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餅店的孩子
堀江町的小世界
我的老家在桃園縣大園鄉，大園康家世代務農，家族耕種了一大片地，大都是旱地，有一部分是向前省議員黃玉嬌他們家租來的，她家是大租戶，向日本殖民政府承租，再轉租給我們小租戶，「桃園大圳」那時候還沒完成，旱田收成只能看天，當地農民稱為「看天田」，我們康家雖然種了大片地，有的年頭還是吃不飽。
我多桑（父親）康振福，家中長子，家計壓力讓他從小壓得喘不過氣來，農閒時還得到新竹州（桃、竹、苗）深山樟腦寮做工，賺取工錢貼補家用。十多歲就到台北討生活，在一家日本人開的「藤田製菓」餅店當學徒，學成後自己出來開店，取名「福田製餅」，生意做得不錯，我們大園康家的伯公、祖父、叔叔們隨後也跟著搬過來，在現在的莒光路集結一個康家的小聚落。
我家附近以前叫做「堀江町」，也就是現在中華路二段、萬大路、西藏路、艋舺大道( 汕頭街)、和平西路二段圍起來的block，「町」是日治時期最底層的行政單位，目前行政區劃屬於萬華區頂碩里，那是台北市里民數較多的里，近萬人口，幾千公民，如果選票集中，足夠支持一名市議員當選。
堀江町四周在我小時候還有許多稻田，祖父那一輩曾在那裡種過稻，村落旁有一條新店溪溢流進來的小河道，俗稱「無尾港」。「無尾港」後來漸漸淤塞，1964年高玉樹二度當選台北省轄市長任內，沿著河道築溝加蓋，鋪上柏油，成了現在的三元街、西藏路；在此之前，「無尾港」圍成的淺灘因為在艋舺河港邊緣，逐漸形成近萬人的「堀江町」聚落，大家擠在九平方公里不到的地方，隨著艋舺的興衰起落，世世代代傳承下來。
不少人家已經在此落戶一、兩百年了，像我家門前「洪厝」的祖先，兩百年以前就來此開墾，小時候聽長輩講古，這座「洪厝」的祖先在大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前，就是北部地區大門大戶的人家，台北盆地的大家族除了林維源、李春生之外，再來就是我們這堀江町的「洪合益」家族了。
聚落內跟台北盆地許多地方一樣，也有一座「安公廟」（也有人稱為「尪公」），奉祀唐朝「安史之亂」率兵死守睢陽城的張巡將軍，因為這座廟宇的凝聚，鄰居們組織一個「堀江社」，平時由父老教人演練鑼鼓陣、旗排隊以及歌仔戲，歌仔戲班第一位旦角就是老鄰居林先陣的太太，她的戲本、歌譜、歌詞都來自我們聚落內一位「阿不倒」老先生的創作，曾經對台灣民間戲曲進行田野調查的音樂家許常惠還專程訪問過她，採集她的唱腔、曲譜。
每年農曆五月十五，是我們那邊「安公廟」的祭典，按例聚落內家家戶戶當天都會拜拜請客，新店溪沿線許多「安公廟」都會派出鑼鼓、旗排陣頭過來助陣，在地的「堀江社」訓練出來的歌仔戲班則是一連唱戲好幾天，我們那邊的「安公廟」雖然建築比不上木柵、景美的集應廟、忠順廟那麼氣派，但是父老們總是輸人不輸陣，每年都把祭典辦得很體面。新店溪流域各角頭、村落的「安公廟」，隨著稻穀收割先後，各有各的做醮，每年從農曆三月開始，沿著新店溪，一路辦下來，一直到五月中才輪到下游的堀江町。
充滿「安公」信仰的新店溪，上游分北勢溪、南勢溪，兩溪在烏來附近合流而下，不久在新店注入石碇、深坑、木柵流下來的景美溪，到了艋舺對面的港仔嘴( 現稱江子翠) 又跟大溪、新莊的大嵙崁溪匯合，成了台灣第五大河系的淡水河。清朝時代新店溪、大嵙崁溪上游的山產，主要依靠原住民駕著獨木舟運到龍山寺邊的淡水河畔，這塊河灘地不只成了原住民（平埔族）山產的買賣集散地，也成為原住民獨木舟靠岸的主要碼頭，原住民稱呼他們的獨木舟叫「艋舺」( 台語發音Báng Kah)，久而久之，連帶碼頭所在也叫做「艋舺」。日治之後，日本人以同音的日文「萬華」（日文的「萬華」跟原住民的「艋舺」發音相同）取而代之。
