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威尼斯的經驗
張國城
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校友,能夠為這本書寫一些心得是我莫大的榮幸。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而此一區域文明的傳播和發揚緣於對海洋的運用。從人類有記載的海權史來看,克里特(Crete,公元前二五〇〇-一二〇〇年)是地中海最強大與最早期的海權國家之一。克里特人口密集且成長迅速,由於該島多山,又剛好位於東地中海海上交通的樞紐地位,在戰略位置上有利於向外發展商業,同時又有利於攻擊與限制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所以克里特人很早就向海洋發展以求生存。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公元前二〇〇〇-三〇〇年)是第二批登上地中海海權舞台的民族。他們擅長海上貿易,航行到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在腓尼基人尋求新的貿易對象和新的原料來源之際,他們成為西方第一流的偉大航海者。在地中海沿岸以及一些島嶼上,他們所設立的通商據點紛紛成為新興的文化中心。迦太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威尼斯是地中海海權國家的翹楚。因為威尼斯位於亞得里亞海旁,所以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和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國家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在一四五〇年時,總共有超過三〇〇〇艘威尼斯的商船處於營運的狀態中,其中大部分在必要時可以變成戰艦或運輸船。威尼斯政府要求每艘商船必須搭載特定數量的武器(大部分是十字弓與槍)及盔甲,商船的乘客也被預期在必要時可以武裝起來並進行戰鬥。船上的划手不是奴隸,而是從這個城市或是它的領地(特別是達爾馬提亞)中產生的。在每個教區中,當這些槳手離開之後,他們的家庭會受到教區中其他人的支持。另外債務人一般是在戰船上划船來償還他們的債務。在十三世紀末時,威尼斯已經變成全歐洲最繁榮的都市。在勢力與財富最顛峰的時期,威尼斯擁有三萬六〇〇〇名水手來駕駛三三〇〇艘船,並且主宰了中古時代的商業活動。埃佛利德.馬漢(A. T. Mahan) 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在於六項海權發展原則的優勢-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型態、領土比例、海洋人口、民族性-威尼斯幾乎滿足了全部六項。
威尼斯還提供我們更多海權發展的歷史經驗。時至今日,透過麥克尼爾教授的這本偉大著作,它的故事仍然讓我們了解海權的發展對一個國家如何深具意義。
首先,威尼斯人告訴我們,海權的發展除了馬漢八〇〇年後歸納出來的那六項原則外,取決於國家科技力量的總和。另外,發展海權的動力會促使國家發展科技。人類為了安全地在海上從一地到任一地,需要當時最精密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以及製造工藝;為了在海上摧毀敵人,需要最強的弓箭,接著需要威力最大的火砲,然後是在水底潛行,接著是性能最好的飛機...二次大戰後,美蘇發現要爭奪海權,要能在更遠的距離發現敵艦並予以識別定位後,引導武器攻擊遠在艦上感測器甚至艦載飛機所能及距離以外的目標,更需要無遠弗屆迅速又安全的通信,衛星和軍艦一起成為國家海權的主要組成部分。然後這些用於發展海權的科技-無線電、雷達到太空、衛星及網際網路-早已超越軍事領域,無一不外溢到其他領域,促進了整體科學、技術及製造工藝的進步。
威尼斯船運版圖在十三世紀出現驚人的擴張,與船運技術及航海方法的重要變革息息相關。作者指出:
