是非常勤奮、非常高效、非常有紀律的，但他們不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蓋洛普的研究者們如此總結。這不由令人想起了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在一九九六年元旦獻詞中發出的呼籲：「讓我們以社會、文化及精神上的發展，來配合我們的經濟成就，使之相得益彰。這樣一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時，新加坡將成為一個真正成功而又成熟的國家，既有發達的經濟，又有優雅的社會。」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過去，新加坡的經濟強健如故，在「文化及精神發展上」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成效不可謂不顯著，但蓋洛普的調查結果還是發出了這樣的警示：距離實現「優雅社會」，新加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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