大清朝與日本發生甲午戰爭之前，曾經向地方士紳父老募資，在艋舺與大稻埕之間，花了五年（1879 年至1884 年），建設一座石頭城，從此淡水河畔的艋舺，不只是通商口岸，也是行政中心大門，市容蒸蒸日上，當時民間有所謂「一府( 台南)、二鹿( 鹿港)、三艋舺」的稱號，足見艋舺當年的規模。
日治之後做為通商口岸的碼頭設備更加現代化，日本人在艋舺以下的淡水河沿岸築堤，從環河南路「一號水門」到中興橋頭的「大橋下」設置了好幾座水門，水門外，常有大船停泊，裝卸貨物，那景觀我小時候坐在淡水河的堤防上還可以看到，南洋（東南亞）、唐山（中國）來的遊艇、貨輪、帆船，來來去去，航行在淡水河上，相當壯觀。我小時候雖然不清楚南洋、唐山在哪裡，看著這些大船進出，也對外面世界產生許多幻想。
淡水河水門內，郊商、買辦開設的茶行、洋樓、棧間（倉庫）、藝旦間林立，迪化街附近的洋樓還有三、四落深，通常第一落是店面，隔著一個天井之後才是第二落的住家，第三、四落是棧間，也就是倉庫，倉庫出口直通淡水河畔的碼頭。
台北城許多大戶起先都是傳統的「南郊」、「北行」。「南郊」指的是與南洋通商貿易的行口，「北行」則是與天津等北方港口做進出口貿易的商號，後來他們也跟洋人做生意，擔任洋人的買辦，這些「行」、「郊」分據各水門，例如靠環河南路三號水門，就有做木材生意的黃啟瑞家族，大稻埕的四號、五號水門也有做鹽買賣的辜顯榮家族，再往台北大橋方向走，還有外國洋行買辦，專門進口荷蘭番仔油（煤油）的李春生，這些大戶人家都自備碼頭，供自家汽船、帆船停靠及裝卸貨物，他們過去興建的洋樓，現在還保存著。
日本人除了在艋舺以下的淡水河沿岸開設碼頭，鐵路建設也很積極，南北縱貫鐵路完工後，萬華火車站成了水陸交通集散地，附近運輸服務業也特別興盛，有一家萬字商號的運送公司通行全島，相當有名。這座車站分為前站、後站，前站是縱貫線，後站是「五分車」（小火車）總站兼調車場，這條「五分車」鐵路從萬華後車站出發，先到現在的龍口市場、馬場町，再到螢橋、古亭、公館、萬隆，然後通過景美直到終點站新店，從萬華到公館的路段也就是後來改成汀州路，現在是雙線道，過去是窄軌的小火車路。
我們堀江町緊貼萬華火車站，聚落形成本來沿著新店溪「無尾港」的河灘，縱貫線鐵路通車後，又挨著鐵路聚集起來，小時候順著小聚落的出入主要通路，汕頭街22 巷走出去，過了天橋就到萬華前站，南來北往的縱貫線火車都可以在那裡搭乘。
我初中讀的是台北縣（新北市）的樹林中學，每天必須搭乘縱貫線的火車上下學，早上常常睡過頭，大老遠聽到北門那邊傳來火車開動的汽笛聲，趕快跳下床，臉沒洗，飯沒吃，提著書包飛奔出去，偶爾還能趕得上。
我家距離萬華火車站只有五、六分鐘路程而已，後站的「五分車」鐵路總站從我懂事開始，就看到每天早上一堆人從新店、景美那邊進城，一根扁擔挑著兩竹簍茶青的茶農最多，還有背著大包小包草藥、山產的原住民，以及進城採購的小生意人。
二戰末期，美國軍機轟炸台灣，這條「五分車」路一度也成為我們全家糧食運補的主要管道，我們家附近日治時代有個「陸軍埔」，日本陸軍在那裡駐紮、訓練，裡頭也有空軍高砲，地點就是現在南機場公寓及青年公園附近，每當空襲警報的鬼哭神號響起，鄰近大人、小孩就趕緊躲入家門口簡易的防空洞，有些大人膽子大一點，還站出來觀看美日軍機的空戰，像在做實況轉播一般，眉飛色舞地講給瑟縮在防空洞內的女人、小孩聽。
後來美軍空襲的次數密集了，附近「陸軍埔」又是轟炸重點，不少人家跟著挨炸彈，大家只好疏散到鄉下，我多桑帶著全家人躲到景美附近的「十五份」山區，也就是現在興隆路三段一帶的丘陵地，搭一間茅草屋暫時落腳，那裡當時還是林木茂盛的山野，有幾次晚上睡覺前掀開棉被，竟有蛇在被窩裏取暖，小孩子都嚇得要命。
那地方更大麻煩是找不到東西吃，日本殖民政府在太平洋戰爭（1941 年）之後實施戰時民生物資配給制度，禁止私人販售，家家戶戶憑糧票向官方領取配給。我這家中的長子，當時才五、六歲，常常必須跟著多桑，趁著空襲間隙，搭乘新店線的「五分車」路回到堀江町的「區役所」扛米、提油。