「...或許改良的關鍵點在於引進更強力的操舵裝置,利用機械的優點,無論是滑輪或槓桿,發揮超過人類肌肉極限的力量。在古老的中古時代,歐洲水手駕船是在靠近船尾的部分划槳前進,這種設備受限於操縱者的力量。大船需要可省力控制的操縱面板,以厚重的常設鉸鏈固定於船的骨架上。於十三世紀引進北方海域的艉板舵輪滿足了這項技術上的需求:它的大小能依需求製作,而且輕易就能創造出適用的聯動裝置,讓舵手即使在大浪中,也能利用機械的優點保持舵輪的方向...發明了更有力的操舵裝置後,船的體積大大增加了,因此帆、桅杆、索具也要跟著調整。就像北方的艉板舵輪裝置,方形帆在快進入一三〇〇年時出現於地中海,且和原本的大三角帆有各種組合方式。另外,船的甲板中央,前後各立起高高的船樓,船樓所提供的優點不只利於防禦,也能提供船員生活的地方,這對冬季航海來說是必要的設備。
...同時,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使新的柯克船更加安全、更為有用。一二七〇年後不久,地中海開始使用羅盤,此後即使在多雲的天氣也能辨別方向,只要記錄船上羅盤方位的每個變化,還有變化發生的時間,即使連續幾日陰天,又看不見陸地,熟練的水手也能合理且準確的推估位置。隨著這種技術越來越老練,地中海的航海圖和毗鄰的海岸線也編制完成,也就是所謂的航海指南,上面顯示了港口間的羅盤方位。只要適當沿著圖表上定義的航線,船隻在冬天也能如夏天般精準地駛向目的地,船長不需依賴天氣晴朗時的太陽與星星也能確認方向。」
就我個人看來,這些偉大發明--艉板舵輪、方形帆、羅盤-在海權發展上的意義,足以和蒸汽機、核動力裝置和衛星比肩。
其次,海洋的利用需要當時最精良的管理技術。船隻的建造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對於人力、工時、原材料及造船場地有綜合的管理策略。威尼斯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在一一〇四年建立了著名的國營造船廠(Arsenal),這座造船廠仿造拜占庭的規劃,由政府管理,專門建造軍用戰艦。後來,國營造船廠開始大量生產標準設計的船隻。工人因專業化發展出獨特的技能與效率,標準化的零件也簡化了修船的難度,政府儲備這些零件,並長期僱用一群專家,以便在需要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指導大量工人們製作出新的艦隊。國營造船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踐了現代工廠生產線的效率及可預測性。在國營造船廠最強大的時期,不需一小時就能組好一艘戰艦。這些優勢和經濟顯然並非一蹴可及。在一一〇四年之後,威尼斯海軍的規模和強度急劇增加。威尼斯不再依靠拼裝的戰艦(例如一〇八一年至一〇八五年對抗諾曼人時使用的戰艦),他們開始可以為戰爭設計戰艦,他們也可以在現有城市經濟、材料及人力的限制下,依場合及戰略的不同派遣其海軍力量。這就讓威尼斯在海上稱雄。
威尼斯人告訴我們的第三件事情是海權的發展不受所謂「海洋國土」的概念限制。「海洋國土」包括海外根據地和經濟海域。事實上從後者來看,目前各國的「海洋國土」基本上經常出現重疊的情況,而且共同開發或引進外資開發已經是全面趨勢。因為海上難有具體疆界。大國之間為海洋疆界發生衝突的情況也逐漸受到遏制。因為除非發動戰爭,在一時間的海洋衝突中獲勝並不能永久性的排除他國在該爭議地區中的事實存在和利用。威尼斯在海戰中屢戰屢勝,但並未也不試圖保證對地中海進行排他性的運用,這正是今天海洋運用的基本原則;中國和越南在南海的衝突就是最好的例子。
威尼斯告訴我們的第四件事情是海外根據地不完全是發展海權的絕對要件。今天除了美國外,任何國家都不容易建立有意義的海外根據地。但不意味著沒有海外根據地就不能有效利用海洋,一一二五年威尼斯人從匈牙利人手中奪回了斯普利特,但匈牙利又趁威尼斯人離開後佔領這座城市。但拜占庭皇帝約翰一世眼見威尼斯海軍展現的實力,在一一二六年對威尼斯人重新開啟君士坦丁堡的市場及其他拜占庭的港口,並提供如同過去一般的貿易特權,說明了這個道理。
今天和威尼斯崛起初期時代一樣,都不是爭取殖民地的時代,過去的殖民地或重要的海上咽喉點(choke point)目前幾乎都已經是獨立國家或為獨立國家所掌握,即使這些國家國力不強,也很難輕易占領或逼使他們接受強國設立海軍基地。一千年前威尼斯人並不想直接統治伊斯特拉半島和達爾馬提亞沿海地區。他們讓當地的伯爵、主教和其他傳統統治者仍繼續保持固有統治權,但威尼斯的貴族定期進入這些港口,以確保威尼斯的利益沒有被忽略。契約界定了各個沿海行政機關和統治城市之間的關係。內容通常包含數量微不足道的進貢,再加上戰時出兵協助,例如供應一、兩艘戰艦。還有,保證威尼斯的船隻有權自由進出港口,無論是為了貿易、躲避風暴或仇敵的追擊。這讓我們看到了今天美國海權的影子。
未來中國可能試圖在緬甸、巴基斯坦或斯里蘭卡建立海軍基地,問題是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忠誠度和同盟關係在戰時恐怕難以確保,因為中國仍必須讓當地政府保持固有統治權,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足夠的海軍實力保為這些海外據點的安全,但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若中國要依托這些基地和美國和印度對抗,它們也勢必會成為美國和印度攻擊和封鎖的目標。而這些國家本身並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足以保衛這些基地。若中國要分兵保衛這些基地,則等於讓本國海岸陷於險境。因此,中國基地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燙手山芋。而威尼斯人早就知道這種孤懸海外基地的缺陷。
威尼斯的衰落也和它海權的下降密不可分。一六六九年,威尼斯人在海外的據點已縮減至達爾馬提亞和愛奧尼亞群島。這城市的活動半徑也縮至地方活動,甚至在亞得里亞海上,威尼斯的船隻也不再重要。相較於極盛時期活躍於區域間市場、偏遠國家經濟上的協調、以及其他活動,威尼斯已成為落後地區,成為活在過去的城市,成為依靠生產(主要是農業)的義大利腹地。但何以威尼斯的海權衰落?又源於經濟蕭條。作者指出:
「...發生在義大利和威尼斯的經濟蕭條,特別是一六三〇年代之後,主因極有可能是長期的燃料短缺,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技術過時、高賦稅、高薪資、因法律規範而僵化的組織(如行會壟斷和工作規則),也可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管理威尼斯的人不再活躍於商場上,而是耗費大量時間在官方規範商業行為,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從短期看,威尼斯政府所採取的方式無疑有助於城市撐過立即的危機,並在現有管理與政治模式中,讓窮人得以分一杯羹。就長遠來說,政府對濟貧和公共衛生管理的努力使得威尼斯商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也讓北方生產者的價格更具競爭性。」
和今天歐洲的困境何其類似!
威尼斯當得起「海權國家」的偉大稱號。它的故事裡雖有許多衝突和糾結,但是很明顯的,發生在過去的事在今天仍舊能找到共鳴,眼前的事又能在往昔中發掘迴響。威尼斯的故事是海洋的故事、冒險的故事、強大經濟力和思維轉變的故事,也是自由經濟和福利國家撞擊的故事。我希望藉由這本偉大的著作,讓各位親愛的讀者能夠理解一個海洋國家倚賴海洋而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戰略等影響,因為它能說明過去、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文作者現為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澳洲國立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內容節錄】
威尼斯貿易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在1104年建立了著名的國營造船廠(Arsenal),這座造船廠仿造拜占庭的規劃,由政府管理,專門製造軍用船艦。後來國營造船廠開始大量生產標準設計的船隻。工匠因專業化展出獨特的技能與效率,標準化的零件也簡化了維修的難度,政府儲備這些零件並長期雇用一群專家,以便在需要時能以最怪的速度指導大量工匠製作新船。威尼斯的國營造船廠已經實踐了現代工廠生產線的效率與可預測性,在其產能巔峰時毋須一小時便能組好一艘戰艦。
1282年至1481年,成為強權國家的威尼斯
在1280年至1330年之間,地中海船隻的設計發生另一場十分重要的變遷。為了因應這場變遷,威尼斯人不僅在航海與貿易上產生戲劇性的變化,與這城市特殊憲法結構互為因果的管理模式也有所不同。事實上,威尼斯的憲法在十四世紀早期定型,一直維持到1797年滅亡前都未曾改變。相反地,十四世紀早期所引進的新航海系統,只維持大約兩百年。