戰後，「陸軍埔」被國防部接收，原本充作訓練基地的廣大綠地，一度由陳重光、辜振甫等北部企業人士與軍方合作，拿去當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場，成為台北政商名流的聯誼中心，後來蔣經國下令收回，高爾夫球運動只留下一座練習場， 其他改為「青年公園。」開放給古亭、雙園地區民眾休閒運動。
那條「五分車」鐵路的小火車，直到1954 年高玉樹打通古亭過去的羅斯福路三、四段，才漸趨沒落，1970 年前後拆除，原有路基改成柏油路面，從公館到萬華後火車站這段，取名汀州路，大部分路段與新建的羅斯福路平行。
就在高玉樹開始開馬路、搞市容，把這個國民黨宣稱的「陪都」搞得比較像樣時，我們家附近這個老聚落並沒有隨著市區繁華而發展起來，1969 年底我競選市議員，那裡大老遠才有一盞100 燭光燈炮的路燈，大部份地區夜晚黑漆漆的，是現在，聚落內巷弄公設、溝渠還是沒有更新，許多日治時期搭建的四、五米高、隔成一樓半的「半樓厝」都還破落地坐落在那兒。
也許因為長期被台北市繁華的腳步遺忘，堀江町反而保留不少台灣人移民社會的原貌，我小時候的鄰居大都來自台北以外的縣市，職業多半是做些城內小生意或是到台北城打打臨時工的黑手仔，「洪厝」一度是那邊唯一的大戶，其他都是樓下兼做生意、客廳，半樓頂當臥房的「半樓厝」。有的剛從中南部上來的人家，連這種「半樓厝」都沒得住，沿著「無尾港」的河邊，釘幾塊木板就住一家人，我上小學時還有同學住在南海路、汀州路一帶的垃圾山，到他們家吃飯，印象最深刻是整頓飯邊吃邊揮手，趕走碗邊沾滿的蒼蠅。
連基層治安所需的派出所，也是我多桑號召左右鄰居參與下、出錢出力蓋起來的，大埔街派出所。雙園國小是我們那附近唯一的學校，記得每次下雨，小孩子都是打赤腳、戴斗笠，踩著泥巴路去上課，直到初中二年級我才有合身的雨衣可以穿，那在堀江町很先進了。
到現在我老家門前還是一條長的小巷子，長是很長，兩百米左右，寬度卻很窄，三米寬左右，屋後的巷子更窄，兩人進出必須側身才能通過，有的還是無尾巷，彎來彎去，不是熟門熟路的當地人，進得去常常出不來。
這樣的窄巷，在我擔任市議員後，台北市消防局長有一天來找過我，「康議員，你可不可以幫幫忙，告訴我你們家附近如果失火，消防車要怎麼樣才能進去救火？」三米巷道，消防車哪裡開得進來？更何況還有更窄的，當然是鄰居失火，大家就要趕緊拿桶接水，合力滅火了，這情形不常有，但也曾經發生過。
我當市議員之後，莒光路才在我爭取之下開闢出來，在此之前左右鄰居到外頭都由這條萬華後火車站一路蜿蜒進來的汕頭街22 巷進出，彼此門對門，牆挨牆，雖然擠一點，大家反而像一家人，大小事包括夫妻吵架，父母罵孩子，一下子就七嘴八舌傳遍了。
這麼擁擠的窄巷，環境衛生倒是做得不錯，從頭到尾，很少看到垃圾或積水，大家每天早上各自打掃門前巷道，整條巷子看起來乾乾淨淨的，日治時代到二戰結束之初，每天都有專人在收廚餘、垃圾，掏大糞，小時候我常常三更半夜被一些到城裡喝酒的鄰居大人路過吵醒，到了三、四點鐘，天還沒亮，就聽到後頭巷子「喀喀喀」的聲音，水肥大隊挨家挨戶在掏大糞，不想聽都不行，戰後直到吳三連擔任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賣大糞都還是台北市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每天早上人力拖運的水肥車運送收集來的大糞，集中在淡水河第一水門，再用小船運到三重埔附近的大糞池集中起來，賣給農民種菜施肥。我們小時候聽大人在嘲笑人家沒知識，就說他是「三重埔大學」畢業的，大學與大糞池，台灣話聽起來差不多。
這樣一個傳統聚落後來雖有不少人隨著台北城內的發展搬出去，但是留下來的卻對這老地方，無論是生活起居，或是談話見解都看得到他們代代相沿成習的傳統風俗。日本人的總督府都已經改成蔣介石的總統府了，我從小到大都覺得我們那裡沒有多大改變。