然而,1282年至1481年在海事的技術及組織變遷上,與其他興起的大國相比並不明顯,例如土耳其、西班牙或法國等,都比威尼斯或其他城邦更能匯聚資源。因此,在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威尼斯及其他義大利城邦已無法在他們的商業領域,與這些政治大國媲美,更不用說勝過他們了。換句話說,威尼斯已不再是強權國家,轉而在大部分東正教及部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高度文化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在這個時期一開始,因為中世紀敵對帝國結構的瓦解,助長(也有助於引發)相對較小的義大利城邦達到完全的自治。首先是1204年瓦解的拜占庭帝國,我們已經討論過法蘭克騎士和威尼斯海權的結盟,摧毀了希臘的拜占庭帝國。半個世紀後,德意志的神聖羅馬帝國也隨之瓦解,因教宗成功動員義大利和阿爾卑斯山地區的資源—物質與精神資源同時調動,阻止霍亨斯陶芬王室取得政治實權。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教會政府也脆弱不堪。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在位期間1292年至1303年)試著逼迫法蘭西君主國順從教會,法蘭西因而俘擄教宗,史稱巴比倫被擄時期(1307年至1378年);而將教宗寶座遷回羅馬時,義大利和法蘭西各選出了自己的教宗,為了弭平分裂,又產生了第三個教宗(1378年至1415年)。當統一且復位後的教會政府回到羅馬,義大利城邦的生活模式和政治已較被擄時期取得優勢,正如同法蘭西君主國在上個世紀的成就。教宗回到羅馬後,成為文藝復興的領導者,它的行為比較像是義大利城邦的地方統治者,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領導者。
帝國的瓦解和教宗的統一絕不是讓義大利城邦成為強權的唯一因素,騎士的衰弱也是重要的先決條件。同樣不可缺少的還有義大利城邦能否持續對更廣大的區域動員人力、資源的能力,以達到更大的社會規模。這個持續過程的主要發動者及主要受益者,是少數北義大利和南德-萊茵河城市中的商人和藝術家。只要負責動員人力和歐洲的物資的市民(而不是官員或地方政府)有意識地抱有某種目的,長久以來支配歐洲生命的城邦社會模式,就不再能佔有支配的角色。這個時期約從1280年開始,至1480年結束,或是也可以從兩個事件當作指標,從西西里晚禱事件(1282年)開始,至征服者穆罕默德去世(1481年)。
在這兩百年中,歐洲城邦的力量之所以能保持,是因為在這段時間的初期,歐洲內部經濟流動的工具和地理範圍產生變化。在1280年至1330年間,資本主義者和企業家主要定居在義大利北部城市,在他們的管理下,一連串重要的發明使運輸成本大幅降低。這使得一般消費物品的貿易能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地理屏障已被打破,空間的連結越來越廣,同時運輸時間也縮短了。
此次歐洲經濟組織改革的主要工具是改善的遠洋了。
此次歐洲經濟組織改革的主要工具是改善的遠洋船。在1280年初,一年四季都有都有更大的船在航行,當然也能攜帶更多物資,且比以前更安全,停航時間更短。他們不只航行於地中海、黑海,也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到達北邊的港口。海運當然比陸運便宜,很快地,在1300年以後,商船從熱內亞或其他地中海港口到克里米亞的卡法,或是佛蘭芒的布魯日,已是輕鬆且平常的事。因此,以前歐洲一個個獨立的區域,因一般消費的物品而開始聚集成一個單一、巨大規模、以大海相連的市場。
導讀威尼斯的經驗 張國城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校友,能夠為這本書寫一些心得是我莫大的榮幸。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而此一區域文明的傳播和發揚緣於對海洋的運用。從人類有記載的海權史來看,克里特(Crete,公元前二五〇〇-一二〇〇年)是地中海最強大與最早期的海權國家之一。克里特人口密集且成長迅速,由於該島多山,又剛好位於東地中海海上交通的樞紐地位,在戰略位置上有利於向外發展商業,同時又有利於攻擊與限制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所以克里特人很早就向海洋發展以求生存。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公元前二〇〇〇-三〇〇年...