也因為這樣，當蔣介石政權在全台各地推行國語，收音機、電視在放送那沒幾個台灣人聽懂的平劇，以及那高亢莫名的反共愛國歌曲，我們鄰居們還是照樣堅持我們的「安公」崇拜，每年農曆五月十五大拜拜，照樣歌仔戲、布袋戲一連半個月在廟前酬神公演，而東洋「演歌」以及台語流行歌曲照樣最受歡迎，彼此之間依舊用日文的某某「桑」、某某「將」來稱呼對方，長輩們還習慣在談話中來點日文，還有一些私塾才學得到的「漢文」諺語叫人回味再三。
蔣家政權也在我們那個小小聚落佈建不少義警、義消，充當他們的線民或基層幹部，每次大大小小選舉，也都推人參選，但是不管他們怎麼挑、怎麼推，我們那裡總是有無黨無派的人出來。
從堀江町到蔣介石的總統府，穿過日本人留下來的植物園，走路不過二十分鐘，每年雙十節，他在那裡用他的奉化口音發表他的總統國慶文告，喊他的「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我們這裡還是習慣用台灣話講天說地，談古道今，過我們台灣人生活。
台北城內自從蔣介石來台後，到處是南腔北調的中國兵、中國官、中國人，就是街道也很「中國。」許多只在高中地理課本才接觸過的中國城市，台北城內的街道招牌一一重現，根本不用反攻，蔣介石就像生活在中國了。而我們這堀江町雖然也有汕頭、泉州、漳州、汀洲、西藏、寧波等等街道名字，卻一點也不「中國」。他們懷念他們的大陸江山，我們過我們的傳統台灣，跟總統府內那個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對照起來，我們堀江町好像是另外的國度。
這個充滿台灣味的艋舺聚落歷經兩次改朝換代，許多台灣歷史的重要時刻，都少不了堀江町父老的參與，「乙未割台」（1895 年）後的抗日、日治中期的文化協會講演、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二次戰後的二二八事件，都有堀江町父老的身影。
我7 歲時就參與了一場歷史性盛會，讓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二戰後的第一個「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日本裕仁天皇已經宣佈投降，代表盟軍接收的蔣介石代表還沒來，台灣南北有人暗中搞獨立，有人請求美軍登陸台灣，有人忙著找日本警察報復，而大多數日治時代的士紳大老則忙著籌備迎接「祖國」的「國軍」來台接收，想當然耳地認定台灣「喜離苦雨淒風景」，就該「快睹青天白日旗」，不少地方的人在插「國旗」、教「國語」、練〈國歌〉，我們堀江町當然也不落人後，聚落內平常在「安公廟」前教人演練鑼鼓陣、唱歌仔戲的社團「堀江社」也發動街坊鄰居搭彩樓、掛紅燈，並且裝扮了一支「藝閣」到公會堂( 現在的台北市中山堂) 去共襄盛舉。
我那一天被打扮成「仙童」，坐在「藝閣」上，被大人扛著遊街，到了「公會堂」，旗幛、標語、陣頭一大堆，都到這裡會師，人山人海、鑼鼓喧天，一些大人物在公會堂前發表演講，只聽我們「堀江町」的鄰居在人群中墊腳伸脖子說：「林獻堂上台了！」「輪到林茂生在講了。」至於講什麼似乎不太有人感興趣，我這小孩反正是去湊熱鬧，只聽到大人物在講「歡迎祖國接收」、「祖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人」長得圓或扁也不曉得，只是隔不到一年半，二二八事件爆發，許多曾經到「公會堂」前歡迎祖國接收的鄰居，都被祖國來的軍隊拖去槍殺，在事件剛開始的幾天，還有鄰居組隊出去找祖國來的「阿山」洩憤，中山堂那場台灣人自動慶祝「雙十國慶」的盛大場面，成了我記憶中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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